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深對決又升級了:粵港澳大灣區誰才是最終霸主?
城PLUS 來源
馬向明 作者
編者按
在城PLUS關於粵港澳大灣區的討論中,「大灣區引領國際化」似乎成為共識(參見文末延伸閱讀)。如果國際化是「形」,那麼現代性則是「神」:中國現代性的門戶,將由哪座城市來擔當?
馬向明先生認為,中國獨有的政策引領發展模式衍生了兩種同源而相異的POD發展路徑:在珠三角,廣深兩個城市以這兩種POD模式進行了30年的「雙雄對決」。這番較量的過程是互有攻守,其結果是珠三角收穫了一座門戶城市和一個經濟中心。而雙城下一個競爭的桂冠是中國現代性的門戶:誰摘取它,誰將讓大灣區「形神兼備」。
雙雄演繹:POD對決POD
前幾年曾經流行過總結「何謂中國發展模式」。如果要在城市發展領域做總結的話,那麼,在中國城鎮化的滾滾歷史洪流中,最具中國特色的經驗之一,應是通過政策設定引領的發展模式(POD)。
——這種在特定的空間範圍里,通過政策(Policy)的設定,引領(Oriented)要素的聚集,從而推動地方的發展(Development)的模式(POD),自中國的改革開放標誌經濟特區的設立就誕生了,隨後出現了經開區、高新區、國家新區等等,三十年間經久不衰,今天更是由雄安新區推上了新的高度。
POD在中國的空間軌跡,猶如是改革開放在中華大地的歷史年輪。每個重要的空間政策時代,都在空間上產生了自身的烙印。於是有了諸如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東…..等等諸多說法。深圳特區與改革開放同齡,是中國改革開放的Landmark(標誌),上世紀80年代深圳的出現對國人的衝擊,今天生活在互聯網時代的人可能已很難理解。
80年代深圳紅荔路(圖片來自網路)
80年代的深圳(圖片來自網路)
記得筆者到廣州上大學後,學校在83年暑假組織的第一次外出考察活動,是去參觀深圳特區。那時人還沒出發,拿到提前一周發下來的「特區通行證」已是激動不已,浮想聯翩。
——現時的「共享經濟」似乎是高級的代名詞,但從人性來看,「共享」非高級,「排他」才使人趨之若鶩,因此英文管高級叫「exclusive」。當時,一紙縣級以上公安機關才能出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區通行證」,凸顯了深圳在那個時代的獨有與神秘,讓各路精英競折腰,引發風行全國的孔雀東南飛。要素的高效聚集必然引發裂變,各路資本、精英的彙集碰撞使這塊土地變得神奇,「土地拍賣」、「股票上市」等劃時代的變革接連在這裡誕生,於是,在區位與POD的結合下,一個撬動中國變革的嶄新引擎在珠江東岸野蠻升起:「政策引領發展」的POD模式在中國「特區」和「新區」上的巨大成功,彰顯了母體所擁有的巨大政策法力。
進入00年代後,經濟的發展,推動中國進入國家基礎設施網路和公共服務設施建設的階段,政策法力再次發生作用,出現了新的資源配置POD模式:權力等級(Power)引導(Oriented)要素集中,從而推動地方發展(Development)。在這個新的POD模式上,省會獨佔鰲頭,因為省是中國國家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配置的重要單元。在構建區域競爭優勢的旗幟下,省會舞起了手中的政策法力,編織出自身在區域基礎設施網路和公共服務配套上的超然優勢,於是,鄭州、合肥、長沙等省會新星冉冉升起。
圖片來自網路
特區POD和省會POD的中國故事在珠三角的演繹,就是深圳與廣州的「雙雄會」。
深圳POD先發破局,以中英街秀香港魅力為起步,藉助香港優勢直攀證券交易這個現代經濟的巔峰,攻勢之凌烈令人嘆為觀止;而廣州原來在中國的獨特地位就是由於與港澳的地理關係,在香港被截後倍感失落,當深圳站在那一籮筐一籮筐來自全國各地的身份證上享受證券之巔的喜悅時,廣州明白到香港因素的失去已是一種永遠。省會城市的現實對廣州是個痛苦;然而,作為中國第一大省的省會,手上的砝碼也是沉沉的。
