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風流人物，還看唐朝。

從她在太宗時期做才人開始，就不斷捲入政治鬥爭的漩渦之中，直到她死後，因為她的統治而形成的政治風浪還遠未停息。但是，武則天作為帝王，創造了非凡的業績，她一肩挑著兩個盛世，「政啟開元，治宏貞觀」，在她執掌政權的半個世紀里，國家富強統一，社會繁榮安定，人民安居樂業，生產持續發展。那是唐代歷史上一個社會經濟大發展的時期。誠如胡戟先生所說，「武則天去世前後八年里，發生了七次宮廷政變，一度嚴重動蕩的政局也未能阻止開元盛世的到來，更可見她打下的基礎是堅實的」（《武則天本傳》，第129頁，三秦出版社1986年）。

在武則天走向皇后寶座的過程中，長孫無忌被告謀反，並使一大批元老大臣被清除。武則天的皇后地位就這樣得以鞏固下來。在武則天臨朝稱制的日子裡，李氏子孫遭受到滅頂之災，政治風浪再起。接著是徐敬業以皇唐功臣、公侯冢胤的身份，糾集了一批失意分子，在揚州起兵叛亂。宰相裴炎、將軍程務挺等也因此被送上了斷頭台。為了登上皇帝寶座，武則天直接受理人民來信，發動告密運動，酷吏與恐怖政治因之興起。李唐宗室倉促起兵，但這樣不得人心的動亂，很快被平定，李唐宗室被斬盡殺絕，酷吏政治癒演愈烈。武則天的晚年，在繼承人問題上陷入了困境，武、李之爭風波迭起，朝政時局又變得撲朔迷離。結果給武則天帶來了一個不公平的結局，使她在一場意料之外的政變中結束了帝王生涯。

從武則天到玄宗初期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首先，以宮廷鬥爭為主的高層權力鬥爭並沒有衝擊到整個政府機構的正常運轉，各級統治機構保持著較高的辦事效能。武則天臨朝稱制到稱帝期間，儘管存在著濫用酷吏，搞恐怖政治，以至發展到失控的濫刑，但是酷吏政治也是由她自己親自結束的。尤其是採取了一系列打破常規、破格用人的措施，滿足了社會上正處於上升地位的一般地主和廣大官吏謀取政治地位和經濟特權的要求。對於武則天用人的評價，唐中期陸贄的說法很有代表性，即「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陸宣公集》卷17《請許台省長官舉薦屬吏狀》）。統治機構的正常運轉以及整個官僚隊伍包括官僚的候補層的穩定，是這一時期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重要前提。

其次，農村形勢的安定，是武則天統治時期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基礎。武則天執政的幾十年間，全國沒有發生過一場成規模的農民起義，這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社會安定時期。她制定了嚴格的對地方官吏的監督標準，保證恢複發展生產的政策能夠得到貫徹實施。在她全面執掌政權的初期，已經把勸農提到了建國之本的高度，並且在制度上採取了相應的措施，這是農村形勢穩定的保證。

如何解決由於土地兼并和人口增長帶來的土地佔有狀況與人口分布不均的問題，以及解決與此相關的財政問題和因為人口流動而帶來的基層社會秩序問題，是武則天統治時期面臨的一個重要任務。解決的辦法是，一些地方採取有計劃的移民，緩解「土狹人稠」的壓力。在新得到開發的地區，不斷設置州縣來加強管理，放寬人口流動的控制。另外，武則天時期對逃戶採取了審慎的政策。對那些脫離國家的戶籍，流入地主富豪之家的隱藏的佃戶，或逃到山林等地廣人稀地區進行墾荒的農民，最初提出的解決辦法，也主要是基於把它看成一個由於吏治敗壞而導致的社會問題，沒有認識到這是一個具有深層原因的社會經濟問題。因此，中央想要通過對地方官的督察來改變這種情況，而地方從自己的實際利益出發，對檢括逃戶並不積極。二者的這種矛盾，迫使按察使的派遣經常化，但逃戶問題並沒有解決。 經過多年的醞釀，到武則天末年，派出了打破原來御史台系統和地方制度的專門的括逃使，對於那些還在從事農業生產的逃戶，採取加強管理，因勢利導的審慎政策。不僅赦免逃亡農民脫戶的罪責，准許他們就地落籍，甚至通過免除賦稅和貸給種子的辦法來對他們加以安輯。這就使得逃戶成為當時經濟發展的一個推動力。並且隨著人口的自然流通和增長，增加了許多新的居民點。國家控制的著籍戶口因此有所增加。

武則天統治的前後，作為國家徵稅依據的戶口統計數字，有了很大的上升。據戶部的統計，永徽三年（652）全國380萬戶，到神龍元年（705），增為615萬戶（《唐會要》卷84《戶口數》）。著籍戶口以平均每年百分之零點九一的速度增長，在古代歷史上是一個很大的數字。一方面說明了武則天統治政策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同時也反映出當時的政治和社會穩定狀況（參《汪篯隋唐史論稿·武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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