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學術語言辯護宗教信仰：民主與健康的關係

最新 07-16

以上內容偶有缺漏。我對本文提出一些想法供討論。

1根據我去年夏天在波士頓另外場合聽到他初步結果的報告，該文使用的數據樣本不包括中國，當場也有人質疑。

2模型不等於因果。本文雖然通篇是數據，是計量模型，但模型更像是對數據的擬合，更類似於相關關係。Acemoglu自己坦言，為民主尋找工具變數太難了，而用區域民主化作為工具變數是一個無奈之舉，並不是良策。地區內不同國家間在不僅在民主化進程上有相互影響，經濟上的相互影響。所以我們可以說，民主化的國家和經濟增速或健康水平要高一些，這是事實，但是難以就下結論說民主化啟動了經濟增長和提高健康水平。

3總體關聯不等於個體關聯。我們常犯的一個錯誤是：如果依據全國樣本得出教育和收入有因果關係，我們容易說，如果某個人提高教育水平就能夠在多大概率上提高多少收入。這是錯誤的，總體的因果或者是相關是就總體而言，它能夠的出來的結論是如果教育水平在總體上提高一個台階，收入能夠在多大概率上增加多少。對個人該結論不成立。在某些因果關係中甚至可能出現相反結論。社會學當中的異質性應當被引入。本文的結論也不能夠簡單適用於某個體。

4意識形態不等於具體制度。很難想像，是一種意識形態引致了經濟增長和社會健康水平的差異，必然是通過具體途徑而達成。Acemoglu在文中也提到了這些途徑，比如政府對於民眾的迎合等等，雖然比較寬泛。而反過來說，既然如果知道具體措施或途徑能夠達成這些結果，那意識形態是否重要？那為什麼要談寬泛的意識形態？例如這篇文章中顯然沒有提市場經濟的作用和這個變數與民主之間的相關性。我個人欣賞斯坦福經濟系的做法，拋棄經濟學宗教觀，追求事實和具體層面。

「不存在什麼斯坦福學派，」斯坦福大學經濟學教授B·道格拉斯·伯恩海姆(B. Douglas Bernheim)說。「這不是一個講究學說的地方。學說往往會簡化事物，而我們越來越意識到，我們所要努力解決的社會議題是極為錯綜複雜的。在斯坦福，我們的主要共識是，研究人員必須對各種研究方法和思維方式保持開放心態，但在自己的研究上則要嚴格、徹底和謹慎地採用最高標準。」

——紐約時報

5試圖在一個框架內探討問題。一個人坐在汽車上，汽車飛馳在馬路上，路邊的人認為汽車在飛馳，而汽車中的人可以認為汽車相對自己是靜止的。這是因為兩個人的參考系不同。不同參考系下，兩個人的爭論永遠不會休止。我不認為所有的文化和文明都可以轉換參考系，這樣這個世界好無樂趣可言。而我認為對很多具體的問題，是可以轉換到一個參考系下去討論的，對於中文世界而言，缺乏會轉化坐標系說故事的能力。中國未來的差距，在經濟學，在社會科學。

責編：楊金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