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徒勞」的悲壯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者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孟子·盡心上》

李零：徒勞的悲壯

最近我老琢磨一個怪問題，即古代的「現代化」。我總覺得中國的「百家爭鳴」和緊隨其後的秦漢帝國，在思想氣氛上和社會組織的設計上都有點象我們現在講的「現代化」。所以北成勸我讀點福柯，特別是他講資本主義「現代化」的兩本大作。我很感謝北成、遠嬰，感謝他們把我那本「束之高閣」的《規訓與懲罰》（英文本）翻成中文，並把此書的姊妹篇《瘋顛與文明》（亦英文本）也一併譯出，（1）讓我和其他中文讀者知道，在這樣一個世界還有這樣一個人，他吃著「現代化」，喝著「現代化」，但並不感恩戴德，也並不心悅誠服，冷水潑得你一頭冰涼。

福柯是個大名鼎鼎的「怪人」，一位專門跟現代文明抬杠的「楚狂」。他的書給我們提供一種獨特的「發明史」（他常用「發明」一詞指下述「組織」和「技術」的誕生）。它既不是講先民作弓矢網罟漁獵，從百草中選育五穀，從萬獸中馴化六畜，埏埴陶冶制器，服牛乘馬致遠；也不是講現代人引為自豪的電燈電話，飛機戰艦，火箭、電腦、避孕套。它講的是一種更高級的「技術」（「權力技術學」或「權力經濟學」），即人怎樣把活生生的人任意改造，當作可摶之泥，可塑之器，可以「到處生根發芽的種子」，可以「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的牛羊。甚至還能把他們標準化、格式化、數量化，編為程序，組裝成機器，只要電鈕一按，頓時一片轟鳴；或者摘心換腦，使你習焉而不察，積非成是，達到指鹿為馬的地步。

福柯的《瘋顛》是講現代精神病院的「發明」，《規訓》是講現代監獄的「發明」。書中有年代序列，有文獻考據，據說也算嚴格的史學著作。可是他不寫這不寫那，單單挑中瘋人院和監獄，專從這類「權力關係」來講現代社會的演變軌跡和基本設計，拿它們當現代社會的縮影或象徵，這卻頗有庄生寓言的味道（書中術語也往往帶有隱喻的色彩）。

福柯的書乍讀令人驚訝（似乎危言聳聽），繼而讓你害怕。彷彿身在陽光之下，心在噩夢之中，「過去」與「現在」可隨意切換，「自己」與「他人」也時有混淆。「權力關係」像一張大網，緊張和壓抑憋得你透不過氣。

也許是孤陋寡聞吧？這樣的書我還是第一次讀到。

福柯的「發明史」，重點是講現代。他說他沒有興趣「從現在的角度來撰寫一部關於過去的歷史」，而只想寫一部「關於現在的歷史」。（《規》29頁）

《瘋顛》一書，時間跨度有六百年。話題是從「瘋人」在歷史舞台上的出現談起，即中世紀末隨著麻風病的消退，瘋人開始取代麻風病患者，成為社會排斥和隔離的新對象。然後是歷述這種排斥（隔離機制）的各種變形：文藝復興時期（十四——十六世紀）是用「愚人船」放逐他們（就像舜投凶頑於四裔）；古典時期（十七世紀）是把他們當「社會垃圾」和罪犯，盲流一起關進收容所，叫「大禁閉」；啟蒙時期（十八世紀）是他們當「瘟疫」來隔離，叫「大恐懼」；終點是十九世紀，即把瘋人與罪犯分開，當病人看待，與「正常人」隔離，實行「治病救人」的「人道主義」。這樣才形成現代的精神病院。

