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與中日甲午海戰

中日甲午戰爭，是數百年來，決定中國命運、遠東以及世界形勢的重大事件。一百多年過去了，我們捫心自問，與甲午海戰時相比，中日之間的差距，是擴大了還是縮小了？只有如今中國民間對日輿論，未富先奢、未強先驕，與當時清廷滿朝大臣對日本的不屑，旗鼓相當。所以說，對此戰的認識、反思，仍是必要的。

近代日本和中國一樣，也是在西方衝擊下，被迫打開國門。日本接觸近代世界，始於1854年美國人培里叩關，比中國第一次鴉片戰爭晚了12年。雖然如此，日本融入近代世界遠比中國速度快且徹底。原因一是日本是個島國，全國各地易於與外界交往，不像中國縱深極大，內陸不易接觸到外部世界。二是當時中日兩國承受外部衝擊的能力不同，故反應不同。第一次鴉片戰爭對於大清，只是一次觸動；培里叩關對日本全國來說，無疑是驚天動地的大震撼。（當時日本民謠：驚醒太平夢，徹夜不能眠。）中日對外部衝擊的感覺的差異，猶如蚊叮與蛇咬之別。三是更重要的原因，日本明治維新開始於一場大規模流血徹頭徹尾的暴力革命，而不是和平改良。天皇的軍隊摧毀了幕府的統治，掃除了腐朽勢力，日本得以全新面貌勵精圖治，奮發圖強。而大清，舊體制的力量太強大了，只是形勢比人強，清廷才半推半就，允許若干民族精英人物在有限的範圍內，推動國防建設方面的洋務運動。

咸豐十年（1860年）英法聯軍入侵北京之後，清廷主政大臣恭親王和文祥認識到，中國要自強，必須師夷長技以制夷。同時與太平軍作戰的曾國藩、左宗棠和李鴻章等人，也深刻體會到洋槍洋炮洋船的厲害。李鴻章曾寫信給曾國藩說，「見（洋人）大炮之精純，器械之鮮明，隊伍之雄整，實非中國所能及。」當時，恭親王等在京內主持，曾國藩、李鴻章等在京外推動，掀起了一場自強性質的洋務運動。他們之中，最熟悉洋務的，就是李鴻章。因為李鴻章率領淮軍與長毛作戰時，設大本營於上海，與洋人接觸最多，他的部下就有英國軍官戈登統帶的常勝軍。後來洋務運動各種模仿西方的事業，如造船、制械、築軍港、設電報局、招商局、礦務局等，大多是李鴻章所經營的事業。梁啟超稱「中國洋務人士，吾未見有其比也」。徐中約《中國近代史》的評價是：「雖然他（李鴻章）只是一個省級大員（直隸總督），但超過90％的現代化規劃是在他的襄贊下發動的」。

曾國藩去世（1872年）後，李鴻章成為惟一的中興重臣，為慈禧太后所倚重。李鴻章時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戴著大學士頭銜，部下有當時最現代化的軍隊淮軍，他勇於任事，又有實業支撐，儼然當時的實力派中心人物。梁啟超說晚清時，「四十年來，中國大事幾無一事不與李鴻章有關係」。凡當時的重要外交，多由他主持。清廷也認為，李鴻章「熟悉中外交涉，為外洋各國所共傾服」。在外國人眼中，能夠打交道的中國大臣，也只有一個李鴻章，要辦什麼事，也多找李鴻章辦理。但是，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李鴻章只是「為時勢所造之英雄，非造時勢之英雄」（梁啟超），李鴻章留給當時中國以至世界上的印象，是因其勇於任事，什麼事出頭露面都少不了他，但真正的決策人物，躲在宮牆之內。顯然，很多事情上，李鴻章做不了主，他只是出面周旋而已。所以說，事業成敗，表面上是李鴻章在周旋，實際上受制於清廷。

