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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曲直:至今都歷久不衰的爭議——衡陽之戰6

周明

摘要:衡陽之戰最終令人痛惜的結局而落幕,但對於這場戰役的爭論直到現在都歷久不衰,主要就是第10軍到底算不算投降,對方先覺又如何評價?到底是抗戰英雄還是貪生怕死?但是不管怎樣,第10軍堅守孤城47天,已經是豫湘桂會戰中唯一的亮點了,而中國軍隊在這場會戰中的大潰敗,也對後來的戰爭乃至戰後國際局勢產生了重大影響。

爭議不休

衡陽之戰硝煙散盡塵埃落定,但是在戰史界相關的爭議卻歷久不衰,爭議的焦點有二,一是第10軍最後到底是投降還是終戰。日軍戰史自然是稱第10軍投降,大陸幾十年來的主流史書也認為第10軍最後是投降的,台灣一些史書則持迴避態度不置可否,而方先覺本人始終堅決否認投降一說,堅稱終戰,因為沒有簽署過任何正式的投降書。

近年來,也有一些研究者認為第10軍最後是停戰而非投降,其依據主要有二:第一沒有正式的投降書;第二戰後蔣介石給軍長方先覺以及4位師長都頒發了青天白日勳章。要是投降,蔣介石怎麼還會授予青天白日勳章?但以筆者來看,通常軍師級別的部隊投降都不會簽署投降書,只有國家在宣布戰敗投降時才會簽署正式的投降書。而至於頒發青天白日勳章,主要是為了表彰衡陽五虎將苦戰47天的彪炳戰功。

筆者以為,停戰與投降的最根本的區別是在於繳械,停戰是雙方根據協定,停止敵對戰鬥行動,而投降雖然也是停止了敵對戰鬥行動,但本質是向對手繳械。從第10軍的最後情況來看,第10軍放棄抵抗,在日軍指定地點集合交出武器,儘管沒有簽署正式的投降書,但確實與投降的實質無異。不過,筆者同時也認為堅守衡陽47天的第10軍,最後的結局,是有其獨特的情況,是在經過47天的浴血苦戰,已經超額完成了預期任務,何況此時已經糧盡彈絕,援軍又杳無音訊,繼續抵抗也已毫無意義,在這樣的情況,筆者以為用西方人的話來說是「光榮的投降」。說到這點,又不能不談起東西方所截然不同的價值觀和道德觀。東方人歷來講捨身取義,不成功便成仁,只有斷頭將軍,沒有投降將軍,在東方人的價值觀里,軍人投降不啻於最大的恥辱。而西方則注重人的價值,在繼續戰鬥毫無意義的情況,是允許軍人放下武器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在二戰中,盟軍方面最著名的「光榮投降」自然是1942年5月,在菲律賓堅持到最後的科雷吉多要塞在美軍喬納森·溫賴特中將率領下被迫投降。可能很多人不知道,1945年9月2日,在「密蘇里」號戰列艦上舉行日本投降簽字儀式時,作為盟軍代表的麥克阿瑟邀請的陪同正是剛從戰俘營里獲得自由的溫賴特,當飽受折磨身形枯槁形同骷髏的溫賴特站在麥克阿瑟身後接受日本投降的這幕場景,或許可以給國人另一種思考。

圖51:麥克阿瑟在日本投降書上簽字,身後就是身形枯槁的溫賴特

爭議的第二個焦點就是如何評價方先覺。有些史書將方先覺最後的投降看作是「貪生怕死」、「叛國投敵」,甚至因此全盤否定第10軍堅守孤城47天的輝煌事迹,那是不客觀也不公正的。首先,方先覺無論是在衡陽保衛戰中,還是在此前的長沙、常德歷次作戰中,均是表現相當出色,堪稱軍人楷模,連日軍也稱其為「英勇善戰的虎將」。即便是在衡陽之戰的後期,方先覺如要突圍,還是有機會的,甚至有部下找到了日軍戰線的間隙,保證可以將其安全護送出城時,都被他堅決拒絕了。在最後時刻還有拔槍自戕之舉,因此如果真是「貪生怕死」的話,也不會出現最後的局面,這四個字的評價絕對是不實之辭。

