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是如何變成「現在」這個樣子的？

文 / 葛欣楠

前言

台灣是中國海洋文明的尖端，也是中國跌宕幾百年的見證者。但對於台灣的歷史，我們大多數人的認識是含混而片面的。我們只知道鄭成功收復台灣，但對於鄭成功之前荷蘭人佔據台灣的歷史知之甚少；我們只知道台灣因《馬關條約》而割讓給日本，但對於日本何時起覬覦台灣，佔據台灣之後如何治理台灣毫不了解……

1620年，鄭芝龍帶著他的亦商亦盜的船隊，往返台灣海峽，漸漸獨霸東亞的海洋，漢人也在此時成規模來到台灣，讓當地農業迅速擺脫原始，植入了農耕的性格。而幾乎同時來到台灣的荷蘭人，卻主宰著這裡，用東印度公司的先進方式分層管理，使當地人種植甘蔗以適應世界市場的需要。鄭成功延續父親的隊伍，在兵敗南京後，另圖台灣以期延續明朝國祚。驅逐荷蘭人後，彼岸殘喘不堪的南明和島上的明鄭政權都未能長久，但明朝帶來的倫理道德卻溶在台灣的血脈中，生命力至今不衰。

清朝再度收復台灣後，憚於這片明鄭舊地的反抗精神，嚴格限制大陸移民至此，來者不得攜妻帶子，只得孤身前往，卻不想導致了島上男女比例的嚴重失衡，又造成了渡台者的漂浮無根感，浮躁下民變如家常便飯。膏腴的土地又讓人努力定能生存，久了就形成了台灣人能吃苦，能打拚的性格。

近代以來，日本對塑造台灣的影響不可謂不小，但卻也是屈辱割讓下的無奈結果。中國人何以無力自己主宰台灣的命運？只論日本人的野心、殖民在彼時的瘋狂，對解答歷史疑問沒有太多的積極意義。從海禁政策、對外態度、平民教育、社會狀況，到出國考察等許多角度，比對探討江戶時代的日本和清代的中國，方知在兩者皆為「封建末期」這樣的固有套話之下，掩蓋了多少關鍵的差異。這些具體各異的社會狀況猶如水下的冰山，決定了他們冒出頭的一角——即如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這般全然殊途。

這其中的總結頗有新意：正是日本比中國更封建，各藩的相對獨立能夠在變革中提供更多動力，而中國的中央集權則在陌生的衝擊下愚鈍無措。

回過頭來看洋務運動中的台灣，在劉銘傳「以一隅之設施，為全國之范」的目標下進行了近代化的建設：丈田清賦、新式教育、鋪設電報，尤以鋪設從台北到基隆的鐵路最為矚目，此時仍時被清廷稱作「生番」的台灣，成了中國最為先進的省。

在慈禧祝壽的鑼鼓聲中，旅順淪陷，洋務既終，台灣割讓。為議和挨了槍子的李鴻章安慰劉銘傳：「割台實有不得已的苦衷，但足下銳意經營的台灣島，乃日人最喜歡，必繼承而不廢……」，實不知該是一種怎樣的悲愴和無奈。

實際佔領台灣比在談判桌前讓清廷割讓台灣，顯然付出了大得多的代價。台灣各界獨力組織了力量，進行了曠日而犧牲巨大的抵抗，使日本人的傷亡遠大於甲午戰爭，讓日後的統治不得不更加小心。台灣人的自立和抗爭精神在此凝成，也在此融入了歷史記憶中。

日本對台灣統治的複雜，難以簡單概述，但在對林業的管理這裡頗有代表性。日本人動用2000餘名林業專家，以16年的時間，詳細勘測了全島的樹林，也定下砍伐速度不得超過栽種速度的計劃。但另一方面，東京明治神宮巨大的鳥居，就以台灣1500年樹齡的檜木製成，這種邊開發邊掠奪的經營，實讓人有種「就怕流氓有文化」的感嘆。

日本人以警察的權威、一板一眼的規矩，讓台灣民眾變得守秩序，如不吐痰、不插隊、戶口要登記等。但另一面是更多的失去自由：農田裡種什麼取決於日本的需要，而不是農民自己的意願、鴉片被公開出售、二戰開始後更是禁止漢語教育和傳統風俗，強制的皇民化、生活困苦、青壯被強征而在荒島戰死…….台灣人如同頑強的連翹般，或抗爭，或默默煎熬，在無數血淚和犧牲後，終於待得光復，滿心熱誠，期待著一次重生。

以上內容整理自重慶出版社出版的《發現台灣1620-1945》，該書以全球視野展現了台灣社會1620年至1945年之間的發展變遷。自明末漢人移民來台墾荒至1945年光復回歸，台灣從邊陲小島逐漸成為外貿重鎮，成為古老中國探索外部世界的尖端，三百多年裡，歷經荷蘭佔據、鄭氏王朝、清朝統一、日本殖民，台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不斷演變，既跌蕩起伏，又血淚交融，令人感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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