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之中未料事：歷史學家曾業英訪談

題記：曾業英先生是我國史學界一位德高望重的歷史學家，在民國史領域耕耘數十載，碩果累累。1963年武漢大學歷史系畢業後，曾業英先生到中國科學院（今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其後，曾先生在《歷史研究》編輯部短暫任職。1972年秋，曾先生轉至中華民國史組任職，成為大陸民國史研究領域的第一批拓荒者。從1994年起，曾先生長期擔任《近代史研究》主編，直至2005年。在擔任《近代史研究》主編期間，曾先生為刊物的發展，嘔心瀝血，澤被學林，廣為稱道。我們分期刊登曾業英先生的訪談錄，以饗讀者。

二 「文革」之中未料事

問：「文革」開始後，所里的正常工作都停止了，你們是什麼時候恢復正常工作的？

答：1972年八九月吧。1970年5月以後，我們整個哲學社會科學部都遷到河南息縣「五·七」幹校，去走所謂「五·七」道路了，在那裡一邊參加生產勞動，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一邊在工、軍宣隊的領導下，繼續清查所謂「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一直到1972年7月中旬才回到北京。我這次能再次回到北京，和其他許許多多有著同樣遭遇的人一樣，全憑周恩來總理一句話。據說在這次中央作出將哲學社會科學部的人調回北京的決定時，周總理說過一句話：學部的人，全部回來。

不是周總理這句話，我是肯定不會比上面提到的那位留在甘肅永靖的同事的命運更好的，因為我當時不僅和眾多同事一樣，早已被釘在了所謂「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恥辱柱上，而且還因為我1967年六七月間曾奉「中央文革」理論組之命，拿著戚本禹的批件，去中央檔案館校對過不久後被公開宣布為所謂「叛徒、內奸、工賊」的原國家主席劉少奇的一些講話稿，竟然因此演變成了所謂「整毛主席黑材料」的嫌疑犯，被宣稱是「五·一六」「神秘」人物、骨幹分子，自然是不可能被允許回北京的。

回到北京後，所里接到中央下達的任務，要近代史所組織力量，編寫《中華民國史》，由中華書局出版。於是，所里隨即開始調整研究機構，全面恢復研究工作。當時所里的研究機構叫「組」，如近代史組、沙俄侵華史組、翻譯組，等等。因為要編寫民國史，所以新成立了一個「民國史」組，由李新負責。其時，這些「組」，也是三六九等，有高下之分的，我等所謂「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是不能隨便選擇的。幸而，李新在這個問題上尚能獨樹一幟，表示：民國史組，來者歡迎，去者歡送，誰來都可以。於是，包括我在內的四五十人，都湧入了民國史組，該組由此成了所里最大的一個研究組。然而，似乎也有例外，他對與我們有著同樣遭遇的張海鵬就堅決拒之門外。

李新

李新雖然沒有拒絕我們這些所謂「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參加民國史組的工作，不過，我至今也還有二事不解，一是李新先生作為一位抗日時期奔赴延安的老革命，有著豐富的黨內鬥爭經驗，且聽說他歷來「偏右」，對被整之人常有同情之心，但這次卻始終不顧事實，視我等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不僅內心這樣看，而且對新到民國史組工作的外單位人員，曆數過民國史組的研究人員這個是「五·一六」，那個是「五·一六」，言之鑿鑿，毫不懷疑。所不同的只是在矛盾定性上，與有些人的認識有所不同。不少人認為，既然參加了「五·一六」反革命集團，就是敵我矛盾，而他則不這樣認為，說就像當年參加過國民黨的人，惟有頭頭才是敵我矛盾，一般黨員不能如此認定，只是人民內部矛盾。因此，他認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也一樣，僅僅參加過這個反革命集團的，不能劃為敵我矛盾。其實，縱然如此，也是沒有道理的，因為所謂「五·一六」反革命集團本身就是個大冤案。二是自「文革」以後，我從未給劉大年個人做過任何事，劉大年也未給過我任何恩惠，相反，倒是長期握筆於李新屬下的民國史組，可是，不知何故，李新先生卻始終視我為劉大年的人，以致在有的問題上不能一視同仁。但是，不管如何，我對他始終是心存感激的，因為他給了我研究民國史的機會，引領我順利走上了學術研究的路。何況大多數情況下，他還是很關心我的，有人告訴我，他對我發表在《歷史研究》上的某篇文章很肯定。1998年，他還曾兩次將他出版的回憶錄送給我，而且簽上了自己的名字。在近代史所同時代的幾位領導人中，他是唯一在送給我的書上籤過名的。李新先生今已駕鶴西去，我仍要藉此機會，對他表示深深的敬意和懷念。