歷史上中國的精英人物，都是以解決急務為臬極。在西方列強衝擊下，大家覺得需要軍事上強國。李鴻章等人當時就是認為，只要中國有開花大炮和鐵甲船，就能與洋人一決短長。所以，洋務運動從國防軍事建設開始。首先是設兵工廠製造武器，因製造武器需要技術人員，才去開設武備學堂和選派軍官出洋留學。因近代軍隊需要近代交通通訊，才有造船廠和電報局的設立，以及鐵路建設。又因這一切均需要費用投入，所以才有招商局、煤礦金礦等實業…等等。由於事有先後，整體上就形成了一部分是現代化的，一部分是舊傳統的狀況。發展到一定階段，近代的與傳統守舊的必然發生衝突。衝突的結果，不是現代化戰勝傳統守舊，就是傳統守舊戰勝現代化，兩者必不能共處。所以說，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洋務派指導思想的說法，就是當事人意淫，就是扯淡。這些洋務運動的先驅們不知道，支撐西方富強的是制度、文明因素，東西差別不僅是西方人技術先進，而是兩種文明、兩個時代。或者說，即便他們知道這些，由於推動洋務運動的都是恭順的臣下，他們不會在太后皇帝首肯之外有其他方面的作為。因為推行西方的制度與文明，首先要動的就是太后和皇上。中國歷代的統治者，只有被強力打掃下台，從沒見過有自己主動下台的。

當時世界上，一切國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強，不能者必遭慘敗，毫無例外。一個國家是一個整體，整個國家的組織和動員系統，都是環環相扣，任何一個環節都不能脫節。國防現代化，需要現代化的政治、組織和國民，需要現代化的交通、教育和經濟，缺一不可。同時代俄國、土耳其和日本現代化的經驗，就是明顯的例子。李鴻章一生歷經無數挫折，雖有豐富的閱歷、經驗，但他沒有能夠認識到這些。他和曾國藩等，對於政治、教育思想以及制度上的根本改進，完全沒有想到過。幕僚馬建忠，包括郭嵩燾，曾提醒過李鴻章，西方的富強並不是簡單的富國強兵，更不只是那些堅船利炮，而是社會制度和文化，中國必須從制度層面、文化層面學習西方。李鴻章還是認為，「中國文物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能及」。現在看來，當時中國太老舊，傳統的包袱太重，以至於不靠外力，打不碎舊的罈罈罐罐，決不能自發走上近代自強的道路。李鴻章直到晚年周遊西方各國後，方才知曉要變法強國。梁啟超批評他，「知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外交而不知有內務，知朝廷而不知有國民，知洋務而不知有國務。」也不是冤枉了他。據此，只是「舊人穿新裝」的洋務運動，失敗就是不可避免的，等待李鴻章的結局，就是悲劇。

機敏的李鴻章，很早就感受到日本的威脅。同治二年（1863年），日本明治維新前5年，李鴻章在給曾國藩的信中，說到「其國（日本）之君臣卑禮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槍炮輪船，漸能制用，遂與英法相為短長。」同治三年，他寫信給恭親王和文祥說，「日本君臣發憤為雄…往西國製造廠師習各藝，又購制器之器，在本國制習。現已能駕駛輪船，造放炸炮。…（日本）距西國遠而距中國近。我有以自立，則將附麗於我，窺伺西人之短長。我無以自強，則並效尤於彼，分西人之利藪。」李鴻章不愧為當時偉大的政治家，他看出當時日本變法圖強的意義和對中國的潛在威脅，大聲疾呼當權者猛醒與努力。可惜滿朝大臣將日本視同藩屬，沒有誰把彈丸小國日本當回事。

中國人的印象是，漫長的歷史進程中，日本作為文化「下位」國家，對處於文化「上位」的中國表現出相當的敬意。只是到了近代，日本才變得倨傲起來，開始公然蔑視中國。事實不是這樣，日本人從來沒有像中國歷史上其他屬國那樣恭順。公元六七年，聖德太子派特使訪隋，遞交一紙國書，稱「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惹得隋煬帝大不悅。按照日本人內田樹在《日本邊境論》中的說法，日本對中國是「表面服從，內心不服」。明治維新之後，隨著國力上升，日本狼子野心漸露，輕視中國為頑固愚昧的老大之邦，虎視眈眈，蠢蠢欲動。1870年。日本派專使找到李鴻章，無理取鬧，欲援引中西不平等條約成例，與中國訂約。李鴻章與之周旋，但日本人行徑詭變，譎詐至極。1874年，日本陸軍大臣上「外征三策」，太政大臣通知準備對華軍事（大清渾然不知）。1874年5月日本以琉球人被害為口實，出兵台灣「番地征討」。翌年7月，內務大臣脅迫琉球斷絕與中國的宗屬關係。1879年4月，日本「廢琉置縣」，因大清內外交困，無暇顧及，終致琉球併入日本版圖。

