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不失，受虐不止，我們奴隸的身份還要保持多久？

文史 07-16

官團系國內軍事歷史名家、青年學者集群，以普及中國近代史知識為己任。

《活著回家：巴丹死亡行軍親歷記》（作者：(美國)列斯特·坦尼譯者：范國平）是列斯特·坦尼博士花費50年時間查閱大量檔案，向親友和戰友徵集資料，結合自己冒著生命危險在戰俘營中偷偷寫下的日記寫成的有關巴丹死亡行軍的珍貴回憶錄。巴丹死亡行軍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中確認的、與南京大屠殺並列的日軍戰爭暴行。

《活著回家：巴丹死亡行軍親歷記》（作者：（美國）列斯特·坦尼譯者：范國平），重慶出版社，2016年10月。

本文接上一篇《在運送戰俘的輪船上開設賭場，垂頭喪氣的人對生存有了新的希望》上一篇中坦尼記錄了不同以往的生活，他們在在菲律賓往日本運送戰俘的輪船上開設了一個小賭場，瞞著日本人運營了八九天，小小的賭場，活躍了貨艙的氣氛，兄弟們熟識了，孤獨的痛苦漸漸消散。兩隻小小的骰子，把大家緊緊地聯繫在一起。在天黑之後，坦尼也容易入睡了，因為有了新的盼頭。一些垂頭喪氣的人突然對生存有了新的希望。在海上飄蕩的日子是難熬痛苦的。他們在海上漂了28天，終於到達了日本，上岸之後他們又將經歷什麼呢？

我們在海上漂了28天，到達日本的時候，每個人的平均體重要比離開菲律賓的時候瘦了15磅。如果碼頭上有磅秤的話，我估計自己只有105磅，失去了戰前體重的43%。儘管我們身在日本，已經踏上了敵國的土地，可是我們還是非常願意離開泥丸。長時間蝸居在活動空間狹小、人滿為患的貨艙里，使得我們當中的很多人都不能正常行走。普通人老躺著或坐著，一下子站起來的時候，也難免眼前發黑。我們更嚴重，大多數的人腿抽筋。於是我們只能相互攙扶著走下船。

上岸之後，日本人便把我們驅趕到碼頭右邊的一個大倉庫里，命令我們脫掉所有的衣服，扔到靠著牆根放成一排的垃圾桶里。我們一絲不掛地站在倉庫里，看著瘦骨嶙峋的身體，感覺很難受。不一會兒，6個戴著防毒面具的日本人進來了，戴著長手套，背著噴霧器的。他們穿著專門的消毒服，這種衣服是帆布做的，上衣和褲子連在一起。他們繞著我們來回走，往我們身上噴藥水，頭髮上也噴。日本人現在做的是給我們「消毒」——除去我們身上的諸如虱子之類的寄生蟲，殺死一些傳染病的病菌。噴到我身上時，我閉著眼睛，屏住呼吸，閉緊嘴巴。消毒員只有6個人，我們戰俘接近500個人，等一個個消毒完畢，兩個小時已經過去了。日本的氣溫比菲律賓低很多，此時已經是10月，我凍得不行。

隨後，日本人給我們發了日式工作服，還有橡膠底、帆布幫子的工作鞋。這鞋很奇怪，鞋尖是裂開的，有專門放大拇指的地方；不用鞋帶，用紐扣。所有的襯衣和褲子都是同一個尺寸的，穿在我們身上，胸圍和腰圍剛剛好，因為我們已經皮包骨頭了，不過袖子和褲管的長度太短了。日本人還給我們發了一條30英寸長、12英寸寬的白布條，一頭有細繩子可以扎在腰間。這玩意是日本特有的，叫兜襠布，是日本傳統的內褲替代品。我們很多人不會使這玩意，很長一段時間把它當作腰帶用。

等我們把衣服穿好，日本人就把我們趕到了倉庫外面。大家都在期待著日本人告訴我們下一站的目的地。大家都很想知道，我們將去哪裡，幹什麼。我想起了勞拉，下定決心一定要挨過接下來的艱苦歲月。

等了一個小時之後，一個年輕的海軍軍官過來了。我們一見到他，就立正站好，停止講話。這個軍官說著一口原汁原味的美式英語。如果當時我背對著他，絕對不會想到，這樣標準的英語出自一個日本人之口。他說：「我出生在加利福尼亞的長灘，在斯坦福大學讀的書。但是我一直牢記著我是一個日本人，我要為天皇陛下盡忠。我們將會贏得這場戰爭，打破美國的封鎖，奪取屬於我們的生存空間。」

他喊道：「不要忘記，你們現在是我們的囚犯。你們來這裡，是為了工作，為天皇陛下努力地工作。」然後他又說：「火車將把你們送到『新家』，希望你們儘快適應工作環境，你們要按我們的習慣工作。」

日本兵押著我們，走到了離碼頭不遠的火車站。一輛很破舊的老式蒸汽機車已經在那等著我們。火車頭「突突」地低吼著，主煙囪里不斷冒出黑煙，放氣閥不時發出長長的「呲」聲，伴隨著大量的蒸氣。這輛超期服役的火車，讓我很懷疑，能不能拖得動我們。

