憤怒的美國人不停地問：美國怎麼了？《環球》萬字長文說透

美國花費兩百多年時間建立的「制度信心」，正被當前面臨的多重現實困境所動搖，其「命運感」正在遇到越來越多的質疑和挑戰。美國新總統特朗普聲稱要讓美國「再次偉大」，但關於國家命運的理想和現實並不總是同向而行。美國成為不可一世的超級強國的同時，卻也無意識地深深陷入「美國病」，甚至呈現出一些加速衰落跡象。

金融危機之後，美國走向分裂和極化

當天早上，美國國會眾議員、共和黨「黨鞭」斯蒂芬·斯卡利斯在為國會棒球比賽進行練習時，被人開槍射傷，緊急送醫。特朗普和共和黨人大概都心有餘悸，在場的還有二十幾名共和黨議員，開了80多槍的槍手差點實現一場屠殺。有媒體評論說，「共和黨險些就成了少數黨。」

美國似乎正在變成一個怒氣沖沖的國家。佔據媒體頭條的是頻繁發生的槍擊案、愈演愈烈的「通俄門」，社會的沮喪和憤怒，政治的角力和撕扯……政治精英在白宮和國會山爭吵不休，重要議題被延宕在漫長的程序里等待未卜的命運。焦慮的民眾則走上街頭，舉起了抗議的口號。

美國的一些媒體和精英抱怨特朗普撕裂了國家。他當選之後被有的人稱為「美利堅分裂國總統」。然而，這似乎有點倒果為因。從美國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機以來，錯綜複雜的原因，讓美國在走向前所未有的分裂和極化。正是這樣的大氣候，產生了特朗普這樣一位「非典型總統」。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評論說，特朗普的上台，是自由民主中「民主」那部分發動起義，開始報復「自由」部分了。

「當『民主』開始報復『自由』」

美國政治似乎在走一段彎路。

2016年，美國創造了價值18萬億美元的商品和服務，排名世界第一，創歷史新高。但與此同時，美國社會經歷了一場政治上的痛苦和創傷：2016年大選毀掉了「山巔之城」的聲名，以至於美國外交官在推廣美式價值觀時失去了底氣和說服力。

這一創傷巨大且難以治癒，撕裂的社會兩極生活在各自的現實中，迄今沒有冰釋前嫌的跡象。或悲傷或憤怒的美國人不停地問：美國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有人說美國政治已經衰敗，「否決政治」導致了決策低效，可為何20世紀人們還可以就羅斯福新政和里根減稅法案達成一致，現在卻舉步維艱？有人說鬧劇般的選舉是民粹主義盛行的後果，那為何民粹恰恰盛行於此時而非彼時？……

過去40年間，美國變得更加富有了，但其增長的利益卻並沒有得到公平分享。數據顯示，1980~2014年，美國人稅前收入平均增長了61%，但其中大部分收入都流向了最高階層。2014年，頂層10%的富人拿走了當年創造的一半的財富。但美國家庭收入卻和20年前幾乎一樣，維持著零增長。「經濟數據並沒有反映出社會結構性的不滿。」中國社科院美國所副研究員刁大明說。

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發布的一份研究，2015年中產階級佔美國總成年人口的比例為50%，遠低於1971年的61%。中產階級家庭收入佔美國家庭總收入的比重從1970年的62%大幅降至2014年的43%。

對於美國人來說，這似乎不是美國夢應有的樣子。

以中產階級為中堅、橄欖狀的社會結構，被認為是美國二戰後繁榮的基礎。這個結構正在發生令人擔憂的變化，中產階級向兩端轉移，而向下滑落的數目可能遠遠超過了向上晉陞的數目。在《消失的中產階級》一書中，作者彼特·特敏寫道，美國當今在經濟增長利益的分配方面表現得像是一個發展中經濟體。

「過去二三十年中，富人變得更富有，中產階級的負擔更重，窮人也看不到特別光明的前途。」旅美政治法律學者張軍說。

在這個過程中，還應該注意到工薪階層的白人，也就是後來幫助特朗普上台的重要力量。經歷了經濟上的邊緣化和政治上的邊緣化，共和黨和民主黨出於複雜的原因都有意無意地忽視了這一點，沒有為這個階層提供保障。

「大部分自由派，特別是民主黨，應該看看國內，了解目前國內政治的糟糕狀態。民主黨精英忙於參加TED演講、在瑪莎葡萄島度假，而拋棄了該黨對工薪階層的傳統承諾。在這個過程中，他們造成了對政治的絕望和憤怒，這是今天右翼興起的核心原因。」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貝弗利·蓋奇在《紐約時報》上撰文說。

於是有了2016年大選這場所謂的「民粹主義暴動」。福山說：「這就是美國的代議制一直存在的問題：兩黨都未能很好地幫助那些走下坡路的人群……我們不應該問為什麼會有這場暴動，而應該問這場暴動為什麼沒有來得更早些。」

放眼全球，福山從整個歐洲範圍內反歐盟、反移民的右翼政黨之興起的背景分析認為，自由民主中的「民主」部分正在發動起義，報復「自由」那一部分。如果繼續下去，人們將在一個民族主義相互競勝的時代受到懲罰。

「第四權力中心」

在中產階級失落的漫長時間裡，美國為何沒能及時回應並阻止這種失落？

一個比較普遍的解釋是：在中產階級數目減少的同期，美國經歷了龐大利益集團的興起，他們在一定程度上綁架了美國的政策議程，形成了質量低下的治理。

美國華盛頓特區白宮和國會大廈中間有一條「K街」，這條街上集合了大批專業遊說公司，被稱為美國總統、國會和最高法院之外的「第四權力中心」。這些專業的遊說者諳熟國會的運作方式，與很多議員關係密切，善於利用法律和政策。有些說客還在很多向政客提供資助的「政治行動委員會」和近百個議員競選委員會內任職。他們的客戶主要是美國國內龐大的利益集團和外國政府及企業。