晚清中日衝突，主要是朝鮮問題。近代國防上，朝鮮的地位十分重要，朝鮮既可以做敵人陸軍侵犯東北的根據地，也可以做敵人海軍侵犯山東、河北的根據地。反過來，對日本的道理也是一樣，朝鮮的地理位置，對日本也很重要。所以說，當時朝鮮，是中日必爭之地。（註：現代不同了，現代戰爭，武器技術已經超越地理因素，朝鮮的屏障作用遠沒有近代重要了。）

明治維新以後，明治政府繼承了「征韓論」。當時西鄉隆盛等人建議出征朝鮮，打開朝鮮大門。一是為失去特權的舊武士找出路，二是先下手為強（提防俄國先動手），搶佔戰略高地，三是推行其維新先驅日本富強戰略：「北則割據中國東北的領土，南則掠取中國台灣及菲律賓群島。」日本自明治八年（1875年）江華島事件後，開始了一系列的侵略活動。

日本一邊派人向朝鮮滲透，一邊派人來華試探中國的態度。由於缺乏近代外交常識，中國的總理衙門包括李鴻章本人，雖堅持朝鮮為大清屬國，但強調朝鮮內政外交自主，不予干涉。大清不負責任的態度，更加強化了日本鯨吞朝鮮的野心。後來李鴻章等察覺日本狼子野心後，發揮其以夷制夷的本領，積極介紹美國以及歐洲各國先後與朝鮮結通商修好條約，以牽制日本。歐美各國都承認中國與朝鮮的宗屬關係，惟日本不承認中國有干涉之權。日本人在朝鮮，先後惹起了兩個大事：壬午兵變（1882年）與甲申政變（1884年）。袁世凱等能臣絕地反擊，利用壬午兵變、甲申政變的機會，強化了大清對朝鮮事實上的控制權。不過，在外交方面，狡猾的日本人逐漸得手，1885年4月，《中日天津條約》簽訂，規定中日兩國同時從朝鮮撤兵，兩國出兵朝鮮須互相通知，事實上確立了日本在朝鮮同清朝對等的地位。此後，清朝和日本在朝鮮明爭暗鬥，日趨激烈，引發了甲午海戰。

甲午海戰前，中日海軍力量對比，確無必勝之信心。一是船。雖北洋艦隊軍艦噸位（世界第八）大於日本（世界第十一），但北洋所有軍艦皆1888年以前購買，此後未添一船。北洋海軍軍艦，主力「鎮遠」、「定遠」鐵甲船二艘，為日本所不及，但這兩艦質重行緩。其他艦船，好的號稱十八海哩，因使用日久，最快也就十五六海哩。相比之下，日本艦船多為1889年後所購，快者每小時二十三海哩，一般的也在二十海哩上下。「海上交戰，應以船行遲速為準。」李鴻章深知敵我，「蓋今日海軍之力量，以之攻人則不足，以之自守則有餘。」二是火炮。北洋艦隊艦載大炮放射速率亦不及敵人。據唐德剛《晚清七十年》中的說法，中日相比，是五分鐘放一炮和一分鐘放五炮的差距。況且中方彈藥不足，兩尊十吋口徑大炮僅有炮彈三枚。軍械所發的子彈，多數與炮的口徑不符，魚雷與開花炮彈甚至實以鐵滓泥沙。三是在士氣上，日本人處心積慮，必勝之心毋庸置疑。大清方面，中小級軍官和士兵亦有必勝之信心，只是上層軍官精神不振。或是因為他們深知敵我內情，或是因為清廷的腐朽無能挫傷了積極性。因為戰前，李鴻章知道軍備競賽的重要性，要加購英國阿姆士庄船廠生產的世界上最快的、時速二十三哩的巡洋艦，後因海軍軍費被挪用，這艘船被日本購去，就是日本艦隊的主艦吉野號。據說當時日本為了購買吉野號，日皇明治的后妃將自己所有的首飾都捐了出來，相比大清挪用海軍軍費為太后慶壽，怎麼能讓知情的上層軍官有必勝的信心呢？

