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前西方對蒙古的認知

李曉標

蒙古族，博士，現為內蒙古財經大學旅遊學院副教授，旅遊管理專業碩士研究生導師。1982年9月生於內蒙古興安盟突泉縣，祖籍江西省撫州市。2015年內蒙古自治區政府"新世紀321人才工程"第二層次人選。2016年，獲內蒙古自治區第五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政府三等獎（獨立署名）。

研究方向：中外遊記與古地圖研究、旅遊文化、旅遊發展與管理等。

摘要：13至19世紀，西方人通過關於蒙古的文字記述及地圖認知兩個途徑，從族稱、地理、人群形象三個角度逐漸加深對蒙古的認識。蒙古的族稱被從韃靼中明析出來，蒙古的方位從大致概述性的確定變成經緯度下精準定位，蒙古的人群形象逐漸清晰真實。西方人關於蒙古的知識初顯脈絡，西方人的蒙古觀念漸趨成型。

關鍵字：西方人 蒙古 族稱 地理 人群形象 觀念

西方人眼中的蒙古屬中外文化交流史及觀念史的研究範疇，以西歐基督教世界為主的西方與蒙古的交流聯繫是這一研究展開的基礎。隨著蒙古的西征，西方人有了對蒙古的最初認知。之後，在奧斯曼帝國阻斷東西方的世紀里，西方對蒙古茫然無知。16至18世紀，入華耶穌會士逐漸加深了對蒙古的認識，重啟了西方人對蒙古的認知，使西方人眼中的蒙古觀念由模糊漸趨清晰。西方人對蒙古的認知，主要通過文字記述及地圖認知兩個途徑，而族稱、地理、人群形象等三方面則是這種認知的主線。歷經蒙元、明末清初、康熙三個時期，西方人關於蒙古的知識初顯脈絡，西方人關於蒙古的觀念漸趨成型。

蒙元時期西方人對蒙古的初步認知

13至14世紀是蒙古帝國崛起並征服世界的時代。這一時期，西方人首次到達蒙古地區，並對蒙古的族稱、地理、人群形象形成了初步認識。

西方關於蒙古的記載，最早出現於13世紀20年代。多名我會士尤里安有關蒙古人1235年、1237年西征歐洲東部的報告，是西方有關蒙古人最早的文字材料之一，在其拉丁文報告里，使用了「韃靼」（Tartar）一詞代指蒙古人的族稱。肩負著傳教和與蒙古人結盟使命，分別於1246年、1253年到達蒙古的方濟各會士柏朗嘉賓、魯布魯克，是可考文獻中最早到達蒙古的西方人。雖然他們的使命未能完成，但留下了關於蒙古的詳細著述《Libellus Historicus》、《Itinerary》，即《柏朗嘉賓蒙古行紀》、《魯布魯克東行紀》。此後，還有不少身份不同的西方人到過蒙古，他們留傳至今的有關蒙古的著述有《海屯行紀》、《馬可·波羅遊記》以及方濟各會士約翰·孟德高維諾、鄂多立克、約翰·馬黎諾利等關於蒙古的記述。

上述傳教士及旅行者記述的蒙古見聞，形成了西方人對蒙古族稱、地理、人群形象的初步認識。

首先，以韃靼（Tartary、Tartar）概念指稱蒙古地區和蒙古族群。受拉丁文tartarus一詞及tartare訛寫的影響，與塔塔兒（Tatar）有密切語音學聯繫的韃靼（Tartary、Tartar）一詞，最終以亞洲中部草原的蒙古帝國及蒙古族群的含義被確定下來。儘管這一時期，歐洲也有關於蒙古的其他別名，如：「mongali」 、「mongul」，但以韃靼指代蒙古仍是中世紀歐洲的主流。

其次，西方人對蒙古的方位及地理景觀有了初步的認知。這種認知來源於遊記中對蒙古區位概述性的確定。魯布魯克認為蒙古「從多瑙河延伸至日出之地」。柏朗嘉賓給出了蒙古大體方位及四至，指出蒙古在歐洲「東方偏北的地方」，「契丹人（Kitai）以及肅良哈人（Solangi）地區均位於其東部，南部是薩拉森人（Sarrasins）棲身地，在西部和南部之間是畏兀兒人（Huiur）疆域，西部是乃蠻人（Naiman）的省份，該地區的北部由海洋所環包」。西方人對蒙古地理景觀的認識，只是對其地域遼闊、土地貧瘠、環境惡劣的籠統印象，尚難以構成一幅完整的圖景。

