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權階級的自我毀滅

出處：大浪淘沙，作者：趙皓陽，本文為摘選版

中國封建王朝的興亡有一個內在的周期閉環：土地兼并周期律，「土地兼并一一土地危機一一農民起義一一戰爭消滅大量人口、出現大量荒地——土地所有權的調整( 再分配) 一一安撫流民、開墾荒地——勸課農桑、發展經濟、休養生息一一恢復和繁榮一一土地兼并」。

這一周期律在經濟上的表現為土地兼并，在政治上的表現則為特權階層的擴張。這一特權階層，在不同朝代有不同的表現，在漢朝為外戚和地方豪強，在兩晉南北朝為士族階級，在唐朝為藩鎮武將，在南北宋為文官集團，在元朝為蒙古貴族。

特權階層兩個明顯的趨勢：

第一，特權的膨脹，無論是權力的廣度和強度，都是在野蠻生長的過程中，類似於不可抑制的土地兼并；

第二，特權的去中心化，慢慢的，特權階級的觸手開始深入社會的方方面面，他們之間的利益訴求開始變得多元化，統治精英們已經很難再維繫一個主體意志，伴隨著主體意志土崩瓦解的是特權階級在群體無意識下的盲動，最終的結局就是特權階級的自我毀滅。

有一個很好的比喻來形容特權階層自我毀滅的過程：船底破了個洞開始進水了，如果大家齊心協力搶修很快就能排除險情，但是船上的人反而每個人開始去拆木板了。

但從歷史上來看，每一個王朝的覆滅，都是從特權階級自己挖自己牆角開始的。

北宋時期，冗官、冗兵、冗費和土地兼并、農民起義，是朝廷內部最大的困擾，這也是王安石變法的大背景。失敗的原因一方面確實由於理念過於超前，另一方面是因為變法的利益與整個官僚集團的利益相抵觸，於是「扛著紅旗反紅旗」破壞變法的現象普遍發生。

可以說，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就是來自於官僚集團或有意或無意識的抵制。有意識的抵制就是以破壞新法為目的，就是故意搞砸你，「扛著紅旗反紅旗」，這是政治鬥爭；無意識的抵制就是特權階級無論怎樣都能從政策中找漏洞，滿足自己的一己私慾。

毛澤東是這樣評價王安石的：「在神宗皇帝時代，他搞變法，當時很多人攻擊他，他不害怕。封建社會不比今天，輿論可以殺人，他能挺得住，這一點很不容易做到。」

我們再來看看取代宋朝的少數民族政權是如何「自我毀滅」的。當少數民族貴族取代了文官集團成為了食物鏈頂層的「特權階級」時，許多大領主都成為了地方軍閥，不受朝廷節制，自然也不會出多大力氣打農民軍。

按理說元朝的低賦稅在歷史上都是出了名的，徭役政策也很寬鬆，但無奈地方領主太殘暴、文官集團太腐敗，低賦稅的好處也落不到老百姓頭上。

朱元璋總結元朝過失：「胡元以寬而失，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老朱這話要怎麼理解呢，元朝法律及其寬鬆——不是對老百姓寬鬆，而是對統治階級寬鬆，是對蒙古領主和文官集團寬鬆，寬鬆的法制加劇了吏治的腐敗。朱元璋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他的鐵腕整頓吏治恐怕是封建朝代絕無僅有的——對官員的法律嚴了，老百姓的日子也就好過了。也正因此明初雖然經歷了如靖難之役這樣全國性的戰爭，但依然保持了近一百年的盛世，朱元璋對於文官集團的壓制功不可沒。

歷史上得罪特權階級的人，下場基本都不怎麼好，這就是強行給一群無意識的群體樹立主體意識的下場。而考成法也在第一時間被廢除：我們文官集團不允許出現這麼牛逼的人。

明代是文官政治的巔峰，這是封建時代生產力高度發展的結果，發達的封建經濟自然造就了強壯的士大夫階層。朱元璋一方面借鑒前朝經驗，一方面能夠從底層勞動人民的視角出發，完善了一套限制文官權力的措施，在一定時期內取得了不錯的效果。然而這一措施是建立在君主本人高強度的工作和超高的政治手腕之上的，於是朱元璋死後，文官集團逐漸掌握了政治主動。建立在不信任武將勛貴集團和外戚集團的大前提下（因為文官集團再怎麼樣吃相也相對好看，文官也就爭權奪勢，武將可是懂不懂要砍人的，畢竟漢朝和唐朝的經歷太慘痛，正因為放棄了武將勛貴和外戚，宋明兩朝的皇帝沒有一個死於非命的，也算是出於國家穩定考慮的選擇），能夠制約文官集團的只有宦官集團了。