日本兵一邊大叫著「哈依庫！哈依庫！（快點！快點！）」，一邊用力推搡我們，想讓我們快些上車。在洶湧的人潮中，我根本無法行走，雙腳被擠得離開了地面。就在這時，離我最近的日本兵，掄起槍托，朝我腦袋砸過來。我伸出右手，捂住流血的額頭，本能地回頭，厭惡地看了他一眼。我的這個表情，沒有逃過旁邊的一個日本兵的眼睛。他掉轉槍身，槍托在空中划了一個大弧，重重地砸在我的鼻子上。我的鼻子有舊傷，當游擊隊員被捕時，就被日本偵緝隊打破了鼻子。鮮血一下子從鼻子裡面涌了出來，我連忙用左手捂住，沒敢回頭，拚命擠進塞得像沙丁魚罐頭的車廂。

瘦骨嶙峋的美軍戰俘

我們全部上車後，火車開動了，對於去往哪裡，我們一無所知，剛才軍官沒說。我們最後一點希望也破滅了，如果我們還在菲律賓，盟軍反攻的時候，我們還可望獲救。現在我們是在日本，盟軍什麼時候才能打到日本來啊？說不定他們還沒打到日本，我們就已經被日本人折磨死了。就算我們還活著，也要等到戰爭結束，才能自由。

我清楚地記得，在巴丹收集廢金屬的時候，在路邊小店看到鮮紅的美國大蘋果，我感覺祖國離我很近；我還記得，當我開著卡車進入馬尼拉市區時，菲律賓老百姓熱情地打著「V」字手勢。原來我們還有夢可做，而今夢想已經被殘忍地粉碎了。在敵人的土地上，我們奴隸的身份還要保持多久？我一點概念也沒有，這種對未來的不確定性讓我抓狂。

我的目標只有一個：活著，回家。以後做任何事情都要用這個標準去衡量，就像我在巴丹死亡行軍途中，走一段路，就確立一個能看見的標誌物一樣。我以後的每一天都將這樣度過：首先，我必須每天保持忙碌，即使很疲勞，也要做一些事情來刺激自己，使自己可以面對明天；第二，我不能只是坐以待斃，讓日本人對我為所欲為，相反地，我發誓要擁有發言權，哪怕只是微弱的發言權；第三，為了生存，我要用我在巴丹學會的蹩腳的日語與日本人交流。

6小時之後，火車拉響了汽笛，到站了。火車緩緩滑行，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個日本城鎮。我感覺以前在雜誌上看到過它，因為它頗具代表性。我的朋友們非常震驚，因為這與他們想像的工業化的日本差別太大——幾乎所有的房子都是用竹子蓋的，茅草做的屋頂。我走下火車，仔細搜索，只發現一座磚頭砌的房子，它應該是當地的政府部門吧。街面上機動車輛為數不多，而且相當破舊，行駛的時候發出「嘎嘎」的聲音。

好些當地居民聚集在火車站，伸長了脖子，想看看我們美國人長什麼樣子。他們都是典型的日本人打扮，饒有興緻地對我們指指點點，好像我們是囚禁在籠子里供人參觀的動物。人群當中有不少穿著和服的日本婦女，但感覺她們一點也不優雅。她們和日本男人一起，發出嘈雜的笑聲，做著誇張的表情，滿臉的不屑。這些平民肆無忌憚的笑聲，刺痛了我們，剝奪了我們做人的尊嚴。

日本兵沒有留給這些觀眾太多的參觀時間。等我們全部從火車上下來後，他們就開始清點人數。日本人確認了從泥丸上下來的人都在這裡之後，又押著我們開始了新的行軍。走了大約4英里，一片木板房營區映入我們眼帘。6英寸高的木製柵欄圍繞著營區，柵欄的頂部豎著2英寸高的有刺鐵絲網。這就是我們的目的地，靠近大牟田煤礦的17號戰俘營，原先是日本人的兵營。

木結構的兵舍主要分布在營區的右邊，戰俘的淋浴室和食堂在營區中間，左邊是日本指揮官的辦公室、日本看守的宿舍和餐廳。日本人點數分組，50人一個營房。我被分到了4號營房。264號代表著我，我無論如何也想不到要在這裡度過3年的漫長歲月。

白人戰俘工

戰俘的營房一共有35個。所有的營房都是一樣的，約有65英尺長，15英尺寬，走廊大約有3英尺寬，貫穿整個營房。一個營房分為7個房間，第一個房間住著日本看守，剩下的6個房間我們住，8個人一間。房間的門檻大約1英尺高。房間的門是日本傳統的拉門，木質骨架，上面糊上了白紙。開門的時候，就把門向左或者向右拉開就可以了。除了門以外，房間的後牆上還有一扇可以打開的大窗戶，也是用紙糊的。很有代表性的稻草席子直接鋪在冰冷的木地板上。日本人給我們每個人發了一條稍微厚一點的質地粗糙的毯子當被子。幾張破破爛爛的稻草薄墊子就是我們的「床」，每人一個。天氣轉冷時，冷風從破裂的紙縫中吹進來，透心涼，我們只能擠在一起，依靠體溫，相互取暖。

在營房的正前方，是我們的公廁。廁所與營房同寬，分成四小間。便池是蹲坑型的，大便完畢，沒有水沖。這種廁所極其原始和骯髒，夏天蒼蠅滿天飛，白白胖胖的蛆蟲在糞便里泛濫成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