「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固有的政治制度很難回應更多的訴求。目前這種制度以及依託於制度的政治生態，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精英的操縱，是精英之間利益的互換和互動。看似以民主選舉的形式實現了民意表達，但其結果並不是民意的有效表達。」刁大明說。

美國實行三權分立，行政、立法、司法部門之間相互制約，總統提出的法案必須要經過國會通過才能正式生效，立法部門的參議院很多時候必須擁有超級多數（一百票中的六十票）才能通過普通法案，最高法院可以推翻國會的法案，真正重要的權力依舊由州和地方保留。

「美國政治體制具有靈活性。現在看來，這種政治體制存在靈活性過剩的問題。尤其是在一種分裂和失衡的背景下，政治利益被固化，精英層持續考慮的是政黨或背後的特殊利益訴求，這種靈活性就變成了代表不同利益訴求的各種勢力的博弈，結果有可能是比較好的制衡和妥協，但更有可能是奧巴馬時期的『凡是奧巴馬支持的都反對』的否定政治。」刁大明說。

他認為，美國靈活性過剩的結果，就是代表任何利益的訴求都可能在政治運作過程中的某個環節體現出來，但最後產出的政策並不符合那個最重要的民意訴求，這是美國當前面臨的比較嚴重的問題。

2008年奧巴馬當選總統後，他代表的民主黨佔據了參眾兩院的多數席位，從而確保了奧巴馬順利施政。2010年11月的中期選舉後，民主黨保住了參議院的多數地位，但共和黨人在眾議院重奪控制權。之後他的六年任期，民主黨再也未能重新同時佔據兩院多數，在醫改、稅改、移民、預算撥款等重大問題上，奧巴馬都經歷了和國會的艱難博弈，遭遇了不少政治挫折。

「最近幾十年里，隨著組織完備的精英利用否決制維護他們的利益，美國的政治體制已歷經衰敗。這並不意味著這個國家不再民主，而是說，當一些美國人在政治進程中比他人擁有更多分量，代表性方面即出現危機……以往在妥協中緩慢確立的特殊權益層疊往複、積重難返。」福山在《美國是一個失敗的國家》一文中寫道。

破而不立

那麼，一場「民粹主義運動」之後，美國可以變得更好嗎？人們就能得到自己想要的嗎？特朗普能不能收拾一地雞毛和社會創傷？

目前來看，在執政5個月之後，尚未出現這種跡象。在共和黨在兩院占多數的情況下，他甚至陷入了和前任奧巴馬相似的國會困境。

「若論了解體制，則非我莫屬，這就是為什麼我能夠單獨把它整治好。」2016年的夏天，特朗普站在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歡呼的人群面前，痛斥特殊利益群體如何操縱國家政治與經濟，讓美國人被無能的官僚、弱勢的領導人和不公正的貿易協定傷害。

然而現實多艱，「限入令」擱淺，醫改和減稅方案尚在國會「闖關」，自己陷入妨礙司法的調查。不到5個月，特朗普的支持率已經跌到了34%。

「他（特朗普）確實把握了美國當前一些問題的所在，甚至通過各種方式暫時駕馭了民怨，但目前為止他沒有拿出讓公眾信服的解決問題的方法，基本屬於破而不立的狀態。」刁大明說，「醫改和減稅的方案很難讓民主黨和中間選民接受，也很難說他有意願來彌合這種分歧。他最近的表態，包括調整奧巴馬時期對古巴的政策等，其實是在回應共和黨選民的基本盤，這不是在彌合政治光譜，而是在固化本來的一些立場。」

「特朗普本身就是一次極化選舉或者說分裂選舉的產物，代表著一種更加極化、更加分裂的國家發展方向，無力實現社會團結。」刁大明說。

對於工薪階層的困境，特朗普的方案是重新擬定貿易協議，同時打擊非法移民活動，這種做法能否阻止中產階級滑落還不得而知，而已有分析指出，其「美國優先」的貿易保護主義傾向可能引發其他國家的報復，這樣的報復將形成全球性的螺旋式下滑；對於特殊利益劫持華盛頓政策議程的情況，他也尚未提出任何制度性的解決方案。

自1月20日就職以來，外界目睹了特朗普在華盛頓政治生態下的水土不服和「莽撞」試探：幕僚們提出的政策屢屢受挫，白宮的對外口徑時不時出現自相矛盾。今年早些時候，共和黨國會參議員麥凱恩公開說：「白宮已經運作失靈，沒有人知道誰在負責，也沒有人知道誰在制定政策。」

具有悖論意義的是，有分析認為，特朗普可能加速奧巴馬治下已經開啟的趨勢，即大幅度弱化美國在世界扮演的角色。所以，即使他的當選某種程度上是對美國意識到自己世界地位衰落的應對，結果卻可能大大加劇這一衰落趨勢。

關於美國政治體制的未來，福山持悲觀的觀點：「一個衰敗的體制無法整飭自身，因為那些根深蒂固的利益和思維方式阻礙了改革。」

「華盛頓就像在踢兒童足球」

對於特朗普來說，推進政策的窗口期正在收窄。

有觀察家預見，2018年中期選舉之前，國會兩黨的爭鬥會越發激烈，「通俄門」即是例子。「希望拿回眾議院的民主黨會把『通俄門』作為一個抓手，用它來收聚民眾的注意力，動員選民。民主黨也知道啟動彈劾的可能性不大，但這樣可以讓特朗普政府分神應對，很難專註於推行政綱、兌現政治承諾。」刁大明分析說。

