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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平原:「好讀書」與「求甚解」

陳平原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陳平原:「好讀書」與「求甚解」——我的「讀博」經歷

又到了照畢業像的時候,校園裡到處綻放著笑臉與鮮花,空氣中蕩漾著歌聲笑聲祝福聲,博士袍碩士袍隨風起舞,無論生人熟人,全都把善意寫在臉上。大學校園裡,沒有比這更美好的時刻了。如此盛大的節日,基本上屬於應屆畢業生;平日里威風八面的導師們,如今只是充當配角或照相時的道具。按理說,教授也是從學生走過來的,如此風光,人人有份,可偏偏我就沒有這樣溫馨的記憶。

16年前的這個時候,我獨自一人,騎腳踏車,來到未名湖邊的研究生院,取走那張屬於我的博士文憑。回宿舍時,順道買了個西瓜,放在水房裡冰著,準備晚上受用。給父親掛了個電話,說「東西拿到了」;電話那頭很激動,叮囑下次回家時一定帶給他看看。那時年輕,看不起「博士」、「碩士」等頭銜,以為關鍵是有無真才實學。第二天,為完成下一個研究課題,江南讀書去也。

也不是我特立獨行,那時北大壓根兒就沒有此類穿袍戴帽撥絲帶的儀式。前有「破除形式主義」的正面教育,後有「早請示晚彙報」的反面文章,對於各種華麗表演,學者們大都沒有好感,以為真實且深刻的個人感受,不必藉助儀式,也能永遠銘刻在心。只是隨著教育、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的逐漸西化,20世紀90年代以後,婚紗照、酒吧街、生日派對、博士典禮等方才大行其時。到了這個時候,像我這樣既沒拍過婚紗照,也沒戴過博士帽的,一下就顯得很土。

話說回來,以平常心看待博士學位,也不無好處。對於國家來說,建立完整的學位制度,乃學術獨立的標誌,是天大的喜事;至於個人,讀書做學問須持之以恆,「博士」云云,不過是取得一張從事專業研究的入場券。念及此,我輩對於博士帽的過分簡慢,也不算太離譜。只是每回清點「過去的生命」,拿不出一張冠冕堂皇的博士照,還是感覺有點遺憾。什麼時候「老夫聊發少年狂」,粉墨登場,補拍一張,還沒想好。

我之所以不是特別看重這博士頭銜,其實與自己的專業方向有關。回首百年中國學術,研究文史的第一流學者,大都沒有博士學位——即便曾出國留學的(如陳寅恪、錢鍾書等)也不例外。這一點,與經濟、法律、物理、生化等專家大不相同。哲學家、史學家完全可能自學成才,法學家、數學家則很難迴避嚴格的學院訓練。正是這一差異,使得北大最早授予的,是理學博士,而不是像我這樣的文學博士。

說起來,我之「讀博」,純屬因緣湊合。1984年夏天,我完成碩士學業,希望到北京工作。由於王瑤先生的大力推薦,北大中文系準備破例接納我這中山大學的畢業生。可到了學校這一關,被卡下來,理由是:既然好,何不讓他考博?於是,我有幸成為北大中文系歷史上第一屆博士研究生。此前,北大中文系諸多名教授,雖有招收博士生的資格,或因本人謙虛(「我都不是博士,讓我怎麼帶博士生」),或因一時找不到滿意的弟子,一直懸著。

那一年,北大中文系總共招收了兩名博士生,除了原本就是北大教師的溫儒敏,剩下的就是我了。那時候,博士生宿舍三人一屋,開始我和學國際政治、學有機化學的同住,後又改為與治中國史、治法國史的為伍。這樣一來,我們的日常聊天,不能不「跨學科」。比起日後的師兄師弟師姐師妹互相提攜,合作無間,我們那一屆博士生,因同一領域人煙稀少,普遍養成與其他學科對話的習慣。記得1985年秋冬,我和錢理群、黃子平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系列文章發表,引起學界廣泛關注,北大研究生會曾專門組織討論,與會的包括文科各系的博士生,甚至還有理科的朋友。這種對新事物保持強烈的好奇心,除自家園地外,也關注其他學科的進展,在觸類旁通中獲得靈感與動力,與今日博士生教育的過於強調專業化,形成鮮明對比。以我有限的觀察,那一屆博士生普遍讀書認真,視野開闊,但學術訓練相對薄弱。這一局面的形成,與80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不無聯繫,也與博士學位制度剛剛建立,各項規章制度不太健全有關。舉個例子,我的博士論文已經寫完,正準備舉行答辯,忽然下來一個新規定:必須先通過博士資格考試,而後才能正式進入論文寫作。我們苦笑一聲,只好便宜行事,兩步並做一步走。

制度不太健全,對於博士生來說,有好也有壞:學術訓練不足,這是缺點;但自由活動的空間很大,則很值得懷念。那一代人的擅長獨立思考,保持開闊的胸襟與視野,很大程度上是被逼出來的。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在說到「啟蒙期」學術特點時,有這麼一段話:「在淆亂粗糙之中,自有一種元氣淋漓之象。」80年代的中國學術,包括創始期的博士教育,某種程度上可作如是觀。

說來有點不可思議,我讀博士,從來沒有正正經經地上過專業課。除了必不可少的第一外語和第二外語,我的主要任務是讀書、思考,每周與導師王瑤先生進行一次學術對話,還有就是訪問校內外相關專業的專家學者。1989年歲末,王先生去世,我曾撰寫《為人但有真性情——懷念王瑤師》,其中有一段話廣為傳誦:

王瑤(1914-1989),北京大學教授、文學史家

先生習慣於夜裡工作,我一般是下午三四點鐘前往請教。很少預先規定題目,先生隨手抓過一個話題,就能海闊天空侃侃而談,得意處自己也哈哈大笑起來。像放風箏一樣,話題漫天遊盪,可線始終掌握在手中,隨時可以收回來,似乎是離題萬里的閑話,可談鋒一轉又成了題中應有之義。聽先生聊天無所謂學問非學問的區別,有心人隨時隨地皆是學問,又何必板起臉孔正襟危坐?暮色蒼茫中,庭院里靜悄悄的,先生講講停停,煙鬥上的紅光一閃一閃,升騰的煙霧越來越濃——幾年過去了,我也就算被「熏陶」出來了。

這段描寫並非「寫意」,而是「寫實」。我的「讀博」之所以如此瀟洒,既取決於王先生的個人風格,也與其時博士制度剛剛建立,尚無各種硬性指標有關。

制度不太嚴格,外在束縛很少,既稀見獎勵,也難得懲罰。如此缺少競爭,是否會降低學術水準,我看不一定。並非百米短跑的你追我趕,而是跳水台上的自我發揮,這種自由自在的讀書狀態,更接近古人所說的含英咀華、沉潛把玩。讀書做學問,需要心平氣和、優遊從容。記得原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曾提及大學課程太多,不適合於從事高深研究。在梅先生看來,對於讀書人來說,「閑暇」十分重要:

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審其一人之生應有之地位,非有閑暇不為也。縱探歷史之悠久,文教之累積,橫索人我關係之複雜,社會問題之繁變,而思對此悠久與累積者宜如何承襲節取而有所發明,對複雜繁變者宜如何應付而知所排解,非有閑暇不為也。

對於志向遠大並潛心於學者,「餘裕」的重要性,起碼不下於常被提及的「壓力」。在講求規則嚴格管理逐漸成為主流話語的當下,為「無拘無束自由自在的讀書」辯護,或許不無必要。即便在爭分奪秒的「讀博」階段,也不該時時刻刻念叨著那藉以獲取學位的畢業論文。

王瑤先生的指導博士生,有幾點明顯與今日潮流不合,值得提出來討論。第一,不鼓勵研究生在學期間發表論文。理由是:不壘高壩,提不高水位;隨處發泄,做不成大學問。這還不算初出道者投稿時可能揣摩風氣,投其所好;或者發表後的沾沾自喜,得意忘形。第二,不給學生出任何題目,只負責首肯或否定你的選題。理由是:所有好的學術選題,都內在於研究者的趣味及能力,別人取代不了。更何況,對於學者來說,此舉生死攸關,正是研究生教學的重點。第三,碩士論文不要超過三萬字,博士論文不要超過十萬字。理由是:學位論文必須凸顯作者的眼光、訓練與表達能力,不能弄成臃腫蕪雜的史料長編。你可以有很多附錄,但正文部分必須乾淨利落、嚴謹簡潔。王先生的這一「戒律」,日後有所鬆動,但基本思路沒變,即學位論文並非「以長為美」。

王先生指導研究生的這「三大策略」——尤其是不給學生出題這一招,在我看來,實含至理。今日中國學界,不管是理工醫農,還是人文社科,名氣越大的博士生導師,越像運籌帷幄的「將軍」或「老闆」,將眾多研究生編入自己的課題組,分派題目,合作攻關。這種工科教授得心應手的操作方式,用到文科,好處是學生上路快,而且旱澇保收;缺點則是可能限制學生才華的發揮,就好像是孫悟空永遠跳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清代大學者戴震說過這麼一句驚心動魄的話:「大國手門下不出大國手,二國手、三國手門下教得出大國手。」為什麼?我想,最大的可能性是:「大國手」所具有的無邊法力與無上威嚴,成了其「門下」自我表達以及突圍的巨大障礙;而「二國手」、「三國手」的「門下」,精神負擔小,放得開,故反而可能有大發展。對於真心希望「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學者來說,戴震的這句話值得仔細咀嚼。

剛博士畢業那陣子,偶有爭議,常被人譏笑:還博士呢,連這都不懂!其實,這是將西方追求專精的學術精神,與傳統中國的博雅趣味(所謂「一物不知,儒者之恥」)相混淆。同樣名為「博士」,作為學位的Ph.D.或Litt.D.,與古代中國學官不可同日而語(儘管現在的官場上,高學歷成了晉陞的重要條件);可也不太像博通古今之人或專精某一門特殊技藝的(如茶博士)。一定要比,只能說是後兩者的綜合。當然,那是指理想的狀態。

我所理解的「讀博」,除了現實層面的獲得學位外,應該還有另外兩重意義,一是讀書的心境,一是讀書的技術。這裡所說的「讀書」,包括閱讀、思考、探究、寫作等,接近今人所理解的「治學」。晉人陶淵明自稱「好讀書,不求甚解」,人多以為是自嘲;其實,這是一種很高的讀書境界。所謂「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更顯示其讀書之樂。不強作解人,不過度詮釋,不為了職稱而著述,這樣的讀書,方才能得其三昧。今人則相反,未曾耕耘,先問收穫,落實到具體操作過程,便是「不讀書,好求甚解」。如何兼及博雅與專精,既保留讀書之樂趣,又希望對學術有所推進,我想,最佳狀態是:「好讀書,求甚解。」後者指向職業,前者指向志趣。

在重視學歷的現代社會裡,讀書與職業之間,確實存在某種聯繫。大學裡,只講修心養性固然不行,可變成單純的職業訓練,也未免可惜。理想的博士生訓練,不只是習得精湛的「專業技能」,更包括養成高遠的「學術志向」與醇厚的「讀書趣味」——這也是我對北大格外感激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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