同樣，《規訓》也是講類似時段里的類似變化。它的聚集範圍雖然窄一點，主要是講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刑罰制度的轉變，即從菜市口殺頭那樣的「公開處決」到圍到高牆深院的「隱蔽執行」，從五花八門的酷刑設計到形式單一的「統一懲罰」（只有「咔背兒」即死的極刑（如絞刑、斬刑、槍斃，坐電椅）和按罪行輕重遞為增減的量化徒刑），但終點相同，強制改造之中也寓有「挽救」之義（通過「感化」和「反省」等等），由此發展出以「規訓」為特點的現代監獄。

福柯討論的時段同《資本論》大體相同，（書中多次引用此書和馬克思的其他書），焦點也是十九世紀，十九世紀以前的「血淚史」是被當作現代社會的「史前史」。十九世紀以後，馬克思沒見，福柯也沒講。這不是他的忽略。因為在他看來，本世紀仍是十九世紀的直接延續（書中提到一九七二——一九七四年的法國監獄暴動），並非資本主義的「新紀元」。

讀福柯的書你會發現，他的風格不僅是「出奇制勝」，喜歡講偶然，講斷裂，講意想不到的變形，其實還有個特點是專愛「揭老底」，喜歡講「萬變不離其宗」，講「換湯不換藥」（後者和他的價值判斷關係更大，並對「打通古今」很有用）。人家越是說「進步的不得了」，他越要說「退步也不少」。比如從中世紀的麻風病院到現代的精神病院，從車裂達米安（Damiens,刺殺法王的兇手）到現代監獄，前後的反差已足夠強烈了吧？但作者的用意卻根本不在「憶苦思甜」。他反而是想提醒讀者：「權力機制」是一種揮之不去的夢魘，即使它的形式已經面目全非，但類似的「發明」總有功能的連續。

總之，在福柯眼中，這不過是大毛蟲變成了花蝴蝶。

人類社會組織並不就是人力的集合（「團結就是力量」），其功用也未必在於對付自然災害或狼蟲虎豹。在福柯看來，它的一切精巧設計（哪怕是最文明的設計），主要都是為了對付「人」——我們這些聰明固為眾靈之長，兇殘實亦超過猛獸的「裸猿」。（2）

人對付人的辦法一向很殘酷。比如在中國古代，有一項至今還讓我們自豪的發明是名曰「蹴鞠」的足球。據馬王堆帛書《十六經》，黃帝殺蚩尤，剪其髮做旌旗，肅其皮做箭靶，充其胃做足球，腐其骨肉做肉醬，令天下嘗之，以儆效尤，傳說最早的足球竟是用人胃製成。那時的人對虐殺同類，甚至吃掉同類是並不感到臉紅的（《水滸傳》中的英雄也往往吃人）。

酷刑的延續相當長，廢止相當晚，而且至今不能徹底。儘管古代的「肉食者」早就有人從吃牛羊而想到自己，終於「不忍其觳觫」而「遠於庖廚」「除秦苛法」（？）的漢代也有過「除肉刑」的壯舉（參看沈家本《歷代刑法考》的《刑法分考》五），但它作為一種制度受譴責而廢止，離現在可非常近。比如福柯講車裂達米安，那種撕筋裂肉、死去活來的場面，二百年前在歐洲還是家常便飯。前不久，我在賽克勒/弗利爾美術館做研究，曾從該館收藏的《The bishopPapers》看到一批清末行刑場面的照片，其中有潑婦罵人所謂「挨千刀」的「凌遲」（當時典守檔案的 Colleen Hennessey女士還以我是無意翻到，竟連聲道歉，說不該讓我看到「這些令人難過的場面」）。這種技術性極高（寸割而不死），表演性極強（萬人爭睹）的酷刑，其廢止已到一九零五年（而且據說還是沾了「友邦不悅」的光），距今更不過八十多年。可見人類的進化是多麼慢。