圖52:方先覺從衡陽戰後就飽受爭議

其次,請注意第10軍能夠以疲憊之師堅守孤城47天,作為軍長的方先覺自然是功不可沒。

第三,方先覺是在衡陽之戰失敗已成定居的最後時刻才投降的,當時守軍指揮通信系統全部中斷,官兵死傷慘重,在不到1.8萬的守軍中陣亡約4000,傷約9000,傷亡比例已超過全軍總數的70%,按照這一比率,可以說一線的戰鬥兵早已全部拼光了。而且糧盡彈絕,外援又杳無音信,即使繼續抵抗,也不過再支撐一兩天而已,對於衡陽最後的陷落已經沒有多大的意義了。

第四,戰前軍委會給第10軍的任務是堅守衡陽10天,第10軍早已完成了任務,無論是對戰局的影響,還是直接殺傷敵軍的戰果,第10軍都已經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第五,方先覺在此前多次有過戰敗自殺的表示,因此投降絕不是方先覺的本意。而且關於方先覺自殺也有多種說法,其一,方先覺在拍萬最後一電後即拔槍自殺,幸得孫參謀長及周、葛兩師長進行諫阻,才未得遂。還有說法是在發出最後一電後舉起手槍自殺,被衛士緊緊抱住,把槍奪下來了。暫編54師師長饒少偉的回憶是8月7日黃昏,我來到中山南路第10軍軍部(原中央銀行地址)時,軍參謀長孫鳴玉及處長以上幕僚人員和周慶祥、葛先才等,均已到齊。我走進去就看到方先覺裝著哭泣的樣子,一面說:『我的手槍呢?』一面打開抽屜尋找,好象要自殺。其實,他的手槍早已被部下藏起來了,儘管他連開三個抽屜,自然還是找不到手槍。日本戰史作家古屋奎二在編著《蔣介石秘錄》時曾於70年代前往台北採訪方先覺,方先覺回憶是8月7日發出最後一電後決心自戕,當拔出手槍對準太陽穴之際,手槍被副官打落地上。可見,不管具體情況怎樣,方先覺確實有過自殺的舉動,只是因為部下的勸諫或阻攔而未能實現。

那麼導致方先覺最終放棄抵抗的關鍵因素是什麼呢?筆者以為是方先覺頭腦里的人本主義,滿城近萬的傷兵,如果抵抗到底,依然無法改變城破的最終結局,而這些傷兵必然難逃日軍的屠刀,這點同時也是方先覺斷然拒絕突圍的原因。所以不殺俘虜醫治傷兵就成了第10軍放棄抵抗的交換條件,日軍也同意了這些條件,而且最後基本還算兌現。當然,這不是日軍的守諾與仁慈,而是感佩第10軍的忠勇,正是第10軍47天的英勇抵抗,才使自己贏得了對手的敬重。1983年,衡陽之戰時擔任日軍116師團120聯隊第1大隊大隊長和田健男專程來台灣拜祭方先覺,在方將軍墓前,和田這樣說:「當時衡陽城陣地遠遠不如日俄戰爭時期旅順要塞構築的那樣堅固,僅僅是用土壤圍起來的野戰陣地而已。然而貴軍卻能堅守48天之久,使日軍作出重大犧牲,為80年來戰爭史上所罕見的業績。反過來說假如日軍防守那樣的陣地,在四面楚歌彈盡糧絕的情況下,也很難重創敵軍堅守48天之久,足以證明方將軍的確是雄才大略,指揮有方,令人讚佩。……方將軍為此俊秀卓越的創業,使日軍當時橫山司令官以下的千萬官兵讚嘆不已!我認為在世界戰爭史上沒有能和方將軍當時的堅固防禦可媲美的,而當時的第10軍也是世界上最頑強的軍隊,方將軍是世界上值得驕傲的偉大英雄。」

圖53:1983年,衡陽之戰時日軍116師團120聯隊第1大隊大隊長和田健男(左一)專程率11軍戰友會代表團來台灣拜祭方先覺,右一為衡陽保衛戰時擔任預備第10師師長的葛先才

但從方先覺個人來說,就有人稱他是「惟欠一死」,意思就是如果他自殺成仁,絕對就是流芳百世的抗日大英雄,但他不惜以軍人最屈辱的放下武器來換取部屬的生存,從這點來看,筆者更是覺得方先覺軍長此舉的良苦用心,不由說句「第10軍有此軍長,實在幸哉!」

方先覺能不惜犧牲軍人最為看重的名譽來挽救部下數千傷員的生命,實在難能可貴。但這絕不是一時之衝動,方先覺帶兵歷來注重情意,因此才會有炮兵營、第3師、第8團這三支部隊在深知進入衡陽就是死路的情況下,依然毫不猶豫地慷然赴難,這其中方先覺的帶兵之道可見一斑。還有在衡陽之戰後期,軍特務營長曹華亭率150人殺出重圍後沒見到援軍,這時他已經安全脫險,但是他卻依然決然地帶著部下重又殺回衡陽城,這份同生共死的袍澤之情,絕非一朝一夕所能形成的。