有人曾這樣評論，在如今的美國國會中，最溫和的共和黨人也比最保守的民主黨人保守很多。政治上所尋求的最大公約數，不但兩黨之間難尋，兩黨內部也莫衷一是。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何在兩院共和黨都占多數的情況下，特朗普政府在立法方面依然建樹寥寥。

這樣的黨派爭鬥會造成什麼後果？美國《外交》雜誌在一篇名為《美國仍是民主的安全之地嗎》的文章中進行了剖析。

首先會導致僵局。隨著兩極化的加劇，國會通過的法律越來越少，導致重要問題無法解決。此種運轉失常狀態會削弱公眾對各項政治制度的信任。反過來，僵局會促使總統採取擦邊球的單邊行動。感到受挫的總統會繞過國會行動。他會通過行政命令和其他單方措施擴大自身權力。

與此同時，兩極化增加了國會對白宮進行監督的難度，因為其成員難以對行政部門的越權行為作出兩黨集體反應。在同一黨派控制國會和白宮時，議員們幾乎毫無對總統進行嚴格監督的動機。兩極化降低了國會中共和黨人約束特朗普的可能性。

對於華盛頓陷入黨爭毫無作為的情況，內布拉斯加州共和黨國會參議員本·薩斯說：「華盛頓就像在踢兒童足球賽，瘋狂卻毫無戰略可言……所有的領導人，共和黨、民主黨、國會以及政府，都有必要超越新聞周期，做長遠思考，為未來五到十年的政策挑戰進行籌劃。我們是打算重建公眾信任還是進一步消解它呢？這是我們每個人都該問的問題。」

「美國自己的修昔底德陷阱」

如果回顧一下2016年11月8日的美國總統大選選票分布圖，會發現紅藍（紅色代表支持共和黨候選人的選票，藍色表示支持民主黨候選人的選票）之間分界非常清晰，大城市和沿海地區多是藍色，而美國鄉村和內陸地區則被紅色大面積覆蓋。這一分界直觀展現出美國社會的分裂以及美國兩黨和選民在諸多公共議題上的兩極立場。

美國大西洋理事會研究員傑夫·范達維爾在《真正的修昔底德陷阱：紅藍美國會開戰嗎？》一文中曾寫道：「2016年大選之後，美國人中重新出現了激烈和日益擴大的分歧，這是美國自己的修昔底德陷阱：沒有為了團結的共同努力，有著共同遺產卻觀點不同的人會隨著時間的推移發展出對立的利益。雅典人和斯巴達人就是這樣，美國人中的紅藍陣營也在出現這種情況，最糟的情況（戰爭）並不是全無可能。」

「爆發金融危機以來，政黨利益上的撕裂和極化，正在下沉到美國社會大眾階層，在很多問題上勢同水火。比較溫和的中間選民數目確實越來越少了。」刁大明說。

他認為原因有兩個：一是金融危機以來，社會議題的重要性在下降，發展議題重要性不斷上升，就業、移民、醫改、稅改等議題更多地觸及到了大眾切身的利益，利益的相關導致了選民的極化。二是在美選舉中，候選人通過社交媒體過度動員民眾，社交媒體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了強化並極化選民立場的作用。

選民立場的極化投射到上層就是議員立場的極化，旅美政治法律學者張軍從選舉制度方面分析了原因。他認為，美國現行的選舉制度，包括選區的劃分，充滿了各種各樣的政治角力，兩黨存在激烈的競爭，最終很可能產生一名具有極端立場的議員。很難想像一名這樣獲得權力來源的議員，到了華盛頓會採取一個溫和的立場，那下次選舉他可能就要失去選票了。

人們看到的結果是，「美國在國家發展的重大關鍵議題上，出現了很明顯的分裂，可能意味著這個國家陷入了一個很艱困的環境，或者到了一個選擇的當口。」刁大明說。

面對特朗普及其代表的新現實，還有那些曾經被忽略的問題，美國會給出什麼樣的答案呢？

年均增長2%：經濟復甦緩慢

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提名人選凱文·哈西特6月在參議院出席了其任命聽證會。

哈西特現為美國企業研究所常駐學者和國內政策研究主任，被認為是一名財稅領域的專家，也是共和黨陣營的一員老將。任命聽證會前，哈西特已經得到包括美聯儲前主席本·伯南克在內的44名經濟學家的聯名支持；聽證會上，哈西特也獲得共和、民主兩黨議員的肯定，被稱為「令人尊敬的經濟學家」。不出意外，哈西特會帶著各方期望就任。

但是，哈西特面臨的挑戰才剛剛開始。要真正推行經濟改革，實現他所預期的經濟增長，美國需要克服的難題很多。

「最糟糕的經濟復甦」

6月14日，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美聯儲）在例行貨幣政策會議後宣布，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上調25個基點到1.00%至1.25%的水平。這是美聯儲自2015底開始貨幣政策正常化以來的第四次加息，也是今年的第二次。

通常而言，加息應視為美國經濟向好的表現。但是，美聯儲當天發布的最新經濟預測顯示，2017年美國經濟將增長2.2%，依舊不會真正擺脫2008年爆發金融危機後緩慢爬升的態勢。

相關統計顯示，受金融危機打擊，美國經濟2009年觸底，此後緩慢回升。但到目前為止，美國經濟增速從未超過3%，年均增長為2%，2016年的增長甚至回落至1.6%，遠低於美國二戰後經歷過的10輪經濟復甦4.3%的年均增長。

特朗普曾在美國大選電視辯論上指責說，美國當前的經濟復甦是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糟糕的」。對此，鮮明支持民主黨的美國有線新聞電視網（CNN）也不得不承認，特朗普的攻擊「並非虛言」。

