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鎏金與銅鎏金價格有什麼差距

最新 07-15

鎏金工藝是古代金屬器物的鑲金方法，也稱火鍛金，有著悠久歷史和獨特的工藝技巧，是我國古代技術的光輝成就之一。隨著鎏金工藝的傳入和發展，出現了大量的鎏金藝術品，其中鎏金工藝以其絢麗的紋飾，優美的造型，寶光四射的魅力，在給人們藝術享受的同時，還起到撫慰心靈的作用。戰國時期出現了銅鎏金工藝，隋唐盛行，延續至明清，到民國，乃至現代的港台地區，鎏金工藝仍然收到人們的推崇和敬仰！

尺寸：直徑24.2cm--創作年代：8世紀--「仁薦」款

唐代金銀器是古代工藝美術中的絢麗的瑰寶，本件銅鎏金鏨刻花卉紋碗線條流暢，器壁輕薄，其使用錘揲之法，頗具美感。其為瑞典重要收藏家卡爾·坎普（Carl Kempe）舊藏，傳承有序。其口沿外侈，呈五瓣花形，弧壁下斂，底承圈足外撇。碗心及內外壁皆鎏金鏨刻一簇簇折枝花卉紋，莖葉分明，線條流暢婉轉，器底一隅劃刻「仁薦」款。其大團花的裝飾風格與陝西省扶風法門寺塔基地宮出土的「唐代鎏金鴛鴦團花雙耳大銀盆」頗為相似，可資比對，為唐代御用茶器。

唐代金銀器是古代工藝美術中的絢麗的瑰寶，錘揲之法利用金銀較為柔軟的特性，在敲打之中更好地將之延展，使器物成型，為外來工藝中對中國金銀器影響最大者。雖然考古數據顯示，我國在東周時期的金銀加工技術中就已出現了捶揲技術，但此種技術一直未見廣泛用於器皿成型製作。隨著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大規模展開，西亞、中亞等地的商人、工匠紛紛來華，他們在帶來大量國外產品的同時，也帶來了包括金銀器製造在內的不少工藝技術。

唐代金銀器的製作加工技術亦即複雜精細巧妙。在當時，就已廣泛使用了錘擊、澆鑄、焊接、切削、拋光、鉚、鍍、鏨刻、鏤空等工藝。從出土的唐代金銀器可以看出，裝飾工藝技術已達到很高水平，有些還一直沿用至今。在這些技藝不斷發展的同時，政府機構也對金銀器的製作大力支持。唐前期，在朝廷中就建立了金銀作坊院，將大量的工匠集中起來，相互學習，取長補短。並且在這種機構里製造東西，可完全不受外界物質條件的影響，這就大大促進了金銀器的發展。南北朝以來，胡風盛行，皇室貴戚尤其喜好西方的珍玩器皿。外來文化和藝術品對日常生活習俗以及審美要求都產生深刻的影響，直至唐代風氣不減。

縱觀唐代金銀器，不僅種類繁多，而且紋飾極為豐富。其特點是，初唐時期，無論器型還是紋飾，都具有明顯的波斯薩珊朝風格，紋飾以凸棱、連珠紋及單點動物紋為常見。另外，以纖細的纏枝忍冬、四瓣或八瓣花及線條簡略的折枝花為主，花與人物相襯時結構鬆散。如八棱帶柄杯、花銀高足細柄杯、胡人像銀扁壺及凸雕虎紋銀壺，即是典型之器。中唐時期，隨著經濟的發展，貴族官僚追求享樂日盛，金銀器製品增多，波斯薩珊朝風格的造型已不能滿足需要，轉為兼收我國傳統的銅器、陶器、漆器的器型。花鳥紋盛行，纏枝花、綬帶紋豐滿流暢，已具有團花的格局。西安何家村窖藏所出器物，大多屬這一時期的代表。晚唐時期，器型繼承前期：團花紋飾已從原來的陪襯地位一躍而成為主題紋飾，這也是團花紋飾的黃金時期；纏枝花則漸趨呆板被綬帶紋取代。由此可見，唐代金銀器經歷了一個由簡單轉向複雜的過程，從唐初的波斯薩珊朝風格轉向中國傳統風格，本件大碗從其裝飾紋樣觀之，應為唐代中期之作。

8世紀銀鎏金鏨刻花卉紋奓斗-

尺寸：直徑15cm--創作年代：8世紀--重311g--「思玉」款--八世紀

此奓斗為銀質，鎏金鏨刻花紋，其口沿外侈，呈四瓣花形，自口向下收斂，如漏斗之狀，短束頸，溜肩，扁圓腹，底承矮足。器身腹部兩面鎏金鏨刻折枝花卉紋，莖葉分明，線條流暢婉轉。器底一隅劃刻「思玉」款，與此相似者，可見2008年春拍「中國早期金銀器」專場中的「唐五曲折枝簇花紋鎏金大銀碗」（Lot74，成交價：GBP446，100），此碗亦作花瓣口，鎏金裝飾花紋，器底劃刻「仁馬」款。