不過，要指出的是，1972年七八月以後，近代史所雖然形式上恢復了研究工作，但多數人的積極性並不高，基本上是三天打魚，兩天晒網，工作進展，相當緩慢。對我們民國史組而言，倒不是因為當時這還是個敏感領域，怕出什麼問題。因為我們研究民國史是奉命行事的，有尚方寶劍，而且不是一般的尚方寶劍，而是當時號稱毛主席的好學生、無產階級司令部里的「江青同志交辦」的。不少人都親眼看到過當時的國務院秘書長吳慶彤這個批示的複印件，還有什麼可怕的？

我記得，當時包括李新在內，每每談起此事，也都無不以此為榮，底氣十足，直到「四人幫」垮台，才不再提江青，而只講董必武、周恩來了。其實，在此之前講得最多，頭一個提到的恰恰是江青，而且吳慶彤的批示中也的確只有江青的名字。所以，這時的研究工作沒有多大起色，主要原因不是民國史敏感不敏感的問題，而是「文革」尚未結束，「五·一六」的巨大壓力沒有解除，今天不知明天的命運，多數人仍然鬱鬱寡歡，心神不定，提不起積極性的問題。當然，就我個人來說，也有意志薄弱，缺乏毅力的問題。

有個很現實的例子，我有位原歷史所的朋友，叫孟祥才，「文革」結束後調往山東大學歷史系了。「文革」中，我們的經歷是完全一樣的，但是，他意志堅強，毅力驚人，就在這段日子裡，他頂住壓力，寫出了一本《梁啟超傳》，「文革」結束不久就出版了，成為新時期第一本梁啟超傳。雖然現在看來，該書仍存在較多時代局限，貶抑批判有餘，實事求是不足。但是，這對我而言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說明了一個問題：倘若意志堅強，也是可以有所作為的。所以，我想，自己的研究進展不大，也有意志不如人的原因。

當然，就全所而言，我覺得「五·一六」的枷鎖未除，影響研究人員的積極性還是主要的，它的影響甚至延續到「四人幫」垮台後的一段時期。1976年10月「四人幫」垮台後，所里成立了以李新為首的領導小組，清查幫派體系。清查「四人幫」幫派體系，本是得人心之舉，但是，不可否認，在近代史所是有些變味的。

在李新的領導下，清查工作變成了對以劉大年為書記的黨總支的清算，硬說近代史所黨總支就是「四人幫」的幫派體系，矛頭直指劉大年、郭永才、張友坤等黨總支書記、委員，而且將其與所謂「五·一六」反革命集團聯繫在一起。因為他們用以證明黨總支是「四人幫」幫派體系的重要證據，就是為所謂「五·一六」反革命集團翻案，說許多「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這時變得沒事人似的，彈冠相慶，氣焰囂張。於是，自研究工作開展以來，有所緩和的所內「階級鬥爭」形勢，驟然又緊張起來。不可思議的是有位黨總支委員，明明知道李新只認劉、郭、張是「幫派」成員，而根本沒有也不會將他列入「幫派」成員之內，可他卻偏要公開站出來，在大庭廣眾中面對眾多默默無言，實際懷疑近代史所存在「四人幫」幫派體系的人，拍著胸脯說：近代史所就是有「四人幫」幫派體系，我就是幫派體系中的一分子，我就是幫派成員。我的天，按當時標準，「四人幫」幫派成員可是敵我矛盾啊！不知這位仁兄何以明知是火坑，偏要往火坑裡跳！對黨忠誠耶，對人民負責耶，「狠斗『私』字一閃念」耶，以自我犧牲換取更大勝利耶！或許是，或許不是，或許部分是，或許都不是。更不知這位仁兄今天想起此事，作何感想？或許早就忘記了。這也好，俱往矣，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吧，風物長宜放眼量。

幸好不久，歷史就翻開了新篇章。鄧小平主持工作後，召開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宣布改革開放，國家重心轉向經濟建設，持續的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從此結束，近代史所的研究工作由此走上正軌。因此，嚴格說來，無論是近代史所，還是我個人，真正有成效的學術研究工作還是1978年以後才開始的。

問：曾老師，您幾次提到「五·一六」反革命集團，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您是怎麼成了「五·一六」了？能給我說說嗎？不為難吧。

答：嚴格說來，這事我也說不清，因為事涉國家高層。他們怎麼搞出這麼一個所謂「五·一六」反革命集團來，我們老百姓是無法知道的。但是，我可以告訴你我是怎樣成了所謂「五·一六」的，以及後來我又怎麼看破它的。概而言之，所謂「五·一六」問題，在我內心的感受，經歷了三個不同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認為存在這個所謂反革命集團，但與己無關，這一階段的時間很長。第二個階段是自己也不敢相信自己了，但時間不長。第三個階段是不再懷疑自己了，不僅認定自己不是什麼「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甚至看破了那些被迫承認的人，說的也是假話，所謂「五·一六」反革命集團，其實是個大冤案。但是，後面這句話，當時是不能公開說的，除非你不要命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都只能採取不說別人是不是「五·一六」，只說自己不是的明哲保身的策略。

