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薦書 偉大的受難者

撰文：瓦列里?波波夫

翻譯：谷羽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瓦列里?波波夫懷著敬意創作的這部傳記《從囚徒到文化大師：利哈喬夫傳》（新星出版社，2016年8月出版），「不虛美，不隱惡」：回顧俄羅斯著名學界領袖和公共知識分子利哈喬夫的光輝一生，再現了他的種種優秀品德和他對俄羅斯民族的傑出貢獻；同時也不迴避他與其他學者的矛盾、與當局的妥協，對之做出了較為公正的判斷；對他的家庭生活，也留下了忠實的紀錄，讓人動容和嘆息。

以下文字受權摘自該書。

儘管利哈喬夫取得了那麼多成就、 榮譽、 勳章，為國家建樹了那麼多功績，可是有多少打擊、 迫害、 羞辱、 誹謗落到他的頭上啊！ 任何時候總會有一些人，對他進行責難、 批駁，有時候甚至攻擊他痴迷於陞官晉爵。可是除了那些存放在桌子抽屜里，他並不特別看重的一堆獎章、 勳章，他在生活中並沒有受到多少優待——何況追求享樂並不符合他的天性。

科學院以合作修建方式在科馬羅沃修築了成排的木結構兩層樓別墅，利哈喬夫得到了其中的一幢，跟衛國戰爭勝利後為科學院院士修建的斯大林式別墅相比，無論是建築面積、 舒適程度，還是附屬園地的大小，都相差甚遠。

除此之外，與其他院士的別墅坐落在乾爽的山坡上不同，這裡成排的別墅位於一片窪地。不遠處是肖斯塔科維奇、 阿菲奧羅夫兩家的住所，那是帶圍牆的單獨院落。利哈喬夫的別墅一面朝向野生的灌木林，給人一種渴望獨立的感覺。房子前面有片小小的園地，大約一百平方米，種植著花草樹木，精心地加以呵護。利哈喬夫是《園林詩學》 的作者，不可能忽視這片園地。

廚房、 客廳在一層。據外孫女季娜講述，德米特里·利哈喬夫喜歡用印象派畫家莫迪利亞尼的作品來裝飾牆壁，遺憾的是並非原作，而是從 《星火》 畫報上剪下來的圖片。樓梯通向二層的書房。儘管這裡的陳設十分簡樸，利哈喬夫很喜歡這座別墅，甚至以它的簡樸為榮，經常在這裡接見客人。

然而利哈喬夫在這裡並沒有得到安適平靜。其他許多院士過著養尊處優、井井有條的生活，他跟人家卻不一樣。他討厭給領導獻殷勤，厭煩各種各樣毫無意義的活動，也不喜歡迎來送往、不願意參加宴會。可是他難得有平靜的時候，過他自己渴望過的那種生活。雖然他的工作時間（也包括休息時間）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孩子們即便在鄰居家的院子里也不許吵鬧叫嚷。讓他憂心焦慮的事跟別墅里的日常生活毫無關聯。那是天下大事！首先是俄羅斯，是俄羅斯的往昔、 現在和未來。而他一直「沉浸於歷史」 中，力圖糾正社會意識中頻頻發生的「偏差」，有時候甚至不惜甘冒風險，不怕喪失「無可指責的崇高」 威望。

曾經有很長時期，對於我們的國家不能說一句壞話。後來時代發生了驚人的變化： 從二十世紀六十到九十年代，在那些「體面的人們」 中間，為我們的國家哪怕只說一句好話，也會受到冷嘲熱諷。當然，當權者為這種局面「做了很多鋪墊」，導致所有的人深深的失望，甚至痛恨。當時流傳著四句順口溜： 「你看，一把鐮刀加一柄鐵鎚，這就是我們的蘇聯國徽。願 打鐵就打，願收割就割。干不幹，反正有你的收穫！ 」

這就是為什麼愛國主義已不再受歡迎。在從事創作或者做技術工作的知識分子中間，對於「 俄羅斯」 這個詞的態度，尤其覺得尷尬。原因是在生活當中，我們根本看不見「俄羅斯」，看得見的只有蘇聯。

愛國主義的概念，在政治鬥爭緊張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被共產黨員們「操控」 了，他們突然之間都變成了崇拜基督的信徒（他們忘了，是誰拋棄了十字架）。因此把自己跟愛國主義連在一起———就意味著跟那個年代不受歡迎的一類人連在一起。蘇聯已經走到了自己的末日，很少人擔心俄羅斯會跟蘇聯一道埋進墳墓。為此感到憂慮的只有明智、有洞察力、有勇氣的利哈喬夫。

1981年，社會進步人士渴望變革，他們對蘇聯（那些年月俄羅斯與它難以分割） 懷有強烈的反感情緒，《新世界》雜誌上刊登了德·謝·利哈喬夫的文章《關於俄羅斯人的札記》。字裡行間是對俄羅斯、 對俄羅斯人的頌揚讚美……在許多社會上層分子看來，這篇文章極其不合時宜。於是攻擊、 斥責從四面八方襲來。

