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興斌：論曹操的軍事才能

關於曹操的軍事才能，《三國志》的作者陳壽曾評價其能「該韓白之奇策」。應當說，這一評價是很高的。然而，還有比這更高的——王沈在《魏書》中乾脆將曹操與著名的大軍事家孫子和吳起相提並論(詳見《武帝紀》及裴松之注)。至於後人，則大多因襲了陳、王

二人的觀點。筆者認為，這些評價，並不符合實際。曹操的軍事才能，雖有其長，但更有其短，從總體上看，大致可以概括為這樣四句話，即：長於戰術，短於戰略；長於任將，短於治軍；長於陸爭，短於水戰；長於政治，短於軍事。現試分述如下：

一、長於戰術，短於戰略

只要稍微仔細地閱讀一下《三國志》的有關記載，便不難發現，曹操在指揮才能方面，明顯地長於戰術而短於戰略。其一生的軍事實踐表明，他在戰役指揮和戰術行動上，正確、成功者多而錯誤、失敗者少；但在戰略決策和戰略指導上，則是錯誤、失敗者多而正確、成功者少。

(一)有關戰役指揮和戰術運用：筆者根據《武帝紀》作了一個粗略統計，曹操一生親自指揮的戰役戰鬥行動的大約有三十次左右，其中勝者占絕大多數，而敗者十中不足一二，且其失敗多有一定的客觀原因。例如，討董卓時敗給徐榮，一是兵力太少，二是操系初次從事軍事指揮活動，缺乏經驗；建安二年敗於張綉，實際上是由於麻痹，與指揮能力高低無關。相反，那些獲勝的戰例，不僅所佔比例極高，而且有不少贏得十分漂亮。如建安三年之大敗張繡的追兵，建安五年之利誘、擊敗袁紹軍，建安十一年之不戰而取袁氏兄弟的首級，等等，即都是如此。

(二)有關戰略謀劃和戰略指導：事實表明，曹操在關係全局的戰略謀劃和戰略指導方面，既乏遠見，亦少辦法。

1、官渡之戰，曹操在戰略上始終缺乏清醒、明確的認識。戰前，他雖深知自己無法與袁紹匹敵，而此戰意義極為重大，但就是拿不出具體辦法來。為此，他焦慮不安，「出入動靜變於常」，後經荀彧分析，指出己方之必勝原因，始覺心中踏實。但是，當官渡之戰進入相持階段時，曹操的信心再次動搖。他寫信給留守許昌的荀彧，說打算退兵還許，荀彧回信再次為他分析當時的形勢與利害，他才打消了退兵的念頭，以奇兵燒袁紹的屯糧之所，終於取得了此戰的徹底勝利(詳見《荀彧傳》和《武帝紀》)。所以，官渡之戰曹操所以能獲勝，戰略上主要得益於荀彧，曹操本人並無值得稱道之處。《武帝紀》記他對眾將說「吾知紹之為人，志大而智少，色厲而膽薄，忌刻而少威，兵多而分劃不明，將驕而政令不易，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為吾奉也」云云，應是在吃了荀彧的「定心丸」之後才可能有的見識。

2、赤壁之戰不知彼己，盲目用兵，終致大敗。實事求是地說，曹操奪得荊州，既是意料中事，也帶有一定的偶然性。問題是，曹操在奪取荊州之後，應當見好就收，而不宜繼續冒進。因為此時的形勢，表面上看對曹操極為有利，實際上並非如此。概括地說，當時之不利於曹操的因素，至少有這樣幾點：(1)曹操「託名漢相，其實漢賊」，靠武力和詐謀經營天下，在政治上遠未贏得天下人之心。(2)操之後方不穩固，既有內憂，又有外患。(3)軍事上舍長就短，以不習水戰的北方士卒，南下與乘船如騎馬的水鄉將士爭衡，而且是長途奔襲，部隊極為疲敝。(4)孫、劉雙方雖兵力少於曹操，但精兵也不下五六萬人，而且主明、士智、將勇、卒練，面對強敵，內部團結(詳見《周瑜傳》、《諸葛亮傳》)。對這些，周瑜和諸葛亮都有深刻的認識，而曹操卻無絲毫覺察。作為一個軍事家，在重大的軍事行動之前，如此昧於知彼和知己，是不應該的。

3、沒有及時奪取關西、漢中和兩川，喪失了統一中國的大好時機。荊州江南地區位於孫氏政權的上流，若為劉備所佔，就會成為其心腹之患，所以他們決不可能在此地歸屬未定的情況下無動於衷。而劉備當時尚無立足之地，只有奪取此地最為近捷和現實。在這樣的形勢下，如無強敵威脅，他們只可能鷸蚌相爭，不可能聯合對外。而關西、漢中與兩川地區，除了馬超還是個對手外，張魯和劉璋都是庸劣無能之人，曹操若能以強兵臨之，奪取這些地方當不會有太大的困難。然而，在奪取荊州江北之地後，曹操卻放著這些意義重大且相對容易對付的敵人不打，偏偏去進攻自己的兩個最為強大的對手，迫使他們迅速聯合起來共同抗擊他，實是戰略決策上的一大失誤。