李鴻章深知敵我力量對比，北洋海軍實無勝算。故在甲午朝鮮內亂中日糾葛時，積極運用他那套以夷制夷的本領，希望能夠通過外交努力化解危機。當時日本國內輿論一意主戰。清廷士大夫，甚至是光緒皇帝都是高調主戰，他們認為，「倭不度德量力，敢與上國抗衡，實以螳臂擋車，以中國臨之，真如摧枯拉朽。」李鴻章迫於國內壓力，在俄國公使喀西尼的誤導下，錯誤採取外交積極、軍事消極的做法，錯失機會。當朝鮮王廷落入日本人之手，及中國運兵船高升號被日本擊沉之後，始知戰事已經不可避免，為時晚矣。戰事歷經七八個月，北洋艦隊化為烏有。

甲午海戰的過程就沒有必要贅述了。相關文獻所載，大體相同。大清海軍，可歌可泣。然在時代面前，在腐化墮落的國家面前，李鴻章這樣的強人，也難挽回頹勢，何況各位海軍官兵。除了奮勇殺敵，以血報國，別無它途。北洋艦隊，林履中、鄧世昌、林永升等管帶，以及三萬多清軍陣亡，丁汝昌、劉步蟾等主帥自殺殉國。

近代中國之不幸，外有兩個強壯的惡鄰：日本和俄國，內有腐朽不堪的清廷。俄國對近代中國的欺凌，遠甚於日本。中日之間，雖常短兵相接，兩國國民深受戰火荼毒，但日本似乎也沒有從中國得到更多好處。不如俄國，常以友好面目出現，乘人之危，威逼利誘，坑蒙拐騙，從中國攫取大量土地和利益。俄國實是中國最大之敵人。

甲午中日開戰前，李鴻章怯於實力不足，積極運用外交手段，希望列強出面干預約束日本。當時西洋各國，抱隔岸觀火的態度，嚴守中立。只有俄國，生怕中日打不起來，不斷地給李鴻章打氣，拍著胸脯說要出兵干預，給李鴻章戰前外交強硬對日的底氣，致使李鴻章在戰前判斷失誤，錯失機會，倉促應戰，終於一敗塗地。《馬關條約》簽訂後，俄德法三國聯合干預強迫日本退還遼東半島。日本迫於形勢，不敢不從，退還遼東，但要求增加賠款三千萬兩白銀。在此情況下，俄國財政部長威特主動找來，答應幫助中國從俄、法銀行借款一萬萬兩，年息四厘。數目之大，利率之低，大清感激涕零，俄國真是友邦！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俄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禮，俄國要求派李鴻章出席。在俄期間，俄以助大清抗日為名，要求修鐵路貫穿東三省。李鴻章不明就裡，與俄簽訂了《中俄密約》（即中俄《禦敵互相援助條約》），密約主要內容是，如果日本進攻俄國遠東或中國及朝鮮領土時，中俄應共同出兵互相援助。戰爭期間，中國所有港口都對俄國兵艦開放；為了俄國在戰爭期間運送軍隊、軍火、糧食快捷妥當，中國允許俄國在黑龍江、吉林修築直達海參威的鐵路。李鴻章不知道當時國際形勢，俄國修鐵路，一是要抄近路連通西伯利亞和海參崴，二是籍此侵略中國東三省。密約簽訂後，俄國借德國佔領青島及在山東修路開礦的機會，以幫助大清維護華北勢力平衡的理由，出兵佔了旅順和大連。至此，中國根本無法阻攔俄國勢力在東北的迅速擴張。俄國還說，他是中國惟一的朋友。俄國人最陰暗，以助我之名，行侵我之實，隨後，東三省就成了俄國的勢力範圍。可以說，李鴻章一生最大的外交失誤，就是與俄國簽訂了《中俄密約》。可以說，以後日俄戰爭、二十一條、以及九一八等國難，都是這個密約引發的。罄南山之竹，也難書此大錯。

