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農業，從「人」開始

文/葛雪松 青年學者

不妨先做一個判斷，傳統農業已經淪為中國最沒有吸引力和競爭力的行業之一！比較直觀的證據很多，每逢春節就要討論一次的農村衰敗，見諸報端的關於留守兒童與農村空巢老人的報道。這至少意味著，絕大多數健康優質的農村勞動力是不會選擇務農的。而另一方面，全國政協常委、中央農業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錫文也指出中國農業面臨的四大問題：「首先，日益喪失國際競爭力，表現在農產品的價格普遍高於國際價格，進口日增；其次，農產品的生產成本普遍高於國際水平，農業生產率的提高十分緩慢；其三，農業越來越依賴於政府的財政補助才能生存；其四，生態環境惡化，農業對資源環境的壓力越來越大。」

分析城鄉二元經濟的重要理論工具就是劉易斯拐點，很多學者認為中國已然接近或達到了這一拐點。但從拐點實現條件的經濟學含義來看，農業的邊際勞動產出等於城市工資，農業剩餘勞動力無限供給時代的結束。這一現象將意味著城鄉收入差距的收斂和農業邊際產出接近城市工資。這與我們觀察到的現象和城鄉收入擴大的數據嚴重不符。

究其原因，美國三一學院文貫中教授認為，要素市場不自由是導致中國農業和農民問題的主要因素。具體說來，中國當前的戶籍制度和土地制度，導致了絕大多數農民工無法市民化，在福利、教育等重要問題上的非市民化歧視迫使農民工無法在城市紮根。土地用途、供給的政府管制又造成了高企的房價，讓農民工沒有能力融入城市。而農業用地交易的多重限制（產權界定、可交易程度和所謂18億畝紅線等），又使得農業本身的高效發展無從進行，通過規模化和資本化來提升農業現代化的空間被土地交易的多重限制鎖死，使得中國農業競爭力急劇下降。

從正常的劉易斯拐點的實現條件來看，農業部門在與工業和服務業競爭勞動力的過程中，必然會帶來自身的發展。為此，安邦智庫創始人陳功先生還專程去美國北達科他州考察了美國第一產業的發展情況。

北達科他州位於美國北部，與加拿大接壤，農業是最主要的產業，亞麻籽、小麥、大麥、葵花籽等11種農作物產量均名列全美第一，農業產值在全州經濟中所佔比重高達25%(約為美國平均水平的4倍)，農民占該州就業人數的24%(美國的平均比例還不到2%)。也就是說，這個州的四分之一人口，都是板上釘釘的農民，整個GDP的四分之一，也全靠農業。

陳功先生的調研手記顯示：農業水平的高低與人口素質關係很大，以當地典型農戶格雷格一家為例，他必須同時兼具，農民、經理、會計、機械師、焊工、木匠、獸醫、化學家、農藝師、教師(向幫工演示如何當農民)、市場營銷師、投資者、餐館老闆(格雷格家與別人合作在華盛頓開了一家高檔餐館，專門經營北達科他州的本地菜)、電工等等職業。而這個家庭倉庫里堆放的農業機械同樣令人眼花繚亂，美國農業機械化普及程度高，看來確實名不虛傳。聯合收割機、四輪驅動拖拉機、風鑽機、農用軌道拖車、捆草機、播種機……，所有這些農業機械的總價值大約僅為22萬美元。相當於132萬人民幣左右，與一輛路虎越野車的價格差不多。

中美兩相比較，可想而知農業的現代化離不開人力資源的現代化。當中國農業已經淪為農村優質勞動力所不願從事的行業，當中國農村已經淪為老弱病殘的集中營時。我們距離城鄉差距逐漸收斂的劉易斯拐點還有很大的區別。從社會學視角來看，橄欖形結構是普遍公認的穩定結構，成熟發達的社會都是以大量中產階級的存在為標誌的。根據清華大學李強教授的研究，最新的人口普查數據表明，中國社會呈現典型的到丁字形結構，即相對貧困的底層階級佔據龐大的人口比例，這種結構非常不利於社會穩定。

從這些底層社會成員的構成來看，農村人口依然佔有絕對多數。以當前的城市政策來看，能夠成功融入城市社會的農民工家庭少之又少，大多數農民工在喪失競爭力的年齡時返鄉將積聚更大的社會問題。一方面，當前的農村發展缺乏現代化農業的升級和規模積聚。另一方面，務工人員的二代子女在不同生存環境下的自我認知和權利公平意識的有限覺醒，都將成為民粹主義的溫床。不難看出，創造底層社會的上升通道是維護社會穩定的當務之急。

如何讓農民和農民工群體的工作和生活有一個更為明確的發展路徑，社會各界已經有很多研究和建議，從人力資源素質提升的角度來討論這個問題還不夠充分。

一個有競爭力的農村，需要現代化農業的發展，更需要較高素質的農業人才，產業和人才的發展可以兩相促進。產業的現代化離不開資本的介入，創新土地流轉制度會讓資本有長期經營的信心。但鑒於農村教育的相對不足，培養合格的農業工人和相對穩定的職業發展體系是現代農業必須要有的投入。

職業發展路徑的缺乏，也是困擾農民工群體的融入城市的障礙之一。在其它行業中，隨著經驗和技能的積累，都有相對的晉陞通道讓人力資源實現增值和積累。而農民工群體所從事的加工製造業流動性大，難以實現自身價值的積累和提升。在產業升級的過程中，中國企業也面臨著職業技能培訓缺失的困境。如何利用好這個契機，讓企業的轉型升級成為高級藍領技術工人職業培養體系的建立的動力，這有利於為低收入群體打開一條融入城市、進步發展的可行路徑。

政府對市場化人力資源的培養方向固然是無的放矢，然而通過減稅、補貼等方式扶植和激勵企業的職業培訓和體系建立，有利於為農民階層的職業發展營造可期許的職業生涯發展通道，或許可以成為引導農業現代化、農民工市民化的可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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