再次，通過對蒙古人的體貌特徵、生活方式、性格特點、信仰的描述，西方人對蒙古人有了一個大體的形象認知。根據記述，蒙古人都是中等身材，長有小腳，「他們頭大，脖子短，胸部很寬，胳膊長，腿短，他們的力氣大的驚人」，「雙目之間和顴頰之間的距離要比其他民族寬闊」，「顴骨格外突出，鼻子扁而小，眼睛也很小，眼睛上翻與眉毛相連結」，尤為可貴的是柏朗嘉賓與魯布魯克都詳細記述了蒙古男子的髡髮，使歐洲確立了辨識蒙古人形象的顯著外在標誌；蒙古人過著茹毛飲血、野蠻可怕的生活，「他們不加區別地吃一切死去的動物」；蒙古人有著對環境超強的耐受與適應力、友好團結、不存在偷盜行為等品質，也有暴躁易怒、狡猾欺詐、貪婪吝嗇、傲慢粗暴、蔑視一切人等性格。蒙古人都信仰萬物有靈的薩滿教，「他們崇拜和敬仰太陽、月亮、火和水，甚至還包括土地。他們每天用最早的第一份飯菜和飲料來供奉他們，而且最喜歡在清晨吃飯甚至飲用東西之前舉行」。長生天是蒙古人最高的信仰，「韃靼人只信仰惟一的一尊神，它是人世間可見和不可見之萬物的締造者，他們認為它是人世間福禍的主宰者」。

來到遙遠陌生的蒙古地區的西方人，初步認識了這個叫「韃靼」的民族。文化差異使其震驚於蒙古的人和事，西方人以其道德標準對蒙古人的性格進行了判斷，為其文化認同的即為優秀品質，反之則為「壞的」品格；在西方人的認識里，蒙古人「壞的」品格遠遠多於優秀品質；西方人從遊記中翔實的資料里確定了蒙古人是信仰偶像的異教徒。

明末清初西方人對蒙古的重新認識

16至17世紀，西方國家藉地理大發現與資本主義興起急切地向東方擴展，以耶穌會士為主的傳教士隨之東來。入華耶穌會士通過中文文獻、地圖等渠道間接獲得了蒙古的信息，並傳回歐洲。在中斷了兩個世紀後，西方再次獲得了關於蒙古的「新知識」。

（一）入華耶穌會士的地圖及著述

明末清初，共有近兩百名耶穌會士入華，其中76人進入北京。耶穌會士主導了西方人對中國的認知。在他們的地圖及著述中，蒙古作為明朝的「他者」出現並被明晰確認。

耶穌會士入華後，根據中西方資料繪製了兩類地圖，一類是為中國所繪製的世界地圖，另一類是為歐洲所繪製的中國地圖。前者主要有利瑪竇的《坤輿萬國全圖》、艾儒略的《職方外紀》、畢方濟的《世界地圖》、楊瑪諾、龍華民所作的地球儀、南懷仁的《坤輿全圖》等。後者有利瑪竇描繪的中國地圖，1656年由法國皇家地理學家尼可拉?桑森?阿貝維爾首次印行；曾德昭的中國地圖，1655年作為其《中華帝國志》英譯本的附圖在倫敦印行；衛匡國的《中國新地圖集》於1655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卜彌格的中國地圖亦由阿貝維爾於1670年重印。在耶穌會士繪製的地圖中，西方人對蒙古的認識逐漸深入，在地圖中大致的確定了蒙古的位置。