位於伊利諾伊州的哈特蘭研究所2016年的一份研究顯示，如果此輪經濟復甦能夠達到此前10輪復甦的平均水平，美國將比現在多600萬個就業崗位，家庭平均年收入將比現在增加1.7萬美元。

同時，此輪經濟復甦並沒有充分惠及美國的中產階級和普通民眾，大部分的收益依然流向最富有階層。美國市長聯合會2014年8月的一份報告顯示，2005至2012年，美國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的收入增長佔全國總收入增長的比重為60.6%；相反，收入最低的40%的家庭占其比重只有6.6%。美國市長聯合會總裁凱文·約翰遜表示，美國的收入差距已經拉大到「令人擔憂，必須採取應對措施」的地步。

哈特蘭研究所的數據還顯示，美國中產階級家庭的年收入在奧巴馬總統第一任期內就下降了8%。到2016年初，美國的貧困率已升至14.8%，是1966年有該統計數據以來的最高值。

美國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年底和2016年年中公布的兩項研究也顯示，不管是從人口數量還是從家庭收入看，中產階級已不再是美國社會的「大多數」。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16年6月公布的報告，也將貧富差距擴大以及貧困人口增加列為威脅美國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的四大挑戰之一。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美國收入最高的一批公司首席執行官的年收入是一名普通工人的300倍」，成為多位競選人集中批評的現象。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7年3月發表的《2016年美國的人權紀錄》指出，2016年，美國社會兩極分化更加嚴重，成年人全職工作比例創1983年以來最低水平，收入差距持續擴大，中產階級規模出現拐點式萎縮，底層民眾生活境況日趨惡化。

緣何陷入這般窘境

對於美國經濟遭遇的這般窘境，美國的經濟學界還沒能給出一致的確切解釋。

一種觀點認為，人口老齡化加劇是重要推手。隨著「嬰兒潮」一代（1946年至1964年出生的人口）開始大規模退休，美國勞動力供給下降。

另一種解釋是，作為經濟增長重要推動力的勞動生產率增長放緩。2016年6月，美聯儲主席耶倫指出，過去幾年美國的勞動生產率增長已大幅放緩，2010年以來年均增幅不到0.5%。美國世界大型企業研究會的數據則顯示，2011年到2015年，美國勞動生產率年均增幅只有0.34%，遠低於1990年到2010年1.93%的水平。IMF總裁拉加德曾表示，生產率增速持續低迷已成為困擾美國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挑戰。

不少經濟學家和研究機構認為，美國過去三十多年的經濟政策是導致當前經濟困局的一個主要原因。2015年底，諾貝爾經濟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出版了自己的新作《重構美國經濟規則》。他在接受美國媒體採訪時談到，30多年前里根總統開啟的降低最富裕階層稅收、放鬆金融等產業管制的經濟實驗「無情地失敗了」，因為這些經濟政策導致美國90%的人的收入處於停滯狀態，中產階級當前的收入水平與25年前相比沒有變化。

斯蒂格利茨指出，這些經濟政策涉及勞工、金融行業、公司治理和稅務等多個方面，失敗的根源是其經濟成果的分配嚴重不公，從而扭曲了經濟發展。他說：「當公司收入中的一大部分給了高管，很顯然，發放給普通員工和用於公司投資的錢就少了。這導致企業投資疲弱，收入更加不公平，員工工資下降，從而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斯蒂格利茨還認為美國放鬆金融行業監管的做法不妥。例如，上世紀90年代末美國廢除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允許銀行混業經營，取消了承擔風險的投資銀行與接受存款的商業銀行間的隔離，這導致投資銀行的冒險風氣在整個銀行體系蔓延。商業銀行將本來用於支持中小企業借貸需求的資金投入到高風險、高回報的金融投機項目當中。這一方面抑制了中小企業的投資，另一方面金融行業從業人員收入大幅增長，為2008年的金融危機埋下了種子。

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的研究也指出，美國收入水平差距拉大與美國過去推行的勞工政策密切相關。其中，遲遲未能依據通脹水平上調聯邦最低工資和蓄意弱化工會、削弱勞工階層與資方在薪酬上的集體談判力的政策影響最為明顯。根據美國統計局的數據，1983年美國參加工會的工人比例為20.1%，而到2016年，這一比例僅為10.7%，下降了46.8%。

「在很大程度上，（美國）高層收入的飆升是通過壓榨下層人士達到的——通過削減工資、削減福利和瓦解工會，將國家資源中不斷上升的份額挪用於金融運作。」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如是說。

改變的因生阻力

2014年1月，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發表了一封由包括7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在內的75名經濟學家聯名簽署的公開信，呼籲從2014年開始，每年將聯邦最低小時工資提高95美分，到2016年升至10.1美元。經濟學家們表示，研究表明增加最低工資對於拿最低工資的勞工的工作機會「幾乎沒有負面影響」，而且對經濟還有「小幅刺激作用」。

奧巴馬總統在任時曾數次想要推動提高聯邦最低工資的立法，但遭到共和黨議員的反對，認為此舉可能增加美企業負擔、妨礙經濟復甦。外界認為，如今，共和黨控制了參眾兩院的多數席位，美國提高聯邦最低工資的可能性進一步降低。

此外，經濟學家希望推進的加強金融行業監管和管控最富裕階層收入的想法，在特朗普上台之後也變得更難以實現。

2017年2月和4月，特朗普先後簽署兩道行政命令，要求財政部對美國現行的金融監管法律法規以及2008年金融危機後有關大型金融機構的監管規定進行重新審查，放鬆金融行業監管的政策信號明顯。4月底，白宮公布了稅改方案的綱領性原則，為白宮今後與國會商討具體稅改細節定下了大致框架。在該原則中，美國最高聯邦個人收入所得稅率將由目前的39.6%降至35%。