陶鑄

「五·一六」反革命集團的說法，始於1967年7月下旬。當時，「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姚文元在中共中央主辦的這年第14期《紅旗》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批判陶鑄的文章，叫《評陶鑄的兩本書》，首次提出了所謂「五·一六」反革命集團的問題。他在文章中說了以下一大段話：「請同志們注意：現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採用了這個辦法，他們用貌似極『左』而實質極右的口號，颳起『懷疑一切』的妖風，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挑撥離間，混水摸魚，妄想動搖和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惡目的，所謂『五·一六』的組織者和操縱者，就是這樣一個搞陰謀的反革命集團。應予以徹底揭露。受蒙蔽的、不明真相的青年人要猛省過來，反戈一擊，切勿上當。這個反革命組織的目的是兩個，一個是要破壞和分裂以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一個是要破壞和分裂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支柱——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這個反革命組織，不敢公開見人，幾個月來在北京藏在地下，他們的成員和領袖，大部分現在還不太清楚，他們只在夜深人靜時派人出來貼傳單，寫標語。對這類人物，廣大群眾正在調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我從新聞廣播里聽到這段話以後，只是對當時出現這樣一個「反革命集團」有些突然和吃驚，壓根就沒想過它與自己有什麼關係。我當時的真實思想，僅僅是：1、相信這個「五·一六」反革命集團真的存在，因為說這話的人不是一般人，而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無產階級司令部里的姚文元，當時他們是有絕對權威的。2、這個反革命集團很惡毒，竟把矛頭直接指向「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和「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支柱——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3、正因如此，我還暗自決心，一定要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與這個反革命集團鬥爭到底，誓死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

可是，事實再次應驗了那句老話，「階級鬥爭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哪能想到，後來事態的發展，竟然硬是把我和這個「五·一六」反革命集團捆幫到了一起，不但成了其中一分子，而且還是骨幹分子。不過，不管經歷了什麼事，時間有多長，我始終不認為自己是「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因為我壓根就沒有做過什麼對不起毛主席、共產黨的事，更沒有「反革命」的思想。說真箇的，感恩還來不及呢，哪可能冒著殺頭的危險去謀反？當然，因為這時我對「五·一六」究竟是怎麼回事，心中並沒有底，所以只能堅守對別人是否「五·一六」不表態，僅否認自己是「五·一六」這條底線。1968年秋，上級正式派出的「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終於進所了。起初，我對他們還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因為在此之前所進行的清查「五·一六」的鬥爭，畢竟是群眾組織搞的，感情用事，罔顧事實，或許難免，而工、軍隊不一樣，他們是代表上級領導部門來行使領導權的，總會更講事實、更講政策、更講道理一些吧，群眾組織所下的結論，未必沒有變數。不過，事實證明，我又一次錯了，我的希望很快就破滅了。

哪知道，工、軍宣隊本來就是執行上級意志，來所開展清查所謂「五·一六」反革命集團鬥爭的。他們對全所人員實行軍事化管理，不分男女老少，皆集中到所里統一居住，日夜不停地掀起了一個清查所謂「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高潮。他們以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為名，將全所人員分為兩部分，多數人編入大「學習班」，少數人編入一人一班的小「學習班」，實際就是隔離審查，交待問題。最先進入小班「學習」的，是「文革」中當過群眾組織頭頭的，如張德信、張海鵬、曹振中、蔣大椿、鍾卓安等。

工、軍宣隊的策略是，先集中主要精力，突破這些頭頭的口，然後再到大班中大打心理戰。我因不是群眾組織的頭頭，有幸沒進工、軍宣隊的小「學習班」，僅在大班中領略了他們的巧妙戰術。他們經常到大班中「吹風」，真真假假地故意透露一些小班中的情況。起初，說的都是實話，說某某很頑固，某某還沒有交代問題，某某態度不好，等等。繼而，漸漸改變腔調，有表揚，有批評，說這個態度好，開始交代問題了，那個態度惡劣，揪頭髮，捶胸頓足，就是不承認，後來就興奮地宣布大獲全勝，近代史所「五·一六」反革命集團的蓋子徹底揭開了，通通開口交代問題了，云云。再後來，便在我們大班中物色幾個平時膽小怕事，或有什麼特別困難可供利用的人，轉入小班「學習」，然後再到大班宣布某某「一到地下室，腿都軟了，篩糠似地，很快就交代問題了」。人人聽得面面相覷。在這個過程中，他們還在一次「吹風」會上，當即將敢於拍著桌子反抗他們的郭永才，投入了他們設立的小「學習班」。