對現代社會的「井然有序」和「富於人道」，福柯並不認為是道德改善和知識進步的結果。在他看來，人類懂得「誅心」的妙用（「武鬥只能觸其皮肉，文斗才能觸其靈魂」，「用一個人的大腦代替億萬人的大腦」或「用億萬人的大腦代替每個人的大腦」），學會用「規訓」來制服人的肉體和靈魂，變得「文明」起來，乃是權力機制自身的演變。酷刑既緣於暴政和叛亂互為因果，則其廢止亦必在於雙方的「撤火」，即「犯罪的暴烈程度減弱了，懲罰也不那麼激烈」（《規》73頁），以及隨著經濟活動的重要性越來越突出，犯罪形式開始由流血型更多轉向詐騙型等等。

福柯講現代監獄，特意提到十八世紀理性的一項傑作，即受當時流行的環形建築影響，邊沁發明的「全景敞視監獄」。這種監獄有點像歐式體育場（起源於希臘、羅馬），但觀看者和被觀看者的位置正好相反。囚犯是關在環形四周，如群星拱北斗而朝向中心的監視塔，令獄吏可以一覽無餘，而他們卻看不見獄吏。這設計巧不巧？夠巧了吧。可福柯說，它恐怕是受勒沃（Le Vaux）設計的凡爾賽動物園的啟發，其實仍然未脫「困獸之籠」的原型（就像我們從出租汽車仍可看出黃包車的原型）。

在福柯所說的「規訓機制」（監視、考評和記檔案等）中，「監視」這一環特別重要（法文本「規訓」即作「監視」）。過去我在山西農村當老師，當地還保留著私塾的遺風，上課講得少，背得多，放學前還得「寫仿」（摹寫老師的臭字）。有位同行有絕招。他把辦公室兼卧室設於教室後牆的隔壁，牆上開一小窗，窗上捅一小孔，只要預先授讀一遍，即可回屋大睡，令學生覺得背後有眼，一直吟誦不絕。（人只會「向前看」，不象兔子，視角可以超過三百六十度，逃跑時無須瞻前顧後，他最怕背後打黑槍）我體會，現代社會的「沒人管」或曰「自由」大抵如是。它後面都有這種「看不見的眼」（當然還能通神的錢，即亞當·斯密所說「看不見的手」）。這個「困獸之籠」可以不設柵欄，照樣叫你就範其中，就像中國古代兵書講的「太公釣魚」或活動家講的「形格勢禁」，不愁不上鉤，不怕你不老實。

在福柯的書中，他所談的社會組織多是些可即小見大的局部組織，如軍隊、監獄、工廠、學校、醫院、修道院。它們雖分工不同，但機制相似，功能互補，有如犄角鉤連、頭尾相救的陣圖，是一種很大的網路。第一，它們都有社會排斥的機制，即把一切為保障社會的高速發展而甩下來，不能消化，不能處理，因而有礙「文明」秩序和「理性」觀瞻的東西（如貧窮、犯罪、不發展和各種廢料等等），拋棄於「秩序」之外，任其自生自滅。或隔離於「秩序」之內（當然是藏掖遮蓋於某種角落），眼不見為凈。精神病院是其象徵。第二，它們都有一整套強化訓練的機制，可以像馴化犬馬，或我們中國人養金魚那樣，一代代培育其遺傳性徵，最後都讓你分不清哪是它真正的「天性」。（3）這種訓練是無所不在的（到哪兒都不能「缺乏組織觀念」），足以保證按社會需要預先訂製和合理配置他們，並把一切不合理的「廢品」重新「回爐」。監獄是其象徵。

在現代社會，「現代化」是個最多歧見也最多共識的話題。儘管由於階級、種族和宗教的衝突（或窮人反對富人，窮國反對富國），對立雙方總是劍拔弩張，但「現代化」對誰都是個「香餑餑」。特別是其技術化的特徵，更是「擋不住的誘惑」。

