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真相你還留學嗎：誰說海歸一定能找到好工作？

最新 07-18

留學不再是極少數人的「特權」，行政化的留學不再是社會主流，更多人取得了更多國際教育的權利。但「裸歸」的尷尬說明，留學是個人國際化的體驗和嘗試，但海歸身份與好工作之間，沒有必然聯繫。而自我激勵的內在機制永遠是我們獨立人格的保障！

自從2003年到英國留學，之後從事跨文化教育傳播工作至今，我對留學的價值、海歸的定位，做了十幾年的思考和分析。

根據教育部2017年3月1日發布的2016年出國留學和來華留學統計數據，近五年來，自費留學的比重持續保持在92%左右，這與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20世紀80年代、90年代相比，可以說是天壤之別。

那時人民生活水平還比較低，政府資助的公派留學形式佔據主導力量。

儘管如此，「留洋鍍金」的神聖感似乎正在減弱，很多人抱怨當下自費留學生的素質與早期公費生相距甚遠。

不過我倒認為，中國出國留學全面市場化，包含著巨大的人文主義精神！「去貴族化」的留學，推動了大眾教育的國際延伸，弱化了國內精英教育的壟斷地位。

留學不再是極少數人的「特權」，行政化的留學不再是社會主流，中產及中產以下的社會階層，取得了更多國際教育的權利。

當然，留學精英化的削弱，在國內隨即產生了「留學無用論」的論調，留學面臨著被庸俗化的危機。

從職場角度分析，留學是個人國際化的體驗和嘗試，但海歸身份與好工作之間，沒有必然聯繫。

按說，海歸具有跨文化交流的素養和優勢。

他們中的大多數是中國教育體制鍛造出來的精英階層，同時又在國外留學過，是二元教育制度的受益者。深諳國內文化環境，又浸染於西方思辨、多元的意識形態氛圍，精通漢語、英語，於是遊走於不同文化、不同思維方式之間，並靠這種「走鋼絲」的技藝謀生。

不過，以上的描述更像是一種理想狀態，在現實中會打折扣。

從內因分析，一方面，海歸的語言能力還有待提高。作為技術層面的英語，一直以來是中國留學生的軟肋。片面追求雅思、托福的分數，長期忽視英語應用能力的訓練，中國留學生在國際環境中很難生存。

而「低齡」留學生則面臨著漢語能力不足的尷尬。中學階段就在國外學習的中國留學生，回到國內工作時漢語溝通有些跟不上，需要反補漢語。

另一方面，對中西文化——特別是職場文化——的理解，還需要更多的精力投入、更多的深入思考，也不是僅靠留學就能夠「速成」的。

而上述原因直接導致中國留學生在國內、國外職場遭遇尷尬。

蔓藤教育集團2017年6月發布的《2017年中國留學生美國就業白皮書》指出，74%的中國留美學生沒有實習經歷，而重視實踐技能的美國社會，70%的新員工是從實習生中選拔的。也就是說，沒有實習經驗，中國學生很難拿到工作簽。

2015年獲得美國工作簽證（H1B）的中國學生只佔中國在美國留學總人數的5%，約7,000人左右。

在英國，讀研究生的中國學生佔壓倒性多數。一般情況下，碩士的學制只有一年，在一年內完成學位、找到工作，難度很大。而且英國的實習並不計入總成績，實際上就是兼職工作而已，沒有硬性規定。

即使有職業規劃，恐怕也很難實施。這樣，相比美國，中國學生的留在英國工作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只有海外學位、沒有國際實習和工作經驗的中國海歸被稱為「裸歸」，與應屆大學畢業生爭奪工作崗位。

國內職場的壓力也不小。僅2017年，中國就業市場就面臨著1,335萬就業大軍的巨大壓力，其中應屆大學畢業生795萬，海歸約40萬。

這樣看來，不難理解近年來中國海歸比例呈逐年上升的趨勢，歸根結底是國外工作不好找，想不回來都不行。另外，中國經濟雖然已經進入中低速增長的「新常態」，但相比全球其他地區，還是「有利可圖」的。

