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中共曾準備武力接管南京

知識 07-18

1945年的8月10日，日本政府通過中立國瑞士、瑞典政府照會中美英蘇四國將接受波茨坦公告，日本乞降的消息很快由中國和同盟國的電台傳播開來。

日本投降的消息傳出後，

南京市民舉旗歡慶

日本即將投降的消息傳出後，南京亂成了一鍋粥。此時最急的中國人，當數蔣介石：日本人投降了，上百萬軍隊和數不清的裝備要接收，「淪陷區」的財政要接管，這麼大的地盤要派兵駐守……而此時的國民政府遠在重慶，新四軍則近在咫尺。於是，蔣介石緊急下達了一系列指令，上演了一場場鬧劇。

日軍宣布投降後

8月11日，「國軍」遠在腹地，一時難以到達東部沿海「淪陷區」，蔣介石嚴令「國軍」各部、各戰區，要加緊對日作戰，積極推進，勿稍鬆懈；命令第十八集團軍朱德部「原地駐防待命，勿擅自行動」；各地偽軍搖身一變，紛紛成為國民黨的地下武裝和抗日部隊，蔣電命其「負責維持地方治安」，對八路軍、新四軍作「有效之防範」。8月12日，重慶軍委會侍從室電令大漢奸周佛海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京滬行動總隊總指揮，任命「軍統」南京站站長周鎬為南京指揮部的指揮。「軍統」則命令特務組織「忠義救國軍」火速向南京、上海、杭州、蕪湖一線挺進，儘可能搶在新四軍前佔領所有的東南重要城鎮。8月14日，重慶方面又任命漢奸任援道為南京先遣軍司令，負責南京、蘇州一帶的治安。

周佛海

8月15日，日軍宣布無條件投降，岡村寧次帶領總司令部全體官兵齊集南京中山北路總司令部大樓前的廣場上，面向日本皇宮的方向，肅然列隊，收聽天皇的《終戰詔書》。收聽結束後，岡村寧次向全體人員作了「謹遵詔命」的訓示。次日，周鎬在新街口鬧市區的原偽中央儲備銀行內成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京滬行動總隊南京指揮部」，並通宵達旦地起草給岡村寧次的受降書和其他有關文件。周鎬還派人強行接管了電台和主要報紙《中央日報》，宣布全面接管汪偽政權，派人佔領偽政權的各個重要機構，又派出財政部衛隊控制車站、碼頭及交通要道，同時抓捕漢奸，南京市民人心大快，卻引起大漢奸們的激烈反抗。重慶當局措手不及，為穩定局勢，只得一腳踢開周鎬。

8月18日下午，岡村寧次派參謀小笠原中佐到指揮部請周鎬到日軍司令部商談，周鎬一到日本軍司令部就被軟禁起來。日本人將被抓的漢奸全部釋放，宣布解散南京指揮部，指揮部里的人員被迫遷往三元巷的警員訓練所。接著傳來蔣委員長的命令，南京治安再次由日偽軍維持。南京汪偽報紙為此登出了「一日皇帝周鎬昨日被日軍繳械」「南京指揮部鳥獸散」等大標題新聞，周鎬主持領導的接管南京日偽政權的行動宣告流產。作為戰勝國的中國首都南京，維持治安的部隊仍是已宣布投降的日偽軍。

新四軍差點佔領南京

中共方面也採取了針鋒相對的策略。8月9日，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精神，華中局命令新四軍準備進攻南京等江南大城市，並任命黃克誠為江蘇省政府主席，葉飛為浙江省政府主席，粟裕為南京特別市市長、方毅為副市長，劉長勝為上海特別市市長。

粟裕

8月12日，中共中央明確規定解放區武裝部隊必須力爭佔領交通線及沿線大小城市，新四軍江南部隊就地向四周發展，奪取廣大鄉村和城市。新四軍軍部也發布命令，要求所屬軍隊做好接受日軍投降的一切準備工作。

