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西藏的起源、傳播與發展

從歷史上看，佛教在西藏地區的紮根發展大致經歷了兩個階段，即初傳階段，也被稱為前弘期；之後屬於後弘期，又分為後弘前期與後弘後期即半獨立時期和完全獨立期。

前弘期的藏傳佛教

佛教傳入西藏之前，雪域高原的古代藏族人民信奉一種名叫「苯教」的原始宗教，並分白苯、黑苯和花苯三個分支，其基本理論是「萬物有靈」，崇拜天地、山水等自然神靈；在具體行為上則重祭祀、跳神、占卜、禳解等。大約在公元5世紀左右，佛教開始從漢地和印度這兩條途徑傳入西藏，並在與苯教的長期鬥爭中進一步與之融合，最後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西藏佛教或藏傳佛教，一般稱為喇嘛教。

確切地說，初傳階段的佛教起於7世紀的松贊干布而終於朗達瑪滅佛，歷時兩個世紀，因處於歷史上的吐蕃王朝時期，故被稱為吐蕃佛教。而松贊干布之前傳入的佛教因藏文字尚未出現以及當地苯教文化的排斥，一直未傳播開來。這一時期，隨著吐蕃王朝的發展與強大，各種社會因素已擺脫了較為原始的本土宗教與文化，而佛教文化的傳入則成為這一時期世俗王權鞏固統治的必需。在這一大的歷史背景下，松贊干布不斷派遣貴族子弟去印度與內地學習先進文化，佛教在這一時期正式傳入西藏，藏文字也被創造出來。

在松贊干布之後幾代贊普的扶持下，佛教影響力逐漸超越苯教，並逐漸被抬至統治地位。這一時期，印度的寂護大師和蓮花生大師被請來傳法，藏地歷史上出現了第一座寺院——桑耶寺，第一個僧伽組織也在此間建立。與此同時，贊普王權為佛教壯大不斷提供政策支持，佛教的發展環境更為寬鬆，吐蕃地區佛教信仰開始普及，僧人也被允許參與世俗政治。而僧人地位的提高、寺院經濟的發展，也大大削弱了貴族階層的地位和權利，並危及吐蕃王朝的發展，更加重了百姓的負擔，這就為佛教的後續發展埋下了隱患。在這一大背景下，當權的貴族發動政治鬥爭，奪取政權並迫害支持佛教的權利群體，並以苯教為文化陣地對佛教展開了清剿運動。尤其是朗達瑪政權開展的滅佛運動，直接導致佛教在西藏中部地區百餘年的中斷，更使西藏陷於四分五裂的亂局。

這一時期佛教基本上是統治階層的御用工具。由於此時的佛教傳播限於統治階層內部，其傳播發展、寺院建設以及僧侶的供養，均有王室幫扶支持，尚無僧人自己修建的正規寺院，所以又被稱為「王室佛教」。

藏傳佛教後弘期之探索階段

朗達瑪滅佛運動之後，佛教又從上部阿里地區和下部多康地區向西藏中部地區傳播，隨著阿底峽的進藏傳法，創立噶當派，相繼出現了各種不同的宗教派別和學派。這一時期雖然寺院仍處於貴族的扶持階段而缺乏獨立性，但佛經翻譯與對經典的闡釋卻處於活躍期，因而促使西藏民族文化進入了一個高峰。但這一時期佛教的發展也給自己帶來危機，主要是由於當時管理混亂、組織渙散，部分人把對佛教密法的修持當成身份和時尚的象徵。這一階段也被稱為佛教在西藏的探索階段，因而又被稱為「後弘期前期」。

佛教在朗達瑪滅佛運動一百餘年後再度進入復興時期，即後弘期。此間出現了西部阿里的古格王、大翻譯經師仁青桑波、阿底峽、魯梅等10人，把佛教推進到一個新的活躍期。尤其是在阿里地區，佛教徒到處建立寺院並翻譯大量佛經。古格王為了統一政權，緩和地區矛盾，以僧王的身份扶持佛教發展。佛教也適應了當時戰亂之後百姓的心理需要，在寺院經濟不斷壯大的同時，逐漸形成不同的體系，進而相繼出現了以地方經濟勢力為中心的宗教學派。而各種教派又與不同政治勢力互相依持，形成了以教派或寺院為中心的權力集團。權力集團控制教派或寺院，集政教大權於一身，既鞏固了自己在社會中的群眾基礎，同時又增強了其統治的合法化。

