傳統祭禮：文化血脈的延續

祭禮告訴了「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到哪裡去」，作為傳統社會的主流文化形態，也是我們中華文化血脈延續的重要途徑。

「你是誰？你從哪裡來？你到哪裡去？」門衛簡樸的日常三問恰是哲學的三大終極問題。對此，西方哲學喜用邏輯推演，而中國文化則擅長踐行體悟。若識得中國傳統祭禮，這三個問題自然引刃而解。

所謂「祭禮」，就是祭祀或祭奠的儀式。《禮記?祭統》云：「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又云：「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 孔子認為禮得之於天，效法於地，配合鬼神，貫徹到喪葬、祭祀、加冠、結婚、朝會等各種活動中。只有遵循禮，才能治人，才能治理好天下國家。「五禮」（吉、凶、軍、賓、嘉）中的吉禮就是祭祀之禮，古人認為天地、宗廟、神祇關係到國運之興盛，宗族之延續，故排列在五禮之首。

祭禮不僅是人與天地、祖先溝通的橋樑，而且是跨越時空的活態媒介。在祭祖活動中，祭拜者、祭拜對象、祭拜儀式的規定與指向恰恰應對了「哲學三問」，或許正是因為解答了人生的終極問題，所以「祭祖」禮儀一直長存不衰。可以說，祭禮告訴了「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到哪裡去」，作為傳統社會的主流文化形態，也是我們中華文化血脈延續的重要途徑。

天地神靈之祭

傳統祭禮內容繁複，總體上可分為兩大類，即天地神靈之祭與祖先人鬼之祭。天地神靈之祭就是祭祀天地、日月、星辰、山川、湖泊等自然神靈。按傳統禮制，普通人不具備祭祀神靈的資格，只有一定品級的貴族官員才可以祭祀神靈。

《禮記?曲禮下》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遍。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遍。大夫祭五祀，歲遍。士祭其先。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可見，只有天子可以祭天神地祇，祭四方五嶽四瀆之神，祭山川之神，祭戶神、灶神、中霤神、門神、行神。諸侯、大夫的祭祀權利逐步縮小，士人則只能祭其祖先。僭越身份，對不該祭祀的神靈進行祭祀，被稱作「淫祀」。

遠古時期，我們的先人以為天地、日月、風雨、雷電等自然現象背後存在一種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此種力量可以讓四時更替，山河變換，主宰世間萬物的生死命運，於是將這種超自然的存在稱為上帝。為了壟斷與上帝及其自然神靈的溝通，祭祀神靈的權利就被特權階層所掌控，這就是所謂的「絕地天通」。在這個時期，絕大多數人被剝奪了與神靈交通的權力，庶民祭拜神靈就是「淫祀」，不僅無福，還會受到一定的懲罰。

雖然如此，因生活的苦難以及原始鬼神信仰心理的潛伏，百姓祀神現象依然普遍存在，特別是在遠離王權的區域。「未有君長，俱事鬼神……」（《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即是關於「巴人」尚巫敬神的記載。唐柳宗元認為「力不足者取乎神」，揭示了民間祀神的必然性。魯迅指出：「中國本信巫，秦漢以來，神仙之說盛行，漢末又大暢巫風，而鬼道愈熾。」

兩漢民間巫者充斥，巫鬼淫祀盛行。淫祀作為禮樂文明的對立物破壞了國家正常祭祀秩序，衝擊了國家所尊神靈的獨尊性和神聖性。淫祀使得神靈名目日趨繁雜，祭祀儀式難以按照嚴格的等級進行，威脅到王朝的統治。為了維護王朝的穩定，歷代統治者都竭力主張整頓和禁絕淫祀。禁絕淫祀是為了確保官方對祭祀權力的壟斷，不僅可以增強官方權威，促使民間依賴鬼神向依賴官府轉變，而且清理了鬼神信眾群體，防止「長亂積惑」，維護基層社會的穩定和國家的統治秩序。

淫祀是民間根據避禍禳災、求福求財的需要而設立的祭祀，具有頑強的生命力，有些民間祭祀還有利於朝廷的統治。依據「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御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左傳》）的原則，統治者不僅默認一些祀典外的民間神祇，個別神靈還進入了祀典，享受官方祭祀。如江南蘇州地區的金總管、劉猛將等神靈在明代本來均為民間土神，遭到過正統士大夫的攻擊，可後來卻紛紛被列入祀典。