由此,特區POD和省會POD在珠三角不斷上演「雙雄對決」:
90年代中,利用省編製珠三角現代化規劃的機遇,廣州開始編織以自己為中心的珠三角高速公路網;00年代初,廣州藉助省大力發展高等教育的東風大張旗鼓地進行大學城建設,一舉把自己推上擁有全國高等學校數量位居前三的新高度。省會POD讓廣州掰回一局。
進入10年代,深圳發揮特區的餘暉,讓前海在所得稅上的政策比同為自貿區的南沙更優一等,引領創新要素進一步向深圳聚集;而廣州則利用珠三角軌道網建設的契機,通過廣佛環線的構建把兩市軌道網捏為一體,一個廣佛超級都市呼之欲出。……
圖片來自網路
門戶城市與經濟中心
國門的打開,讓珠三角的城市進入到一個嶄新的發展旅程,經過萬馬奔騰的80年代,深圳脫穎而出。在89年的珠三角城鎮體系規劃中,深圳被列為新興城市;在94年珠三角經濟區規劃中,深圳升為珠三角的副中心;在98年的珠三角現代化規劃中,深圳被確立為雙核心之一。——深圳從78年的開始到98年,二十年時光里連進四級,由邊陲小鎮演變成了核心之一,可見其發展動力之強勁,也反映了深圳的發展對珠三角城市群原有結構體系的衝擊。
2015年世界銀行發布的《東亞變化中的城市圖景:度量十年的空間增長》報告中指出,珠三角已取代東京大都市區成為東亞地區規模最大的「巨型城市區域」:在約1.5萬平方公里的地域空間上分布了廣州、深圳2座超大城市和其它7座特大和大城市,連綿地帶城市間的邊界、城鄉間的邊界已模糊。
在如此緊密的空間環境下,城市間的功能互動已超乎想像。廣州第二產業的前三門類是交通設備、化工和通訊電子;而深圳第二產業的前三是通訊電子、電氣設備和石油及天然氣開採。深圳第三產業的排首位的是金融業,而廣州第三產業的排首位的是批發零售業。對2014年的企業登記數據進行空間析解,可以清晰地看出兩個核心的龍頭行業各自對珠三角企業分布的影響。
珠三角企業數據空間析解
金融類企業分布圖
批發零售類企業分布圖
資料來源:珠三角全域空間規劃
再對企業異地設分公司的數據進行分析,廣州是外地機構在此設立分支機構的最大地,而深圳則是本地註冊公司在外地設分支機構的最大來源地。
珠三角各市跨市企業分公司設置與企業總數關係
珠三角各市跨市企業分公司設置與企業總數關係
資料來源:珠三角全域空間規劃
而根據對2016年12月某日中國移動手機信令的數據進行分析,對於每一對城市,廣州的數據是外地的到達量大於本地的出行量;而深圳則呈現相反的特徵:對於每一對城市,深圳的數據是出行量大於到達量。如果說產業結構的數據反映了廣州和深圳兩個城市的產業差異的話,那麼,企業分部和手機信令的數據,則充分顯示了近距離的兩個超級都市出現了競合關係的新格局:廣州呈現出門戶城市的特點,而深圳則顯現出經濟中心的特征。
根據2016年12月某日手機信令分析的珠三角城市聯繫強度
廣州與珠三角城市聯繫強度
深圳與珠三角城市聯繫強度
資料來源:珠三角全域空間規劃
感謝這個大數據的時代,讓我們能夠清楚地看到兩個核心間的不同特徵,從而理解到它們之間業已存在的功能分工。這真是一個令人興奮的發現,因為它告知我們:不要再認為珠三角是諸侯經濟——這是一個相互間密切聯繫的高密度高互動城市區域。
現代性的門戶
珠三角在過去的三十年,成功地實現了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變,現在繼續邁向由工業社會向知識社會的轉型,地區現代化的進程可喜可賀。如果說廣州呈現出門戶城市的特點,而深圳則顯現出經濟中心的特徵的話,那麼,一個有意思的話題是:
如果說廣東要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走在前列,對於珠三角現代化的進程,廣深雙雄誰將更加起到現代性門戶的作用?
