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新詩：光榮與夢想丨李少君

百年新詩成就如何，這個問題必須從如何理解中國現代性問題入手，百年新詩其實是與中國現代性問題相互關聯又相互纏繞的問題。如何理解百年新詩，其實也就是如何理解中國的現代性。現代性問題解決不了，新詩的問題也就解決不好，新詩本身也是現代性的探索者先行者。

中國現代性問題發生於1848年鴉片戰爭之後，但真正開始探求比較全面的解決之道卻是到了新文化運動，《新青年》開始全面引進西方新思想新觀念，反省和檢討中國文化與文明。新文化運動其真正突破恰在於新詩革命。學界一般認為，新詩的發生，時間確定是從1917年胡適在上海出版的《新青年》雜誌上發表《白話詩八首》算起。2017年正好是中國新詩誕生一百周年。

百年新詩的積極意義

百年新詩，客觀說已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但反對意見也非常尖銳。早在1930年代，新詩誕生15年之際，新文學革命的領袖人物魯迅就對當時的新詩表示失望，認為中國現代詩歌並不成功。新世紀初，季羨林先生在《季羨林生命沉思錄》一書中，也認為新詩是一個失敗，說朦朧詩是「英雄欺人，以艱深文淺陋」。當然，聲稱新詩已取得輝煌的也不在少數，有人甚至認為中國當代詩歌已走在同時期世界詩歌前列。

我個人對此抱著相對客觀超脫的態度，恰如前面所述。首先，這是一個與中國現代性息息相關的問題，可以說新詩的問題本身就事關中國現代性的問題，中國現代性所有的問題，中國新詩也有。其次，對於新詩發生和意義的判斷，應該要放到一個長的歷史背景下來看待成敗得失。我一直認為馮友蘭先生的一段話，特別適合用來討論詩歌與中國文化的關係及理解新詩與舊詩，那就是他在《西南聯大紀念碑文》中說的：「我國家以世界之古國，居東亞之天府，本應紹漢唐之遺烈，作並世之先進，將來建國完成，必於世界歷史居獨特之地位。蓋並世列強，雖新而不古；希臘羅馬，有古而無今。惟我國家，亘古亘今，亦新亦舊，斯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也！」這段話的意思是說，無論是從國家的層面上講還是從文化的意義上衡量，居於現代層面的「中國」來源於「舊邦」的歷史文化積澱，但它自身也存有內在創新的驅動力。不斷變革、創新，乃是中國文化的一種天命！這種「亦新亦舊」的特質同樣可以應用在我們對五四以來新文化新文學特別是新詩的理解上。新詩的發生，也可以說是中國歷史發展必然出現的事件，是一種天命。

學者李澤厚就對新詩新文學予以高度肯定，他說：五四白話文和新文學運動是「成功的範例，它是現代世界文明與中國本土文化相衝撞而融合的一次凱旋，是使傳統文化心理接受現代化挑戰而走向世界的一次勝利。五四以來的新文體，特別是直接訴諸情感的新文學，所載負、所輸入、所表達的，是現代的新觀念、新思想和新生活；但它們同時又是中國式的。它們對人們的影響極大，實際是對深層文化心理所作的一種轉換性的創造」。他特別舉例現代漢語在輸入外來概念時，所採取的意譯而非音譯方式，很有創造性，文化既接受了傳入的事實，又未曾喪失自己，還減少了文化衝突。「既明白如話，又文白相間，傳統與現代在這裡合為一體」。

在這裡，尤其要提到一點，以往討論過於誇大了新詩與舊體詩之間的巨大斷裂，其實，只要新詩還使用漢字，漢字里所有的信息、內容乃至價值意義，就還在傳承，就不存在斷裂。

百年新詩的主要成就

百年新詩的積極意義不容否認，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新詩對新思想、新文化變革有著強大的催化乃至推動作用，在郭沫若、冰心、徐志摩等早期新詩人的詩歌中，自由、民主、平等、愛情及個性解放等現代觀念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對現代思想的啟蒙和普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甚至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具有某種開天闢地的意義，在郭沫若的《天狗》等詩中，個性的張揚和自我解放達到極致。郭沫若站立東方遙望地平線，歡呼著新的世紀曙光和時代精神，讚美新的時代氣象。郭沫若的形象因此是一個時代歌手和號角的形象，他的《立在地球邊上放號》一詩最典型地體現了這一點。在《女神》中，郭沫若將五四以後呈現新景象的中國譽為「鳳凰涅槃」，寄予新生的希望；這種對「新」的追求，正是區別傳統中國與現代中國的標誌和象徵。冰心則是美善與愛的呼喚者，這也許是因為冰心的留學背景，她給中國詩歌帶來了相對匱乏的關於愛的現代觀念，除了母愛、情愛、友愛，更重要的，還有博愛，包括對大自然和世界萬物的愛。冰心自己稱之為「愛的哲學」，這種「愛的哲學」是建立在現代民主、自由、平等觀念的基礎之上的。關於「愛的哲學」的宣揚，現在看來沒什麼特別，當時卻是石破天驚，冰心也因此奠定了其文學史意義。此後，聞一多、何其芳、馮至、卞之琳等開始強調「詩歌自身的建設」，主張新詩不能僅僅是白話，還應該遵照藝術規律，具有藝術之美和個性之美。戴望舒、李金髮等則側重對歐美現代詩藝，如象徵主義、意象派的模仿學習。抗日戰爭開始後，艾青、穆旦等在喚醒民眾精神的同時繼續新詩詩藝的探索，尤其艾青，其現代意識與當時動蕩的社會現實遭遇，加之對底層民眾顛沛流離命運的深刻同情和悲憫，在流亡道路上相繼寫出了《大堰河——我的保姆》《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北方》等著名詩篇。新中國成立後，受蘇聯及東歐、拉美詩歌的影響，積極昂揚向上的革命抒情主義一度佔據主流，並為新中國奠定思想基礎及美學典範。郭小川、賀敬之等成為代表詩人。