讀福柯的書，我老想起黃仁宇先生的近著《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和他的其他幾本書，黃先生有兩句口頭禪。一句是「長程的合理性」，一句是「千軍萬馬，從數字上去管理」。前一句是講觀察歷史的方法。他認為道德義憤和意識形態宣傳只會扭曲史實而無助其評價，歷史上的許多「你死我活」，如果放寬眼界去看，滲上幾百年，死上幾代人，一旦超出當事者的「恩恩怨怨」，真相必落於「兩造」之外。所以對現代的國共之爭，他會持「各有一半功勞」之論，令人覺得好像「大水沖了龍王廟」。後一句是刻畫「現代化」的特徵，強調各種社會、經濟和政治組織的充分發育和規範化，上下貫通和成龍配套，從而形成「超越國際的技術性格」。

讀福柯的書，我們也會發現黃先生講的那種「千軍萬馬，從數字上去管理」，而且也一樣可以領略到它的「技術性格」。甚至我還有一種感覺，它的許多技術設計，恐怕都不僅僅是屬於「現代」的。例如黃先生已提到，歷史上的中國如秦漢帝國，就已有這方面的衝動。它不僅有龐大的文官系統（及相應的考核、選舉、監察制度和檔案制度）和內容詳盡的法律，還有福柯說的「廢止肉刑」和「量化徒刑」，當時整個社會被二十等爵和刑徒制度所覆蓋，就像在高速公路上開車，「前有虎狼，後有追兵」，「人」是處於一種殘酷的「工藝流程」之中，那種「理性設計」，若對比於西洋史是足夠令人驚訝的。（4）

在福柯的書中，作者雖然講的是同一歷史現象，但他和黃先生的立意可大不相同。他所關心的已不是用「技術設計」來超越「意識形態」，而是對這種「設計」本身持否定態度。他把現代社會的「理性設計」（即「社會秩序，肉體和道德的約束，群體的無形壓力以及從眾（conformity）的要求」）稱為一種「龐大的靜止結構」，它「使歷史陷入既得以成立又是受譴責的悲劇範疇的地方」（《瘋》前言），並說「我們都意識到監獄的各種弊病，知道當它無效時是很危險的。但是人們無法『想像』如何來取代它。它是一種令人厭惡的解決辦法，但是人們似乎又不能沒有它。」（《規》232頁）

「長程的合理性」在這裡變成了「長程的不合理性」。

「現代化」在現代的「有效」和「有限」都有不爭的事實。一方面，它既然植根於標準化、格式化、數量化這類機制，當然也就可以自動複製，自動擴展，也許會在某一天早上，真把這個世界弄得「一球樣」（美國在這方面最典型）。但另一方面，這個世界對「現代化」也並非逆來順受，一直有激烈反抗（儘管它反而加強和完善了這個「現代化」，使之產生「抗體」，增強了它的「免疫力」——權力機制都有這種功能，古代農民起義有類似經驗。畢竟還留下了許多「化外的蠻荒」，「死角」和「漏洞」，各種「非正式制度」，可憐的「印第安保留地」和人文傳統的頑固壁壘，既讓它的設計者感到遠未臻於完善，也叫登臨廢墟的懷古者感到「永久的失落」。

人與命運的抗爭曾是希臘悲劇的主題。在現代思想史上，「實體」與「自我意識」，「人」（馬克思稱為「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與「唯一者」，「本質」與「存在」，還有現在時髦的「結構」和「解構」，到處也都有這種「強大」和「弱小」的對立。福科採用十八世紀的本來說法，把它們稱為「理性」和「非理性」。從福柯的「發明史」我們可以發現，他所碰到的難題是一種固有的矛盾，即一切社會機制的效性都離不開「拿人不當人」（所以個人對它的配合也就在於「別拿我當人」）。但是正如書中引用米哈伊爾大公閱兵時所說的話：「很好，只是他們還在呼吸」（《規》188頁），美中不足的是：人畢竟不是東西。