衡陽戰事結束後,日軍果然信守約定,沒有像其他地方那樣大肆屠殺停止抵抗的官兵,而是將第10軍官兵集中起來,充作苦役。對被俘的高級將領則是優待有加,尤其是對方先覺。不久南京汪偽政權的日本顧問吉丸來到衡陽,請方先覺參加汪偽的「和平運動」,並將第10軍被俘官兵組成「先和軍」,取方先覺的「先」與「和平運動」的「和」(也有資料稱是取日本昭和紀年的「和」),仍以方先覺為軍長,孫鳴玉為參謀長,周慶祥、葛先才、容有略和饒少偉分別為第1、2、3、4師師長,甚至還給部分第10軍官兵發放了武器,挑選身體強壯人員組成第一批3個連,擔負衡陽東南湘江東陽渡口的守備。

據周祥符回憶,起初方先覺嚴詞拒絕加入和平軍,於是惱羞成怒的日軍開始對第10軍傷員進行報復,於8月中旬將三千多重傷員處死,還強拉預10師師長葛先才到現場觀看,並威脅葛先才:「如果你不能說服方先覺歸順皇軍,那麼你的下場就與這堆死屍一個樣!」葛先才被押回天主教堂後不禁老淚縱橫,他向方先覺、孫鳴玉和周慶祥彙報這件事時痛苦地說:「我實在活不下去了!」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為了避免更多傷員無謂被屠殺,方先覺才被迫同意加入和平軍。另外,方先覺等人也認為如果和日軍硬頂,勢必引起日軍懷疑,要想逃跑就更不容易,而同意加入和平軍,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麻痹日軍,為逃脫日軍控制創造條件。9月底,「先和軍」組建後,日軍為了宣傳派來記者拍照存證,大家一開始都很不配合,眼看局面僵持,方先覺便對大家說:「日本人只照得我們的相,卻照不到我們的心。」於是大家這才任由記者拍照,只是照片上的各人都心事重重臉色凝重。

圖54:在日軍戰俘營里的衡陽五虎將,每個人都臉色凝重,右側站立的就是一名日軍

隨著日軍的看管逐漸放鬆,周慶祥和孫鳴玉首先尋機逃脫。蔣介石在了解方先覺情況後,立即指派軍統全力營救。軍統老闆戴笠命令湖南站站長金遠詢不惜一切代價,盡一切努力,營救方先覺。金遠詢轉令衡陽站站長黃榮傑具體辦理,黃榮傑立即邀集衡陽地區所有有能量的人,從地方紳士到黑幫老大,掌握了日軍看管或者說軟禁方先覺的基本情況,還與方先覺直接取得了聯繫。

11月18日,在軍統的精心安排下,方先覺順利離開了羈押他的歐家町天主教堂(有資料稱是日軍將方先覺禮送出境,但筆者以為這不大可能,但是日軍故意睜一眼閉一眼倒是很有可能),經洪羅廟離開衡陽,隨後先至芷江,受到空軍第三路軍司令張廷孟的熱烈歡迎,再乘飛機經昆明於12月11日到達陪都重慶。12月14日,蔣介石在重慶官邸召見方先覺,並以家宴款待,次子蔣緯國作陪。據說蔣介石在召見之時,慰勉有加而毫無斥責,方先覺說:「學生未能達成任務,對不起校長,請求處分。」蔣介石則說:「是我對不起你們!」,還囑咐方先覺回去好好休息,並特別提醒方先覺重慶情形複雜,對外界不要隨便發表講話。

圖55:羈押方先覺的歐家町天主教堂

圖56:蔣介石和方先覺

方先覺回到重慶後,重慶的各家報紙均以前所未有的一致態度,發表社論、社評、消息、文章,對方先覺歸來極盡讚頌歡迎。當時重慶數十家報紙沒有一家對第10軍與方先覺有微詞,只有一家僅是沒作報道,立即被指摘為「別有用心」——可見,民眾心中還是有一稈秤的!面對如此盛讚,方先覺曾表示愧對「各界的歡迎」,稱自己「既未成功,又未成仁」。