社會學家丹尼斯.史密斯認為,民族國家、自然科學和資本主義是構建現代性的三種力量。從這個視點來看,廣州和深圳各自在珠三角現代化的進程中皆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廣州三力合一:在清代以前,嶺南的開發,是政治,技術和經濟三者合一的中心來驅動,這個中心隨著珠三角的發展而逐步由梧州向肇慶,廣州轉移,划出了一條由西往東的移動軌跡。
香港後起接力:鴉片戰爭後,西方在科技和經濟上已超越中國,珠三角發展的動力源由三位一體轉變成為了廣州、香港兩個動力源,並且,後者在地區現代性構建上的作用不斷加強。
廣州重返中心:香港的作用在東西陣營的陰影下被屏蔽,交易會的設立讓廣州重啟一口通商時期的雄風。廣州再次成為地區社會進程的單一發動機。這個在廣州歷史上繼明、清後的第三次「一口通商」地位,讓其不但獲得了國家優配的基礎設施,還在經濟和社會層面,特別是在社會層面積累了豐厚的資本,因此在國門重開的80年代,廣州在現代性的構建上甚至力壓上海,引領中國流行文化的風騷。
深圳後來居上:然而,大量借鑒香港的現代性建立起來的制度在深圳成功落地後,一個比廣州更好地與世界現代性接軌的制度空間在珠江東岸形成。於是,丹尼斯.史密斯的現代性構建的三駕馬車在珠三角於90年代後再次走向分離。
在中國的制度背景下,廣州的省會POD與深圳的特區POD,對於資源的獲取能力和智慧,都是令人驚嘆的。君不見,廣州拋出一個南站,佛山樂呵呵地把軌道與廣州結為一網;而深圳放出一個華為,東莞歡天喜地地融入到自己的懷裡。然而,如果從現代性的構建方面來考察,則可以看到兩者不同頻道的差異。
現代性包含著多個維度,既包括了生產力的現代化,還包括了制度方面的「新理性」和人的觀念、審美方面的「新理性」。
如果說廣州與深圳在GDP上的幾乎等同難以反應兩者在生產力方面的差異,那麼,兩者在其他維度上的差異則更為顯性可察。以城市規劃設計領域為例:
在制度方面,深圳在90年代便成立了國土規劃局,廣州則在兩年前才成立國土與規劃委。
在審美方面,深圳的建築雙年展搞得有聲有色,設計領域生機勃勃,被稱為中國的設計之都。
深圳社會現代性的領先是一種實實在在的存在。07年前我曾經發電郵給省衛生廳、廣州衛生局和深圳衛生局詢問兒童從境外回來在打預防針方面的銜接事宜,結果省廳和廣州局石沉大海,毫無反應,而深圳局的職員卻給了我十分詳盡的回復。——深圳在現代性構建方面的領先和與外部的接軌,讓深圳在由工業社會轉型為知識社會的進程中贏得先機。吸引海歸、創客等對現代性要求高的創新要素源源不斷地在這裡聚集、碰撞,使深圳成功地把90年代的「打工城市」轉換成了現在的「創新城市」。
遠眺深圳福田中心區 攝影:卓偉德
歷史總是有幾分相似的,當新中國的關閘從物理上把東西陣營切斷時,香港的現代性門戶功能被屏蔽出去,廣州迎來了歷史性的機遇;當中國的長城網在虛擬空間把西方陣營切斷的時候,香港的作用再次被屏蔽出去,這次是在虛擬世界,深圳迎來了自己的特別機遇。
然而,歷史又從來不會是完全相同的: 廣州上個機遇發生在階級鬥爭的年代,而深圳現在的機遇則在網路經濟時代。在即將來臨的灣區時代,珠三角現代性的引擎又會是怎樣的一種組合?雙雄的決心是堅定的:深圳揮刀斬去大鏟灣的港口發展,祭出了前海現代服務中心的大旗;廣州整合內部資源,亮出了南沙唯一副中心的雄心壯志。灣區的大幕已在維港慶典的禮花中徐徐拉開,誰會在國家現代化的新征程中再領風騷?且聽歷史的作答。
原標題:
深圳與廣州的"POD對決":誰是中國現代性的門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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