在「理性」和「非理性」的關係上，福柯並沒有打算用「非理性」去取代「理性」（以卵擊石），也沒有打算用「理性」本身去克服「理性」（以毒攻毒）。他沒有為我們提供任何「可行性方案」，而只是提出了一種反叛世俗的理解，即專為一切「不正常」打抱不平，公開宣稱「理性」乃是「另一種形式的瘋顛」（5），而「非理性」才是前者的「真理」（瘋子先於瘋人院，罪犯先於監獄，後者是為了對付前者才發明，見《瘋》前言）。

福柯為「非理性」的抗辯並非是在鼓勵大家抽瘋，而只是表達了他對資本主義「現代化」從根子（十八世紀理性）上的懷疑，表達了他自甘被這種「理性」視為譫妄和狂放。

福柯對「現代化」的揭露是屬於「遺傳機制」的揭露（把「權力」的「話語結構」當DNA）。也許正是由於他的「求之過深」，它留給讀者的將是一種「無所逃死」的失望。人們可能會說福柯太悲觀，但他的「無可奈何」卻並非西西弗的滾石或吳剛伐樹。它更像銜木石以填滄海的精衛，「徒勞」之中也令你驚嘆其悲壯。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日寫於北京薊門裡

注釋：

（1） 後書在大陸有浙江人民出版社的譯本，讀者不妨對比二者的優劣。案「規訓」，法文本原作surveiller,義為監視，英譯本改為displine，是根據作者本人的建議。這裡的displine是「紀律」一詞的動詞化（書中作名詞譯為「紀律」），指通過訓練而使人的言談舉止合於規矩準繩。譯者創用「規訓」一詞（漢語中沒這個詞），是想傳達作者所說通過訓練使人「規範化」Norma，便於監控的複雜含義。這兩本書皆未經作者看校，手民之誤太多（我參加翻譯的高羅佩《中國古代房內考》經桂冠再版亦然），如作者福柯，按台灣習慣改姓傅倒也罷了，然《瘋顛》作「傅柯」，《規訓》作「傅科」，竟好象是兩個人。

（2） 人是最不挑嘴的「雜食動物」，除巨毒之外，幾乎什麼都吃，甚至推其仁愛之心而及於動物，覺悟始終有限。比如現在歐美人提倡保護動物，反對日本人吃鯨魚或中國人吃狗，但他們自己卻不肯放棄吃牛羊豬（雖然據科學家講，豬的智力一點也不比狗低），或雖拒食牛羊豬，卻不妨大吃雞鴨魚，遠不如古代方士的服餌金玉硃砂，黃精白朮和釋家的戒食五葷來得更加徹底。

（3） 任何社會或文化都有一種默契，就是假定每個人都懂規矩而知習俗。如果有人壓根兒就沒受過這種訓練，那麻煩可就大了，美國會說：「Are yo crazy（你瘋了嗎）？這就好比一隻家犬，如果見了主人不是搖尾乞憐（它本來哪會這個），而是沖腳脖子就咬（這才是它的看家本事），人們非說它是瘋狗不行。福柯所說的「瘋」其實就是這種「瘋」。

（4） 中國的歷史學家曾困惑於西周封建與歐洲封建的相似。同樣，十八世紀的啟蒙思想家也從明清帝國發現過他們追求的「理性設計」。這類「相似」或「錯位」根本不必稱為「萌芽」或「早熟」。它似乎說明，過去我們認為很大的一些組織（所謂「社會形態」），都是參差不奇的一種「叢體」，完全可以進一步分解，其局部組織的各自「發明」都並非那麼「突如其來」，而是有較早的來源，較長的延續，較多的變形，既受系統制約，又有獨自的發展線索。甚至我還覺得，「現代化」如果不是指與含糊不清的「傳統」相區別，或突飛猛進的技術躍遷，單就社會組織而言，它恐怕遠沒有想像的那麼新。

（5） 馬克思也說資產階級社會是被「商品拜物教」給弄「瘋」了。據福柯結實，這種「瘋癲」是一種alienation，即醫生用為「精神錯亂」之義，而哲學家用為「異化」之義的同一個詞。（《瘋》19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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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讀書》1994年3期作者：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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