8月13日，南京偽軍最精銳之警衛師第三師師長鍾健魂欲率全師渡江北上起義，因遭到日軍阻撓，結果鍾只率兩個團的3000名官兵起義，成功到達江北六合鍾家集。15日，延安《解放日報》刊登了《拱衛寧偽首都之精銳，偽警衛第三師反正》一文，對此予以報道。

1945年8月下旬，新四軍二師組建江南第一支隊（又稱南京支隊），支隊長陳雨田，政治委員張登。該部在六合划子口渡江，攻克了南京的門戶龍潭、棲霞山等地。加上留在浙東、江南的新四軍，新四軍已完成了對南京的包圍，只等一聲號令，就準備攻下南京。

8月20日，蔣介石電邀毛澤東赴重慶談判。次日，黨中央根據當時國內外形勢，決定採取「力爭東北，鞏固華北，收縮華中，撤退華南」的戰略部署，停止進攻上海、南京等長江以南的大城市。中共南京市工委接到華中局指示，根據國內形勢變化，中共中央已決定不佔領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放棄南方，與國民黨全力爭奪東北，中共南京市工委遂立即停止了搶佔南京等大都市的行動。

9月10日，為表示和談誠意，中央指示浙東、蘇南等江南新四軍北撤。

10月初，二師江南支隊北返。10月15日，江南新四軍北撤江北雖避免了第二次「皖南事變」的發生，卻發生了我軍軍史上非戰鬥性死亡人數最多的事件——中安輪沉船事件，800多將士溺亡。

國民黨「劫收」大城市

抗戰中，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抗擊了日軍，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做出了貢獻，使中國躋身世界五大國的行列，國民黨的聲望達到了頂點。但突然降臨的大喜事——接收工作考倒了國民黨，導致其迅速走向下坡路。

不久，國民黨要員紛紛降臨上海、南京、天津等日偽統治區，行使接收大權。接收大員的到來給「淪陷區」的工商業帶來了新的一輪浩劫。「軍統」、「中統」、陸軍、海軍、警察等部門各自為政，互不相讓，對於同一接收對象，「一接再接，甚至三接四接」的現象到處發生，湯恩伯第三方面軍與上海警備司令部為爭相接收一所日人俱樂部，還發生了火併。

接收官員們乘機舞弊，千方百計將「淪陷區」的資產化歸私有。他們搶住房、搶汽車、搶物品、搶錢財的現象隨處可見。國民黨上海黨部主任委員吳紹澍私吞房舍一千餘棟、汽車八九百輛、黃金萬餘條，還有珠寶無數。上海市長錢大鈞則私賣敵偽物資四十二億元。海軍總司令部派至天津的接收大員劉乃沂上校，不到半年成為巨富，有大小別墅五六處、姨太太五六個、汽車數輛、金條數百、珍珠萬餘，成為當時接收中的一大丑聞。九十四軍軍長牟廷芳在天津私吞敵偽物資價值兩千萬元，勝利者的接收，就這樣成為貪官污吏的「劫收」。日軍投降後，「淪陷區」的人民「想中央，盼中央」；國民黨接收大員來了「五子登科」，成了「中央來了更遭殃」。

抗戰勝利後接收中的貪腐，是國民黨政權喪失民心的起點。1949年初，國民黨一敗塗地，蔣介石被迫「下野」，他與大將宋希濂交談時承認：「許多中上級軍官利用抗戰勝利後到各大城市接收的機會，大發橫財，做生意，買房產，貪女色，驕奢淫逸，腐敗墮落，弄得上下離心，軍無鬥志。這是我們軍事上失敗的根本所在。」

1946年，蔣介石不顧民眾飽受十四年戰禍而亟需休養生息之現狀，一意孤行地發動內戰，並引發嚴重的通貨膨脹，遭致民心大失，這是其失敗的政治、經濟原因，也是其失敗的主要原因。

（摘自《鐘山風雨》　文/張來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