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敏欣：中等收入陷阱不是經濟陷阱，而是政治陷阱

59歲的裴敏欣似乎總是悲觀地看中國。

擔任美國加州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府學教授的裴敏欣，是中國恢復高考後的第一屆大學生，1980年代赴美，後取得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他長期研究發展中國家轉型、中美關係，中國出身，加上師承政治學大師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研究中國見解獨到，讓他在西方社會迅速成為當代中國研究的重要學者，相關著作更被列為重要參考之一。只不過，如果在學術圈裡提起裴敏欣的研究，批評者最常點出的問題是：太悲觀。

裴敏欣研究威權統治精英、研究腐敗，從不諱言中國當前體制會走向長期停滯。但讓批評者無法忽視的是，在每一篇研究背後，裴敏欣有強而有力的問題意識，以及充足的實證研究。

這些年，裴敏欣的身分，也不限於學術圈。他定期在國際媒體上評論時事，去年還曾跨行拿下亞洲出版業協會的最佳新聞評論獎。

趁著裴敏欣近日到香港和台北演講，裴敏欣以敏銳的中國問題學者的身分與我們談話。和兩年前的公開照片相比，他的頭髮明顯白了不少。在訪談里，他談到民主發展、中國在全球治理的角色，以及最新的中國轉型研究。

以下是訪談內容：

FT中文網：中國的課題很多，但您長期研究的主題都聚焦在中國轉型。為什麼您特別關心轉型問題？

裴敏欣：研究生時期，我最關心的是政治發展，從1960年代開始研究，到1980年代主題延續到政權轉型、民主轉型。以前研究政治現代化，後來研究如何從威權政權，轉換為非威權政權（不見得是民主政權）。我師從亨廷頓，他更是相關領域的權威。

理論上我關心轉型議題，但實際上我關心中國的前途，因為中國就是一個轉型社會，希望通過研究轉型，能更深的理解中國，對中國長遠發展有一個基本判斷。

FT中文網：回頭看中國近年的發展，有什麼關鍵變化，與您關心的中國轉型話題相關？

裴敏欣：首先，我們該怎麼定義近年？我想可以從過去五到十年來看吧，有三件偶然事件，影響了中國。

第一，2007年當選的接班人，改變了黨的軌跡。他在接班後有革命性的變化：通過反腐等等手段，打破規矩，結束了1990年後政治秩序（post-Tiananmen political order）。

第二件事，我認為是2008年的金融危機，它產生了兩個後果。首先，它改變黨對世界格局的判斷。在金融危機之前，當局相對謹慎，認為西方民主自由勢力佔上風。但在美國發生金融危機之後，為中國的「美國衰落派」提供實際根據，影響了中國的外交政策，結束韜光養晦。

2008年還有另一件事，是中國信用泡沫。現在來看，當時救市、刺激經濟措施過頭了，後果嚴重。

再來是2012年，薄熙來下台，改變中國高層內部的格局。

在前一個時期，不管對外對內都是謹慎，對外韜光養晦，對內是以防為主，而不是進攻性的政治壓迫。但目前遊戲規則不一樣了，空間愈來愈小。

FT中文網：面對即將到來的大會，您會觀察哪些重點？

裴敏欣：我不關注這次大會發生什麼，我關心的是大會之後發生的事。十八大以來，中國領導人打破了原有政治秩序，大會之後，就要看他「立」的能力。

要立什麼？得看是中國的需要，還是政治的需要。從中國的需要來看，得趕緊解決信用泡沫，降低金融體系風險，同時要進行經濟改革、去掉殭屍企業，這些改革需要花上政治資本，也跟領導人對問題認識的程度有關。

另外，中國社會還有許多問題，最終都涉及到價值觀。

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新的秩序嗎？這就是中國的將來？這是一個困難的問題，但必須要問。

FT中文網：中國積极參与全球治理，您觀察到全球秩序有什麼新變化？中國面對的挑戰是？

裴敏欣：現在世界形勢變化，給予中國很有利的戰略機遇。但接下來的問題是，中國能否在某些領域發揮更積極的作用？還有，中國是否有能力？

比方說全球事務，特別是氣候變化、多邊組織、全球安全，自由貿易體系，中國在這些領域要起到積極作用，是既有得又有失，並不是甘蔗兩邊甜。

由於美國的「美國第一」政策，使得西方盟友、世界上大部分國家失望，盼望有其他政治實體能替代美國的領導地位。但中國是否有能力替代美國？中國雖然有實力，但在軟實力、政治價值層面上能否被信任？

第二，從經濟能力上來講，中國經濟實力目前仍遜於美國。美國經濟規模是18萬億，中國是11萬億。在全球化裡面，中國仍是出口大國，這也是一個限制，還不是世界最大的市場。中國強調維護現有的世界貿易體系，說穿了仍是貿易出口體系，而不是進口體系。