唐代金銀器是古代工藝美術中的絢麗的瑰寶，本件奓斗線條流暢，器壁輕薄，其使用錘揲之法，頗具美感。錘揲之法利用金銀較為柔軟的特性，在敲打之中更好地將之延展，使器物成型，為外來工藝中對中國金銀器影響最大者。雖然考古數據顯示，我國在東周時期的金銀加工技術中就已出現了捶揲技術，但此種技術一直未見廣泛用於器皿成型製作。隨著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大規模展開，西亞、中亞等地的商人、工匠紛紛來華，他們在帶來大量國外產品的同時，也帶來了包括金銀器製造在內的不少工藝技術。

縱觀唐代金銀器，不僅種類繁多，而且紋飾極為豐富。其特點是，初唐時期，無論器型還是紋飾，都具有明顯的波斯薩珊朝風格，紋飾以凸棱、連珠紋及單點動物紋為常見。另外，以纖細的纏枝忍冬、四瓣或八瓣花及線條簡略的折枝花為主，花與人物相襯時結構鬆散。如八棱帶柄杯、花銀高足細柄杯、胡人像銀扁壺及凸雕虎紋銀壺，即是典型之器。中唐時期，隨著經濟的發展，貴族官僚追求享樂日盛，金銀器製品增多，波斯薩珊朝風格的造型已不能滿足需要，轉為兼收我國傳統的銅器、陶器、漆器的器型。花鳥紋盛行，纏枝花、綬帶紋豐滿流暢，已具有團花的格局。西安何家村窖藏所出器物，大多屬這一時期的代表。晚唐時期，器型繼承前期：團花紋飾已從原來的陪襯地位一躍而成為主題紋飾，這也是團花紋飾的黃金時期；纏枝花則漸趨呆板被綬帶紋取代。由此可見，唐代金銀器經歷了一個由簡單轉向複雜的過程，從唐初的波斯薩珊朝風格轉向中國傳統風格，本件奓斗從其裝飾紋樣觀之，應為唐代中期之作。