稅務專家認為，雖然特朗普說要為中產階級減稅，但富人階層才是其稅改方案的最主要受益者。美國稅務政策中心高級研究員約瑟夫·羅森伯格分析到，美國最富有的0.1%的家庭享受的減稅額度大約相當於其稅後收入的14%，遠高於其他收入層次的家庭享受的減稅優惠。眾議院少數黨領袖佩洛西批評特朗普政府的稅改原則是「富豪的心愿單」。

受制於美國社會分裂加劇，政黨政治極化現象日趨嚴重，不僅民主黨與共和黨難以達成妥協，共和黨內部也時常就一些議題爭論不休。特朗普一上任就力推的新醫保法案至今未能在共和黨人控制的參議院獲得通過。這意味著，未來美國政府不論是調整現有經濟政策還是推出新的經濟政策，都會是一個時間不短的博弈過程。

哈西特在其任命聽證會上坦言，目前美國在提高勞動力供給、鼓勵資本投資和技術創新等方面的表現「非常令人失望」，「必須在這三個方面做出改變」。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調整相關政策，我們可能將繼續呆在2%左右的水平。」這句話道出了這位經濟學家對美國經濟發展狀況和政策調整不力的擔憂。

窮人增加，底層利益被嚴重忽視

2016年的美國大選，被輿論廣泛稱作美國歷史上最醜陋的一屆選舉：因為這次選舉把美國社會裡最醜陋的一面直接展現在選票上——過去十年里，生存在底層的美國民眾的切身利益已經被精英和政客們嚴重忽視。

那麼，美國社會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他們過去十年的生存狀況如何？

美國窮人如何感受全球化

十多年前的2005年，《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寫了一本書《世界是平的》，描述的是那時剛剛進入人們視野中的「全球化」給世界帶來的好處。

十多年過去了，在弗里德曼身處的國度，各行各業的美國人對全球化的感受竟然已是批判聲高過支持聲。

來自美國西北部愛達荷州的退休老人加德內爾告訴《環球》雜誌記者，「全球化讓世界民眾共享思想、資源和感受，讓人們彼此之間產生共鳴，幫助窮人利用本地資源進行發展；但另一方面，由此而來的激烈競爭導致一些人開始剝削另一些人，刺激了人對權力和金錢的貪慾。」

墨菲是一名來自加利福尼亞州的族譜從業人士，他認為，「過去10年，美國窮人並沒有得到全球化的好處；恰恰相反，這十幾年來，隨著全球化趨勢日益增強，美國窮人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增加。」

技術革命加劇傳統勞動力邊緣化

對於是全球化讓美國窮人增加，還是與全球化同時發生的技術革命讓窮人失去飯碗，受訪者看法不一。

墨菲似乎更傾向於前者，他說全球化導致湧入美國和歐洲的非法移民數量增加，美歐民眾成為直接受害者。這讓墨菲對邊境問題的態度發生了根本轉變：「過去，我曾一直支持無國界；而現在，我支持所有國家的國界都要有人把守。」

不過，來自紐約州的馬丁內茲則更擔憂技術革命對窮人生活的影響。他說：「現在美國人已經體會到全球化負面影響的一面，而加劇這一影響的是技術，如今技術正在搶走美國人的工作機會。我所在的零售業正在大幅裁員，因為在線商業和快遞技術讓零售實體商店大幅減少。」

美國前任總統奧巴馬曾在其最後一次國情咨文中呼籲，全美國每一個孩子都要學會編寫技術代碼。奧巴馬呼籲的目的是加速美國技術革新，但同時也讓那些從事並不需要技術運用的更廣泛工種的人群感到被美國政府拋棄。

羅伊德是美國西部猶他州一家金融公司的普通職員，他也對技術的快速進步感到擔憂。羅伊德說：「當前編程崗位的就業需求處在高位，而沒有技術含量的勞動力，市場幾乎不需要。這樣下去，以後所有充滿重複性勞動的工種都可能會被人工智慧取代。」

曾在密歇根州工作的汪寧昆博士告訴《環球》雜誌記者，雖然普通美國人的適應能力很強，但是要減小新技術對其生活的衝擊，還是需要政府的援助，給他們提供技術培訓，幫助他們在新的領域找到工作機會。

金融危機助燃民眾訴求

猶他州楊伯翰大學副教授哈尼認為，除了全球化和技術革新，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也是使美國窮人日子更加艱難的重要原因。也許奧巴馬在其兩個總統任期里對窮人有一些政策傾斜，但依然無法抵消金融危機後遺症的影響。

哈尼說，過去十年，特別是在奧巴馬總統的第一個任期（2009-2013年），美國無家可歸的貧困人口數量翻倍。許多美國窮人不敢買房，不得不住進汽車以維持生計。雖然多數美國民眾已轉入「救生模式」，以新的方式養活家庭，但他們的生活狀況依然沒有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他們要求政府推行更大變革措施的呼聲越發強烈。

通過這些案例，人們或許可以理解，為何在2016年大選中，有很大一部分選票投給了代表民粹主義的候選人，無論他是民主黨人桑德斯還是共和黨人特朗普。

氣候和能源政策開倒車

特朗普政府6月1日宣布退出《巴黎協定》，全球嘩然。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表示「失望至極」；比利時首相米歇爾稱其退出行為「極其粗暴」；法國總統馬克龍向美國科學家發出號召，歡迎他們前往法國做科研，「使我們的星球再次偉大」。

特朗普轉向傳統能源，其一個根源是美國國內的經濟政治利益考量。此舉可能會對美國的能源產業和經濟走向產生深刻影響，但它不可能改變全球關注氣候變化、大力發展綠色能源的大勢。

