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國作家、導演和建築設計師的眼裡，倫敦正在發生什麼樣的變化？

當人們想到倫敦的時候，很難不想到它的過去。

每條街道、每座建築或每一處城市空間都擁有一段迷人的過去，並在時間的流逝中不斷發生著演變。

London Salon 是倫敦博物館在今年舉辦的 City Now City Future 年度文化項目中的一部分，由非正式討論和放映活動組成，每月舉辦一次。第一場討論會主題定為「記憶」，圍繞著由作家、建築師和電影導演參與的讀書、電影和講座活動，討論他們居住在倫敦的體驗與記憶。

每個演講者提供有關城市生活的不同觀察——來自不同社群、外來者、移民、觀光客的視角，最後是他們自己的體驗。這場沙龍由英國獨立策展人、作家 Jes Fernie策劃，參與者分別有 Ben Judah、Liza Fior、Ruby Cowling 及 Shola Amoo。

作家 Ruby Cowling 作為開場，分別朗讀了兩段虛構及非虛構文字，她在期間一直指出：這兩種形式之間的區別在涉及到記憶和經驗時，需要被重新探討。

第一段文字，被稱為「我們在談論什麼（一次無果的嘗試）」，關於理解人們和他們居住的城市之間的關係。Cowling 像慢慢打開一張卷著的羊毛毯般，一點點開始講述她所身處的環境，她試圖羅列事物、地點、人、和感知，以一種能與非倫敦居民產生關聯的方式構建她的倫敦經歷。

「這些事物一定代表著什麼，不是嗎？」Cowling在她的一次沉思中提出問題。最終，在顯微鏡下呈現的是一個主觀的問題，如何讓他人像你一樣真正理解你所居住的城市？

Cowling 的第二段朗讀名為「移民」，角色被轉換了，Cowling 這次進入了外來者的世界來反觀倫敦，想像倫敦在一個從未來過的陌生人眼裡呈現什麼樣的形態和特徵。這篇文章與上一篇相有著迥然不同的氛圍。它代表了當一名移民正式跨入英國國界，走進這個國家的首都時所感受到的不確定性。

一個移民家庭進入一個冰冷的、不受歡迎的海關窗口，工作人員用不帶感情的語氣質詢他們的出身，以至於讓在場的觀眾也開始審視自己的身份——如何定義「身份」？它是用來造一座房子的？還是對一個地方的形容？是一個社區的從屬？或者是，開始一個家庭的基礎？這個問題不僅可以被用於詢問新移民，同時也適用於問我們自己。

「她的靈魂仍然留在家鄉。」Cowling 讀道。昭示了身份這樣的東西似乎從不會真正離開一個人。

當敘事繼續發展，Cowling 提出，倫敦和它的棲息者們就像是它每一部分的代表，存在於同一個反饋迴路中。「這會消耗你的每一記心跳去維持它的運作。」Cowling 口中的敘述者這樣描繪他的城市。所有人都被捲入了一段需要依靠彼此才能共生的關係，並創造出一個永遠變化中的獨特身份。

Cowling 的兩篇閱讀讓人們感覺到倫敦並不是一幅靜止的圖像，而是充滿了永恆的謎團。每個人心目中的倫敦都是一片雪花，沒有一片相同。Cowling 希望在她朗讀的過程中，觀眾能夠將倫敦理解成為兩種持續波動的狀態——一種共享的神秘記憶和一種來自於日常生活的個人抽象體驗。

記者、作家 Ben Judah 接著 Cowling 開始了他的讀書部分。他朗讀了他的書This is London：Life Death in the World City中的一部分。開始的時候不得不承認他並不確定要讀哪一部分。他的短篇小說集是一系列對倫敦多樣化社區調查的最直觀寫照。Judah 試圖讓當代倫敦的塑造者們來講述這座城市的故事。阿富汗人、波蘭人、孟加拉人、索馬利亞人……事實上組成 55% 倫敦人口的並不是英國白人。

倫敦白教堂地區是一個多種族人口聚集地。圖片來自：Guardian

最後，Judah 決定為觀眾閱讀他的書的最後一章，叫做 Lea Bridge Road，講述了一名執行一種伊斯蘭教儀式，即為過世之人入土前清潔身體的伊斯蘭教徒 Hajji 的故事。儘管是一名虛構的人物，但整個故事完全是一種紀實風格。作為一名穆斯林作者，Judah 選擇了講述有關生命最後的旅程，而人與人之間所發生的故事，其本質終將凌駕於我們平凡的肉體之上。