佛、道教的興起與發展為民間祭祀提供了合法性保護，許多祀典外神靈被納入佛、道教的神靈系統。儒、釋、道三教合流也使各種神靈祭祀具有了官方認可的祀典意義。當然，由於民間生活的多樣性與豐富性，新的神靈總是不斷地產生以適應人們精神生活的需要，而這也正是傳統民間信仰與民間祭祀長期存在的必然規律。

祖先人鬼之祭

天地之祭關乎神靈信仰，具有宗教的屬性，自然從形而上的層面解答了人的本原和生活的意義。但由於人神隔離，特別是對神靈祭祀的限制，人神關係與人祖關係相比自然疏遠了很多。自上而下的祖先人鬼之祭成為真正影響國人的核心文化。祖先崇拜是中國的一種古老文化，古人認為先祖是類之本。正如《荀子?禮論》所記：「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

此外，古人深信靈魂不滅。如此，經由儒家的提倡和推行，祭祖成為傳統中國日常生活中的一種儀式性文化。祭祖如同傳統中國的文化基因，它攜帶著遠古文明的記憶，裹挾著東方文化的智慧，一直延續至今。無論是外來佛教的因果轉世，還是基督宗教的上帝創世，都難以撼動它在國人心中的地位。從2008年起，我國將清明節定為法定節日，這從法律和制度層面對民間祭祖給予了肯定與支持。

根據文獻及考古資料，大約從西周起，祭祖與祭上帝並列，確立了敬天尊祖的觀念。《禮記?王制》記載：「喪從死者，祭從生者。支子不祭。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先秦時期，已經形成了規範的祭祖儀式。因秦滅學，禮學遭到極大破壞，漢儒雖然努力恢復傳統禮儀，但重新綴輯的禮儀著述難與先秦古禮相媲美。

至宋代，被保留下來的漢儒禮儀著述更是寥寥無幾。為解決宋代禮俗矛盾的社會危機，恢復傳統禮儀文化，名儒朱熹先後編寫了《祭儀》《古今家祭禮》《家禮》《儀禮經傳通解》等多部禮儀著作。朱熹特彆強調要重視祭禮，認為「蓋人之生，無不本乎祖者，故報本返始之心，凡有血氣者之所不能無也」。通過祭祖來「報本返始」是做人的基本要求。出於對祭禮普世化的期待，朱熹提出「庶人無廟，可立影堂」。其祠堂之制顯然未違宗法舊制，但有關祠堂可祀四代神主的主張，實際是將「五世則遷」的「小宗」之祭落實到民間社會。儘管朱熹把始祖及先祖排除在祠祀之外，卻又認同以墓祭的形式舉行「百世不遷」的「大宗」之祭，以抒發慎終追遠、尊敬孝穆的情操。

明嘉靖宗廟祭禮改制推動了明代社會祭祖禮儀的變革，始祖祭祀取得合法性。大宗祭祀逐漸轉變為以始祖為重點，而小宗祭祀亦逐漸打破宗法和《家禮》的限制，蛻變為大宗祭祀。庶人雖不得立家廟，但可以通過聯宗而加入興祠祭祖的活動。

清代以「禮以義起」，肯定民間祭祀始祖，突破朝廷只祭高曾祖禰四代的限制。民間追祀高祖以上的始祖，親盡不祧，祭祀遠至十幾代，甚至幾十代，嘉道間學者李兆洛說：「今庶士家宗祠，動輒數十世，族之繁者，木主幾無所容。」

上至天子，下至庶民，雖然祭祖的禮儀、文辭、名稱、器物繁雜有別，但以禮事親的本義是一致的。經歷代儒家的提倡，事親的「孝」與事君的「忠」相結合，家國成為一體，對父母、祖輩的「親親」、「尊尊」也轉化為對君師、朝廷的「精忠報國」、「尊卑有別」。可以說，祭祖所塑造的民俗風尚有助於公德的樹立，也有助於國家的治理。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論語?學而》）「慎終」為「喪」，「追遠」為「祭」，如果能做到對死者慎重舉行喪禮，並在日後定期舉行祭禮、不斷追思祖先，那麼，社會道德風尚就能夠漸漸篤厚起來。

祖先祭拜禮儀

傳統社會中，家國、忠孝、生死、榮辱，等等重大的人生價值都與祖宗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日常生活、歲時節日中的祭祖活動更通過一整套嚴密的儀式程序影響著人們的世界觀、人生觀及其倫理道德。因此，祖先祭拜禮儀有著豐富的內涵與規範。

（一）祭祖的內涵

祭祀在外有禮法，在內有涵義。就祭祀的次數而言，不可太過頻繁，因為次數太多就易生厭煩；同理，次數也不能太少，因為次數太少又容易忘記。所以聖人遵照天道，根據季節的變化，規定了一年四祭。