「美國優先」

美國前任總統奧巴馬曾在《巴黎協定》中承諾：2025年前，美國將把碳排放量降至2005年的72%~74%——這是特朗普退出《巴黎協定》的關鍵理由。特朗普稱，這一承諾將會嚴重增加美國的財政和經濟負擔，放棄此項承諾可為美國經濟發展解除碳排放的束縛。

這被看作是特朗普政府「美國優先」戰略在能源領域中淋漓盡致的體現。

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正式就職美國總統的第一天，白宮網站就發布了「美國優先能源計劃」。根據該計劃，美國將摒棄「氣候行動計劃」（美國於2013年6月推出，核心是減少發電廠的碳排放並支持可再生能源發展）的約束，而此舉被認為將給美國帶來巨大經濟利益，它不僅能助推非常規油氣行業的擴張和提振傳統煤炭產業，帶動能源上下游產業新一輪的發展，創造更多就業崗位，還能為美國經濟提供成本更低的能源供給，增強美國競爭力。白宮預計，實施該計劃，未來7年內美國工人將新增收入300多億美元。

從政治角度看，特朗普回歸傳統能源、退出《巴黎協定》、加大本土資源開發力度，一方面是他兌現競選承諾、穩住支持者基本盤的舉措；另一方面也是共和黨價值觀和執政歷史所造就的必然選擇。

主流共和黨人一直對人為因素造成氣候變化的科學論斷持懷疑態度，支持發展傳統能源。從此前反對老布希總統簽署《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到支持小布希政府退出《京都議定書》，共和黨人在此條道路上可謂前赴後繼。此次大選，讓共和黨人同時控制了白宮和美國參眾兩院，改變奧巴馬政府在氣候變化領域的政策主張，回歸傳統能源，有著歷史邏輯。

美國能源大洗牌？

從1月份發布「美國優先能源計劃」，到3月份簽署《關於促進能源獨立和經濟增長的總統行政命令》，再到6月份退出《巴黎協定》，特朗普政府在氣候和能源領域的頻繁舉措，可能會對美國能源產業和經濟走向產生深刻影響。

首先，傳統能源會受益。在特朗普任期內，石油和天然氣在美國能源消費結構中的比例有望繼續提升。而煤炭行業，雖然少了碳排放的約束，但仍會受美國其他環保法規的嚴格限制，並且還面臨低價天然氣的競爭，比例恐難提升。據美國能源信息局的數據，煤炭在美國的能源消費中呈持續下滑態勢，已從上世紀80年代的57%降至目前的32%，而天然氣則從不足10%上升至33%。

其次，可再生能源的發展前景有待觀察。在特朗普政府向國會提交的2018財年聯邦政府預算報告中，美國環保局的預算被大幅削減約26億美元，降幅達31%，這意味著可再生能源快速發展的勢頭可能會受到抑制。但是，可再生能源發展放緩並不符合特朗普政府的訴求，因為可再生能源已成為美國新增就業崗位的大戶。據美國能源信息局數據，截至2017年1月，美國發電行業吸納的就業人數中，排前五位的分別是太陽能、生物質能、風能、核能和煤炭；其中，太陽能發電的就業人口達37.38萬人，比煤電就業人口多出近30萬人。

第三，美國可能因此獲得更加廉價的化石能源供應，其油氣出口增加不僅能改善美國的國際收支狀況，還會增加其對國際天然氣定價的影響力，利好其經濟增長。但是，特朗普政府對可再生能源、氣候變化的迴避與冷漠，可能會影響甚至動搖美國在相關能源領域的技術領先地位，錯過能源技術「綠化」的大趨勢，會對其長期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

全球能源格局將受影響

美國的頁岩氣革命已推動了全球能源供應格局的多極化。特朗普政府加大對傳統能源的支持，將會進一步加強此趨勢。隨著美國油氣資源的大量出口，全球油氣供給過剩恐將加劇。

對於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和俄羅斯等油氣輸出國而言，這並不是好兆頭。但是對於油氣進口大國而言，國際油氣價格下降將有助於其經濟發展和能源結構清潔化轉型。此外，綠色發展的理念已越來越為世界各國所接受，儘管特朗普政府採取了「倒退的」氣候和能源政策，但這不可能動搖世界其他國家關注氣候變化，發展可再生能源的大勢。

「白人至上」的移民政令

「墨西哥人，連同其他說西班牙語的人，正在製造美國社會政治結構的分叉，幾乎接近於民族分裂……」這是美國社會學家莫里斯·雅諾威茨上世紀80年代對美國墨西哥裔移民群體做出的判斷。30多年後的今天，美國總統特朗普似乎也認可這一判斷，從他自參加美國大選以來多次發表的針對外國移民的強硬言論就可見一斑。

不遺餘力打擊非法移民

2016年8月31日晚，特朗普的競選團隊公布了其移民政策「十大措施」：在美國南部邊境修一道牆；取消對偷渡入境者「捉了就放」的做法，非法入境的移民會被羈押與驅逐出境；對移民犯罪零容忍；不發經費給包庇非法移民的「避難城」；取消違反憲法的行政命令，即取消奧巴馬「暫緩遣返令」，並實行所有移民法律；驗明身份之前，不發某些特定國家的簽證申請；確認被遣返非法移民的國家接收了非法移民；完善「生物識別出入簽證追蹤系統」，來追查逾期居留的外國人；拒絕為非法移民提供工作；改革移民法，保障美國及美國工人的利益。