18世紀（英國喬治三世時期）（為乾隆宮廷特製）銅鎏金太平有象水法轉花音樂自鳴鐘。

此銅鎏金太平有象水法轉花音樂自鳴鐘尺寸巨大，造型精美，結構複雜，構思巧妙，以五盤發條為動力源組成各自機械傳動部分，完成走時、打點、打樂和大象表演等各種動作。鐘體共五層，由下至上，底層為樂箱，四角以四個中國大力士為足，樂箱八面嵌銅鎏金山水景物，正反面和兩側共有四組水法；第二層為計時部分，外罩銅鎏金山石座，山石正面嵌三針白琺琅錶盤，背面嵌白琺琅轉換樂曲盤，有六首樂曲供選擇，分別為加沃特兩首（GAVOT），小步舞曲（MINUET），吉格（JIGG），舞曲（DANCE），無詞歌（SONG）；三層為銅鎏金大象立於山石平台上，大象的活動裝置藏於象腹內；象背馱六角亭一座為第四層，亭內坐希臘擎天神阿特拉斯，手擎可旋轉的黃道十二宮經緯儀，亭上為雙層可旋轉的料石花；頂層為一朵可旋轉的銅鎏金菠蘿花。座鐘內插有一張舊卡片記錄了20世紀初波斯愷加王朝皇室（Qajar）鐘錶匠對其數次修復的情況。史料記載此座鐘應為波斯國王納賽爾丁?沙阿?卡扎爾（Naser al-Din Shah Qajar）（1831-1896）在1890年於倫敦購藏，後于波斯皇室內遞藏。此座鐘由英國製表匠皮特-拖克勒（Peter Torckler）大約於1780年前後為乾隆宮廷特別訂製。此座鐘造型精美，結構複雜，構思巧妙，以五盤發條為動力源組成多個自動機械傳動機構，完成計時、打點、打樂和大象表演等各種動作。象腹內藏一套機芯配獨立開關，山石和樂箱內共藏四套既各自獨立又相互聯繫的機芯，開關位於樂箱底部。當上下兩個開關同時開動，樂聲響起，樂箱四面水法旋轉，宛如瀑布奔流，象眼轉動，象尾搖擺，象鼻亦合著節奏在緩緩的捲起與落下的同時亦規律的往複運動，象背上的六角亭內，坐著希臘擎天神阿特拉斯，手擎隨著樂聲一同旋轉的黃道十二宮經緯儀，亭上雙層料石花亦如風車般旋轉，頂部菠蘿花同時轉動，整體氣質典雅華貴，絢麗奪目。此座鐘裝飾上中西合璧，為中國宮廷設計製作，在清代造價亦非常昂貴，被當作貢品從達官顯貴手中一級一級傳遞到宮廷內部，同類座鐘可見於北京故宮，歐洲人常稱此類工藝精湛、裝飾精美之奇巧座鐘為「乾隆鍾」。而與其他同時代之奇巧座鐘相比，此種的表演層次與結構則更為複雜新穎——時鐘整點：打點、打樂、四面水法啟動；時鐘運轉至三、六、九、十二時：大象與其他機械裝置一起運動，也就是說，每隔三小時，所有主要的制動裝置均啟動一輪，並且，大象不僅象眼轉動、象耳前後扇動、象尾左右擺動，象鼻在單方向勻速轉動的同時亦左右往複搖擺，栩栩如生。目前存世的大象文物鐘的表演形式可大致分為兩種，一種是象鼻沿著固定的順時針方向運行，每旋轉六十度完成一次捲起與落下，六組舒捲動作之後完成一周的運行；而另一種則是在象鼻保持固定彎度的情況下，機械開始運動象鼻則沿著順時針方向均速轉動，並無其他伸捲動作。這兩種傳動原理都只是在象鼻兩種方向的運動中進行了選擇，而只有此座鐘象腹內的機械傳動機構才真正實現了將兩種方向的運動迭加，既有象鼻旋轉與升降的功能，亦同時實現了對往複運動的控制，這種新穎的大象表演形式無論在當時亦或現在皆極為獨特，以目前所見存世極少。現在故宮所藏太平有象座鐘皆無法達到此種機械運動程度，其中一座與之極為相似的銅鎏金象馱琵琶擺鐘象鼻亦只能進行單向轉動，可見其技藝之新穎。在此基礎之上，在山石與樂箱的空間內，另外的四套機芯，分別完成對走時、打點、打樂和四面水法旋轉的控制。結構設計精妙簡約，使得此鍾能夠實現從上到下，每一層都有精彩的演示功能，每每啟動，皆為觀者留下難以忘懷之印象。

明清兩朝恰逢世界歷史在經過大航海時代而走入工業時代的重要時期，而在這長達六個世紀的漫長時期中，東西交流中的許多重要歷史時刻都是由鐘錶或者說是由鐘錶所象徵的西洋奇技所銜接。自1600年利瑪竇獻自鳴鐘予萬曆皇帝，至1793年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使團向乾隆敬獻一台代表了英國國家現代化程度，經英王慎重考慮而選定的天文地理音樂鍾，歷經兩百餘年，鐘錶已經深入中國宮廷，不僅為歷代統治者所喜愛，也成為西方打開東方這座緊鎖大門的一把鑰匙。而「太平有象」這一為東方人所喜愛的紋飾，不僅象徵著天下太平、五穀豐登，亦將「國有象則天下太平，家有象則吉祥平安」美好願景孕育在裝飾紋樣之中，成為明清時期各類珍玩所常採用的主題，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的《萬國來朝圖》即描繪各藩屬及外國使臣到紫禁城朝賀的盛大場面，以大象為首，整個朝貢場面宏偉壯觀。與此同時，由於乾隆對於精奇新穎的英國座鐘的喜愛，中國成為英國出口鐘表的重要國家，現在故宮所藏的許多極為精彩的鐘錶均為此時期向英國購買或訂製的，是件座鐘特選擇「太平有象」這一紋飾，又因其裝飾精美與繁複新穎工藝來看，或為乾隆宮廷所特製的座鐘之一。

康熙五十四年御制銅鎏金交龍紐八卦紋鍾

尺寸：應鐘高31.1cm；蕤賓高31.5cm--創作年代：康熙五十四年

「應鐘」「康熙五十四年製」銘款

「蕤賓」「康熙五十四年製」銘款

清代時按古制於壇廟祭祀和殿陛典禮兩類場合使用中和韶樂。而樂器的種類和配件非常講究，以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類材料（又名「八音」）製造，凡十六種、多達六十多件。編鐘屬金屬類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系，而它的歷史更可追溯至商代。據萬依在《故宮博物院藏寶錄》（香港1985年出版）的「金鐘編」所述，除了1978年湖北隨縣出土的一套戰國編鐘達64件之多外，此後朝代的宮廷編鐘多為16枚一套。到康熙時，雖仍保持著16枚一套的制度，但在音律的編排上略有改動。

