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歲的光緒其實對軍事一竅不通

24歲的光緒其實對軍事一竅不通。戰爭形勢與他的想像大相徑庭。戰爭開始，清軍與日軍第一次交鋒於朝鮮成歡驛，即遭失敗，退守平壤。此時光緒尚不以此小挫為然，正式聲明對日宣戰，命對日「迎頭痛擊」。及至9月平壤之戰，李鴻章嫡系精兵又一次全面潰敗，放棄平壤北逃，此後不到半個月，清軍全部被趕過鴨綠江，日本佔領全朝鮮。

　　光緒大為震怒，認為這無疑是李鴻章臨場指揮不力的結果--這個老滑頭顯然缺乏戰爭的決心和勇氣，所以他的部下才這樣缺乏血性和忠勇。他以李鴻章未能迅赴戎機、日久無功為罪名，擬拔去李的三眼花翎，嚴加議處，希望他「激發天良」，痛改前非，用心指揮。

　　然而諭旨還沒有發到李鴻章處，1894年10月，日本人即突破由三萬中國重兵把守的鴨綠江，排闥直入，兵鋒直指瀋陽。把守鴨綠江的是著名勇將宋慶，他的軍隊也是中國裝備最好、最精銳的部分，中國軍人的表現堪稱勇敢頑強，然而在日軍強大火力面前還是不堪一擊。直到這時，光緒才不再埋怨清軍不「敢於勝利」了。他這時才發現，原來日本的軍事實力和中國根本不在同一水平線上。現在，這場戰爭已不是滅不滅日本的問題，而是中國會不會被滅的問題了。

　　光緒如同站在瞬間決口的大堤旁的指揮者，第一反應就是命令無論如何馬上堵住缺口。聖旨雪片一樣從京師飛來，每一道都口氣急迫。光緒要求將軍們迅速把日本人截住，不得讓他們前進一步。

　　光緒不知道，他這樣指揮，正是犯了軍法的大忌。日軍侵入中國境內的那一刻，李鴻章就已經明白這場戰爭不可能再是一場局部戰爭，而必然演變成決定國家生死存亡的命運之戰。他給皇帝上了道長長的奏摺，提出了「打持久戰」的主張。他說，形勢很明顯，敵強我弱，日軍利於速戰速決，我軍利於「持久拖延」。日本的國力無法支持它打一場漫長的戰爭，如果中國能以空間換時間，不爭一城一地之得失，把日本拖住，就能將日本人拖垮。

　　應該說，李鴻章提出的這個戰略是當時的唯一取勝之道。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持久戰法的提出者，他的建議，堪稱對中國軍事史的一個歷史貢獻。此議一出，許多老謀深算的大臣紛紛表示同意。

　　然而光緒卻沒有這個耐心。日軍在中國境內前進得越遠，光緒就越驚慌失措。他最擔心的是日本人接近北京，讓他和太后上演一次倉皇辭廟的慘劇。戰前下的所有決心這時已經不翼而飛，他所有的心思，都在於如何把日本阻止住。他催戰甚急，不斷把最優秀的軍隊調上前線，而所有的前方將帥，都讓他大失所望。光緒對他們的態度只有兩種，一種是不斷地指責，指責他們不負責任，指責他們「膽怯」「無謀略」。另一種是恫嚇，動不動就以「軍法從事」「決不寬貸」的聖旨相威脅。在光緒的不斷催促下，最精銳的部隊不斷被送上鋒線，不斷被日軍吞噬，正中日本人的下懷。

　江南製造局在開展軍工生產的同時，培養出我國近代第一批產業工人和技術人才。許多工人為許多其他後起的近代企業所用。在江南製造局初步組成時，原有的本國工人在兩三百人。這些工人是江南製造局最早的基本工人，大部分應是具有一定的機器製造技術的。虹口時期，中國工人人數陸續增加，在600人左右。遷移至高昌廟後，生產規模不斷擴大，工人人數也隨之不斷增加。1869年，根據《教會新報》的記載，當時製造局的工人數字是：「外國人十三位，共有中國做工者一千三百名。」英國領事1872年度的商務報告中也說：「江南製造局僱傭著不少的外國技師，約有一千三百名中國工人。」1876年，根據當年成書的葛元煦《滬游雜記》，裡面提到說製造局有「工匠二千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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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在早期的這些工人中沒多少上海本地人，因為當時有謠傳：「進局的人要被丟到大煙囪里去」，「要被機器軋死」。製造局招不到學徒，只得去孤兒院挑了一批太平天國戰爭中的難童。一線工人則主要來自福建、廣東、寧波等開放之地。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後，江南製造局的工人，主要來源於本地和外地的破產農民。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江南製造總局創辦時，上海人口不過五十餘萬，到二十世紀初，即激增至八十萬人。這種變化的證明，充塞上海街頭的破產農民和失業的手工業工人，不斷補充著上海的工人隊伍，也不斷補充著江南製造總局的工人隊伍。

　　直到開辦近二十年，上海本地人看到，在製造局工作並沒有什麼危險，才慢慢地願意進位造局做工。 其間十幾年工人人數的數據，目前缺乏史料支持，但有一些技術骨幹和熟練工人被李鴻章調往天津，是可以確定的。到了1890年，上海的外國報紙稱「江南製造局一共僱傭了約二千工人」。此後，由於鍊鋼廠、無煙火藥廠等的建立，工人數字又有新的增加，發展至近3000人。據統計，1894年江南製造局的工人數量為2800人， 約佔當時上海近代工業工人總數的8%，佔全國近代工業工人總數的3.81%。據估計，1894年時清政府經營的軍工企業中僱傭工人多達10810人，則江南製造局的工人數差不多能佔到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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