2017年1月27日，履新剛一周的特朗普簽署行政令，宣布將在120天內暫停所有難民入境；在90天內暫停伊朗、蘇丹、敘利亞、利比亞、索馬利亞、葉門和伊拉克7國公民入境；無限期禁止敘利亞難民進入美國。此後，全美各地抗議示威活動不斷。

2月初，這份行政令被位於華盛頓州的地區聯邦法院凍結。後來，特朗普又在3月簽署第二份行政令，將伊拉克移出限制入境國名單，但再次先後被地區聯邦法院和巡迴上訴法院凍結。最終結果將在最高法院見分曉。

在上述行政令受爭議之際，6月15日晚，特朗普政府又發聲明，宣布將取消奧巴馬任內推出的「美國人父母暫緩遣返」計劃（DAPA）。美聯社評論說，考慮到「美國人父母暫緩遣返」計劃自公布以來幾乎從未真正施行過，因此特朗普宣布取消該計劃「在很大程度上僅僅是一個象徵性的姿態」。不過，這仍然讓特朗普有機會向外界展示他在積極兌現嚴厲打擊非法移民的競選承諾。

此前一天，即在6月14日晚發布的聲明中，特朗普政府還宣布了奧巴馬政府時期推出的另一項移民改革政策「童年抵美者暫緩遣返」計劃（DACA）的命運，表示該計劃將會保留。不過，15日特朗普政府又改口稱尚未做出決定。

特朗普移民政令背後的邏輯

據悉，特朗普上任這幾個月來，美國境內被捕的無證移民人數增多，但被遣返離境的人數有所減少（隨著政策陸續出台，有增多可能），難民入境美國的人數也明顯下降。

國際救援委員會表示，特朗普政府基於對難民以及難民重置系統的錯誤資訊和錯誤概念，制定出有害的政策；「伊斯蘭國」領導層則宣稱，「特朗普禁令」有利於他們招募新成員；歐洲右翼勢力崛起並喊出類似宣言，和特朗普遙相呼應。

目前，特朗普移民政令總體處於擱淺狀態，但從美國社會「撕裂」的整體國內局勢和恐怖主義升溫的國際形勢來看，相關政令加緊實施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首先，41%反對；而蓋洛普民調則是：42%支持，55%反對。

儘管特朗普多次對其移民政令進行解釋，宣稱其「與宗教無關，只是一份事關恐怖威脅和國家安全的命令」，但相關政令體現的「白人至上」思想傾向依然非常明顯。這也是隨著全球化的推進，美國社會內部認知錯亂升級的體現。

以「文明衝突論」著稱的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在2004年出版的《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一書中，曾對相關問題進行過分析。這本著作堪稱亨廷頓「文明衝突論」的國內版，它對拉美裔（特別是墨西哥裔）移民的湧入以及多元文化主義的盛行對美國國家特性（盎格魯-新教文化）構成的挑戰表示擔憂。

不少人秉持「美國本身是一個移民國家，因此美國政府對移民的打壓政策不盡如人意」的看法，而在亨廷頓看來，奠定美國基業的盎格魯-新教文化群體是「定居者」，和此後一批又一批的「移民」在身份上有著本質區別。他說，「如果同化移民的努力歸於失敗，美國便會成為一個分裂的國家，並存在內部衝突和由此造成分裂的潛在可能。」

亨廷頓之所以對墨西哥裔特別「警惕」，是因為在他看來，墨西哥裔移民不僅數量龐大，更重要的是其族群特質決定了他們很難被同化，甚至會「嚴重威脅」美國社會的未來面貌。一些美國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同亨廷頓有著類似的擔憂，特朗普移民政策與這些擔憂不無聯繫。

分析人士認為，特朗普移民政策也有美國「孤立主義」的影子，即美國自身實力不振時「閉關修鍊」、自我保護。自美國建國以來，這種孤立主義就如影隨形，變著花樣出現。布魯金斯學會研究員托馬斯·懷特指出，「在特朗普的領導下，美國可能成為一個更加褊狹和混亂之地。」

商人思維的「移民國策」

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中，引發最大關注的是非法移民問題。而其他移民政策的變動也在進行中，比如H1B工作簽證和投資移民，即EB-5。

H1B簽證是外國留學生獲得美國合法身份的最主要渠道。但是，由於外國留學生人數眾多，而每年H1B的名額有限，外國留學生必須通過抽籤方式才能有幸獲得。很多高科技公司一直都在遊說國會，希望增加這一簽證類別的年度總配額。特朗普4月18日頒布「買美國貨、雇美國人」行政令。有分析稱，在這一理念支配下，增加配額的可能性幾乎沒有。

6月14日，美國移民局更新EB-5投資移民政策備忘錄：當投資人拿到條件綠卡後，繼續維持EB-5投資的必要期限是自投資人拿到條件綠卡之日後算起的兩年時間，新政自公布之日起立即生效。移民機構人士指出，新政的實施反映出美國移民局推動EB-5改革的決心。另外，EB-5投資者不必等到I-829獲批才能收回投資款，還款時間提前了將近3年，大大降低了EB-5投資者的資金占用成本和風險。

這「一緊一松」的移民政策並不令人意外，它延續了美國的「移民國策」，即根據國情變化，在滿足美國需求的前提下，吸收能為美國創造更大價值的人群。美國在殖民地時期至19世紀末，曾採取鼓勵自由移民的政策，以獲取急需的勞動力。從19世紀末至今，逐步推出限制和選擇移民的政策，以緩解日益龐大的移民群體給美國社會造成的壓力，同時，聚攏全球「精英」造福美國。相關理念的吸收，對有著典型商人思維模式的特朗普而言，顯然不在話下。

