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懷怎麼會是大清的掘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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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11年10月27日，官至大清國郵傳部尚書的盛宣懷被朝廷彈劾、追責，在京城的秋風蕭瑟中躲進美國大使館，隨即被護送到天津，然後逃往日本。這一天，距離「辛亥革命」的開端——武昌起義，僅僅過去了17天。

作為中國第一代官僚資本家的盛宣懷，創造了多項「中國第一」：第一個民用股份制企業輪船招商局；第一個電報局中國電報總局；第一個內河小火輪公司；第一家銀行中國通商銀行；第一條鐵路幹線京漢鐵路；第一個鋼鐵聯合企業漢冶萍公司；第一所高等師範學堂南洋公學（交通大學）；第一個勘礦公司；第一座公共圖書館；第一所近代大學北洋大學堂（天津大學）；創辦了中國紅十字會。而盛宣懷本人也贏得了「中國實業之父」和「中國商父」的美譽。

那麼，盛宣懷這位獨攬晚清輪船、電報、郵政鐵路、銀行、煤礦、紡織等國民經濟命脈，財勢、權勢傾於一時的大人物，最終為何落得個逃亡他國的下場？盛宣懷又是如何親手為大清的覆滅挖好墳墓的？本期檔案揭秘，李涵為您講述：一個盛宣懷，半部晚清史（四）

盛宣懷是一個勇於任事的人。根據《清史稿》的記載，從宣統二年十二月初六（1911年1月）出任郵傳部尚書到四川保路運動爆發這半年裡，盛宣懷不辭辛苦，「數上封事，收回郵政，接管驛站，規劃官建各路，展拓川藏電線，釐定全國軌制，稱新政畢舉。」此外，他還支持、幫助南洋高等實業學堂校長唐文治辦起了吳淞商船學校，實現了他多年培養輪船人才的願望。

據盛宣懷子女回憶，因父親往往忙到深夜也不休息，就和母親商量，讓她勸告父親保證身體。盛宣懷對子女們說：現在是國家存亡危急之時，作為臣子，我哪裡敢懈怠啊。

以挽救時局自許的盛宣懷，卻因推行鐵路國有化政策，引發四川保路運動，繼而爆發武昌起義和辛亥革命，成為致使大清覆滅的「掘墓人」。有人戲稱，是一條鐵路搞跨了大清朝。

清政府修築鐵路始於甲午戰爭以後，最初由國家來修建，因為資金籌措不易，不得不舉借洋債。1903年後，隨著民族主義思潮的勃興，「拒外債、廢成約、收路自辦」成為全國士紳的鮮明口號。清政府也鼓勵民間自辦鐵路。由中國商紳集資，通過中國人自己的力量來建設鐵路成為共識。

然而，允許鐵路商辦政策推行幾年下來，問題與弊端層出不窮：資金籌措嚴重不足，且遲遲不能到位；各地商辦公司管理混亂、效率低下，股資被挪用、貪污的腐敗亂象頻生；各省、地區各自為政，幹線的統籌和協調問題成為難題。

1910年8月17日，盛宣懷入京見皇帝。溥儀尚年幼，當政的是其生父攝政王載灃。載灃就時局、諸多要政大事，諮詢盛宣懷的意見。期間談到鐵路問題，盛宣懷明確地表示鐵路築路權必須收為國有的觀點。

他首先對湘、鄂兩省拒款的不切實際進行了批評，說粵漢鐵路贖回已經達3年之久，迄今卻一無成效。這一事實足以說明那些堅決主張商辦的士紳們是何等清談誤國。事實上，按目前拒款派的辦法，即使再過30年，所集之款也不足以建造鐵路。

其次，他認為，向外國借債雖非萬全之策。但只要政府在與外國談判並簽定合同時，能做到「嚴定限制，權操於我」，使外國人只能得到投資的利息，而沒有造路用人的權力，在這種條件下借洋款是利大弊小。這番談話令攝政王聽後「大為動容」，他立即命令盛宣懷與外務部、度支部妥商辦理。