圖57:方先覺(右三)在歡迎儀式上與國民黨元老吳稚輝(右一)等人合影

方先覺歸來後,葛先才、容有略和饒少偉也陸續逃脫歸來,至此衡陽五虎將得以重新聚首。經過一段時間的休養,方先覺被任命為第37集團軍副司令兼青年軍第207師(青年軍的師相當於普通部隊的軍)師長,孫鳴玉為36師師長,周慶祥為第10軍副軍長兼第3師師長,葛先才、容有略和饒少偉則為軍委會少將高參。此外,還授予方先覺、周慶祥、容有略青天白日勳章(葛先才在戰役期間就已獲得)。

而第10軍的下級軍官和士兵也有不少人陸續逃出,繼續與日軍作戰,此後活躍在湘南地區的抗日游擊隊里,有些幾乎全是第10軍官兵組成,有些則是以第10軍官兵為骨幹的,如由第3師參謀長張定國和預10師28團3營長李若棟率領的「衡南行署抗日指揮部」、第3師7團2營長侯樹德率領的「抗日游擊大隊」、由第10軍排長鄒國斌任隊長的衡陽自衛軍第7大隊等。

要看到方先覺最後的投降,是在衡陽破城無可挽回的情況下,又有保全部下官兵生命的考慮。從人道主義立場說,無可厚非。更何況他投降之後,仍然尋機逃脫這與「貪生怕死」、「叛國投敵」顯然是有天壤之別的。當然,投降是與尊崇以死殉難的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倫理道德是不相容的,也與抗戰中舉國倡導的寧死不屈的民族氣節也不相容的。這也說明,歷史背後的複雜,後人在評價歷史人物時,絕不能簡單化片面化。

對於那些抨擊第10軍及方先覺的言辭,筆者倒有一言應之:在溽熱酷暑時節,在方圓僅數平方千米的彈丸之地——筆者曾步行考察第10軍防禦縱深,只需要區區半小時!對抗兵力火力均數倍於己的優勢之敵,僅有零星空投接濟的情況下,你能堅守47天嗎?所以筆者一直認為儘管衡陽最後的結局不那麼光彩,但絕不能因此而掩蓋甚至抹殺第10軍喋血孤城的英勇與頑強,那是真正盡了一個軍人的職守,真正體現了一個中國人的不屈精神,真正要批評的是外圍解圍不力的援軍。

圖58:衡陽市區面積狹小,第10軍卻在這彈丸之地苦苦堅持了47天

解圍之戰

毫無疑問,如果要站在歷史的審判台前,肯定不是第10軍,而是外圍的援軍,整整47天,居然還不能突破日軍阻擊,實在沒有任何理由。 雖然解圍之戰有這樣那樣的原因,但真正解圍失利的根本原因是——所有奉命來援的部隊,都不願以自己部隊的犧牲來成就方先覺的英名,尤其是在戰役後期,第10軍已經堅守40多天的時候。

軍委會為解衡陽之圍早在7月12日就命令以李玉堂督率62軍由衡陽西南猛攻,79軍協同62軍向衡陽西北猛攻,湘江右岸各部亦向當面之敵猛攻。根據這一命令,62軍151師於7月13日攻佔白鶴鋪火車站,軍主力則於14日經南鄉鋪向衡陽急進,左翼的157師於當日進抵潭子山地區,向阻擊的日軍發起猛攻。79軍以98師進攻金瀾寺,194師直接突向衡陽,至14日已進至新橋。日軍40師團從台源市以南向194師實施猛烈側擊,迫使194師退往西渡以西。

7月16日衡陽戰局告急,軍委會再次嚴令62軍猛攻,中途如遇日軍,必須儘快突破前進;79軍則以小部隊牽制當面之敵,主力繼續向衡陽攻擊前進。62軍決定以一部掩護側背,主力奮力攻擊前進,151師以一部佔領洞頭廟、兩母山,主力直出洪山廟,157師以1個連在潭子山監視日軍動向,主力經火山橋出靈官庵,直取衡陽火車西站。

17日,151師佔領兩母山之後,向黃茶嶺、回雁峰鑽隙猛攻,157師以1個團接替151師兩母山陣地,主力控制於洪山廟,策應各方作戰。然而根據當地百姓描述,62軍在兩母山一線根本沒有什麼積極動作,如果歸納而言,就是敵進我退,敵退我進。日軍後退便向前挺進,而日軍一旦反攻,即行後退,完全是一副避戰的態勢,所謂進也只是為了掩人耳目。79軍則挑選精幹部隊組成6個突擊大隊,向衡陽鑽隙突進,主力向先橋、西渡猛攻。永豐的100軍68師進抵崇山鋪,以一部前出洪羅廟。

