寬刑重法的仁君漢文帝
一位感動皇帝的女孩
漢文帝清靜無為，政府盡量不干涉經濟生產與社會生活，不依靠政府投資拉動經濟，開放各項資源，不壟斷，輕徭薄賦，讓利於民，藏富於民，他施行的政策幾乎與秦朝完全相反。秦朝奉行嚴刑峻法，統治極為嚴酷，漢朝的法律以秦朝的為藍本制訂，漢文帝對此並不滿意。
剛即位，他就召集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商量要廢除其中的「相坐法」，他認為罪犯的父母、妻子、兒女並沒有罪，卻要受到罪犯連累一起遭受處罰，這樣的法律很不合理。丞相陳平、周勃都反對廢除「相坐法」，但在漢文帝的反覆堅持下，這一規定終於被廢除。但這一善政並未持續多久，十幾年後漢文帝被方士新垣平欺騙，一怒誅殺了他的三族，等於又恢復了「相坐法」。
漢文帝還多次大赦天下，加強教化，以仁德教育民眾，寬刑簡政，意圖營造一個「人人自愛而不敢犯法，先行義而廢棄恥辱」的社會，當時全國每年處理的罪犯不過數百人。
自周秦以來，肉刑持續了一千多年，這項刑罰極為殘酷不人道，它包括了黥（人臉上刻字）、劓（割掉鼻子）、斬左或右止（同「趾」，砍掉左或右腳）。中國的傳統認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得損傷」，凡受肉刑者就會被整個社會遺棄，對於受刑者來說是一種永久性的精神、肉體的雙重打擊。
公元前167年，齊國的太倉令（管理倉庫的官員）淳于公犯罪應該處以肉刑，被逮捕押送長安。淳于公沒有兒子，只有五個女兒，他抱怨自己只有女兒，沒有兒子，在危急的時候一點忙也幫不上！他的小女兒緹縈（tí yíng）悲傷哭泣，決定跟隨父親一起到長安。到達長安後，她上書給漢文帝：「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復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原沒入為官婢，贖父刑罪，使得自新。」
漢文帝閱讀了這封信後，被深深打動，寫了一條批示給御史大夫：「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憐之。夫刑至斷肢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因此下令廢除肉刑[1]。
兩千年後，在感嘆緹縈的親情與勇氣之餘，我們也驚異於一個普通的小女孩竟然可以給皇帝寫信並得到了正面的回復，這是因為漢文帝允許所有人都可以給他上書提意見。為了聽取批評意見，在即位的第二年漢文帝就廢除了「誹謗妖言罪」，他認為「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漢文帝每次上朝時，只要遇到隨從官員上書提意見，他都會停下車來接受，意見不可行的就放在一邊，可行的就採納。
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
在武將方面，漢文帝發現並重用了周亞夫——未來文景之亂的漢軍主帥。周亞夫是周勃的兒子，公元前158年，匈奴六萬騎兵入侵，周亞夫為將軍，率軍駐紮在長安郊外的細柳。漢文帝親自視察勞軍，先到了其他兩個軍營，皇帝的馬車直接就可以駛入，將軍則率領部下騎著馬迎送。
等漢文帝到了細柳，發現將士們全身披甲，手執兵器，弓弩都拉滿了弦隨時準備戰鬥。漢文帝的前鋒先至，卻被攔住不能進入軍營。前鋒說：「天子且至！」軍門都尉回答：「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
沒多久，漢文帝到了，又被攔住不得進入，於是漢文帝命令使節手持皇帝的符節對周亞夫說：「吾欲入勞軍。」周亞夫這才命令開門。守門的士兵向皇帝車騎轉達周亞夫的命令：「軍中不得驅馳。」於是漢文帝一行人挽住了馬轡慢慢前行。進入到軍營里，發現將軍周亞夫手持兵器，對漢文帝行拱手禮說：「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
漢文帝聽到後肅然起敬，為之動容，他手扶車軾（車前橫木），派人對周亞夫說：「皇帝敬勞將軍。」敬禮完成後離開，出了軍營門，隨從的大臣都感到震驚。漢文帝說：「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漢文帝接連稱讚了許久。過一個多月，匈奴退兵後，漢文帝提拔周亞夫為掌管長安治安警衛的中尉。漢文帝在臨死前告誡太子：「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
後來的事態發展足以證明，漢文帝非常知人善任，他一貫欣賞、重用的是有才能、有個性如賈誼、晁錯、周亞夫這樣的人，而不是善於逢迎的奴才。漢文帝在位期間充分證明了他的政治能力，他巧妙地逐步解除了功臣集團的權力，但並未選擇激烈的手段，而是逐漸用舉薦的人才來代替，這避免了權力交替經常帶來的政局動蕩和衝突，另外新人才也需要在實踐中逐步證明自己的能力。
唐太宗虛懷納諫、尊重大臣的人格，他認為「致治之本，惟在得人」，非常知人善任，他手下的文臣名將盛極一時，李靖、李世績、魏徵、房玄齡、杜如晦等人都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政治、軍事人物，貞觀之治的文治武功正是在唐太宗領導下，由這一批人傑策劃、執行並完成的。
[1]《史記》卷10《孝文本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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