恰恰在1981年利哈喬夫心愛的女兒維拉遭遇車禍身亡。就是在這非同尋常的一年，他提出了在當時不受歡迎的俄羅斯愛國主義的口號…...他的心沒有在沉痛中凍結。他似乎受到了尊重！ 可是為了達到只有他自己看清 的目標，他再次以自己的生命，以自己的聲望承擔風險。利哈喬夫談到自己的心情時說： 「我不是典型的科學院院士，我不夠高傲。」 這就是說，有什麼事情讓他看不慣，讓他生氣、激動，感到難以容忍。使他難以容忍的是一種潮流，否定俄羅斯、否定俄羅斯歷史的潮流——認為俄羅斯的歷史令人厭惡，俄羅斯人最不幸，道德最敗壞，俄羅斯人當中似乎只有兩種類型： 「有的人辛勞，有的人坐享清閑。」 我記得，所有的人都懷著痛苦的希望重複這句話。不料，利哈喬夫突然站出來給予反駁！ 只有他一個人在那個關鍵時刻能夠這樣做，按照謝爾蓋·阿維林采夫的說法，當時的社會急劇分裂成相互對立的兩派：「民主派」 與「愛國者」，利哈喬夫公然宣布自己是愛國者！ 這樣一來民主派似乎永遠失去了他，可是那些所謂「愛國者的頭面人物」 卻不接受他，他們說：「他不是我們的人。」他「引來了兩方面 的人朝他開火」。儘管立刻腹背受敵，受到兩面夾擊，但是他毫不畏懼。他這樣做是公開的，甚至帶有示威的性質，他的文章刊登在《新世界》雜誌上，一下子吸引了公眾的目光。

阿維林采夫就那些事件寫了文章，滿懷敬意地稱呼利哈喬夫是「光明磊落的愛國者」。但是這種稱呼激起了更大的憤懣：眾所周知，利哈喬夫關在集中營里受過很多苦難，怎麼突然之間就被捧上了榮耀的巔峰呢？ 這究竟是什麼原因？ 是憑藉老年人的固執？ 是不是他身體不好，已經「住院治療」？ 或者情況更糟——甘願為當局效勞，以便進一步獲取榮譽稱號和獎賞？ 機會出現了，此前利哈喬夫無可指責，現在該遭受責罵了，很多人不會輕易放過這個機會： 「無可挑剔的」利哈喬夫已不復存在，現在是他們無可挑剔，是他們向民眾講出難堪的真相的時候了！ 當時名聞遐邇的政論家列·巴特金在他的文章中指責利哈喬夫的作品「華而不實」——謝天謝地，沒有說他「投機取巧」。但是利哈喬夫並不後悔，他對待這「一幫」反對者，態度平靜而威嚴，他知道真理在他這一邊。利哈喬夫的好朋友鮑里斯·費奧多羅維奇·葉果羅夫，在所有的爭論中幾乎總站在他這一邊，是可靠的同盟者，對於圍繞利哈喬夫的爭論，他寫道：「 文章的有些篇幅非常可貴。很久以來我就對俄羅斯人的民族性格感興趣，利哈喬夫的許多 觀點讓我認同。不過，整篇文章籠罩著理性主義和讚美，彷彿蒙上了一層玫瑰色絲綢，讓人只看到俄羅斯人胸襟博大、善良的一面，而其他的方面則匆匆帶過，語焉不詳。完全迴避了它的悲劇性、愚昧、瘋狂和諸如此類的種種惡劣習氣和弱點。」

當然，無論如何不能避開愚昧、瘋狂，隻字不提。不過，當時揭露這類民族性格弱點的文章很多，尤其是「地下出版物」 和「國外出版物」，必須指出，這些出版物對我們頭腦的影響遠遠超過官方報刊，我們正是從這些出版物大量吸取被官方隱瞞和遮蔽的各種信息與資料。因此，揭示我們生活中的悲劇性、愚昧、卑鄙、瘋狂的文章，我們當時看到的並不少。大概是為了調節我們的隱秘閱讀不致過於偏頗，讓它趨向平衡，利哈喬夫才從另一個極端撰寫了那篇文章。甚至冒著在「廣大的知識分子階層」 失去名聲的風險。敢於採取這種做法的只有利哈喬夫一個人。當他出面反對「共產黨」的時候———所有的人（在內心裡）為他鼓掌。可現在利哈喬夫忽然變成了———「愛國主義者」！ 是要出面反對「自己人」 嗎？有一位「時時處處進行揭發」 的嚴厲人士居然把利哈喬夫稱呼為「狡猾的民粹主義者」。利哈喬夫對於這樣的「揭發者甚至不屑於理睬與爭辯」 。

利哈喬夫給他所尊敬的朋友葉果羅夫教授寫信這樣說：「……這樣做是有意識的，因為我們的敵人妄圖把俄羅斯民族說成是侵略性的、殘忍的，跟這種說法針鋒相對很有必要。」

利哈喬夫毅然決然地站到了「另一側的甲板上」，以便保持航船的平衡，這條航船已經傾斜，甚至有顛覆沉沒的危險。只有偉大的人物才能行動如此果斷，一個人跟所有的人抗衡，頑強地承受各種各樣的艱難兇險，在抗爭中變得愈發堅強。

但是，並非所有的人都指責他，最有遠見的人給予他完全不同的評價。利哈喬夫的學生伊戈爾·斯米爾諾夫，由於跟蘇聯當局發生衝突，不得不流亡國外，現在他是斯拉夫學教授，僑居德國，下面是他寫的一段文字：

在最艱難的年代，或許，對於德·謝（指德·謝·利哈喬夫——作者按）說來，比在索洛韋茨基島的時候還要艱難，他寫了題為《關於俄羅斯人的札記》這篇文章……我很清楚，很多人不喜歡利哈喬夫執意肯定的這種善良的俄羅斯人，因為這種人早就受到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憤怒批判，在這位作家的心目中，俄羅斯是個無底深淵，善與惡就在其中進行較量。