赤壁之戰後六年(建安十九年)，劉備佔有益州，曹操平定隴右。次年，孫、劉瓜分荊州江南之地，曹操奪占漢中。此時，他的重要謀士劉曄和司馬懿都勸他乘勢取蜀，且指出劉備系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服，且其正與吳人遠爭江陵，實屬機不宜失。然而，曹操均不採納(以上分別見《三國志·劉曄傳》和《晉書·宣帝紀》)。不僅如此，他還在明知夏侯淵「但知任勇」、輕燥乏謀的情況下，依然讓他守漢中，自己則率大軍返回鄴城。結果，僅僅過了三年，夏侯淵就被劉備部將黃忠所殺，漢中終為劉備所得(《夏侯淵傳》)。所有這些，都反映出曹操在事關全局的戰略決策方面缺乏遠見的特點。

一個軍事家在實踐上的特點，不可能不反映到他的理論著述上去。分析曹操現存唯一的軍事理論著述《孫子注》，其長於戰術而短於戰略的特點同樣十分顯著。對此，古棣與周英二位先生已著專文(見《長於戰術 短於戰略——評曹操〈孫子注〉》，載《孫子學刊》1993年第3期)進行了詳盡的分析與論述，恕不贅述。

二、長於任將，短於治軍

(一)關於任將：《武帝紀》注引王沈《魏書》說：「(曹操)知人善察，難眩以偽，拔于禁、樂進於行陣之間，取張遼、徐晃於亡虜之內，皆佐命立功，列為名將；其餘拔出細微，登為牧守者，不可勝數。」應當說，此話大抵是符合實際的。考察曹操的軍事生涯，其在使用將領方面，主要有如下特點：

1、善於發現人才。遍閱《三國志·魏書》，可知曹操部下有許多將領，本不知名或不甚知名，是經曹操之慧眼識拔後，才逐漸建立功名 而為人所知的。如田豫、陳矯、滿寵等，即屬此種情況(詳見本傳)。

2、不拘一格，唯才是舉。建安十五年，曹操發布《求賢令》，明確提出了「唯才是舉」的用人方針(詳見《武帝紀》)。實踐證明，曹操任將，的確是堅持了上述方針。被他重用的將帥，出身頗雜，親疏都有：(1)曹操自己的族人、親屬甚至兒子，如夏侯惇、曹仁、曹彰等。(2)出身細微，與己非親非故者，如許褚、典韋、胡質等。(3)拔於行伍戰陣之間者，如于禁、樂進、李典等。(4)取於敗軍亡虜之內者，如張遼、徐景、張郃等。這些，都是當時被列為名將寫入史傳者，至於那些中才以下不為史傳所錄者，當不知凡幾。

3、各任器使，用其所長。除以上特點，曹操還能夠根據將領們的特點，充分發揮其所長。例如，許褚、典韋壯武有力，忠誠奉法，志節任俠，曹操就讓他們戰則為軍鋒，息則統親兵；臧霸有恩信於東土，曹操就割青、徐二州託付於霸，從而得以專心對付袁紹，不必以東方為念；文聘本劉表大將，在江漢一帶頗有威恩，曹操就聘為江夏太守，委以邊事，使御孫權，等等(分別見本傳)。

建安二十年，曹操親征張魯，而以張遼、樂進、李典守合肥，留給護軍薛悌一函，署曰「賊至乃發」。不久，孫權率眾十萬圍合肥，張、樂、李、薛乃共同啟函，見內有一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而張遼、李典知其意(《張遼傳》)。原來，一者張遼、李典、樂進素不和睦，操恐其不相統屬，故預為處分；二者強敵遠來，守軍無救為恃，必須乘其兵勢未合之際逆擊之，以安眾心，然後可守。

當然，曹操任將也有其失誤之時，如任夏侯淵而夏侯淵覆亡，任於禁而于禁敗降，但這不過是百密中之一疏，尚不足以掩其總體上的成功。

(二)關於治軍：現存史料中並無有關曹操治軍的正面記載，但我們可以根據這些史料，作出如下判斷：

1、曹操對於軍隊的治理與管理，既不如諸侯亮，也不如孫氏兄弟。陳壽在《上諸葛亮集表》中曾說，諸葛亮之才，「於治戎為長」。據本傳載，建興六年，諸葛亮率軍伐蜀，「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建興九年，諸葛亮再次北伐，屯田渭南，「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這些，都是諸葛亮治軍有方的明證。所以，後人評論他的軍隊為「桓文節制之師」。據本傳記載，孫策為袁術部將時，騎士有罪，藏入袁術營中，孫策依然派人前往斬之，「由是軍中益憚畏之」。後來，他率部還定江東，「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而軍令整肅，百姓懷之」。反觀曹操用兵，則從無此類記載。