圖59:回雁峰是解圍友軍的進攻目標

18日,62軍、79軍均全力投入攻擊,151師在東陽鋪、石橋一線與日軍展開激戰,194師的突擊大隊攻佔西渡、大橋鋪,98師的突擊大隊正向望城坡猛攻,而79軍主力則在蒸水右岸展開攻勢。

明朝一哥王陽明:典藏修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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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62軍的戰報,19日,151師佔領黃茶嶺、歐家町,79軍佔領銅錢渡,日軍在援軍猛烈攻擊下向蒸水右岸退卻,62軍、79軍乘勢向衡陽推進,至20日,151師已抵達衡陽郊外,但遭到日軍阻擊,再難推進。當晚,151師組織力量發起猛攻,一舉攻佔衡陽火車西站,眼見就可與衡陽守軍會師,不料日軍此時剛好停止了對衡陽的總攻,轉而全力來阻擊外線援軍。21日,日軍向迫近衡陽的62軍發起反擊,62軍頂不住日軍的攻勢,從火車西站一路退到靈官廟,連兩母山要地都丟了——然而實際上,151師根本沒有到達過衡陽火車西站,其到達的車站只是遠在衡陽市區以外的三塘車站!而兩母山也未發生激戰,日軍一反擊,62軍便迅速後撤,放棄兩母山重地。22日,日軍繼續向62軍猛攻,62軍退守盤古嶺。同時79軍也遭到日軍反擊,推進受挫。

軍委會23日嚴令62軍、79軍速解衡陽之圍。兩軍稍加整頓,再次發起攻擊,但在日軍頑強阻擊下,連日苦戰均無進展。28日,62軍在鐵關鋪遭到日軍反擊,激戰整日,不支後退。由於62軍後退,日軍得已轉兵反撲79軍,失去策應的79軍獨力難支,只好退守英陂、蔡家鋪一線。特別要說明的是,23日軍委會的電報被日軍破譯,橫山勇幾乎與薛岳同時看到這份電報,所以日軍能迅速作出極有針對性的部署,此後中國軍隊多份重要電報均被日軍破譯,這也是解圍失利的原因之一。

鑒於62軍、79軍攻勢受阻,軍委會乃增調第六戰區74軍和第四戰區46軍,該兩軍於29日到達衡陽地區。得到生力軍增援後,30日第24集團軍下令62軍向衡陽火車西站攻擊,79軍全力攻擊望城坳,100軍沿衡(陽)永(豐)公路向衡陽推進,74軍以1個團攻擊永豐以南日軍,主力為二線兵團,視戰況投入有利方向擴張戰果。

8月1日,各部按照新的部署全線開始進攻,100軍攻佔新橋、洪山廟,向兩母山、二塘猛攻;62軍在七里山以南遭到日軍阻擊,難以推進,便轉兵洪山廟,配合100軍攻擊兩母山;79軍在杉橋、楊柳橋一帶與日軍展開激戰。戰至5日,62軍攻佔七里山,開始向衡陽火車西站突進。79軍攻佔雞窩山,也向衡陽突進。但隨即都遭到日軍瘋狂反擊,攻勢受挫,再難推進一步。

8月7日,第24集團軍調整部署,以62軍、79軍掩護兩翼,以生力軍46軍主攻。8日各部完成調整後開始攻擊,46軍突破兩母山,58師攻佔雞窩山附近高地,79軍攻佔杉橋,與衡陽已是近在咫尺,但就在此時,衡陽卻已陷落,解圍遂告失利。

圖60:62軍解圍作戰經過要圖

儘管解圍戰表面上打得是轟轟烈烈,但實際情況卻實在讓人無法接受:其一各部之間毫無協同,當62軍突向火車西站時,79軍卻止步於金瀾寺;當79軍好不容易殺至衡陽西北時,62軍卻已退至鐵關鋪;當79軍、62軍在軍委會嚴令下奮力攻擊時,74軍卻躊躇於常德而不前……其二各部心有異志,只圖自保實力,如7月解圍戰中62軍主力集結於潭子山,僅用2個團向衡陽突進,就是這2個團的兵力也曾於7月20日一度進至三塘車站,只要再沖一步就可與守軍會合,但卻再未前進,而隨著日軍的反擊,23日便撤回了——如果62軍投入的是2個師而非2個團,如果到達三塘車站後再奮力一戰,情況就大不同了!衡陽之圍始終未解,79軍少校參謀歐陽潤的看法一針見血:「其主要原因,是由於參戰各軍保存實力,以求鞏固其地位,不願與敵寇力戰故也。」延安的《新華日報》在盛讚第10軍英勇的同時就憤慨於「他們的努力沒有得到應有的支援!」而日軍戰史也同樣反映:「敵人之援軍(3個師)已於其間到達衡陽附近,但經我第40師團迎擊後,已棄衡陽而掉頭南下。」——一個棄字就非常生動地點明了真正的原因。