1970年代末，一批年輕詩人向外學習。在西方現代派的影響下，繼續開始新詩的現代探索之路，他們追求個性，尋找自我，呼喚人性的回歸和真善美，具有強烈的啟蒙精神、批判思想和時代意識，試圖創造一種新的詩歌表達方式和美學追求，這就是所謂的朦朧詩。朦朧詩是「文革」後期出現的一種詩歌新潮，朦朧詩主要的特點：一是其啟蒙精神和批判性，高揚個人的權利，宣稱「在一個沒有英雄的年代，我只想做一個人」；二是對人性之美的回歸、對日常生活之美的回歸，呼喚真正的深刻平等的愛情、友情，比如舒婷的《致橡樹》等詩。朦朧詩新的美學追求，得到了以謝冕、孫紹振和徐敬亞為代表的部分評論家的肯定，他們稱之為「一種新的美學原則的崛起」。但也被一些人認為寫得晦澀、不順暢，情緒灰色，讓人看不懂，顯得「朦朧」。確實，朦朧詩試圖表達新的時代精神，創造新的現代語言，但因受制於翻譯體影響，再加上表達受時代限制導致的曲折艱澀，詩藝上還有所欠缺，未能產生更大影響。隨後，進入文學尋根時期，也是向內尋找傳統的時期，將傳統進行現代性轉換，這個時期也可以說是一個文學自覺的時期，民族本土性主體性意識開始覺醒。尋根思潮持續性很強，出現許多優秀的作品，比如楊煉的《諾日朗》、張棗的《鏡中》、柏樺的《在清朝》等等，更年輕的推動者則有陳先發、胡弦等等。這一時期值得注意的還有台灣現代詩歌。台灣現代詩正好已經過向外學習，開始轉向自身傳統尋找資源，而且剛剛創作出具有一定示範性的代表性作品，比如余光中的《鄉愁》、鄭愁予的《錯誤》、洛夫的《金龍禪寺》等，體現出一種民族美學特質。

21世紀初，則是一個詩歌向下挖掘的時期，也就是詩歌的「草根性」時期，這是一個接地氣和將詩歌基礎夯實、將視野開闊的時期。互聯網及博客、微博、微信等自媒體的出現和迅速普及，全球化的加速，教育及文化的民主化，促進了中西文化與詩歌大交流大融合，極大地激發和釋放了創造力。這個時代的一個標誌就是底層草根詩人的崛起，被稱為「草根詩人」的楊鍵、江非等最早引起注意，而打工詩人鄭小瓊、謝湘南、許立志等也被歸於這一群體，2014年底余秀華的出現，使「草根詩人」成為一個具有廣泛社會影響力的現象，達到一個高潮；另一個標誌是地方性詩歌的興盛，當代詩歌更加多元化多樣化，地方性詩歌相互競爭、相互吸收、相互融合，雷平陽、潘維、古馬、阿信等被譽為代表性詩人。這一時期還有一個重要現象是女性詩歌的繁榮。女性接受教育越來越普遍，知識文化程度提高，促使女詩人大規模湧現，超過歷史任何一個時期，深刻改變了當代詩歌的格局。

百年新詩萬事俱備，現在最需要的是向上超越。在此全球化的大時代背景之下，古今貫通，中西融合，確立民族主體性和新的美學原則，創造新的具有典範性的美學形象，建立現代意義世界，為當代人提供新的思想和精神價值。只有在這樣多維度的融域視野中，當代詩歌的高峰也才會出現。

李少君，1967年11月生，湖南湘鄉人，1989年畢業於武漢大學新聞系。主要著作有《自然集》、《草根集》、《詩歌讀本：三十二首詩》、《藍吧》、《在自然的廟堂里》、《那些消失了的人》等，主編《21世紀詩歌精選》，詩作入選大學教材等數十種選本，並被翻譯成英文、德文、韓文、瑞典文、塞爾維亞文等，曾多次應邀參加美國、德國、法國、印度、越南、菲律賓、塞爾維亞等國國際詩歌及文化活動。被譽為「自然詩人」。所提出的詩歌「草根性」已成為二十一世紀詩歌關鍵詞。曾任《天涯》雜誌主編。海南省文聯副主席，現為《詩刊》副主編，中國作協詩歌委員會委員，一級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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