2、曹軍作戰，勝則動輒「屠城」、「殘戮」，敗則散亂奔逃、潰不成軍。據記載，興平元年夏，曹操東征陶謙，「所過多所殘戮」；初平四年，操征(陶)謙，「多殺人民」，「死者數萬，泗水為之不流」；官渡之戰，曹操殺袁紹士卒七萬餘人；建安二十年，操征張魯，氐王竇茂眾萬餘人，恃險不服，操「攻屠之」(分別見《武帝紀》、《陶謙傳》及裴松之注)。另據《于禁傳》記載，曹操在宛城敗於張綉之時，幾乎潰不成軍，而青州兵因操平日「寬之」，此時竟然劫掠同類。以上所述，都反映了曹操御兵乏術、短於治軍的特點。

三、長於陸爭，短於水戰

曹操平生所直接或間接指揮的戰事，基本上全是以馬步軍為主的陸上之爭，其中雖然難免敗挫，但終究是勝多敗少，這反映了他善於指揮陸上作戰的特點。

曹操一生中只指揮了一次水戰，即赤壁之戰，結果是大敗而歸。據《武帝紀》記載，建安十三年，曹操曾在鄴城作玄武池以操練水軍，並於同年七月即南征劉表，此後不久又乘新勝之威南追劉備，欲定江南。在池中操練水軍，時間又是如此之短，豈能有理想的效果？這反映了他對水戰認識的膚淺和幼稚。據《周瑜傳》記載，赤壁之戰前夕，瑜部將黃蓋獻策說：「今寇眾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瑜納其計，於是蓋欺操以詐降，果然以火攻大破曹軍。水戰以艦船為主要工具，大江之上，戰船首尾相接，不備火攻，而又輕信詐降，這又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曹操對水戰常識的無知。

赤壁之戰後，曹操與孫權曾有數次交鋒，互有勝負，而曹操以不慣水戰，終難獲利。據《吳主傳》及裴注引《吳歷》記載，建按十八年，曹操率軍進攻濡須口，曹見孫權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喟然嘆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遂退軍。可見，在水戰問題上，曹操始終是不得要領，難有作為。

四、長於政治，短於軍事

實事求是地說，曹操主要是一位政治家，他的軍事才能遠不如他的政治才能卓越和突出。曹操在政治上的過人之處，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1、善察時勢。據《武帝紀》及王沈《魏書》載，光和末，冀州刺史王芬、南陽許攸等連結豪傑，謀廢靈帝，曹操拒絕參與，後芬等果然事敗。當董卓當政之時，曹操不僅不與其合作，而且率先起而討之，表明了他對政治形勢的準確判斷。建安元年，曹操果斷地迎獻帝至許，這是其一生中意義最為重大的一項政治舉措。取代漢帝雖說是曹操夢寐以求的事情，但他即使是在功業蓋世之後，也仍能保持頭腦清醒。襄樊之戰後，孫權遣使乞降，上表稱臣，陳說天命，曹操說：「是兒欲踞吾著火爐上邪！」(《晉書·宣帝紀》)充分顯示了他在政治上的成熟與老練。

2、善用人才。曹操不僅善於使用軍事人才，其實也善於網羅和使用政治人才和其他各類人才。所以，當時曹操身邊人物之盛，是孫權、劉備根本無法相比的。

3、較能容人。曹操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出於種種原因，的確殺了幾位不能與他在各方面始終保持一致的才智之士，如荀彧、孔融、楊修、崔琰等，這在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封建專制時代，是不足為怪的。但從總體上來說，曹操還是比較能夠容人的。如他不僅不殺逃亡的畢諶、叛變的魏種、翻覆無常的張綉等人，反委以重任，即是明證(詳見《武帝紀》和《賈詡傳》)。

4、從諫如流。善於團結、網羅人才而不善於聽取他們的忠言良策，或者雖然能夠聽取他們的意見但卻不辨糟粕，不識精華，不能擇善而從，則與不善於團結、網羅人才沒有什麼區別。應當說，在這兩個方面，曹操都不存在什麼問題，他基本上能夠做到從諫如流，擇善而行。他的許多重大的政治、軍事決策，都是在充分聽取他人意見的基礎上作出的。

從上述事實不難看出，曹操的政治才能確是比較突出的，一個政治家必須具備的品格和能力，他基本上都具備；相反，作為一個軍事家，他卻並不怎麼優秀和突出——他在戰略上缺乏遠見卓識，在戰場上果於殺戮，治軍也不嚴謹，而且自始至終不懂水戰，等等。所以，他實際上是一個優秀的政治家，而不是一個優秀的軍事家，更不是一個傑出的大軍事家。

那麼，千百年來，曹操何以會被看作是一位傑出的大軍事家呢？我想，這大概與以下原因有關：(1)囿於前人(主要指陳壽和裴松之)的觀點。(2)關注結果，忽略過程，片面地以成敗論英雄。(3)認識上移花接木，將他人的成就和才能記到曹操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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