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流火」乾隆八年的超級三伏天堪稱史上最熱！

三伏天登陸，熱浪席捲中國大部分城市，多地開啟「燒烤」模式。據中央氣象台預計，7月13日白天，13省市區局地氣溫將超40℃ 。非洲小哥表示：我竟然被晒黑了！

在古代沒有溫度計，但會形容「七月流火」

在氣象學上，一般以日最高氣溫達到或超過35℃作為高溫的標準，如果多天在35℃及以上高溫，稱為「熱浪」，屬於氣象災害，古人稱為「熱災」。攝氏度這個概念，也就百十來年吧，那麼問題來了，我們怎麼知道古代有多熱？儘管古代夏季氣溫資料極為缺乏、簡單，直到明清之後才略微豐富詳細起來，但古代文人筆下有關「天太熱」的記述，多少彌補了氣象史料的短板。

古人形容夏天炎熱最出名的一句話，是「七月流火」。此說出自《詩經·國風》中的《七月》一詩，詩歌開頭即是，「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有人認為七月流火是指天文現象，但此古語現在已被通俗形容暑熱）。周代曆法中的第一個月與夏曆（陰曆）不同，是夏曆中的十一月份，比夏曆正好提前兩個月，也就是說「七月流火」，實際是形容夏曆的「五月天」，相當於現在公元陽曆的夏季六七月。從「七月流火」來看，西周時期的夏季氣溫確實不低，可能比現代要熱。

從「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來看，《詩經》中原意的確是指天熱，表示「七月還很炎熱，九月就已秋涼」。

《詩經》成書於周代，其收錄詩歌的創作時間可能更早至殷商，而自殷商到春秋時期，除了在西周早期有過短暫的寒冷期之外，大部分時間都比較溫暖，夏季氣溫比現在約高2℃。從《中國氣象災害大典·綜合卷》的統計分析來看，熱災相對其他自然災害並不是太多，與「霜災」並列，約佔總數的1%。

歷史資料上看，從隋唐到北宋初年，夏季極端高溫天氣較多。唐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春夏大旱，粟麥枯槁」。《舊唐書·德宗紀》上稱「夏，熱甚」。通俗說來，就是這個夏天太熱了。五代後梁開平二年六月辛亥（公元908年7月17日），《舊五代史·梁書·太祖紀四》記載，這天是「亢陽」，意思是太陽太厲害了，也就是老百姓說的「毒太陽」。

三伏酷暑的極端天氣在兩宋期間較多，而且宋代詩中多有描寫。如孔武仲《伏中作二首》「酷暑已旬日，熏炙勢自如」；陳造《立秋日》「酷暑如酷吏，頃刻不可對」。公元1400年以前，高溫熱浪天氣涉及範圍最大的一次，發生於南宋嘉定八年（公元1215年）。今河南、安徽、江蘇、湖南等省份均遭受熱災。這一年又恰逢大旱，災情嚴重。《宋史·五行志二》上有這樣的記載：「五月大燠，草木枯槁，百泉皆竭。」「燠」的本意是溫暖，史書上稱「大燠」，則是「太熱了」。因為對水的需求過於旺盛，《宋史·五行志二》上還說「行都斛水百錢，江淮杯水數十錢」。放在眼下，這一杯水能值十多塊人民幣了，擱到現在也是飲用水中的奢侈品，那時老百姓收入低，哪能喝得起「貴如油」的水？以致「渴死者其眾」。

乾隆八年的超級三伏天

老百姓喝不起一杯水的嘉定八年，並不是中國歷史上最熱的夏天，史上最熱的夏天出現於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從《中國三千年氣象記錄總集》第三卷「清代氣象記錄（上）」中可以看到，這一年高溫幾乎涉及半個中國，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東等整個華北地區異常炎熱，可以說是超級酷暑。有關乾隆八年極端炎熱記錄，在所涉地的史志上均有記錄，其中就有來自山西浮山的縣誌記載。

「夏五月大熱，道路行人多有斃者，京師更甚，浮人在京貿易者亦有熱斃者。」這是乾隆年間《浮山縣誌》里說的。反映同一事件的官方記載，還有「五月苦熱，土石皆焦，桅頂流金，人多熱死。」（《天津縣誌》）、「（五月廿八（7月19日）至六月初六日（7月26日）熏熱難當，牆壁重陰亦炎如火灼，日中鉛錫銷化，人多渴死。」（《高邑縣誌》）、「大旱千里，室內器具俱熱，風炙樹木向西南輒多死。六月間，自天津南武定府逃走者多，路人多熱死。」（《青城縣誌》）由此可見，當時的整個華北地區完全進入「燒烤模式」。《續東華錄》中使用了「威暑」來記錄當時的高溫，天氣熱得像發了威要吃人的老虎，來勢兇猛。

這一年夏天，以北京的情況最糟糕。當時法國教士宋君榮正在北京，他在日後寄往巴黎的目擊報告中寫道：「北京的老人稱，從未見過像1743年7月這樣的高溫」「7月13日以來炎熱已難以忍受，而且許多窮人和胖人死去的景況引起了普遍的驚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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