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西方對華意識形態的滲透

7月14號，香港高等法院裁定，香港立法會四位議員羅冠聰、梁國雄、劉小麗和姚松炎在去年10月12日立法院宣誓時，違反《基本法》104條和《宣誓及聲明條例》，宣誓無效。隨即，這四人被撤銷議員資格。

香港高等法院的這一判決，不僅是香港市民期待已久，甚至也是全中國民眾關注已久的結果，雖然從情感上覺得來的遲了些，但皆認為這是一個正本清源的判決。這一判決不僅是對香港立法會一些藐視《基本法》和立法會相關條例的議員的再一次警示，也是對企圖搞亂香港、搗鼓「港獨」勢力的一次打擊。

這一判決也引來引來了國際社會的關注，特別是西方媒體皆在顯要位置予以了報道。

【美國《時代周刊》的報道】

【英國廣播公司（BBC）的報道】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RFI)的報道】

然而，在西方媒體報道這一事件時，幾乎都會在在評論中加上這樣的評語：這是受中國中央政府施壓的影響，是政府「打壓民主人士」，是「香港民主的倒退」。

西方詆毀中國最常用的手段就是其宣稱的「民主」，只要是反對國家的行為就是「民主」，哪怕是違法的行為。梁國雄等四人的醜陋表演已眾所周知，不必贅敘。他們今天的結果是其自身違法造成，並非別人強加給他們的，這點連她們自己都不否認，怎可說成是「政府打壓」？這又與「民主」何干？他們的行為如果在西方國家同樣會受到懲罰。

美國在香港的意識形態宣傳載體及其傳播

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中蘇結盟和朝鮮戰爭爆發後，杜魯門政府加緊了對中國意識形態宣傳和滲透活動的部署，美國對中國實施心理宣傳戰的目標是：「在中國內外培育反共因素」；「降低中國的軍事和政治聲望的影響，誘發中國內部矛盾衝突」；「增強資本主義國家對美國的向心力」。在此背景下，香港成為美國對華意識形態宣傳和滲透的前哨基地。

這主要是因為：首先，美國將香港作為展示所謂「自由世界」的窗口，廣泛傳播美國的價值觀，爭奪意識形態陣地。其次，朝鮮戰爭後，中美關係全面對立，在美國對華實行全面孤立和封鎖的背景下，香港是距離美國對華意識形態滲透最近的地區。再次，香港中文傳媒文化資源豐富，信息交流和人員流動頻繁，意識形態交鋒尖銳，對內地有一定的輻射力。因此，美國十分重視香港在意識形態領域裡的價值。1949年11月16日，美國駐香港總領事蘭金密電美國國務院：「在目前情況下，最關鍵的地點，是在日本海、黃海和中國海這些地區。也就是在韓國、日本、琉球、台灣、香港和印度支那。這些地點，不但在嚴格的軍事意義上，而且在經濟上和心理上，都是重要的。使用心理上這個說法，是有意指出，這些戰略要地一旦丟失，將對共產黨威脅下的其他地區的民心造成嚴重的打擊；同樣重要的是指出，這些基地在保持與中國人民的接觸方面具有實際價值和政治價值」。

近代歷史上，西方資本帝國主義對華文化滲透途徑和形式

其一，在華髮展傳媒事業，製造對西方有利的殖民主義奴化思想輿論，從而麻醉中國人民的精神。

自1840年鴉片戰爭結束後，西方列強撞開了中國的大門，在領事裁判權的庇護下，為了在華髮展傳媒事業，更好地製造對華奴化思想輿論，他們在中囯的辦報活動由華南沿海逐漸擴展到華中、華東和華北。在19世紀40到90年代的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內，他們先後創辦了近170種中、外文報刊，約佔同時期我國報刊總數的95%，其中大部分是以教會或傳教士個人的名義創辦的。

西方列強之所以將發展在華傳媒事業作為文化滲透的途徑，是基於他們認為只要控制住在中國出版的」主要的報紙」和」主要的雜誌」，「我們就控制了這個國家的頭和背脊骨」 (李提摩太：《給英駐上海領事白利蘭的信》)。他們認為要毒化、奴化中國人民的思想，辦醫院、辦學校、辦教堂固然重要，但是收效仍嫌太慢。「我們還有一個辦法，一個更迅速的辦法，這就是出版書報的辦法」 (瑪·布朗宜：《沒有更迅速的道路》)。因為，「別的方法可以使成千的人改變頭腦，而文字宣傳則可以使成百萬的人改變頭腦」 (李提摩太：《給英駐上海領事白利蘭的信》)。因此他們很重視書報出版工作，尤其重視報刊的出版工作。他們在辦報上投入了很大的力量。1860年外國教會和外籍傳教士在中國出版的報刊達到32家，比鴉片戰爭以前增加了一倍。1890年發展到76家，比1860年又增加了一倍。這些報刊和同時期以教會名義編印出版的一千多種中文書籍，形成了西方資本帝國主義毒化和奴化中國人民思想的一個沒有硝煙的戰場。

其二，通過教會在中國辦學，直接培養親西方的「精英人士」， 西方資本帝國主義企圖使文化滲透在意識形態層面更有效地影響中國，以便達到掌控中國政治、外交、思想文化教育等各領域的目的。

傳教士剛進入中國的時候，採取的是大規模的向下層群眾傳教的策略，可是收效甚微。他們逐漸意識到：在封建社會的中國，「士大夫們充斥在帝國各地而且受到高度的尊敬，事實上他們乃是這個帝國真正的靈魂，並實際地統治著中國。這就很明顯，如果我們要影響整個中國，就必須從他們下手；只有當我們愈是博得士大夫的尊敬，我們在中國的事業才愈能順利進行。」

依仗不平等條約中各種特權和帝國主義的槍炮軍事威脅與割地賠款的政治、經濟危機的壓迫，西方資本帝國主義各國教會在近代中國建立起了教會大學的基本框架。從1882年美國長老會在山東將登州文會館正式升為學院開始，到20世紀20年代末，西方資本帝國主義各國教會在中國辦教會大學進入高速發展時期。有資料證明，這一時期外國人在中國開辦的學校的學生數占整個中國在校學生的32%，其中高等教育竟達80%。1919年又成立了「中華基督教大學聯合會」，包括了燕京、齊魯、金陵、東吳、聖約翰、之江、協和、嶺南、雅禮、文華等14校，學生共2017人，常年經費共1222000銀元。此時的中國國立大學為5所。即北京大學、東南大學、北洋大學、山西大學、上海商科大學常年經費為1492223銀元。可見，在經濟實力上，教會大學已經基本可與當時的國立大學相抗衡。在這些教會大學中，絕大多數是由美國的基督教差會開辦的，其中包括美以美會、長老會、公理會、浸禮會和聖公會等。這也是近代中國教會大學發展的特點之一。

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向帝國主義過渡．他們對華的侵略也具有了新的歷史特點。一是在經濟上對華以資本輸出取代商品輸出，二是展開了劃分勢力範圍的角逐。為適應這種經濟政治侵略的需要，對中國的精神文化滲透也要求深化。為此教會大學便成為其滲透西方文化，奴化中國人的思想意識最有效的手段。他們毫不隱晦地說「傳教士們是值得我們援助和支持的。如果我們讓他們失掉支持．我們國家的名譽將要受到損害。毫無疑問，他們一走，我們的商業，就會遭到極大的損失，我們之外交就會失掉支柱。

希望大家在閱讀後順便點贊，以示鼓勵！

堅持是一種信仰，專註是一種態度！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