我發現，西方人評判俄羅斯主要依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觀點……

……我並不認同德謝這篇文章的主要論點。但是，我跟我的一些朋友的觀點也不盡相同，對於這篇文章，我不想停留在簡單的否定。利哈喬夫以這種宣傳鼓動的姿態，把知識分子理想化，我想他的目的在於讓那些生不逢時的文化人振作起來。

利哈喬夫是戰士。用不了多久他就會取得勝利，他會讓所有的人信服，其中包括西方對他持批評態度的人。他彷彿特意挑起了這次戰鬥，為的是再一次以理服人，再一次取得勝利。

那些年，我們國家在世界上的聲譽並不太好。法國著名斯拉夫學者喬治·尼瓦為俄羅斯文化和俄羅斯做了很多有益的事，與我國保持著血肉般的良好聯繫，他寫道：「……法國的蘇聯報刊讀者成了意識形態文本的附庸，俄羅斯本身從這些讀者的意識中已經消失了。」

另一個傑出的斯拉夫學者弗朗索瓦·列蘇爾持有類似的觀點：「民族情感的任何流露，即便是被德·謝·利哈喬夫所指稱的』愛國主義』，必定會被貼上 『反動的標籤』」。

喬治·尼瓦回憶了他跟利哈喬夫在日本一次國際學術會議上見面的情景：

「德米特里·謝爾蓋耶維奇表裡如一，思想深刻得令人驚訝。聽他講話，所有的人都相信，仍然存在神秘的』騎士團的騎士』，俄羅斯的知識分子將會挽救俄羅斯，挽救美與和平。利哈喬夫讓人驚訝的還有他身體的虛弱與信念的頑強。整個會議的討論歸結為兩個問題：一個民族的過去有什麼會留存到未來？隨著全球的西方化與一體化進程，各民族文化的差異還會留下什麼？」

那時候在我們這裡，在俄羅斯，西方化的感觸尤其強烈。

利哈喬夫依然是有活力的、純潔的、自由的，他從俄羅斯的歷史當中為大眾找到了「活的源泉」。尼瓦繼續他的回憶：

「德米特里·謝爾蓋耶維奇心目中往昔的俄羅斯，首先具有某種精神之美。他提到了』菲洛費伊和第三羅馬』，提醒人們不要忘記伊萬三世邀請義大利建築師來俄羅斯修築城堡。在我們看來，融入了俄羅斯文化的菲奧拉旺蒂成了歐洲的象徵。義大利風格的克里姆林宮城堡展示了三個羅馬相傳承的綜合性特點。提出俄羅斯向何處發展的問題是輕浮可笑的。他以平和的口吻和語調談論未來的俄羅斯：國家政權不應當過度意識形態化，但是也不能太軟弱！」

「俄羅斯從來就不是東方，」利哈喬夫在他的著作中多次強調說，「俄羅斯的道路是』從瓦蘭人走向希臘人』，從瓦蘭人的社會結構走向接受拜占庭的正教信仰。但是，拜占庭落入了異教徒之手，落入了』佛羅倫薩式的宗教合并』，宣布正教與天主教聯合，莫斯科不想自稱為』第二君士坦丁堡』，」利哈喬夫著重指出，那時候普斯科夫尚未臣服於莫斯科，那裡的長者菲拉費伊提出了「莫斯科是第三羅馬！」的見解。這一見解得到了果戈理的支持，偉大的哲學家列昂季耶夫和別爾嘉耶夫發展了這一思想。利哈喬夫痛斥了有關俄羅斯沒有法治、與其他國家不同，因而極其落後的觀點。他認為所有這些說法都是彼得大帝為了推行他的改革而憑空杜撰出來的。利哈喬夫強調說，農奴制並沒有壞到致命的地步。比如，在保羅一世時期，農奴為農奴主服勞役（在貴族老爺家的地里幹活）一周不超過三天。亞歷山大一世就有了解放農奴的想法，亞歷山大二世解放了農奴，比美國廢除農奴制要早得多。利哈喬夫指出，俄羅斯從來不是「精神監獄」，各種宗教信仰，從伊斯蘭教到猶太教和佛教，都有他們的教堂或寺院......只要想一想首都彼得堡，尤其是涅瓦大街就夠了，那裡彷彿在展覽一樣修建了路德教派的新教教堂、天主教教堂、東正教教堂、亞美尼亞教堂……城市裡的伊斯蘭教堂和猶太教堂也處於顯著的位置。對於俄羅斯沒有法制，各民族遭受「壓迫」的說法，利哈喬夫也給予批駁，他認為，在俄羅斯很久以來就執行了歐洲最先進的民法：在波蘭王國長時間繼續推行拿破崙法典，在波爾塔瓦省和切爾尼戈夫省執行立陶宛法，波羅的海沿岸各省執行馬哥德堡城市法典，在喀山和亞洲普遍採用地方法規進行管理......

