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兩朝的「舉報制度」，在明朝時期當官真不容易

明朝：民眾可將貪官污吏「綁縛赴京治罪」

明朝，朱元璋認為元末社會動蕩的主要原因就是統治者在政治上過於寬縱、姑息，造成政權衰亡、天下大亂，明朝時，朱元璋對舉報十分重視，他賦予民眾將貪官污吏「綁縛赴京治罪」的權利。

據史籍記載，有常熟縣陳壽六等人把貪財害民的官吏顧英綁縛至京面奏，朱元璋當即就對他們進行了封賞，還免除了他們3年的雜泛差役，並警告當地官員，誰對他們進行打擊報復，一律族誅。

當然，明朝的舉報制度也十分嚴格。明朝時，對誣告的處罰比唐宋兩代還要重，不但要反坐，而且還要加等處罰。不過，明朝不提倡民間舉報，採用了不少「息訟」制度，像誣告連坐還加等處罰就是其中一種手段；此外還推行半官方性質的調解制度，很多事情先請本地里甲、鄉老人調節，如果調解不成，才可向官府起訴。

明朝舉報要選：有3、6、9的日子

不僅如此，為了少舉報，明朝還限制起訴時間。明朝中期地方官府有「放告日」制度，規定民事案件僅在特定的「放告日」才能起訴，一般為每月的初三、十三、二十三、初六、十六、二十六、初九、十九、二十九。

明朝舉報還要經過嚴格的逐級複審。從基層開始，在搞清事實、擬定應給予的處罰後，無論當事人的意思如何，案件須一級級複審，直到有權作出終審判決的機關為止。在審理案件中，州縣只能自行審結杖一百以下的案件。

明律中還進一步明確地域管轄和身份管轄。如同一案件被告在幾個地方時，由其中罪名最重的被告所在地的官府管轄；同一罪名的被告分散在幾處，由被告人數最多的地方的官府管轄；若罪名相同、各地被告人數相同，則應由最先受理案件的官府管轄。

清朝：一年只有幾十天可以舉報

清朝對舉報限制更嚴了，不僅在時間上限制，在訴訟形式上也有許多限制。

比明朝更甚，清朝可以舉報的時間更短，凡是農忙季節，一般都禁止訴訟，清朝律例規定，每年四月初一至七月三十，為「農忙止訟」期，除謀反、大逆、盜賊、人命等重大案件外，官府一律不受理訴訟。在其餘八個月中，也盡量限制起訴。清朝各地方官府一般都規定「詞訟日」或「放告日」，清初多為每月的逢三、逢六、逢九日，清中後期多為每月逢三、逢八日，實際上，一年可舉報的日子也不過幾十天。

此外在訴訟形式上也有各種限制。起訴程序繁瑣，清朝規定起訴必須是書面形式，訴狀必須由官府制定的「代書」書寫，並要蓋上官府發給的印戳才有效。對訴狀的格式、字數也有嚴格要求，稍有不符要求就不準狀。除了婦女、老幼病殘，原告必須親自到衙門起訴。嚴格限制訟師參與訴訟。

經典案例之皇帝的耳目，曹寅是康熙的「密探」

曹雪芹祖上三代四人出任江寧織造，「其實，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就是康熙的『密探』，他在江寧織造府為皇帝搜集各種訊息，如果別的朝臣有什麼叛逆之心，他就會在奏摺中舉報給康熙。」張仁善指出。著名漢學家史景遷就曾在專文中談論過這個問題。康熙推出了「奏摺」體制，「奏摺」直呈皇帝，且只有他一個人能看到。

曹寅呈遞給康熙的奏摺，都是由「家人」或者「家僕」遞送往返的，這些家人可不是家中的普通僕人，他們每個都是官員屬下的註冊人員。不僅是曹寅，康熙和雍正朝的織造們很多都不依循地方省份官員上奏時的規程，直接遞送信息給皇帝。他們就是皇帝的耳目，地方官員的一舉一動都被他們所掌握，有什麼風吹草動就舉報給皇帝。

和這差不多，明朝的「東廠」、「西廠」之類的特務機構也是皇帝派往各地的耳目，東廠監視文武百官日常活動和應酬交往，刺探社會各階層的動態，不分晝夜地將獲得的情況送入宮中向皇帝彙報。

「但是，他們這種很多已經偏離了舉報的範疇，更多可能是黨同伐異，對於貪官污吏的監督、舉報來說，沒什麼意義。」

經典案例之民告官：崑山三徐被康熙指責

「古時民告官的成功率很低，老百姓一般能忍則忍，不到家破人亡的時候，一般不會走告官這條路。」張仁善說。

但是清代有一個例子很特別，主角是著名的崑山三徐——徐乾學、徐元文、徐秉義弟兄三人，史學家顧炎武的外甥。三人因「一門三進士」紅極一時。當時，朝廷接到百姓的舉報，說徐家兄弟三人的家人和家人的奴僕在江南一帶占田，欺行霸市，有一本檔案留存了下來，記載了百姓所有的「舉報信」。

面對民眾的強烈舉報，康熙受理了此案，將徐氏兄弟叫來訓斥教訓一通，責成請他們管好家人，注意社會影響。但此案最終也不了了之。這是為什麼呢？「這涉及到了朝廷鬥爭，徐氏兄弟和朝廷上的另外一派有鬥爭，皇帝的態度在兩派之間游移，有時護這派，有時護那派，隨著朝廷政治風向的變化而變化。」

「民告官，如果有理有據，且得到官方的及時處理，對於防治腐敗，推行廉政，化解矛盾，穩定政權，會起到積極作用；如果官方視而不見，官官相護，民怨難申，就會激化矛盾，就會助長私力救濟，引發群體事件。歷史的教訓必須吸取。」張仁善最後提醒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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