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國營的龐大，民營企業更「划算」

樊叔馮叔兩兄弟終於找到共同的興趣點，準備建設一個展現近40年恢弘歷史的博物館了。這個博物館究竟要收藏什麼呢？本篇看世界為你慢慢揭曉。

2017 年中央財政下達公益性文化設施的補助資金為 51.15 億元，支持範圍包括全國 1849 個博物館、紀念館和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及 1049 個市級和 5869 個縣級美術館，41051 個鄉鎮文化站。十年來中央財政累計補助資金 407 億元，但其中幾乎沒有民營博物館的身影，就算有也是少數。民營博物館始終在為資金籌措而困擾，如何獲得持續穩定的資金來源是民營博物館館長以及投資者們最揪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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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掏錢開博物館，就是掏錢找罪受，就像現如今的精神消費，把農村收麥子變成了旅遊項目。城裡人來收麥子，住最苦的環境，發一把鐮刀，每天規定勞動時間，一天要交兩百元的體驗費，如果割掉的麥子想要帶回家還得出錢買，精神消費把這個世界給倒過來了。就像戈壁挑戰賽，無需準備什麼，兩萬塊錢挑戰走一次，受五天罪，接受精神洗禮。當然比較貼近生活的例子就像台灣的誠品書店，台灣的文藝女青年都喜歡晚上呆在那兒，那就是她們精神生活的消費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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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消費已經是越來越大的一個比例，博物館就提供最好的精神消費。在博物館看你沒看到過的東西，了解你不知道的知識。建川博物館的民營模式很獨特，完全靠一個企業和旅遊結合，如果增加經驗培訓班，可以開發出更多經營模式創收。建川博物館還憑藉自身，改變了整個安仁鎮的就業模式，當年安仁鎮八萬人，就靠七家工廠提供就業。後來廠子搬走了，可居民卻沒有因此受到影響，因為有建川博物館聚落帶動的旅遊效應，現在安仁鎮的旅館民宿成為了主要的經濟增長點。其它例如餐廳、古玩店等新興商業，由博物館帶動起來的新經濟項目，已經代替了原先的工廠，解決了安仁鎮的就業問題。

傳統博物館莊重的印象正得到改變，北京故宮博物院推出的「朕就是這樣漢子」摺扇、奉旨旅行行李牌及王公大臣玩偶等產品後，瞬間圈粉無數。其創新不僅縮短文物與普通人之間的距離，同時也推動了文化消費。故宮博物院研發的文化創意產品累計 1273 種，銷售額已增長到 2016 年的近 10 億元。台北故宮更早就在博物館文創方面有很多嘗試，一款「朕知道了」膠帶風靡一時。目前台北故宮在售的文創商品中網上銷售的產品有 2000 多種，台北故宮商店售賣的有 4000 多種，每年都能創造近 10 億新台幣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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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觀眾角度來說，現在博物館消費也是一個經濟成長點，更貼切的應該叫做消費升級點，就像法國的小博物館特別多，歐洲的很多不起眼的巷子里都會突然冒出來一個小博物館。現在的中國，人均 GDP 飛速增長後的城市人口需要迎來消費升級，很多人就忽視了精神消費升級的市場。很多人在度假旅遊，健康教育的消費比重越來越大，文化精神消費就借著這一波消費升級興起了，所以建川博物館未來的市場潛力是巨大的，未來結合客棧餐廳、企業拓展、經營培訓、文創產品，建川博物館可以活的很好。