俄羅斯文化落後嗎？簡直是胡說！——利哈喬夫在他的著作當中亮明了自己的觀點。俄羅斯的文化程度在歐洲的平均水平之上，諾夫哥羅德普通手藝人寫在樺樹皮上的文字證明了這一點......利哈喬夫全部著作致力於表達的主要思想歸結到一點——俄羅斯存在前文藝復興時期，對於這一見解，包括他的同行在內，很多人大概都難以接受：在我們的學術界，也不僅僅在學術界，懷疑論比單純的樂觀受到更多人的推崇。

利哈喬夫譴責了俄羅斯人的某些性格缺憾，這些負面性格往往導致不幸：傾向於極端的偏執，再加上過分輕信恨不得擺脫國家的束縛奔向草原，渴望冒險，輕易相信外國人，又恨外國人，想入非非，耽於空談，從而給安定造成傷害。俄羅斯究竟患了什麼病症？為什麼她的命運特殊，充滿了悲劇性？

「難道負有特殊使命？」利哈喬夫這樣推測，「莫非上帝用這樣一個』實驗場』對人類進行考驗？」

利哈喬夫經歷了當代所有的恐怖與磨難，然而他斷然否定對於未來的可怕預言，那時候那些時髦的社會學家特別喜歡做這樣的預測，他們已在鼓吹俄羅斯行將毀滅，與此同時，他們又荒唐可笑地宣揚他們國家的優越：他們有理由躲避開所有人的「末日」。而利哈喬夫宣揚樂觀主義，還有責任心。他強調說：「正因為我們有責任心，我們才是自由的。如果我們能保護好自己的文化，我們將在世界上佔據一個引領者的地位。」

利哈喬夫說這些話的那幾年，我們所做的事情都是盼望動搖這個國家的根基，大家說，這樣的說教誰還顧得上聽呢？

喬治·尼瓦繼續回憶道：

「當然，在一個嚴酷和混亂無序的國家裡，生活並不輕鬆，對自己的孩子也難以悉心照料。利哈喬夫研究的課題，讓人覺得古怪離奇，他單純、固執、博學，他所講述的俄羅斯跟社會公認的觀點針鋒相對，他描述可愛的俄羅斯形象，謝爾蓋·拉多涅日斯基的羅斯，尼爾·索爾斯基的羅斯……西方流行的觀點認為俄羅斯是殘忍的國家，俄羅斯人的性格愛走』極端』，這樣的看法在俄羅斯境內也很普遍，利哈喬夫以其鎮靜的聲音反駁這樣的觀念。他的論斷強調的恰恰相反——是俄羅斯的善良。俄羅斯大自然的善良，俄羅斯民族性格的善良，俄羅斯人民對被侮辱被損害者、對』傻瓜』、對』白痴』、對傷殘者的博愛……」

他接下來繼續寫道：

「這當然是高瞻遠矚的立場。這是在殘酷的意識形態堡壘下面挖掘通道的工程。利哈喬夫喜愛的思想是——文化生態學，其主旨歸結到一點就是：如何挽救和醫治俄羅斯。的確，他是又一個卡拉姆津。」（尼古拉 米哈伊洛維奇 卡拉姆津 （1766—1826），俄國作家、 史學家。著有十二卷本的《俄羅斯國家通史》——譯者注 ）

謝·謝·阿維林采夫寫道：「現在經常聽到嘲諷譴責的聲音：在他身上『民族意識』和自由觀點怎麼會水乳交融結合到一起了呢？」

利哈喬夫本人對這一點解釋得最為精闢。談到這一話題時他的聲音並不「低沉」。法國《新觀察》周刊是發行量很大、很受歡迎的雜誌，利哈喬夫發表在這家周刊上的文章能說明很多問題。費·列蘇爾對這件事解釋說：

「《第三種類型的知識分子》——這樣的文章標題立刻引起了關注，法國人對俄羅斯的傳統看法所形成的框框，用來界定利哈喬夫的個性顯然並不適用：很久以來醉心於保護國家的文化遺產，經常站在蘇聯當權者的對立面，做過集中營苦役犯的利哈喬夫明確地指出，所謂的改革這種社會現象，在人們深層次的意識當中，早就醞釀成熟了……他把自己叫做『缺乏遠見的人』。」

……列·巴特金認為利哈喬夫的「夢想」是一幅「天真的藍圖」。可是，利哈喬夫身邊忽然出現了不少堅定的擁護者，其中有的人大大出乎意料。比如，以演唱「俄羅斯瘋狂」出名的天才流行歌手尤里·舍夫丘克，他這樣形容利哈喬夫：「有大智慧的人，時刻關注國家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件和衝突，他跟我所熟悉的當下的知識分子都不相同，不同於尊崇後現代主義、主張世界一體化的所謂思想家，提到『俄羅斯』、『政治』、『人民』，他們以怪誕的聲調錶示輕蔑。利哈喬夫反覆思考與感悟千年的歷史，他比那些人要年輕得多，也誠實得多。在我看來，利哈喬夫為反對蠻橫、愚昧和自私所進行的鬥爭跟過去相比，達到了很高的水平。他非常準確地指明了喪失理想信念的人們趨向野蠻的原因和天性。」

這裡能夠補充的只有利哈喬夫論述阿瓦庫姆時所說的話：「他面帶微笑看著折磨他的那些人徒勞無益的兇狠！」

「不受歡迎的愛國主義者」，在我們這裡有失去良好名聲的風險，而在世界上卻成了我們國家最受歡迎的人物——正是由於他「光明磊落的愛國主義」，歐洲所有的大學爭先恐後地紛紛邀請他去講學。

但是利哈喬夫的痛苦並沒有減少。你們都記得，還在1985年就出版了他的《善與美書簡》，戈爾巴喬夫夫婦很喜歡這本書，不料卻引起了自詡先進的知識分子們的嘲諷……這時候不由得再次想起了阿瓦庫姆和他妻子的對話，妻子問他，他們還要多長時間忍受苦難，阿瓦庫姆回答說：「一直到死呀，老太婆，一直到死！」