再從安全層次來說，中國是區域強權，不是全球強權。中國如果要在東亞提供區域安全，除了會與美國產生衝突，跟東亞其他強權也有衝突，這使得中國面臨到真正的困難。

雖然中國遇到了成為世界領導的機遇，但真正能利用到的機會很少。目前看來，能利用到的機會只有一個，就是氣候變化議題。

中國是全球二氧化碳產出大國之一，中國有能力做到、也能夠做到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因為減排與中國長期經濟發展相吻合，中國有機會在這個議題上以實際行動來樹立世界領導的地位。

西方民主沒有一片黑暗

FT中文網：您前面提到中國在全球治理上會碰到政治價值是否被信任的問題。您怎麼看中國近來關於「普世價值」的討論？

裴敏欣：我認為在討論這件事情上，用英文來說都是「framing issue」，看討論的人怎麼去包裝議題。我們應該要把抽象的概念，與平時生活遇到的現象聯繫在一起，用一般民眾能接受的問題來討論。普世價值是人身最基本的權利。

FT中文網：2016年國際政治動蕩，民主困境話題落入公眾的目光，特別是在中國引起不少關於民主的討論或質疑。您怎麼看？

裴敏欣：這是一個很合理、而且應該提出的問題。全球目前最大的困惑，是西方民主體制可能遇到二戰以來最嚴重的生存危機。全球化資本主義、自由民主體制出了問題，當思考中國今後走向是如何，會有這些疑問和討論是可以理解的。

我認為民主目前是failing system（衰落中的體制），而不是failed system（已衰落的體制）。

短期內，西方世界的困境，會大大減輕西方在意識型態領域對中國的挑戰，甚至，中國政府在短期內都不會擔心這樣的挑戰。

FT中文網：該如何解讀民主的現狀？

裴敏欣：要先做一個判斷，有些問題是結構性的，有些是周期性的。現在全球碰到的民主困境是周期性還是結構性？目前還看不出，沒有足夠證據能讓人信服這是一個結構問題。比方說民粹主義目前只在英、美成功，還不是一邊倒：英國脫歐公投只有4％的票數差距，希拉里拿下美國普選的多數票。至於在德國、法國、北歐，民粹主義並沒有成功掌握政權。現在的西方世界並不是一片黑暗，而是美國出了大問題。我們不能把美國問題和西方民主發展連在一起，這是一個基本判斷。

另一個判斷，從人類發展角度來看，哪一個制度被證明為最成功？

所謂的成功，是有最多人受到最大優惠、得到最大安全、最大的幸福，目前仍然是自由民主體制和市場經濟體制。

第三，民主體制有自我糾錯能力。現在在美國，抵抗特朗普的勢力明顯存在，從媒體、司法系統（除了最高法院）、到聯邦體制等都在強烈限制特朗普的權力，使得美國政治格局呈現一個stalemate（僵局），這就是民主體制的自我改造能力。明年美國期中選舉，能再看選民怎麼看右翼民粹，是否會把多數民主黨送進國會。再過一年，就可以知道民主糾錯能力是否存在、是否有效。

圖：巴西出現了持續多年的政治動蕩

中國改革的陷阱

FT中文網：您長期不看好中國當前的體制，媒體報道也多次引用您的觀點或研究，談論中國可能走向經濟崩潰或腐敗崩潰。但仍有學者認為中國政權保有韌性。是觀點被誇大了嗎？

裴敏欣：首先要澄清，嚴肅學者從來不講崩潰，崩潰是不可預測的。會說崩潰的，一般都是記者或是希望吸引媒體注意的作家。

我長期維持的觀點，是中國當前體制會走向長期停滯。我最受學界討論的著作，是2006年出版的《中國掉入陷阱的轉型》（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我在這本書里描述的是威權統治精英思考的本質，他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這本書的觀點，在十年前的學界被認為過份悲觀，但現在來看是主流意見。

為什麼中國轉型會走進死路？因為威權的統治精英利益和人民大眾利益從來是相違背的，當中可能有部分會重合，但更要問的問題是，中方為什麼要改革？最終目標是要建立全面現代化的國家、建立僅經濟現代化國家、還是建立一黨政權永存的體制？目前看來，中方是第三者。站在中方的角度來看，這其實是很理性的選擇。

設了這個底線之後，再問第二個問題，一旦改革的手段是通過經濟開放，如果手段和目標發生衝突，怎麼辦？

從過去的歷史來看，如果改革的核心是不動政治底線，但能否尋找空間，從技術層面讓改革成功？這是實用主義的體現，發掘一些能改革的潛力。但現在看，改革的空間被發掘盡了，跟政治底線愈靠愈近。