據漢代董仲舒《春秋繁露?四祭》記載：「古者歲四祭。四祭者，因四時之所生孰，而祭其先祖父母也。故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蒸。此言不失其時，以奉祀先祖也。」古人比較重視春秋兩季的祭祀。春天，萬物復甦，陽氣聚攏，祭祀中也彷彿將親人迎接回來一般，內心喜悅，所以會奏樂；秋天，草木凋零，陽氣返而陰氣重，祭祀中彷彿又將親人送走，內心悲哀，所以無樂。按照祭禮，感念親人有一套方法，即通過想像親人在世的行止，使親人完全回到自己現實的生活中，如同道教的「存想」修行一般。「見到」親人又會引發「凄愴」、「怵惕」，這是一種互動的效果。

古禮也非常重視父母的忌日，認為忌日當天如同亡親的日子，除了想念父母外，不敢有一點私心雜念做其他的事。這一天就如同在辦理父母的喪事一般。由於每年都有父母的忌日，故而，孝子有終身之喪。所謂「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禮記?祭義》）「思終身弗辱」的意思是，敬養父母、敬享父母的心一刻也不能遺忘，而是應該思慮如何能守住孝子的本分，好好地孝敬父母，所以說「君子有終身之敬，君子有終身之哀」。

祭祖是一種自盡其敬的行為，舉手投足，都要必恭必敬。所謂「孝子之祭也，盡其愨而愨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禮記?祭義》）「盡其愨」、「盡其信」、「盡其敬」、「盡其禮」，這都是在講存於心中的精神感情沒有不盡到極點的。孔子的「祭如在」，就是講祭祀過程中如同先人真的在場，孝子的行為舉止如同是在執行先輩的命令。只有這樣，才是真正孝子的祭祀之道。

（二）祭祖的程序、儀容

祭祖前要做好準備，進行必要的預備性禮儀，主要包括散齋和致齋兩部分。散齋七日，可以在齋室外進行，七日內不御、不樂、不弔；致齋三日，在專門的齋室進行，主要內容就是思念死者生前的居處、笑語、志意、所樂、所嗜等五個方面。致齋於內，讓祭祀的人專心於所思之人；散齋於外，防止外面事物的干擾。通過三日的齋戒，因其專心致志地思念，祭祀之禮必定瞭然於胸，就像真的看到了所要進行的祭祀。即「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禮記?祭義》）。

在神位前奠置祭饌時，孝子一定要做到「容貌必溫，身必詘，如語焉而未之然」，因為先人已開始享用祭品，孝子更要謙恭謹慎，如同在他們面前侍奉聽命。祭祀完畢，即送別先人後，儘管其他助祭都出去了，孝子依然要謙卑安靜地站立在那裡，思念親人，就像再也看不到他們了，以此來表達孝子的送別之意。

不僅如此，等到整個祭祀儀式結束後，孝子仍然是滿懷思念，望眼欲穿，就像親人還要回來一樣。所以在行為舉止方面依然同祭祀時一樣，行必恐，身必詘，立必卑。思慮不違親，耳目不違心，日常生活中不敢有任何過失。如此，方能做到「事死如生」，也算真正符合祭祀的真義。

荀子曰：「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愛敬之至矣，禮節文貌之盛矣，苟非聖人，莫之能知也。聖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為鬼事也。」（《荀子?禮論》）儘管對於聖人、士君子、官人、百姓不同的主體而言，祭祀有著不同的意義與價值，但表達「思慕之情」，寄託「忠信愛敬」則是不變的主題。

祭祀的過程是「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最終達到「諭其志意」的目的。在這整個過程中，祭主的一舉一動都關涉到與祖先亡靈的交感，「有見乎其位」、「有聞乎其容聲」、「恍惚以與神交明交」，只有祭主感知到與祖先亡靈的交感，「祭」的意義才能得到充分的實現。當然，這種莊嚴肅穆並具神秘色彩的祭祀儀式本身也充滿了教化的意味，讓後人在潛移默化中秉承「追養繼孝」的傳統美德。

傳統祭祖對今天的人們來說，確實顯得繁縟難解，特別是對祭者的行止要求，更顯得苛刻並充滿了神秘色彩。但是如果你思考「哲學三問」這樣的終極問題，不也要面臨神秘與宗教的元素嗎？而我們的傳統祭祖在回答這樣的問題時確更顯人文的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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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文匯報 文/李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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