對「最後一個光明磊落的斯拉夫主義者」（這是阿維林采夫對利哈喬夫的尊稱）發起攻擊的人很多，有些就來自「愛國主義真正的嫉妒者」，這次進行抨擊的緣由恰恰是忌恨他「過分的光明磊落」。這樣的反對者有不少就出現在普希金之家。利哈喬夫在世界上取得的成就讓他們惱怒：「世界主義分子！出賣俄羅斯！」

這樣的人被他們視為眼中釘，最好能跟他們一個樣：亂蓬蓬的鬍子，長長的頭髮總也不洗，放肆地否定一切非同尋常的新觀點，目光中充滿了狂熱的激情。附帶說，他們之間經常互相爭吵：看誰是最「堅定」、最「本質」的愛國者，即便此人並不那麼光明正大！他們的特點是愛大喊大叫，對他們不懂的東西大肆攻擊，他們跟真正的斯拉夫主義者（比如像阿克薩科夫）毫無關係。他們痛恨利哈喬夫：為什麼認為他是俄羅斯文學研究的領袖，而不是「我們」這些俄羅斯文學的「真正捍衛者」？為什麼不跟「我們」共事？是不是看不起？很多人想進俄羅斯古代文學研究室工作，可利哈喬夫不挑選那些衝撞過他的人，只挑選那些順從他的人，說他們是優秀的專門人才，而別的人全都不放在眼裡。利哈喬夫的反對者有時候把他們自己說成是「同道」，說他們也愛古代羅斯，但是他們是以兇狠的方式愛羅斯，而利哈喬夫則迫使他們趨向瘋狂，他自己有條不紊地展示才華，研究俄羅斯歷史，從遠古時代開始研究俄羅斯文學，居然能做到那麼完美的地步，看上去那麼優雅，平心靜氣地說話，不到處招惹事端，不仇視任何人！可是他們除了惹是生非卻一事無成。他們就有這樣的想法——為神聖的羅斯而戰鬥，把那些膽敢闖進俄羅斯文化聖地的形形色色的競爭者一舉殲滅！不料利哈喬夫卻在那裡像帝王一樣巍然而立！研究所里的人際關係相當複雜。那些站在利哈喬夫對立面，對他充滿敵意的人，被人稱呼為耶穌會教士，自吹自擂的人。單憑這樣的名號就知道他們是什麼貨色！

當然，在研究所里也有一些傑出的學者，很體面的人士，由於這樣或那樣的原因站在了利哈喬夫的「對立面」。這樣的人往往會遇到麻煩。

毋須隱瞞——研究所里還有一幫屬於塔爾圖學派的人，他們自視甚高，不把任何人放在眼裡。利哈喬夫對所有的人都一視同仁，以禮相待——他的這種態度反倒給對手施加了很大的壓力。

俄羅斯文學研究所所長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斯卡托夫，彷彿是利哈喬夫的競爭對手——這種說法是可以理解的。很多次上級建議利哈喬夫擔任研究所所長。就他的成就，就他的聲望，就他當前積極的活動能力而論，這是再合適不過的了。可是，利哈喬夫委婉地謝絕，借口是年紀老了，身體不好，不過，對那些他真正感興趣的事，他卻表現出極大的堅韌、耐心和能力。因此大家心裡都明白，儘管研究所確實存在一個所長，然而最重要的人卻是——利哈喬夫！如果有必要——他能夠推翻所長做出的決定！

所有的人都知道：如果某件事情特別重要，需要得到利哈喬夫的支持，那就必須穿過幽暗的樓梯上三樓，到他那間「簡樸的辦公室」，向他鞠躬求援。我認識的普希金之家的工作人員記得，公開的碰撞——只發生過一次即便是那一次衝突也帶有「利哈喬夫克制忍讓的行事風格」大概這讓那些忌恨他的人氣得幾乎要發瘋。

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斯卡托夫基於自己的學術興趣，在「斯拉夫學」研究方面投入了更多的精力，為了慶祝某個周年紀念日，他決定對所長辦公室進行一番裝修改造，讓它更符合俄羅斯文學研究所的名義，更富有俄羅斯風格。設想增添帶雕花的長椅，還有天平等裝飾性物品。

這件事差不多就算定下來了，已經有了草圖和平面設計。研究所很多同事認為這是浪費資源，再說也缺乏審美趣味——研究所原本是海關大樓，跟辦公室改建的風格完全不一樣。但是要勸說所長改變主意，只有一個人，於是——代表團去見利哈喬夫。聽完陳述，他立刻站起身來，平靜地（沒有聽見任何喊叫的聲音）跟所長交換了意見——於是以所謂俄羅斯風格重新裝修所長辦公室的主意就悄無聲息地丟進了忘川。

當然，這樣一來，反對利哈喬夫的人就更多了：「憑什麼一切總是他說了算？」利哈喬夫對於違背他的信念、違背他的道德規範的任何行為，都感到難以容忍。那時候有些所謂「真正的愛國分子」還很活躍，有些穿黑色法衣的神甫常常到研究所里來，他們的「追隨者」趾高氣揚地陪伴著他們（似乎在說：不信教的人，讓你們看看！真正的信仰與我們同在！）——誰也沒有想到，獻身於古代文化和教會手稿的德米特里·謝爾蓋耶維奇忽然拍案而起，感到憤怒了。他對一個同事說：「我們落到了什麼地步！神甫竟然在走廊里搖來晃去！」