兩件鎏金編鐘器形呈圓酒桶形，腹腰稍寬，下口平齊，和戰國時代編鐘原型的扁圓而下口帶角的造型頗不相同。康熙朝亦統一了編鐘的大小，以鐘壁的厚薄和重量來調節高低音調，有異於前朝以小鍾發高音，大鐘發低音的做法。依《清會典圖》所記，發音最低的「倍夷則」重達清秤180兩，而發音最高的「應鐘」則達清秤380兩，差別逾二倍之多。鐘身前後分鑄「八卦」紋一組，橫向以鼓釘，縱向以回紋分隔。兩鍾正面中央分別鑄陽文楷書律名「應鐘」和「蕤賓」，背面鑄年款「康熙五十四年製」。下方近口處鑄八個「音乳」，作擊打之用。保存完好，除少處磨耗外，鎏金整體金光輝映，令人想像到康熙時祭祀典禮全套齊懸在金漆雕木編鐘架上時所展現的華貴及莊重。

清乾隆銅鎏金鏨花嵌畫琺琅西洋人物煙壺

尺寸：高6cm--創作年代：清乾隆--「乾隆年制」款

煙壺為銅胎，小圓口、束頸、扁腹、橢圓形圈足，兩腹以畫琺琅裝飾，通體銅鎏金鏨刻花紋。花蓋下內連一匙勺，鼻煙壺頸部及肩側均鏨刻纏枝花紋，枝葉蔓蔓，精緻細膩，壺底陰刻書寫「乾隆年制」四字楷書款。腹部兩面橢圓形開光，內通景描繪西洋人物，一面繪少女半身像，另一繪紳士半身像，兩腹所繪內容當為連貫畫面。少女長發高挽，衣裙華美，攜花側身而立，其容貌俊俏，安靜閑適；男子一手持花，深情望向對面的少女，衣著鮮艷，打扮時髦。畫琺琅技術自傳入中國後，在康、雍、干三朝得以發展，三朝作品在造型、釉色、紋飾、落款等方面都各具特色。乾隆年間的畫琺琅器裝飾趨向「稠密」、「細緻」的堆砌式，更多了中西合璧的裝飾方式，如此件鼻煙壺，其小巧秀美，紋飾做工兼有中西方風格，為模仿西洋畫風的作品。

自中西方貿易禁止被解除後，歐洲的畫琺琅器傳人中國，並以貢品、禮品等形式進大清宮廷。這些舶來的畫琺琅工藝品，引起了清代皇帝及王公大臣的關注，於是清政府分別在廣州和北京宮廷專門設立了琺琅器製造作坊，借鑒掐絲琺琅器、瓷器和料器的生產，並吸收歐洲畫琺琅工藝製作方法，經若干年努力，終於成功地燒制出了在圖案題材、器物造型、琺琅色彩以及使用功能等各個方面，具有自身風格特點的畫琺琅器，並且一直影響到現在。彼時，中國的藝術形式頗受西方推崇，而西方的繪畫風格影響了清代宮廷及民間的審美趣味，此煙壺所繪人物即帶有明顯的法國洛可可藝術風格。這種非對稱的、富有動感的、自由奔放而又纖細、輕巧、華麗繁複的裝飾樣式，即為洛可可藝術的典型風格。其為巴洛克風格與中國裝飾趣味結合起來的、運用多個S線組合的一種華麗雕琢、纖巧繁瑣的藝術樣式。此煙壺所繪女子艷麗而纖弱柔和，帶有一種天真的成熟之態，其身著絲綢衣裙，儀態萬方。她那種求愛、矜持和順從的表情尤為嫵媚，而男子則殷勤風雅，姿態優雅，這一切都賦予周圍景緻以遠離塵囂的寧靜和詩意的氣氛，從而體驗到人的最溫柔的情感，散發出一種天真爛漫的氣息，可是又不無刺激。此煙壺所飾內容描畫細膩精美，筆繪清晰，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體現了西方藝術對中國工藝美術領域的滲透與影響。

再者，金胎琺琅器屬稀世珍品，一般琺琅器的表面多全部為琺琅彩所遮蓋，只在口沿和足沿部份露出胎骨，施以鍍金。而此壺則以銅鎏金鏨打而成，部分器面更以鏨花作裝飾，此華美器物當屬清乾隆時期宮中造辦處所制。觀其釉面，釉質瑩潤，施彩精到，色澤柔和、艷麗，有廣東琺琅彩的風格。此煙壺用料考究，鎏金燦然，造型精緻，製作工藝考究，畫面秀麗，畫工精緻，是一件風格鮮明的乾隆朝時期的新式畫琺琅精品，為不可多得之珍品。相似作品亦見Baur 收藏和 George Bloch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