1911年5月初，言官石長信的一份奏摺轉到郵傳部尚書盛宣懷的手中。石長信建議：把貫通全國的幹路收歸國有，由政府借款興辦；其餘支路，則由各省紳商集股商辦。這樣就能很好地平衡鐵路國有和商辦的問題。盛宣懷非常讚賞這個建議。

5月9日，清廷下詔：宣布將川漢、粵漢鐵路收歸國有，繼而又諭令四川立即停止以造路的名義收取「租股」。而後又批准主政郵傳部的盛宣懷與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簽約，借款修路。

鐵路國有化政策出台以後，得到雲南、貴州、廣西這些邊遠省份的響應。而在四川、湖南、湖北與廣東，遭到了士紳們的反對。其中，態度最激烈的是四川。

川漢鐵路是一家民營公司，原本募集股本1400萬兩，其中700萬兩已投入鐵路建設；餘下的700萬兩中，有300萬兩被一個叫施典章的經理挪到上海去做墨西哥的橡膠股票投機，並且虧空凈盡。

盛宣懷根據不同省份商辦鐵路的情況，制定了不同的贖買收回方案。對川漢鐵路，他只同意發給股東大約400萬兩的國家保利股票，至於被原公司經理人虧空的300萬兩，拒絕為之買單。他的理由也很充分：清廷的錢來自全國百姓，政府沒有權力慷全國百姓之慨，來彌補四川商辦鐵路公司自己造成的投機損失。

與此同時，他與美、英、法、德四國代表進行鐵路借款的談判。經過二十餘次艱苦談判，最終迫使四國代表作出較大讓步，達成了600萬英鎊的借款合同。

公平地說，這份後來被四川保路運動中激進分子攻擊為「喪權辱國」的借款合同，是清末歷年來罕有的良好借款合約：貸款年利息僅為5%，而當時中國國內錢莊的平均利息高達12.5%至14.8%；以百貨雜類與鹽厘捐作抵押，這預防了未來路權落入洋人之手的可能性；在用人權上，嚴格限制洋人總工程師的數量、職權範圍；規定修路優先使用中國工業產品與原材料。最為重要的是，這份借款合同被嚴格地限制在「商業性質範圍」，四國銀行及其政府不擁有經濟利益以外的政治附加條件。

無論比之於張之洞在1909年與三國銀行簽定的草約，還是清廷在雲南、山東、東北簽訂的嚴重損害中國主權的鐵路建築合同，以及兩年後由民國政府與六國銀行簽定的「善後大借款」，盛宣懷都有理由對這份借款合約感到滿意。他也樂觀地相信：只要採取上述辦法，粵漢鐵路分段趕造，限定3年內接通，則在10年之內准可還本。而且，新頒布的鐵路國有政策，不會與民爭利，只要商民願意，可以附股，與國家同受利益。

然而，之後事態的發展，讓這位擅長算經濟賬的精明商人完全始料不及。

由於清政府堅決不為300萬虧空買單的強硬態度，川漢鐵路股東中激進派逐漸佔了上風。6月13日，清廷與四國銀行的正式合同文本到達成都，經過激進人士在報刊上的曲解與猛烈抨擊，借款合同立即被市民們視為喪權辱國的「賣國契書」，民情越發激昂。許多青年學生和下層人士也加入進來，激昂的民族主義情緒成為保路運動中的主流。

在給攝政王載灃的電文中，四川護督王人文描述了6月17日四川商辦鐵路總公司動員大會的場面：「到會一千餘人，一時哭聲震天，坐次在後者多伏案私泣。臣飭巡警彈壓，巡兵聽者也相顧揮淚。日來關於鐵路合同攻難之文字演說紛紛四齣，禁不勝禁，防不勝防。」王人文電奏朝廷，請求聽從川民的要求，收回成命。兩天以後，他再次電奏表明意見和態度。這一次，他甚至指名道姓指斥盛宣懷「欺君誤國」。