衡陽之戰的深遠影響

衡陽失守後,日軍經過短暫休整補充,於9月1日開始重新進攻,連克祁陽、零陵、道縣,14日國軍放棄擁有堅固防禦工事的全縣,至此長衡會戰結束。緊接著,日軍又發起了一號作戰的第三階段——桂柳會戰,11月10日攻佔桂林、柳州,11月24日進佔南寧,12月2日攻佔獨山,12月10日,由南寧南下的日軍第22師團與駐越南的日軍第21師團在綏淥會師,完全打通了由華北縱貫中國至印度支那的大陸交通線,實現了一號作戰的戰役企圖。

日軍投入50餘萬兵力,歷時10個月的一號作戰終於達到了戰役目的,中國軍隊在整個會戰中除了第10軍在衡陽堅守孤城47天外,幾乎是一觸即潰,一潰千里,在當時全世界各地同盟國都已轉入全面反攻時,出現這樣一場大敗仗,實在令人不解。誠然,中國堅持抗戰已歷七年,人力物力均已付出了極大代價是客觀原因,但主觀原因,主要是抗戰意志的頹廢,從軍委會最高決策者,到戰區司令、集團軍司令乃至軍長、師長,幾乎再難見到抗戰初期決死一戰的雄心,上上下下都清楚日本的最後失敗已不可避免,那麼保存實力,坐等勝利自然就是上上之策,何必再去與日軍死拼?這一點的典型表現就是第一戰區在邙山頭,日軍在這個背黃河為陣的孤立據點,只部署了2個步兵大隊和1個炮兵大隊,作為南進時的橋頭堡。對於這樣一個態勢極其孤立惡劣的突出據點,擁兵數十萬的第一戰區居然毫無進取之心,聽任其長期存在,而未有主動進攻的任何企圖。軍紀廢弛也是原因之一,許多部隊平時擾民甚重,戰時不戰而退望風披靡,令百姓極度失望。如河南百姓就將湯恩伯的駐軍與水災、旱災、蝗災並稱為河南四大災,因此當湯部撤退時,百姓逃避一空,不要說壺漿以迎,連水都喝不到一口,甚至向部隊開槍也不在少數。

在整個一號作戰中幾乎成為中國軍隊唯一亮點的衡陽保衛戰,也很自然地成為了各派政治力量博弈角力的一個支點。如果我們將這一時期的各方政治力量的角逐與衡陽之戰放在同一個放大鏡下仔細剖析,可以品位出很多難以用語言來描述的東西。

圖61:日軍的一號作戰基本達成了戰役目的

首先是中美之間,確切地說是蔣介石與美國駐中國戰區參謀長約瑟夫·沃倫·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之間的矛盾,史迪威曾多次向羅斯福總統建議對中國軍隊實行改革,而一號作戰的慘敗使羅斯福開始感到史迪威的建議是很有必要的,於是開始考慮讓史迪威接替蔣介石擔任中國戰區的最高指揮。1944年7月7日(衡陽保衛戰第十五天),羅斯福致電蔣介石:「鑒於中國戰局危急,我感到有必要讓史迪威指揮在中國的全部中國軍隊和美國軍隊,包括共產黨軍隊在內……。我理解閣下對史迪威將軍的感情,但是我找不出另外的人選,具有史迪威那樣的能力和決心,能夠實現我們打敗日本的遠大計劃。為此我把史迪威晉陞為四星上將,請閣下把中國戰區的軍隊指揮權移交給史迪威將軍。」 由於中國軍隊在一號作戰中連遭敗績,蔣介石已經沒有底氣公開拒絕移交軍權,只能採取拖延戰術。因此蔣介石回電羅斯福,原則上同意把中國軍隊的指揮權移交給史迪威,但請羅斯福給他一些時間,以便仔細考慮讓史迪威擔任全權指揮的具體辦法。同時蔣介石立即派宋子文到美國活動,設法尋求美國政要的支持。顯然,在這個微妙的時刻,衡陽保衛戰的成敗對於蔣介石確保軍隊的控制權至關重要。