中華老大文明國家，任憑外敵肆掠，主要還是內部出了大問題。早在1879年美國離任總統格蘭特來華遊歷時，對李鴻章就說過，處理中日關係，關鍵還在於中國自強，自強則（日本）不敢生心。他還說，中國大害在於一個弱字。筆者理解，大清之弱，是老大不中用之弱，不是後來「一窮二白」之弱。

晚清之弱，在於世界已經進入現代化，而大清不去緊跟時代步伐，仍頑固堅守傳統舊社會。大清的基本問題，都在宮牆之內。宮牆之內那個人，一是貪權。什麼國家、民族，甚至家人，都沒有統治者的位置重要。只要危及統治，可以什麼都不顧；為了統治權，可以什麼都不要。比如後來的八國聯軍，慈禧不顧一切向十一國宣戰，就是誤信了「洋人要求她歸政光緒」的假情報。為了大權不旁落，慈禧及眾朝臣在緊急情況下方寸大亂，圖窮匕見，撒潑拚命。二是腐化。據唐德剛《晚清七十年》所載，慈禧一天的生活費，是紋銀四萬兩。四萬兩是個什麼概念呢？她老人家半個月的生活費，就可以買到「吉野號」級巡洋艦一艘；兩月之費，就可以買到當時最先進的超級主力艦一艘。一年之費，就可以裝備一支排名全球六、七位的海軍艦隊，超過鼎盛時期北洋艦隊。甲午海戰，大清海軍以軍力不支落敗，非國家財力不足，實統治者自尋死路也。三是慣以名教役人。名教即通過上定名分來教化天下，以維護倫理綱常、等級制度。慈禧本身不顧名教，但她恃名教，以母子名分約束小皇帝，以祖宗家法約束滿朝親貴，以君臣名分約束王公大臣。所謂名教，還有一個說法是「以德治國」，要求全體國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至於操權柄者是否講這些，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整個社會，一切的一切，都以宮牆之中、社會最上層的那個人高興為準則。滿朝大臣，當然也包括李鴻章等，仰太后皇上鼻息，是必然的。這些做慣了奴才的王公大臣，對上表忠心，是常修的功課；對同僚窩裡斗老道熟練；迫害起屬下民眾時，手段毒辣，無以復加。如當時吏部尚書李鴻藻、戶部尚書翁同酥先後為協辦大學士，同時任軍機大臣，名位權勢都在李鴻章之上（李鴻章沒任過軍機大臣，沒有進入到權力中樞），但他們只能在窩裡橫，是千萬不能出窩的，出了窩，什麼也幹不了。所以說，整個大清，外交出了狀況，僅有一個李鴻章，獨撐局面。

李鴻章身處其中，以一個省級大員的身份，行一國外交軍事之大責，同僚只見其風光，不知其困苦艱辛。李鴻章深受同僚攻訐之苦。甲午時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在其《蹇蹇錄》中，也為李鴻章打抱不平。他說，在中日紛爭國運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北京政府還在熱衷於黨爭，對李鴻章加以荒唐的譴責，使其無法充分實施自己的計劃，還要背負沉重的責任。這不僅是李鴻章個人的不幸，更是這個政府自己把自己逼到了絕路。

中日對比更能說明問題。甲午時中日對比，大清綜合國力，應該強過日本。當時日本，國土只有中國的三十分之一，人口約十分之一，經濟總量約八分之一。不過，就政府能夠調動的財力而言，1893年日本的財政收入相當於7500萬兩白銀，大清為8800萬兩，日本僅少1300萬兩。巨大的國力差異面前，財力卻相當，這說明了日本政府強大的社會組織動員能力。當時日本的財政體制已經現代化，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之比達到30%，而大清這一數字為3-4%。