農曆六月二十九日起，成都全市罷市，學校停課，各街供光緒牌位。在保路同志會中，出現了革命黨人的身影。

被稱為「趙屠夫」的趙爾豐到任取代王人文，他也感受到民情激昂，於是一再和四川地方官員聯名電奏，請清廷曲顧大局，收回川路國有的詔令，以免激生意外。

當四川地方官員一再奏請收回國有化詔令的時候，盛宣懷和同樣志大心切的鐵路督辦端方都表現得異常強硬。1911年的電報檔案里，記錄下盛宣懷在整個事變過程中的態度，以及後來被批為「欺君」之舉——調動、催促地方督撫用軍隊鎮壓參與運動的士紳百姓。8月26日，盛宣懷致電趙爾豐：對於罷市罷課這樣的要挾，「請出告示嚴禁，銷患難未萌」。8月28日，他又致電鄂督瑞澂：保路風潮只須略有兵威，不煩鎮壓。川督所用的兵警都是川人，所以才會害怕。請他調動宜昌的駐軍去重慶，保護商埠，以作聲援。9月14日，他致電雲貴督撫說：鄂軍援軍需要二十餘日才能趕到四川，請派雲南、貴州靠近四川的軍隊統領帶槍隊千人馳往四川，「即可將風潮威懾解散」。

在盛宣懷與端方這兩位強硬派的影響下，清政府沒有作出絲毫讓步，反而對川督趙爾豐施壓，要求他進行強力鎮壓。

10月6日，趙爾豐逮捕了蒲殿俊、羅綸等幾位帶頭的激進分子。成都市民聞訊後，聚集於總督府前。省府巡防軍開槍射殺民眾數十人。血案發生後，局勢一發不可收拾。至夏秋，從四川開始的保路風潮，迅速蔓延到廣東、兩湖等地，革命形勢迅速成熟。

10月10日，武昌新軍兵營一聲槍響，辛亥革命的序幕就此拉開。11日，端方受命率湖北新軍入川鎮壓，行軍至資州時被起義士兵所殺。各省紛紛宣布獨立。

常年累積的政治、社會矛盾，地方士紳的貪婪，清政府僵硬的回應能力，終使局勢一發不可收拾。其中，代表清政府的盛宣懷，拒絕對四川商辦公司300萬元虧空進行補償，是激起四川反對鐵路國有風潮的導火索。

武昌兵變當天，張謇正在漢口料理大生紗廠的事務。此時，這位晚清名流已辭官辦實業近二十年。他後來評論清末鐵路國有化失敗的原因時，嚴厲地批評盛宣懷，說他完全不懂得國家對於人民應懷有一種「涵復之義」。用今天的話語來說，即政府有對民眾的要求作出回應的道義，即便這些要求有時看起來不那麼合理。而作為官員的盛宣懷，卻用商人的思維去解決政治問題，其結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京城，資政院成為保清派各省代表聲討、圍攻盛宣懷的陣地。議員黎尚雯歸納出盛宣懷的四大罪名：違憲之罪，變亂成法之罪，激成民變之罪，侵奪君上大權之罪。每一條都「罪無可恕」，「按律宜絞刑。」

當晚，盛宣懷連夜趕寫奏摺，為自己辯護。這份奏摺還沒來得及寫完，10月26日，朝廷就宣布將盛宣懷革職，永不敘用。「最後的奏摺」如今完整地保存在上海圖書館的「盛宣懷檔案」中。

在「非誅盛宣懷不足以謝天下」的輿論氛圍中，外國駐京公使們出手干預了。10月28日，英國公使朱爾典從北京發回英國的一封電報稱：「由於昨日資政院通過一項決議，請求皇上下令處死盛宣懷，所以四國公使走訪了慶親王，得到保證說：不會加害於盛宣懷。盛在四國使館的十名士兵護送下，於昨天深夜前往天津，將先赴青島。」