8月8日,衡陽失守。蔣介石也因此失去了一塊重要的籌碼。8月23日,羅斯福發來電報催促蔣介石把中國軍隊的指揮權移交給史迪威,這是羅斯福的第四封催促電報。因此蔣介石不得不作出一些實質的讓步,請羅斯福派特使來華協調移交軍權的工作。羅斯福便派赫爾利為特使,於9月6日到達重慶,蔣介石與赫爾利達成以下協議:一、史迪威的職務名稱定為「中華民國陸、空軍前敵總司令」;二、史迪威親自指揮中國陸、空軍對日作戰,但作戰計劃須經軍事委員會審議;三、史迪威對其管轄部隊,可依據中國法律實施獎懲任免之權。

9月13日,史迪威會見了中共代表,中共代表轉交了八路軍總司令朱德致史迪威的信,表示願意把中共軍隊的指揮權交給史迪威,史迪威大喜,答應給中共提供5個師的美式裝備。

儘管名義上史迪威已經是中國軍隊的最高指揮,但蔣介石仍然沒有把實權交給史迪威,羅斯福對此非常惱火,加之又接到史迪威的來信,信中透露蔣介石準備將在緬甸的中國遠征軍調回國,意在坐等美國打敗日本的勝利成果。這更激發了羅斯福的憤怒,9月18日羅斯福發電給史迪威,請史迪威轉交他給蔣介石的電報。羅斯福在電報中,用命令的方式說:「請立即把指揮權交給史迪威,一刻也不要再猶豫。」當9月19日,史迪威把羅斯福的那封命令式的電報面交蔣介石,正在召開高級軍事會議的蔣介石看過電抱後,沉默片刻後不動聲色地說:「知道了,立即散會。」等其他人離開會場後,房間里只留下蔣介石和宋子文時,蔣介石失聲痛哭,他在當天的日記中這樣寫道:「實為余平生最大之恥辱也。」

面對羅斯福的「最後通牒」,蔣介石知道已經無法再採取拖延戰術,於是轉用圍魏救趙戰術——並不直接拒絕交出軍隊指揮權,而是說史迪威得不到中國人的信任,所以不能把指揮權交給史迪威。羅斯福另派一個中國人可以信任的人選,他就同意交權。9月24日,蔣介石和宋子文致電羅斯福,表示同意由美國人任中國軍隊總司令,但堅決不同意由史迪威來擔任這一職務。9月26日,蔣介石又經宋美齡向羅斯福轉達了如下電文:「余對羅總統平時的主張與意見無不尊重,但關於中國之三民主義與中國之主權,以及中國國家與個人之人格,如稍有損喪,則余必不惜任何犧牲,決不能因循遷就,否則即使聯盟國作戰完全勝利,則雖勝猶敗。余決不能使中國赤化與主權動搖,並望友邦間能互相尊重人格也……。但無論美國如何變化,余自信抗戰根據地與軍隊,決不致崩潰。吾人如再恢復獨立抗戰之態勢,則對內政與軍事情勢,決不能比現在更壞……。惟事實證明,史將軍非旦無意與余合作,且以為受任新職後,余將反為彼所指揮,故此事因而終止。如羅總統指派之任何美國將領,而富於友誼合作精神,以接替史將軍,余必竭誠歡迎,且將儘力之所及,支持其作戰,加強其許可權也。……中國國家與個人之人格,如稍有損喪,則余必不惜任何犧牲,決不能因循遷就,否則即使聯盟國作戰完全勝利,則雖勝猶敗。」蔣介石不惜決裂的態度讓羅斯福感到為難,9月25日後,羅斯福一直在苦苦思考權衡,最後終於讓步——10月6日,羅斯福給蔣介石致電說:可以考慮更換史迪威中國軍隊前敵總司令的職務,但建議保留史迪威對緬甸遠征軍的指揮權。蔣介石拒絕了羅斯福的建議。赫爾利則力勸羅斯福讓步,更換史迪威以換取蔣介石的合作。10月18日,羅斯福最終決定調回史迪威,由魏德邁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和駐華美軍司令。