「不確定」的美國

美國總統特朗普自就職以來在外交上動作頻頻，向外界展現了一個從驚世的「特朗普現象」轉變為「特朗普難題」或「特朗普麻煩」的現實。特朗普時代的美國正發生自冷戰結束以來最為深遠的變化。世界需要認真研究和應對這個易怒的頭號強國。

雜亂無章的外交

在2017年1月20日的就職典禮上，特朗普信誓旦旦：「這一天將會被銘記，美國人重新成為國家的主宰者。」他宣揚美國將擁有新的願景，那就是「美國優先」。特朗普的外交邏輯簡單直接，即一切外交政策均以美國國家利益為首要出發點。他用這個口號贏了選舉，並希望藉此實現「讓美國再次偉大」的目標。

然而，在這個宏大的國家利益論背後，是空洞的政策框架。自上台至今，特朗普始終沒有提出清晰的全球戰略或區域戰略，甚至沒有發表一篇完整的外交政策演說。「不確定性」成了外界觀察特朗普時代美國外交的一個主要感受。

特朗普打著反傳統、反建制的旗號上台，宣告將對美國外交進行顛覆性改革。有外界認為，他要使美國從一個全球國家退回到「孤立主義」的美國。在6月初的香格里拉對話會上，「美國將放棄亞洲領導權的預測」成了一個話題。特朗普特立獨行的外交政策令許多國家備感憂慮。

具體行動上，美國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衝擊了亞太多邊經濟一體化進程；退出《巴黎協定》，損傷了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信心；多次抨擊盟友未承擔應有義務，削弱了相互間的戰略互信；廢除奧巴馬在朝核問題上設置的「紅線」，多次對朝鮮進行威懾，攪擾了朝鮮半島局勢；要求在美墨邊境建隔離牆，令美墨雙邊關係緊張；等等。這一系列舉措凸顯出特朗普外交政策碎片化、應急性的特點，缺乏連貫性和一致性。

風格上，特朗普以競選方式治國，奉行「交易思維」，大搞「推特外交」，依舊言行不羈。他與澳大利亞總理特恩布爾「極不愉快」的通話，引發澳大利亞政界強烈不滿；在德國總理默克爾訪美之後，隨即在社交媒體發文指責德國欠錢；歐洲之行中更當著北約成員國領導人的面，公開指責一些成員國未能分攤軍費的應有份額……加上日前在卡達斷交風波中的所作所為，特朗普頻頻使用威懾手段迫使對手就範，不顧及國家間交往的規範規則，令其外交備受質疑。

據蓋洛普民調顯示，特朗普只用了8天時間就讓自己的不支持率過半，創了美國政壇的新紀錄。民眾支持率一路走低，跌至目前36%的歷史同期最低水平。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感嘆道，「特朗普徹底改變了我們對於美國代表著什麼的觀念。我們生活在美國打造的世界。如今美國卻在放棄這個世界。我們無法忽視這一殘酷現實。」

別樣總統的政治算計

特朗普外交政策的背後折射出的是國內政治現實。如果把特朗普的上台作為一種現象，那麼其主要意義在於動搖了美國長久以來的國內政治生態。特朗普上台約五個月，絕大部分精力應對國內。有分析認為，他所提出的「美國優先」，實質是「國內優先」。因此，理解特朗普的全球視野，首先要落腳於其國內政治的利益及需求。

特朗普勝選的核心選民是中產和中下層藍領選民，前者對全球化給他們帶來的獲得感並不強烈，後者則深信自身的困窘是全球化所致。這一選民基礎是特朗普經濟民族主義和保護主義傾向的一個根源，他不僅需要在國內拼經濟、增就業，更要在國外尋求美國經貿利益最大化甚至是獨大化。退出TPP、重談《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等，皆被視為其迎合國內核心選民的手段。

其次，轉移國內視線的需要。特朗普以國內事務為優先，自上台之後宣稱改革，力圖兌現競選承諾，但國內情勢的複雜程度使其處處碰壁，所遇到的困難和挫折比想像中要多得多。對比特朗普於2016年11月頒布的「百日新政」，其施政效果總體難言理想，多數承諾或未能兌現，或大打折扣：醫改努力停滯不前，移民限制令頻遭司法挑戰，「通俄門」持續發酵，修建「美墨邊境牆」遙遙無期，稅改方案爭議較大……國內議程的艱難，嚴重掣肘特朗普樹立政績的努力。他迫切需要在自由裁量權較大的外交事務上取得突破，以紓解國內壓力。

第三，國內政治鬥爭形勢的影響。一方面，特朗普團隊的內部問題是其政令不一的一個原因。特朗普團隊出現「人荒」，500多位需要任命的中高層官員至今僅有50多人到位，國務院主要官員及絕大多數職業外交官仍然空缺，這影響到政策制定與執行的效率。更受外界關注的是，內閣各派角力激烈，且大部分官員在外交事務方面缺乏經驗，以致難以形成清晰一致的外交政策框架。

另一方面，國內政治環境的惡化加重特朗普施政困難。特朗普公開抨擊主流媒體「不誠實」、「虛假」，與媒體之間的緊張關係不僅沒有緩和，反而愈加對立。同時，特朗普與情報系統之間的嫌隙加深，這一矛盾在聯邦調查局局長科米被解職之後展露無遺。特朗普還面臨應對來自民主黨的責難和凝聚共和黨內支持的壓力。這些問題的交織，令特朗普的外交政策面臨艱難的輿論和政治環境。

特朗普的上台，使美國從現行國際秩序的受益者和維護者，變成了「放棄者」、「改變者」乃至「顛覆者」，是美國對現行國際體系及勢不可擋的全球化浪潮不滿的體現，「憤怒」的美國由此成了新的「不確定」時代的註腳。

來源：瞭望智庫摘編自《環球》雜誌2017年第13期《美國怎麼了》組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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