日本的財力能夠用在刀刃上。在1888-1894年間，全速擴充海軍裝備，相比之下，這期間北洋海軍一艦未購。海軍軍費被挪用於修頣和園，為慈禧慶壽。更有甚者，日本方面是集全國之力，與北洋一搏，而大清，甲午海戰似乎只是北洋的事情。舉個例子，甲午海戰北洋水師大敗當口，正在附近游弋、實際也落入日本海軍包圍圈的魚雷巡洋艦「廣丙號」竟然向日方提出：本艦屬於廣東水師，正在拉練，不是參戰方，日方應予放行，日本人一臉錯愕。

即便如此，戰前雙方都無必勝把握，偶然因素或可左右戰場勝負。不過，若再對比一下當時雙方軍隊組織方面的差異，就知清軍必敗了。甲午戰爭時，日本軍事組織已經現代化，大清軍隊沿用營制，兵種單一，指揮不靈、配合不好，與日軍的師團制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日本軍隊司令部、參謀部等指揮系統一應俱全，不像中國軍隊指揮系統散漫，戰鬥部署只憑最高指揮官一拍腦袋。日本陸軍高級軍官一半以上接受過現代化軍事教育，而大清將官多是行伍出身目不識丁的舊式武夫。日本士兵的教育程度也比中國士兵高得多。大清諸軍平時各駐一地，互不隸屬，缺乏訓練，不理解不適應近代戰爭，接敵即潰。日本人很是看不上，說清軍指揮錯亂，齟齬衝突百出，內部摩擦嚴重。這樣的軍隊，斷無取勝之可能。

事實上，大清的軍隊不是真正的國防軍，職能主要是防內亂而非抗外侮。洋務運動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變，但軍隊的職能沒有什麼變化。日本學者藤村道生（《日清戰爭》）曾經講到，北洋陸軍裝備毛瑟槍和克魯伯炮，在武器方面比使用村田式步槍和青銅山炮的日軍優越。但清軍是內戰用的、示威用的軍隊，沒有近代戰爭所必須的給養、運輸機構和兵站設施，機動能力太低，不可能進行運動戰，只能退守防衛，被動挨打。李鴻章的美國顧問也說過，清軍皆散布各省，由各督撫主政，兵部堂官並無調度會合之權。兵散則力分，故不能與外國爭鋒。日本改用西法，陸軍、海軍皆歸部臣節制，故能通力合作，積健為雄。

李鴻章在馬關和談時，曾對日方說，這次戰爭，收到了兩個好的結果。一是日本人利用歐洲海陸軍組織功能方面的成功，顯示黃色人種絲毫不弱於白色人種。二是戰爭促使中國從長年的昏睡中驚醒過來，這實在是日本促進了中國的自我奮發，幫助了中國的未來進步。李鴻章此語，雖是為搏得日方好感，以達到儘快媾和的目的，但也不無道理。李鴻章作為主要當事人，大敗後還要腆著臉乞求敵方同情。作為一個曾立下赫赫軍功享有盛譽和眾望的老人來說，當時他心中苦楚，就不難體味了。後來，李鴻章因簽訂《馬關條約》被朝野同聲斥為「賣國賊」，甚至有人撰擬了「楊三已死無昆丑，李二先生是漢奸」的對聯，在市井間流傳，可見李鴻章之不齒於士林。

冷靜想一想，李鴻章就是想賣國，他賣得了嗎？中國社會，幾千年愚民統治和愚民教育的結果，就是整個社會不辨道理，混沌一片，英雄人物不容於當時。滿朝士大夫階層，多是誇辯之徒，虛譽欺人，坐議立談，無人可及，臨機應變，百無一能。借用海瑞的一句話，「滿朝皆婦人也」，他們側行俯立，好語巧笑，乃得立於時。這些還是好的。更多的是偽道學，他們端出一副道德高尚的嘴臉，其實是道德敗壞的偽君子，「陽為道學，陰為富貴，被服儒雅，行若狗彘。」有些居廟堂之上的害人精，說他們是豬狗，應該是對畜生的不尊重。