比方說，中國領導人曾說國有企業不能動，要做強做大。在過去，中國先把餅坐大，存量不動，在增量上做文章，讓私有企業變大，來支撐國有企業低效帶來的成本代價。但這個想法是錯的，國有企業會把新經濟產生的財富吸走。如果在計劃經濟之外尋找增長點（Growing out of the plan）的戰略不能用了，怎麼辦？中國有一個詞叫「攻堅戰」，國有企業問題處理了多年還沒解決，就不是經濟問題，而是政治決策。

這也說明了經濟改革有一個底線，走向完全市場經濟的可能性不大，但我們也不用擔心會發生倒退。現在的「不完全改革」對中方來說是最適應的，既可以利用資本主義的優勢，又掌握不受約束的政治權力，這樣的不完全改革對執政精英來說最美好。這就是所謂的轉型陷阱，英文叫「partial reform equilibrium」，不完全改革均衡。

FT中文網：去年年底，您在國際政治學術期刊《Journal of Democracy》提出了一個不同於「發展停滯」的新觀點：中國已經具備轉型的條件，而且已進入轉型的拐點。您看到了哪些狀況，能支持這個論點？

裴敏欣：我們很難判斷政權的未來，未來是不可預測的，但提出這樣的問題本身很有意義。要判斷中國的未來，可以依據的是世界歷史，歷史能提供線索。

所以我在這篇文章里，首先提出一個問題：中國是否具備政權轉型的客觀條件？先找出中國可比國家的人均收入、教育程度等指標，根據世界歷史的經驗，發現中國已經進入了轉型區。

接下來要提出的問題是，具備了轉型的客觀條件，還缺一個主觀條件。轉型最主要是看政治精英的決策，如果政治精英不顧一切代價去悍衛舊體制，這樣的體制還是能生存。

這篇研究第二個要看的是，如果中國經濟繼續發展，那麼當今世界上是否有其他高收入的專制國家能對比？如果世界上有，說明這樣的模式是可以持續。

根據我的研究，目前只有產油國能同時維持專制和高收入。

為什麼世界現有的記錄沒有高收入的專制國家？首先，因為專制統治者掠奪太多，專制國家不可能有高收入。一個政治體制如果不保護產權，沒有老百姓願意幹活。還有一個原因，專制國家在中等收入階段，由於沒辦法統治，通過改革、革命等其他方式轉型了，成了民主體制。所以中等收入陷阱不是經濟陷阱，而是專制政權的政治陷阱。

最後我們可以參考歷史。現在看到中國已具有經濟社會的基本轉型條件，但缺政治精英的選擇。可是這個體制的未來並不樂觀，世界上目前還沒有專制統治非產油國成功進入高收入社會的例子。

沒有「中國謎題」

FT中文網：您在哈佛的指導教授是政治學大師亨廷頓。在您看來，他對政治秩序的觀點，對當代中國有什麼樣的啟示？

裴敏欣：亨廷頓最初的著作是《變化中的政治社會秩序》，這本書的背景是1960年代的發展中國家，缺乏強而有力的政府管制，出現了混亂的局面，亨廷頓當初探討的問題是，發展中國家如何才能有強而有力的政府，不管是民主或專制體制，都好。但他後來更關心的是，為什麼威權政府都會出現了危機，所以又寫了一本《第三波：20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

如果他現在看中國，我認為跟我的看法不會差太多，威權體制已到了關鍵地步，不改革最終會失敗，只是看失敗是以什麼方式出現。如果亨廷頓為中國領導人寫備忘錄，他會鼓勵黨推動改革，因為根據他的判斷，一黨體制有很強的能力能夠自我改造。

他的理論是，黨過高估計政治改革的風險，過低估計維護政權的能力。

FT中文網：看您的中國研究，常引用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框架，為什麼？拿西方理論來研究中國，夠用嗎？

裴敏欣：夠。中國都是人，最終研究的還是人。

制度經濟學把個人理性（rationality）、個人利益、自私等基本特徵講得很透。這邊說的自私並不是壞的，制度經濟學要說的是，讓自私本能發揮出對個人、社會最大貢獻，同時通過其他手段和制度安排，來限制自私對社會造成的危害。我認為這套理論框架很能解釋中國的現象。

一般談到中國模式、解釋中國的成功，常常邏輯不清，都是就事論事、事後推導，從理論角度來看，不堪一擊。反而從西方經典理論去解釋中國現象，還能解釋得通。

我認為沒有所謂的中國謎題。所謂謎題，是沒法解釋，但現在的中國問題，都能解釋，而且要解釋出一個令人信服的答案，恐怕用的還是西方理論。

FT中文網：到目前為止，您曾想過要修正之前的研究或對中國的看法嗎？

裴敏欣：研究上，我們往往低估的並不僅僅是政權的能力，而是中國人民能在這樣的環境下創造出那麼多的財富。

這其實也是西方理論的誤區，雖然從理論上認識到集體行動的困境和難度，但往往沒有充分理解到一般人對專制體制的容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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