這一時期，各宗派相繼創立了自己的理論體系，建立了強大的寺院集團，使寺院成為文化傳播中心。尤其是顯教方面吸收了印度中觀學派和唯識學派的哲學思想，在譯經的過程中加以論述、發展而形成了各自獨立的思想體系，出現了大批極具學術價值的論著，代表了藏民族哲學思維的新水平。隨著佛教教義深入當地群眾的日常生活，藏傳佛教日漸成為藏民族的主流文化意識，進而從各個方面推動了藏民族地區經濟、文化等的全面發展。在此基礎上，寺院經濟的獨立性日漸增強，基本不再像吐蕃時期那樣完全依賴世俗王權，而是以僧人建寺、群眾供養為特色。但這一時期，僧人、寺院的管理尚未形成制度因而處於散亂狀態，在佛教理論方面也沒有統一的指導思想，嚴格的學經制度尚未形成，因此佛教自身理論方面的發展還處於探討階段，因而被稱為「後弘期前期」。

自14世紀末開始，藏傳佛教的發展進入後弘期之完全獨立階段。

從15世紀初開始，宗喀巴創立了格魯派並積極推行了宗教改革。如，針對當時社會需要與佛教內部的混亂現象，建立了比較嚴格的僧伽制度，並制定了嚴密的條規戒律，從而形成了獨立於世俗社會的寺院經濟，促使寺院獨立於世俗政權，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王權，政教合一的統治制度初現雛形。而佛教內部對佛教文化的弘揚與傳承，則開始從過去的百家爭鳴狀態走向一家獨尊，思想開始趨於保守，此間形成的學經制度一直延續到現在。而佛教也在藏族社會紮根生長，並逐漸形成獨具特色的藏傳佛教。

宗喀巴創立格魯派標誌著藏傳佛教的完全獨立。1409年，在帕竹家族的支持下，宗喀巴在拉薩大昭寺舉行了祈願大法會，會後建立了甘丹寺，並以此為道場，招徒授法，創立了格魯派。此後，其弟子相繼建立了哲蚌寺、色拉寺以及扎什倫布寺等大型寺院，內部組織日趨健全，學經漸成定製，理論體系也更加完善。在經過與其他勢力的教派多次激烈較量之後，逐漸佔據優勢，到五世達賴喇嘛時期居於領袖地位，形成了獨立的寺院莊園制經濟形式。到七世達賴喇嘛時，完成了「政教合一」的管理體制，設置了達賴喇嘛領導下的噶廈地方政府，僧人尤其是高級僧人擁有特權，寺院從吐蕃時期的國家寺院到半獨立時期僧俗共有的寺院，進而發展成為僧人獨有的寺院，並最終成為三大領主之一。因此，有學者稱這一時期為僧侶專權時代。

從內容上看，宗喀巴的宗教改革是對佛教自身思想體系的梳理與提煉。從形式上看，此次改革毋寧說是對當時宗教界的整頓。一方面，他選擇「中觀應成派」中的「緣起性空」為統一的理論來指導實踐，形成了戒、定、慧三學並重的佛學思想體系；另一方面，提倡強化戒律，這對當時社會安定、純潔佛教隊伍並促進社會發展無疑具有重大的積極作用。當然，在這一過程中還出現了許多問題。如宗教改革中的個別條款成了寺院和僧侶聚集財產的主要手段和理由，並強化了民眾對僧人的崇拜；高級僧人進一步被神化，他們啟用過的器具則被視為聖物，供人頂禮膜拜，使他們對寺院的繼承合法化。這一時期佛教發展的另一個特色是形成了以達賴、班禪為中心的活佛轉世制度，每個寺院都有數名活佛。

獨立後的佛教，則以高姿態凌駕於世俗社會之上，格魯派僧人的最高領袖達賴喇嘛集政教大權於一身，實行高度集權統治，從上到下建立了一套以僧侶為中心的統治制度，而其他教派則基本被置於格魯派的管轄之下。大寺院成了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而寺院內則建立以大活佛為首的各級管理組織，根據寺院規模的大小分別設有修習顯教、密法、醫藥、天文、舞蹈、工藝等學院，下設以地方區域為主的康村，如色拉、哲蚌、甘丹等寺院。寺院內部紀律嚴明、制度健全，每一班級都有規定的修習課程，且須通過辯論考試升級，授予不同的學位。被稱為最高的「拉熱巴」格西學位是在一年一度的拉薩祈願大法會上通過辯經獲得。而在習經方法上，以靠師傅傳授為主，形成了格魯派獨特的教育體系，佛教教育日趨經院化，其理論陣地限於寺院之內，僧人在「緣起性空」理論框架下探討佛教理論，而缺少創造性。

總體而言，佛教最初作為藏族地區的一種外來文化，在不斷融入藏族區域文化並逐漸成為該地區主流文化的過程中，其社會作用主要是正面的、積極的。藏傳佛教對於藏族地區的民族團結與社會整合起到了積極的凝合作用，同時，也是藏區地域文化與外來文化交流以及民族融合的橋樑和紐帶。直至今天，藏傳佛教一直是民族融合與交流的文化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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