這是一段白描。敘述者說道：「Hajji 見過了各種形式的死亡。」不論何時，清洗屍體都被認為是一種令人不安的病態職業，伴隨著一些或悲傷或糟糕的故事——他們究竟是如何喪失了自己的生命最後到了 Hajji 跟前？然後觀眾開始意識到，Hajji 甚至沒有受過任何專業技能培訓而成為了一個「清潔者」，他對此的了解並不比你我多多少。事實上，Hajji 白天是一名計程車司機，在自己的社區里有著良好而可靠的聲譽，因此才收到推舉，成為這種特殊儀式的執行者。

但真正讓 Hajii 感受到壓力和困擾的是他以某種方式接受了死者們的故事，每一個都帶著些許殘餘的情感。它成為了一個令人不舒服、但又無法避免，從道德上綁住了 Hajji 的奇怪職業。

Judah 引用了本雅明在評價普魯斯特時提出的觀點：「他（普魯斯特），並沒有直接描寫生活本身，而是去描寫了那些過著這樣生活的人。」這正是 Judah 向人們提供的一種理解倫敦的方式。

導演 Shola Amoo 為今夜的活動帶來了一個新的模式：從他的獲獎電影 A Moving Image 中截取了一個片段，概括介紹了英國Brixton區當地的「高檔化」（gentrification）現象。

導演 Shola Amoo 的獲獎電影 A Moving Image。圖片來自：Museum of London

從小生活在倫敦 Elephant & Castle 區域的 Amoo，從社會層面和建築設計上討論了它頗引人爭議的形象。這片地區遍布著上世紀中期的野獸派風格建築，是由 Ern? Goldfinger 及其擁護者們建造的。幾十年來，由於建築的退化和維護資金不斷減少，這些建築逐漸無法再適應倫敦——這座現代大都市的視野。

被迫將要拆毀的 Heygate 居住區，在媒體的眼中，不過是一個「水庫型」的建築設計；但在 Amoo 看來，這是一片生氣勃勃、屬於當地民眾的居住區，但卻被貼上了錯誤的身份。在區域改革重塑期間，只有五分之一的家庭被安置在了他們土生土長的 Elephant & Castle 區內。Amoo 看著這些記憶，透露著一絲凄涼——它們竟被這般徹底地抹盡。整個社區的高端化轉型過程，伴隨著人們的流離失所，Elephant & Castle 並不是倫敦唯一的「受害者」。這是一場全球性的危機，Amoo 認為，它正將我們的城市變得令人沮喪。

2014 年，Amoo 在紐約 Harlem 區也發現了相似的城市高檔化及住宅問題的出現。他開始留心這些相似的故事和討論，用攝像機記錄下了旅行點滴，多媒體電影 A Moving Image 由此誕生。

Amoo 將電影中的細節與他攝於 Brixton 的視頻相聯繫：有關一位女性從小在當地長大，但因尋求職業生涯而離開，如今又重返社區的故事。然而，當女主角回到 Brixton 時，她深感疑惑——大片的城市革新令她喪失了記憶中的故土。Amoo 沒有提供解決方案或是緩解的辦法，僅是通過承載記憶的設備記錄下來。它如何定義我們的個人身份，又將如何左右我們的當下？

任何一座城市的空間都不可避免地被不斷改變。因為它曾被改變了許多次。MUF 建築設計事務所的創始人、建築師及藝術家 Liza Fior 介紹了倫敦的城市變遷給她帶來的特殊的創作實踐經驗。

在某種程度上，每個人都在生命中體會過流離失所的感覺。成長、離家、建立家庭——許多節點都需要你以激情來改變生活。Fior 提出了問題：面對現代化的今天，我們將如何對待「老化」的童年記憶和那些重要的地方？

Fior 依靠建立她童年記憶上的建築設計實踐，創造了一個個承載了過去、但不具備固定身份的城市空間。MUF 的著名設計項目——Barking 城市廣場（Barking Town Square）就是一個最突出的例子。

在這個項目中，Fior 想到了她小時候鄰裡間茂盛的花園，於是便在城市廣場的中心建立了一座公共植物園。建築師試圖將「過去的記憶」與「當下」共存於同一時刻、同一地點，但並非以一種物質的固定形式出現。

MUF 設計的 Barking 城市廣場。圖片來自：New London Development

記憶是反覆無常的。儘管如此，它擁有通過物質世界喚回過去、重塑現在的能力。今天一座城市的向前邁出的每一小步，都將與市民們潛藏的每一縷記憶息息相關。

題圖來自：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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