由此，我們也就明白，供求關係決定了歸國留學生的身價和職場方向，海歸雖然整體素質較好、數量不多，但也沒有奇貨可居、左右逢源。

《白皮書》中的一組數據表明，留學歸國人員的薪酬待遇，比想像中的還要低。月收入在10,000元人民幣以下的，高達82%，而10,000元至30,000元之間的只有15%。

在北上廣深這樣的超大城市，生活成本應該高於歐美的一般城市，而收入與歐美相比完全不在一個水平線上。即使按照國內的生活水平衡量，10,000元的薪水在北京也只能「呵呵」。

其實，沒有西學東漸的留學，沒有教育國際化的嘗試，就沒有當今中國國運的上升勢頭。

處在國際前沿的海歸，一方面實現個人的國際化發展，另一方面還在為整個國家的全球化擴大新的視野。這樣的複合型人才又是那樣寶貴、稀缺！

核心問題還是海歸在職場中的心態和自我定位。

不管是國企、私企、還是外企，在工作職位描述（job description）中，總有一項叫self-motivation，自我激勵。

我揣摩了這麼多年，自己的解讀是，別指望公司、單位給你激勵，如果有，算你運氣，沒有的話，你不也得照樣幹嗎？自己激勵自己吧！

在國內職場中，海歸面臨著體制內外的抉擇。

沒有激勵機制的「體制內」死水一潭，大尺度激勵機制的「體制外」累個半死。

簡而言之，「體制內」更需要承受約束帶來的壓抑、痛苦，以換取體制內的認同和保護；而「體制外」則更需要承受放任帶來的孤獨、恐慌，以換取體制外的自由和洒脫。

除了企業、單位的性質外，與激勵機制有關的，還有「牌子」問題。

直到留學英國後相當一段時間內，我習慣於用外部認同的品牌包裝自己，名牌大學、大牌公司、國際化的工作……

不過，漸漸地，我發現這些社會認同雖然有用，但也是「雙刃劍」。職場中，「大牌」的外部環境其實更多是一種威壓感，面對「神」一樣的僱主，只能頂禮膜拜、俯首稱臣，沒有話語權。

這種相當湊合的工作，只能維繫生存，卻沒有活得更好的空間。

如果我們能以合作而不是聽命的態度面對僱主，此時外部的激勵便是談判的籌碼，而自我激勵的程度將決定我們自身的適應範圍。

自我激勵的內在機制永遠是我們獨立人格的保障，這比職業更重要！

記得在英國畢業前的一次聚會上，我遇到成熟穩重的學長Y，他聊起回國後的職場時，特別點撥道，「回去估計還要十年才能最終定位。」

算起來，從英國留學至今已經十三四年了，一直在國際教育這一行，而「定位」也就是最近兩三年的事。其間的興奮、困惑、喜悅、失落混搭在一起，忙忙碌碌，起起伏伏。

如今看來，這正是在中英文化衝突、磨合、共存的夾縫中進退維谷、艱難跋涉的生存體驗。

從2014年開始，我決定換個活法！

我藉助自媒體平台，發布親歷留學、海外工作、中英文化差異等方面的文章，以文字的形式與關注英國留學的學生、家長、中方合作院校管理人員、教師、留學中介、校代同行以及關心英國文化的知識大眾交流、切磋，這些文章的閱讀量不斷攀升，僅在搜狐公眾平台（教育類）的點擊量累計已經超過了700萬次。

2016年9月，我的新書《到英國去》終於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發行。

從2016年8月至今，我做的留學（及中西文化摩擦方面的）公益講座已經達到了31場，走訪16個城市的國內高校及教育機構。

2017年伊始，我受英國使館文化教育處、中國教育電視台、北京城市廣播之邀，直播或錄播了有關留學與人生規劃的專題節目。

我的出發點已經不再是招生、銷售，而是就中國學生如何通過留學改變自己生存狀態的主題，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議，做大眾傳播。

我正嘗試用搭建個人品牌的方式，推動我工作的英國大學的業務發展，這是生平第一次，也是我希望的職場方向。

「我發覺，當你決定做一件事情，並且這件事情是對的，只要你心無旁騖的去努力，在這個過程中會得到很多人的幫助，你會收穫很多，同時在最後你會得到你想要的。」

收到類似這樣的學生來信時，我能感到留學之於我的價值——也就是Facebook創始人扎克伯格提到的「使命感」（sense of purpo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