利哈喬夫在一封書信中寫道：「在彼得城讓我開心的是俄羅斯古代文學研究室。那些令人厭惡的人都離開我們走了，留下來的年輕人很出色。渴望在我的有生之年能夠出版二十卷本的《俄羅斯古代文學文庫》。

「實現這一目標的前提條件都已具備，等到書庫出版，人們就會明白，俄羅斯文化並非處於邊緣的渺小文化，她是一個積澱非常豐厚的文化強國。」

但是，四面八方的打擊相繼襲來。本來以為遭受打擊的時候，利哈喬夫能得到研究室同事的信任與支持，因為是他幫助他們當中的很多人找到了自己的「人生道路」……不料，這裡也有人竟然對他發起攻擊！

德米特里·布拉寧是深受利哈喬夫器重的學生之一，利哈喬夫七十五周歲的時候，他為老師的紀念文集編寫了出色的參考文獻索引，還準備了其他必要的資料……但是後來情況出現了變化……或許，有的人不願意長期生活在別人的「羽翼」之下，那不是總處在陰影當中嗎？

臨近九十周歲生日，「德高望重的長者」通常都會等待著乏味的頌詞，就像現在例行的周年紀念活動本身一樣無聊。然而利哈喬夫臨近九十周歲，卻一點兒也不消沉，絲毫沒有退出「活動舞台」的意思——看來，這種姿態妨礙了某些人升遷的志向，讓他們覺得「直不起腰來」。他早該安享晚年了，怎麼那麼多人還為他歌功頌德！？正是基於這樣的想法……深受利哈喬夫器重的學生德米特里·布拉寧在老師九十歲生日的時候為他準備了一份意想不到的禮物，跟獻給老師七十五周歲的禮物完全不同。《俄羅斯文學》雜誌1997年第1期刊登了布拉寧一篇文章，他把這篇文章獻給三個人——自己，研究室的同事奧特沃羅果夫，還有……利哈喬夫。文章標題是《俄羅斯知識分子歷史的尾聲》，它讓所有的人驚訝不已，當然也包括利哈喬夫本人。布拉寧寫道，現在知識分子佔據了神甫、訓導者的位置，可惜還達不到法規制訂者的高度。

布拉寧指出：「知識分子是所處社會的仲裁者，他保持獨立、公正的精神，目前只有在道德仲裁範疇，他的仲裁權得到承認。」按照布拉寧的見解，在我們這個時代，知識分子分化成了不同的階層。其中一部分依然為了維護其道德觀念而鬥爭。另一部分則沉溺於荒誕古怪的幻想，在想像中改造世界。

布拉寧提示說，知識分子的自以為是、虛偽、怯懦，已經不止一次受到公正的譴責。但是——知識分子的精英仍然享有很高的聲譽。

布拉寧寫道：「民族自覺性承認利哈喬夫是生活的導師，因為俄羅斯知識分子站在他的背後，那是歷史文化的根基。知識分子不想把俄羅斯文化交給第三階層隨意玩弄，他們還沒有淪落為玩偶。」……但是——

布拉寧認為：「告別科學與繆斯的時代到來了。取代它們的是偽科學——管理學、政治學，而這些學說充其量不過是掩飾欺騙的各種各樣的方法和手段。」

布拉寧的論述無疑是正確的、有說服力的，不料他話鋒一轉，出人意外地寫道：利哈喬夫已經多年不再從事科學研究，只是在進行說教。

鮑·費·葉果羅夫在《星》雜誌上發表了反駁布拉寧的文章，站出來為利哈喬夫進行辯護。他在文章中寫道，剛剛出版的《編年紀事》裡面的注釋就是利哈喬夫撰寫的，說明他仍在繼續進行科學研究！不料，利哈喬夫的對手人數突然增多了，立刻有人指出新的注釋出自米·鮑·斯維爾德洛夫的手筆，利哈喬夫的注釋仍然是1950年寫的。利哈喬夫承受了這樣的打擊，而且來自他器重的弟子，這讓他十分懊惱。這就是「生活的教訓」！利哈喬夫在同一家雜誌《俄羅斯文學》發表答辯文章，字裡行間流露出罕見的憤怒：「我撰寫的所有文章目的都不是說教，而是為了保護文化進行鬥爭的必要步驟。」

有誰像利哈喬夫，臨近九十高齡還受人指責，這種事起碼是有失公正。換成其他人，接近六十歲創作精力便漸趨枯竭，會被認為是正常現象。反觀利哈喬夫，在接近九十歲時寫出了他一生中最富有藝術性的作品——《回憶錄》，記憶的精確，情感的生動，都令人讚歎，毫無疑問，這是利哈喬夫所有著作中最為引人入勝的著述。這樣看來，在弟子與老師的這場較量中，最終敗下陣來的是布拉寧。

不過想對「衰老的獅子」下手的獵人還不少，在這之前他們還猶豫不決，現在看準了時機才突發冷箭。

利哈喬夫受到這些「獵手」抨擊最多的是他的成就和崇高的地位，這是可以預料的，他們嘲諷他善於跟當代的強者相處，獲取需要的名聲。重新評價利哈喬夫的時候到了，他們認為利哈喬夫善於鑽營，甚至是個騎牆的兩面派。