在繪製地圖的同時，耶穌會士也把其對蒙古的各種「新知識」寫在著述中。

現在所能發現這一時期最早提到蒙古的耶穌會士資料是一封1555年發自遠東的信，信中的一份書單「China ad Germaniam usque,vel saltem Tartaros diciturpertingere.Aiunt una exparte Germaniam usque pertingere,verum propter frigoris vehementiam ea loca nulli hactenus sunt satis(quod sciam) explorata」（中國到日耳曼，間隔尚未探索且極度寒冷的韃靼地）提到了韃靼（Tartaros）。利瑪竇的《基督教遠征中國史》向西方首次確定了中國即是「契丹」，並且介紹了為防禦「韃靼」而修築的長城。曾德昭的《大中國志》也介紹了長城以北的「韃靼」，並分為東、西、北三個部分。衛匡國的《韃靼戰紀》反映了是時耶穌會士已經能明晰滿洲與蒙古的區別，稱為東、西「韃靼」。魯日滿、聶仲遷在其《韃靼中國史》、《中國歷史》中也將「韃靼」分為東、西兩部分進行敘述。安文思在北京生活多年且掌握滿語及蒙古語，著有《中國新史》，書中他對蒙古歷史及語言等方面的認識更勝於前。湯若望、南懷仁也留下了關於東、西韃靼的文字。這些著述是耶穌會士關於蒙古「新知識」的重要成果。

（二）西方人對蒙古的重新認識

16世紀至17世紀80年代，入華耶穌會士的大量地圖和著述，使西方人對蒙古的認識更了進一步。

首先，確定了蒙古的大致區位。長城是西方人認識蒙古地理的重要參照坐標，在其北面即是「韃靼和韃靼地」。耶穌會士入華前，西方地圖中的長城、「韃靼」多根據傳聞而繪，失實頗多。16世紀，長城及「韃靼」在西方的地圖中逐漸清晰。通過入華耶穌會士所繪的地圖，西方人第一次確定了蒙古在世界的區位。在利瑪竇的《坤輿萬國全圖》中，長城位於西起寧夏東到開平的北緯42°一線；位於長城以北的「韃靼」的各種信息被標註出來，可以大致確認其地理上的邊界四至，只是「韃靼」區域內的山脈、水系有很大的誤差。在衛匡國的《中國新地圖集》中，明朝的北部邊界長城在北緯40°一線，「韃靼」位於長城以北；在「韃靼」地區，有一從東北延伸至西南的帶狀沙漠，有簡略的山脈、水系標註。由於這一時期沒有耶穌會士能前往蒙古地區實地測量，地圖中關於蒙古的區域僅能提供一種經緯線下抽象和概括的定位。儘管如此，這也是西方人對蒙古及亞洲空間認知的一個巨大進步。

其次，對蒙古與「韃靼」進行了辨析。耶穌會士入華後，對蒙古認識逐漸深入。利瑪竇概述性介紹了長城以外的游牧民族「韃靼」。衛匡國明確區分了東、西「韃靼」，「我把居住在北部著名的長城外的民族叫做韃靼人」，「在這個名稱下，不僅包括西部韃靼，也包括我們歐洲至今不知道的東部韃靼人」。他在前人的基礎上真正的確認「西韃靼」與成吉思汗一脈相承的淵源及其與帖木兒的聯繫，「古代西部韃靼人在差不多征服全亞洲後，向中國發起戰役，但這些事是在偉大帖木兒蘭時代之前」。在南懷仁1680年以前的信札中，我們能看到他對長城外北方民族的認識已經很深刻了。在其記述中已經對蒙古的地理、歷史、生活方式等都有所掌握，「包括全亞洲北部的韃靼地被中國人分為東、西兩部。兩者的居民大多是放牧羊群等牲畜的游牧民，住在帳篷里。但西韃靼比東韃靼要強大的多，因為他們佔據了北京省邊境和蒙古、波斯及莫斯科諸地之間的土地；他們在聖路易士（Saint Lewis）時完全佔領了這片土地」。這些辨析為耶穌會士對蒙古的直接實地考察作了前期準備，使西方人明確了「西韃靼」即是蒙古。

Chinae, olim Sinarum regionis, nova descriptio. auctore Ludovico Georgio. Cum privilegio Imperatoris, Regis, & Brabantiae: ad decennium. 1584.

（1584年出版的巴布達（Barbuda）所著的奧特呂斯（Abraham Ortelius）地圖冊。彼時，地圖上方是東方，左側為南方，右側為北方。右側長城外是韃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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