大明王朝文官集團最後的表演更可謂是「異彩紛呈」，李自成都打到山西了，朝堂上還在相互攻訐，這個說那個改罷免，那個說這個不堪用，還在黨同伐異吵來吵去。崇禎實在是窮得都要當褲子了，讓大臣們捐點錢吧，內閣首輔捐了五百兩，另一位閣員哭窮，說自己是個清官，一兩都捐不出來。剩下的文官有的捐幾百的、有的捐幾十的。崇禎一看文官靠不住，就找到皇親國戚和勛貴，讓他們捐錢，心說改朝換代文官找了個新主子還能做官，但你們跟我大明朝榮辱與共，大明要亡了你們這些個駙馬啊、國丈、公爵侯爵能剩下啥啊，都到了這個關頭捐點錢還不行嗎？

結果呢，這些皇親國戚和勛貴們，一個賽著一個的哭窮，有人聯名上書，有人把家裡的鍋碗瓢盆拿到大街上賣（這不是打皇帝的臉么）。皇帝生氣，點了名要幾個勛貴捐錢，然後這些勛貴為了不捐錢賄賂皇帝身邊的太監，然後太監幾次加碼，結果賄賂的錢比皇帝規定要交的錢都多。皇帝的老岳父——周國丈，在京郊有數萬畝的莊園，在北京鬧市有好幾家黃金位置的門店，崇禎讓他捐十萬兩，他只拿出來一萬兩。皇后都看不下去了，偷偷給了她爹五千兩，意思是讓他深明大義別藏著掖著了，然後周國丈「深明大義」的從皇后五千兩里剋扣了兩千兩，最後交了一萬三千兩給崇禎。

所以，晚明時期的特權階層，真是生動形象地給我們演示了什麼叫做「大家一起拆木板」，除了「自我毀滅」這個詞、。他們就是在幾百年的特權浸淫中，變得貪婪、短視、愚昧、腐朽，對於這些特權階級來說，劉宗敏的皮鞭是他們最好的歸宿。——連十萬兩都不肯出的周國丈，最後李自成從他身上拷掠出了五十二萬兩白銀；那兩個內閣大學士，每一家都乖乖的給李自成送去了幾萬兩。最後李自成從北京各級官員和勛貴處，拷掠出來了七千萬兩白銀，這點錢打個對摺，都夠打三遍「萬曆三大征」了。

崇禎：可拉倒吧，朕的江山已經亡了，說這些有啥用呢。

我們可以看到，在一個這樣的末世，一個大一統的王朝喪失了主體意志，最後剩下的就是分崩離析。

多爾袞入關時，既定目標就是恢復金朝的領土，也就是達到淮河以北就知足了，畢竟滿清入關不過帶了十萬出頭的人馬，多爾袞自己恐怕都沒意識到這些人能夠征服全中國。

多鐸下江南更多是一種「打草谷」的性質，總共就帶了兩萬人，結果滿清兵鋒一至，江北四鎮降了三鎮，揚州剩下一個史可法有句MMP講不出來。大量的漢族正規軍的投降，是滿清政權統一中國、剿滅農民軍的最核心力量。

為啥這些政府軍給明朝打工的時候遇上農民軍一觸即潰，給滿清打工了戰鬥力就像狗一樣的嗷嗷叫了？無他，因為軍餉發的足。明朝那些士大夫們，喂狗都不肯丟骨頭的。

在歷史上，儒家道德的約束是文官特權集團最後的防線，諸如像「孔曰成仁，孟曰取義」「為臣死忠，為子死孝」「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這些話真的是有點用的。然而像錢謙益等人的出現表明了士大夫階層已經徹底撕破了最後的麵皮，他們的墮落是永無下線的。隨著歷史的車輪滾滾前進，文官士大夫階層早已爛在了骨里，只等辛亥革命的一聲炮響教他們做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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