朱爾典發出電報當天，盛宣懷抵達青島，隨後又到了大連。在日本顧問高木陸郎的陪同下，經大連登船前往日本避難。

1912年11月30日，盛宣懷從日本回到上海。在人生最後幾年裡，他回歸到一個商人的本色，很少操心政事，如他所說，「故園獨處，書畫自娛，如夢初醒，不欲知秦漢以後事。」他出任招商局董事會的副會長和漢冶萍公司的會長，著手整頓這兩家公司的業務，竭力使之擺脫官僚的控制。

1915年冬，盛宣懷病重，卧床不起，已不能管事。第二年4月27日，他在上海病逝，終年73歲。當家的庄夫人為他舉辦了一場轟動上海灘的盛大葬禮。

在盛宣懷避難日本期間，孫中山曾屢屢拋來橄欖枝，暖語相慰，並保證發還他的個人財產，希望他能幫助新生的國民政府籌款，以期渡過財政難關。盛宣懷一邊和孫中山書信相和，恭維孫是「文明之代表」，並給予工商、實業方面的建議，說自己一旦回國「下走皆唯命是從」。但在給親家孫寶琦的函件里，他對孫中山評價甚低，批評孫「惟其念太奢，恐更無步驟」。

相比孫中山，他更願意和他積怨很深、曾有奪產之恨的袁世凱合作，並屢次公開為袁世凱出來坐鎮時局大唱讚歌。他希望袁世凱能夠早日收拾亂局，平定天下，甚至暗示袁世凱皇袍加身也是可以的。

儘管如此，盛宣懷和孫中山還是差一點成為親戚。在上海灘，宋家和盛府頗有淵源。1920年初，宋子文從美國留學回來時，曾在漢冶萍公司做英文秘書。當時，上海灘人稱「盛老四」的盛宣懷四子盛恩頤是總經理。宋子文因此常去盛府走動，結識了明媚動人的七小姐，很是傾心，主動提出當她的英文老師，隨即展開追求攻勢。

宋子文

七小姐的母親庄夫人一聽說宋子文的父親只是一個「教堂里拉洋琴」的牧師，立刻棒打鴛鴦。盛老四隨即把宋子文調到武漢，去當漢陽鐵廠的會計科長。宋子文仍然苦苦追求，不肯放棄。

1923年，孫中山在廣州建立革命政權，身為孫夫人的宋慶齡召弟弟去新政府做事。南下前，宋子文拿著去廣州的火車票，一路追到杭州，希望七小姐和他一起私奔。七小姐沒有答應他的請求，在分別前，她把金葉子贈與宋子文。

宋子文後來平步青雲，做過國民政府的財政部長、行政院長，控制了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創辦了建設銀行、中紡等一系列現代企業，主持外交和與西方列強的借款，成為新一代豪門權貴和大官僚資本家。後來娶了江西富商之女張樂怡為妻。盛七小姐得聞此事，大病一場，直至32歲才嫁人。

三十年河西。抗戰勝利後，盛老四的兒子盛毓度因在汪偽政權做事，被捕入獄。在其原配夫人的跪求下，七小姐打電話向宋子文說情，宋子文在那頭一個「OK」。第二天中午，盛毓度就被放出來。

1947年，宋子文因為推行貨幣改革引發了黃金風潮，加之「四大家族」的罵名，遭到朝野各方的攻擊。有「傅大炮」之稱的著名學者傅斯年在報紙上接連發表《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宋子文的失敗》、《論豪門資本必須剷除》等系列檄文，炮轟他官商不分、公私不分，轟動一時。

宋子文被迫辭去行政院長職務，隨後退出政壇。國民黨兵敗後他定居美國，當了二十多年寓公，1971在舊金山去世。在他身後，關於宋家的首富之說、貪腐傳聞、八卦故事依然是各種野史小說津津樂道的題材。

這一對差一點成為翁婿的兩代官僚資本家，命運划出了相似的弧線，也作出相似的拷問——官乎？商乎？公乎？私乎？愛國乎？賣國乎？成乎？敗乎？

《南方人物周刊》徐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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