作為有濃厚抗戰情節的樊建川，在打造日軍侵華罪行館上非常認真，他數次赴日本徵集抗戰文物一萬餘件，力求為大家最真實的呈現日軍侵華史，日軍侵華罪行館的設計當年還請來了日本國寶級設計師磯崎新操刀，這在當時引起了非常大的反響，日本的右翼份子極其反對，作為日本的國寶級設計師，為何要幫中國設計日軍侵華罪行館，磯崎新的回復很簡單：「為了中日兩國的世代友好，為了兩國能長期和平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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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的民營博物館的收入中，門票佔三分之一，公益基金出資三分之一，政府通過其它形式補貼三分之一。國內的民營博物館，政府是有支持的，只是這支持沒有制度和章法，舉個例子，省委書記來了，看一下壯士廣場，被感動了，就說給一筆錢支持。這種時不時的支持一下，就像天上掉餡餅，不知道哪一筆會砸到自己。在財政撥款上，國家政府的博物館是有的，而民營博物館上基本沒花國家財政的錢。現在改革開放後，民營博物館成長起來，全國現在有 4500 家博物館，民營的佔到其中的 800 家，呈現一種國營民營兩條腿走路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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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用民營的方式去建博物館，還能節約很多資源。如果政府撥款給民營博物館，那麼用商業用地建成博物館可能只需要一年時間，而且工作人員不佔編製。如果由政府出面，征地、建房再加上招標陳列的時間，至少也需要五年才能完成，前後的開銷可能比民營去建要高出十多倍。所以政府應該多支持高效又實惠的民營博物館，而少辦國營博物館，或者說將民營博物館和國營博物館一視同仁。這樣一來，即節約了時間也節約國家的稅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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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經濟學上看，民間博物館從獲得土地上，政策支持上以及文物獲得上都沒有官方博物館來得方便，所以民間博物館向來就是一個沒有造血功能的花錢的坑。很多人一腔熱血投入進去，但是沒有前車之鑒，所以在建設中途夭折了，像樊建川這樣建的這麼大又維持了十幾年的民營博物館聚落，在全中國是唯一一家。

民間博物館同時為中國的博物館體系彌補了一些缺陷，例如建川博物館中的地震館、川軍館、國民黨抗戰館、知青館等擁有鮮明時代特徵的館藏，是官方博物館所不會提及的，但是這些歷史對未來的年輕人想更全面的了解這些中國巨大變化階段的歷史是很有幫助的。所以相對於官方的博物館，民間博物館既可以是美好清雅的，也可以是凝固罪惡和記錄暴行的。傳承財富的同時，也別忘了關注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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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川博物館最後的結果，應該就是「獻給國家」，因為人的生命有盡頭，而不是每個私人都懂得珍惜博物館以及其內在的文物，所以交給政府還是最靠譜的選擇，一旦建川博物館交給了國家，那就從私企變成了事業單位，就有保障了，副館長都可以是處級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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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總的微博下方，網友們總是說他的理想是非常昂貴的，其實開博物館在樊建川看來和開餐廳一樣，建博物館就是為了大家「有飯吃」，你在精神上缺什麼，博物館就提供什麼，和餐廳無二，同等高尚同等昂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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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建川身後留下了很多東西。一個人流芳百世，其中一個方法就是做博物館，而不是掙錢。一個人如果想改變你的命運，有一種方法，不是把錢存起來，而是去建川博物館。一個人想讓自己更快樂，那就是去建川博物館去領略和體會不一樣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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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就是改革開放 40 年，這 40 年最大的變化就是出現了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家。所以樊建川想要建造一個民營企業博物館，因為在中國過去 100 年，民國期間的民營企業最多活了不到 20 年，能夠讓民營企業活到 40 年的，已經算是我國歷史上最長的紀錄了。改革開放以後發生的事情，是伴隨著中國經濟越來越強大，越來越開放，越來越被全世界認可。

建川博物館中的九個抗戰館是樊建川為其父親製作的，而樊建川如果打算為自己建造一個館，那一定是民營企業館。因為回首這 20 年，民營企業的發展留下了很多故事。樊建川最能幹活的時候是 1976 年當知青的時候，那時候的他體重只有 100 斤，拚命幹活一天掙得八毛錢，常常餓得暈倒。而後開始參與房地產建設掙錢的時候，樊建川認為不是自己有本事而是改革開放有本事，民營企業誕生階段將每個人自身的本領發揮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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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馮叔和樊建川愉快的決定了，一起建一個民營企業博物館，聯合其他民營企業家一起探討改革開放的輝煌。希望這個博物館很快能與大家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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