司祭格里高利（瓦·米·盧利耶）批判利哈喬夫的文章大概最為犀利尖銳。

對於利哈喬夫近期的著作他只承認《園林詩學》，而且還說「在語文學者看來這本書瞭然無趣」。瓦米盧利耶起初不是司祭，他在文章開頭以感激的口吻回憶了1988年街頭動亂時期利哈喬夫所發揮的歷史作用，起因是保護傑里維格的故居，後來衍變為與當權者的抗爭。嚴厲的鎮壓已準備就緒——危急時刻是利哈喬夫的出面干預才挽救了民眾。瓦·米·盧利耶認為，蘇聯知識分子分為兩種類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和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利哈喬夫卻不屬於這兩種類型。在他看來，利哈喬夫是特立獨行的人物。他在十九世紀著名哲學家和國務活動家康列昂季耶夫的著作中找到了一個詞，認為用它來界定利哈喬夫最為貼切，而按照蘇聯意識形態的說法，康·列昂季耶夫則是「反革命分子」，甚至是「蒙昧主義者」。誰又能料到，這個人的名字也成了時髦辭彙，或者說，他來得正當其時。盧利耶把他在列昂季耶夫著作中找到的那個定語略加補充，用來形容利哈喬夫，這個詞語就是「俄羅斯知識分子的米列特-巴什」（米列特-巴什，奧斯曼術語，相當於希臘語的「行省總督」 ，「巴什」是首領的意思，「米列特」 指團體或民眾———原注）。土耳其人和希臘人在歷史上曾發生戰爭，希臘人被土耳其人征服，被稱呼為希臘順民，「米列特-巴什」是希臘順民的首腦，負責維持土耳其政權與希臘人之間的聯繫，因此成了土耳其人和希臘人都需要的一個人。盧利耶把這樣一個術語套用在利哈喬夫頭上，他寫道，利哈喬夫有時候所採取的一些做法，在知識分子看來，他不能算是「自己人」。

當我們看到「顯赫的」利哈喬夫在「主席團」行列里跟黨的首腦們坐成一排，或者在「重要的會議」受到衛隊保護，當彼得堡平民百姓好不容易才領取到票證的時候，他們卻在享用魚子醬，難免會感到心裡不舒服。大概就是在那樣的時刻產生了反感。的確，有時候他似乎不是「自己人」，成了「脫離群體的人」。即便在這種情況下，作者寫道，他依然是唯一能夠幫助知識分子的人，另一個知識分子想以這樣的方式幫助別人卻是做不到的，借用盧利耶的話說就是：「……從應付克格勃的糾纏到調解跟國際反社會主義組織有關的案件，他幾乎無所不能。」

盧利耶寫道：「米列特-巴什，團體的首領，他代表這個團體向蘇丹負責……首領利哈喬夫的『團體』就是俄羅斯知識分子。要知道蘇聯知識分子——也就是俄羅斯知識分子，雖然它並非處於最好的階段。」

看到這樣議論自己的文章，利哈喬夫的心情必定很沉重，更何況是在他的暮年！這些言辭當中有些話說得尖銳準確。他確實是知識分子與當權者的中介……不過，解決問題的時候他總是儘力維護知識分子的利益。

然後，嚴厲的盧利耶開始動手搖晃另一根支撐利哈喬夫生命與名望的支柱……這種拆台的事過去就曾發生過。他指責利哈喬夫開創了《伊戈爾遠征記》的崇拜——這部作品在古代實際上沒有受到那樣高度的重視。盧利耶強調說：「在《遠征記》所處時代的世界文學中，其他國家存在更優秀的作品（比如，紹塔·魯斯塔維里的《虎皮武士》），但是它們受到的重視程度遠不如教會的編年紀事。只是到了十八世紀《伊戈爾遠征記》才成了有名的作品，即便它創作於古代，但古代典籍對它並無記載，它也沒起任何作用，它被利哈喬夫說成是『精品中的精品』，『顛倒時序』『硬塞進了』那個時代。」

利哈喬夫的主要著作被指責缺乏客觀依據，利哈喬夫本人也受到責備，說他篡改古代文學史以滿足個人的傲慢野心，更嚴厲的抨擊是——迎合當代國家的要求，應和「官方的愛國主義」。顯然，這個司祭居心叵測！

不過，同樣的話布拉寧說過，其他的懷疑論者也說過。在利哈喬夫的最後歲月，他們質疑利哈喬夫所領導的「俄羅斯古代文學研究室」全部研究工作的風格……而在那裡工作的都是利哈喬夫最為心愛的弟子！

在研究俄羅斯古代手稿的歷史進程中過分強調了利哈喬夫的「個人」作用，注釋附加有太多的目的性，隨意強加給古代文獻一種它們原本不存在的涵義。利哈喬夫的工作風格擴展並影響了整個研究室，批評者以嘲笑的口吻稱之為「浪漫主義風格」（這個術語的發明權屬於布拉寧）。