圖62:和蔣介石產生嚴重分歧的史迪威

雖然在與史迪威爭奪中國軍隊指揮權的較量中蔣介石取得了最後勝利,但過程非常驚險,毫無疑問,要是此時衡陽之戰能夠取得勝利,那麼勢必會給蔣介石增加一張甩得響的底牌。

其次是國共之爭,在衡陽保衛戰之前,國共關係的走向並不明朗,兩黨於6月初互換談判提案之後,雙方均未做答。隨著衡陽之戰的落幕,雙方隨即互換答覆。8月10日,國民黨代表王世傑致函中共代表林伯渠,稱中共關於民主政治的要求內容抽象,予以拒絕。8月12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社論:《衡陽失守後國民黨將如何》,這個標題是毛澤東親自擬定。在這篇社論中,毛澤東還親筆加上這樣一句話:「一切問題的關鍵在政治。」顯然,毛澤東是將衡陽的失守與政治改革聯繫起來。社論發表的當日毛澤東還指示參加國共談判的中共代表林伯渠:「衡陽失守,敵後抗戰地位更形重要,我軍四十七萬須要求政府全部承認,不要談五軍十六師了。」——筆者需要說明的是,敵後抗戰地位就是指中共的地位,中共地位因衡陽失守而更形重要。所謂五軍十六師是指中共原先提出的條件之一:中共軍隊整編為5個軍16個師。但是現在既然中共地位已經改變,那麼這項條件亦自然隨之改變,改為目前中共的47萬軍隊要全部承認,5個軍16個師充其量不過20萬,而從20萬一下變成47萬,這樣的變化不可謂不大。這其中促使毛澤東做出如此變化的唯一契機,顯然就是衡陽的失守。而且,毛澤東的考慮並非僅止於此。8月17日,也就是衡陽失守後的第十天,毛澤東提出了聯合政府的構想,由林伯渠在重慶公開提出。自此,國共談判的性質發生了根本改變。

豫湘桂會戰的慘敗,不僅喪師失地,損失了大量兵力,大片土地淪陷,使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在與美國、中共的角逐中處於被動,更重要的是在國際上所造成的負面影響。美國看到在日軍已成強弩之末,而制空權又逐漸為中美空軍掌握的情況下,還發生如此慘重的大潰敗,因此對中國的抗戰能力產生了懷疑,認為中國已經不能為最後打敗日本出什麼力,甚至還有可能使日本在太平洋乃至本土失敗後仍盤踞中國與同盟國繼續作戰。鑒於這樣的擔憂,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於1945年1月建議羅斯福總統盡量要求蘇聯儘早對日參戰,以減輕美國的負擔。於是在1945年2月的雅爾塔會議上,沒有邀請中國領導人出席,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信號,表示中國此前在抗戰中頑強苦戰而贏得的同盟國之尊重徹底化為泡影,甚至已經被排擠出了所謂的四強之列。更使所有中國錐心泣血的是,在雅爾塔會議上,美國為了促使蘇聯早日對日出兵,與蘇聯簽定了秘密協定:允許外蒙古獨立、恢復沙俄時代在中國東北的特權(如租借旅順、中蘇共有東北鐵路等)。這一秘密協定不僅直接損害了中國的主權與利益,更使蘇聯得以染指中國東北,對戰後東北亞的政治格局,甚至對1950年爆發的朝鮮戰爭都有著直接的關聯。

圖63:雅爾塔會議上美英蘇三巨頭合影

儘管有人說,雅爾塔會議是美國的一大戰略失策,甚至還有人說羅斯福是在當時重病纏身神志不清的情況下才讓蘇聯人得了如此大的便宜。這些話自然都是事後諸葛,在1945年2月,美國對日本作戰的兩大致勝法寶——以「李梅火攻」為代表的戰略轟炸和對日本本土海空封鎖還未全面實施的時候,誰能預見到冥頑不化的日本軍國主義會在半年後宣布投降?只要能把蘇聯早日拖下與日本作戰的渾水,犧牲中國的一些主權那是再自然不過的了。而讓美國如此強烈地希望蘇聯早日參戰的根源就在於豫湘桂會戰的大潰敗,完全可以這麼說,這場大敗,丟掉的不只是幾十萬軍隊,也不只是河南、湖南、廣西的大片國土,而是同盟國對中國的尊重與信心。

這場失敗的代價如此之慘痛,恐怕誰也未曾想到,筆者不由想到,要是多幾個方先覺,多幾個第10軍,多幾個衡陽,多幾個喋血苦戰的47天,一號作戰將會是怎樣?雅爾塔會議又會是怎樣?戰後的東北亞又將是怎樣?

圖64:衡陽保衛戰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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