馬關談判日方全權大臣之一，外務大臣陸奧宗光對李鴻章有一個評價。他說，與其說李鴻章膽魄雄豪、才華俊逸、決斷果敢，不如說是為人機敏、富有奇智，視事態時機的利害得失而決定取捨行藏來得更合適。他說李鴻章不拘泥繁文虛禮，常放逸不羈，獨具風采，容貌魁偉言行奇拔，令世人對其頓起敬畏信服之念。他的意思，是說李鴻章小聰明，大作派。的確，李鴻章缺乏現代知識，沒有受過外交專業訓練，他的那些缺乏世界眼光和心胸狹隘的外交知識、思想和痞子戰術，只是多年曆練而來。儘管如此，與李鴻章數度交手的伊藤博文，不止一次表示，李鴻章是中國惟一有能耐與列強一爭長短的人。

再強的人強不過時代，李鴻章註定是個悲劇人物。個人再大的能力，再多的才幹，也拗不過整個社會，況李鴻章本人，也未必是一心報國。任人唯親就不說了，這是中國所有當權者的通病，因為制度不如人起作用，用自己信得過的人，是在中國當政的必然選擇。外人效忠口號喊的再響，也不如自家親戚可靠。李鴻章打擊異己也是駕輕就熟。百日維新前後，李鴻章一邊支持維新派，另一方面難忘甲午戰後帝黨對自己的強烈抨擊，讓人上疏抨彈最忠於光緒的官員文廷式，致使維新大將文廷式革職返鄉永不敘用。此外，貪腐也是李鴻章抹不去的印記。李鴻章去世後，其直系子孫遺產分配，涉及到李家在合肥、巢縣、六安州、霍山的大量田產，在揚州的當鋪，在廬州府、江寧、揚州、上海等大批房產。這是怎麼來的？當然他是為官撈來的。據俄國沙皇冬宮檔案記載，1896年李鴻章簽訂中俄密約後，陸續從道勝銀行獲得俄國給予的回扣達三百萬盧布。至於他採購軍艦拿了多少回扣，天知道！所以說，論私德，李鴻章前不如曾國藩，後不如不置產業的袁世凱。

1901年9月7日，辛丑條約簽訂。李鴻章在簽字回來後大口吐血，兩個月後去世。消息傳來，慈禧的眼淚當場就流了下來，感嘆說：「大局未定，倘有不測，再也沒有人分擔了。」詔贈太傅，晉封一等侯爵、謚文忠，賜白銀五千兩治喪，在其原籍和立功省建祠10處，由地方官員定期祭祀。清代漢族官員京師建祠僅李鴻章一人。不過，民間的傳言卻是「賣國者秦檜，誤國者李鴻章」。李鴻章去世近六十年後，「賣國賊」李鴻章屍身所遇，令人髮指。位於合肥城東十五里大興集的李鴻章墓，1958年大躍進期間被毀，「李鴻章穿著黃馬褂的遺體保存完好。狂熱的人們用繩子拴著遺體，掛在拖拉機後面遊街，直到屍骨散盡。」

筆者無意評價歷史人物李鴻章。因為筆者捫心自問，若早生一百年，頂多只是個捉刀上陣，灑血雪恥的男兒。徒有匹夫之勇，於國於民，能有多少益處？

話說回來，甲午海戰一百二十三年過去了，中日之間的差距，或者說中國離日本的距離，至少不比當年小。若再來一場中日之間的海戰，樂觀估計，也不敢妄言中方勝算有甲午時期高。或許一百年太短，中國仍在發展中。

當今世界上，一切國家能現代化的必致富強，與現代化背道而馳的，必遭邊緣化甚至淘汰。在這方面，沒有特殊性。因為我們還沒有見到，一個不走現代化道路而強盛的國家。洋務運動、甲午海戰，李鴻章等人的探索也證實，沒有徹底的現代化，就不是現代化。

蔣廷黻在《中國近代史》（1938年）中有一世紀之問：「近百年的中華民族根本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

中國能現代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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