總括而論，利哈喬夫的文學研究風格與所謂的「純批評」學術研究，即不帶任何個人偏見的文學研究，兩者之間的衝突由來已久。「純批評」來自西方，在利哈喬夫所處的時代逐漸成為時髦，這種批評不僅否定手稿研究當中任何「個人見解」的痕迹，而且不允許對文本研究有任何時代的影響。甚至弄到了荒謬的地步：希臘文本的譯文堪稱典型（畢竟還是能夠翻譯的），譯文中存在大量的模糊不清、難以解釋的詞句，當然，這種地方無論如何也難做出注釋。在這種情況之下，「純批評」——不受任何外力的干擾，自然也不會受到任何影響！現在，捍衛「純批評」的鬥士們妄想否定利哈喬夫傾注畢生心血的宏偉著作，他們要「聲討」他，指責他的「主觀主義」……而他已經沒有餘力反駁。利哈喬夫的全部著作，毫無疑問帶有他的個性印痕，他的才華，他的體溫。「純學術」的追隨者天生不具備這樣的材質和熱情，因此，他們就千方百計地進行否定：他們不允許其他人不跟隨順從。為此目的，他們所要做的就是一味「抹殺」利哈喬夫：他過分光彩奪目，他的「個性鮮明」的學術成就讓他們片刻不得安寧。這些爬行的批評者，五官模糊，灰頭土臉，甚至「自我界定」，稱呼自己是「後現代主義」，這大概是註定的結局。利哈喬夫是橫亘在他們道路上的第一座風景獨特的高山，那些烏合之眾群起而攻之，力圖除去障礙而後快。不料，這遭到否定的鮮明個性，這科學界與文學界的心靈，還要長時間居於主導地位。心有餘而力不足的利哈喬夫對此也心知肚明。臨近生命終點，一切都不再計較！這並非他們一夥的勝利，莫如說是居心叵測。不過，這種所謂的新科學，以荒誕的形式否定文學研究中個性的作用，否定藝術性，只承認機械式的「文本」，無論如何得不到利哈喬夫的首肯，他也決不會這樣做—，因為在他的詞典里沒有這樣的辭彙。

還有比這更不堪的理論。學術界許多批論家都認為存在利哈喬夫時代，甚至說它是主觀主義的、浪漫主義的，更有甚者，在這個「解構主義」風行的時代，某些解構主義記者為所欲為，信口開河。有一個記者居然說利哈喬夫是「當權者指定的最重要的知識分子——彷彿是宮廷御醫」。利哈喬夫當年倡導的許多原則——包括他所說的愛國主義，彷彿不配真正的知識分子，全都遭到了唾棄，不再時髦……而這一切嘲諷污衊都傾瀉到白髮蒼蒼、疲憊的老人頭上。不再是紛紛揚揚的玫瑰花瓣，而是撒落的灰燼！

縱然利哈喬夫並不完美，即便他的研究風格具有「浪漫主義」色彩，並非總是那麼客觀，但是他創造了自己的時代。他畢竟是勝利者。什麼人又能夠取代他？他是光明磊落的，他是不可重複再現的人物！

彼得堡為利哈喬夫隆重慶祝九十壽辰，毫無疑問證實了他受到民眾的普遍推崇與愛戴。（那些幸災樂禍者對此能有什麼辦法阻止嗎？）所有的人都想參加這樣的祝壽會，每個人都對利哈喬夫心懷感激：因為是他從污泥濁水中拯救了我們的靈魂，清洗了它的污垢！承認利哈喬夫成就的人原來……竟然是絕大多數！

當然，這中間也包括了那些想給人們留下好印象的人，為此目的，「利哈喬夫在場」的那幾天，一定要出頭露面。

請看吧———有關那些日子的信息：

請柬

1996年12月2日中午12點俄羅斯科學院俄羅斯文學研究所（普希金之家）為我九十誕辰在普希金之家大廳舉辦慶祝會，我榮幸地邀請您屆時光臨。此致

敬禮……

所有的請柬都由他親自簽名（他認為這是絕對必要的）。

然後在科學院會議大廳還要召開人數更多的慶祝會。人們紛紛向利哈喬夫祝賀，受到尊敬的人，都會得到這樣的禮遇。

聖彼得堡大學校長柳德米拉·維爾比茨卡婭帶來了鮮花和禮物。作家丹尼爾·格拉寧前來祝賀。詩人亞歷山大·庫什涅爾朗誦了詩歌。前來祝賀的還有弗拉基米爾·雅科甫列夫、阿納托利·丘拜斯和莫斯科其他貴賓。所有的來賓都真誠祝賀，給予讚美……在利哈喬夫面前，每個人「都不想丟臉」，都想說出心中最美好的語言。在利哈喬夫面前，只能成為「高尚的人」！

隨後在尤蘇波夫宮舉行了隆重的晚宴——宴會保持古老的風格，一切都按老規矩，氣派又體面，這些都是利哈喬夫所珍視的。德米特里·謝爾蓋耶維奇坐在首席，旁邊是他的夫人季娜伊達·亞歷山大羅夫娜，還有他的女兒和兩個外孫女聖彼得堡的都主教和拉多加的弗拉基米爾為利哈喬夫誦讀了讚美詩。參加宴會的人都很出色！作家法基里·伊斯康捷爾向利哈喬夫祝賀，他說：「看到這個令人驚訝的大廳，可能會想，發生了革命，取得勝利的是——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確實取得了勝利——然而並非在停滯不前的計劃中，而是在跳動的、生機勃勃的心靈中取得了勝利。文學批評家瓦·索·巴耶夫斯基告訴鮑·費·葉果羅夫說，有一天他坐計程車說出了自己的職業，司機聽了很興奮，盯著他大聲說：「那您一定認識利哈喬夫吧？！」

作為出生在彼得堡的人，我也參加了利哈喬夫九十壽辰的慶祝會，我記得它給我和很多人留下了強烈的印象。在普希金之家的祝壽會上，著名演員葉甫蓋尼·列別傑夫在他的發言末尾，忽然唱起了豪邁的歌曲《哎吆，我們歡呼！》——利哈喬夫鏡片後面的眼睛忽然淚光閃閃，他跟隨著輕輕哼唱，整個大廳里的人逐漸都跟著唱起來，熱情洋溢地直唱到歌曲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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