坦率說，在這些日子裡，由於工、軍宣隊擁有上級正式派來的「權威領導」的特殊身份，他們的心理戰，的確在我身上收到了一定的效果。當年希特勒的宣傳部長那句臭名昭著的名言，「謊言重複三遍就是真理」，似乎真的靈驗了。在工、軍宣隊反覆聲稱近代史所「五·一六」反革命集團的蓋子已經徹底揭開，一些常年在所里參加一般「文革」活動的普通群眾也承認參加了所謂「五·一六」反革命集團的情況下，我的內心世界的確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我本來是堅信自己不是「五·一六」的，這時卻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了。我反覆問自己，張德信、張海鵬真的是近代史所「五·一六」反革命集團的頭頭嗎？工、軍宣隊那麼言之鑿鑿能沒有證據嗎？一般群眾在「學習班」里的交代能是假的嗎？不會是張德信、張海鵬沒有告訴我便私自把我的名字列進去了吧？等等，滿腹狐疑。我反覆回憶1967年那幾個月的經歷，仔細搜索他們對我說的每一句話，真的是連自己都懷疑自己了。這就是我前面說的在「五·一六」這個問題上，我經歷的第二個階段的心理。讓我真正體會到了「說你是，不是也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的百口莫辯的無奈和無助。

文革時期的曾業英先生

不過，隨著事態的進一步發展，我很快就對自己又有了信心，不再懷疑下去了。我內心的認識，不僅回到了原點，還看破了工、軍隊聲稱的近代史所的「五·一六」反革命集團到底是怎麼回事。我有這種心理變化，應該感謝工、軍隊，正是他們的策略「教育」，讓我真正醒悟過來了。工、軍隊在慶祝攻下近代史所這個所謂「五·一六」反革命集團頑固堡壘的同時，為了擴大戰果，分化瓦解我們這些仍然「執迷不悟」的所謂「五·一六」分子，決定召開一個所謂落實政策的大會。這個會就在當年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的小禮堂里舉行。今天這一帶儘管已拆建得面目全非，但這個小禮堂卻仍然完好無損，正是它見證了這歷史的一幕。在這個會上，工、軍宣隊首先安排了三位在小「學習班」內承認了所謂「五·一六」身份的普通群眾出來現身說法，讓他們講是怎麼跌入所謂「五·一六」反革命集團泥坑的，他們又是怎樣在工、軍宣隊和革命群眾的耐心教育和幫助下，認識到自己的錯誤而轉變過來的，希望其他人不要執迷不悟了，要儘快回到革命隊伍中來。然後，工、軍宣隊出來宣布一紙組織「處理決定」，說什麼鑒於他們交代了「五·一六」問題，認罪態度好，又是一般成員，得到了革命群眾的諒解，決定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不給任何處分，自即日起可以回到革命隊伍中去。最後，還安排了一位得到「從寬處理」的現身說法者的家屬講話，對組織的寬大處理，表示感謝。

別人會後怎樣想，我不知道，但坦率說，工、軍宣隊的如意算盤，對我而言是竹籃打水一場空，不但沒起到任何分化瓦解，擴大戰果的作用，反而讓我看破了另外一個大秘密，這就是他們先前言之鑿鑿的所謂「五·一六」反革命集團，其實根本不存在，是他們移花接木，將當時公開存在的群眾組織嫁接到了這個所謂「五·一六」反革命集團身上。在會上，我特別注意聽了一點，就是三位現身說法者怎樣陳述跌入所謂「五·一六」反革命集團泥坑的。從他們的說詞中，我聽出了一個外人不易察覺的秘密，他們含蓄表達了他們加入的實際並不是什麼「五·一六」反革命陰謀組織，而是當時所里人人皆知的公開的群眾組織。「文革」期間，發起成立群眾組織是合法的，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宣布成立什麼「戰鬥隊」，什麼「兵團」的。為了壯大各自發起的群眾組織，少不了要做爭取群眾的工作，往往會找人談話，說服對方加入自己一方。於是，這些動員群眾加入某個公開的群眾組織的談話，便被編造成了加入所謂「五·一六」反革命陰謀組織的談話，這些公開的群眾組織便被移花接木成了所謂的「五·一六」反革命集團，簡直是天大的笑話，今古奇冤。不過，我的心從此也踏實了，不管工、軍宣隊怎樣死死揪住不放，窮追猛打，也不再懷疑自己了，也不再懷疑張德信、張海鵬是不是私自將我列入「五·一六」名單了，因為他們自己背的就是一口大黑鍋。

我在清查所謂「五·一六」問題期間的心路歷程，大體就是這樣。清查所謂「五·一六」的鬥爭，經歷了長達八九年的漫長歲月（林彪事件後，上層緩和下來了），一柄達摩克利斯之劍，始終懸在頭頂上，那日子真是不好過啊！今天回想起這段經歷，真是可笑，可嘆，又可悲。

（採訪 杜麗紅，編輯 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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