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乾：一代才女林徽因

哲理 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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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三年深秋的一個下午，我照例到文科樓外的閱報欄去看報。那時我住在臨湖的六樓，是個剛從輔仁英文系轉到燕京新聞系的三年級生。報欄設在樓前，有兩架：一邊張貼著北平的《華北日報》和《晨報》，另一邊是天津的《大公報》和《益世報》。忽然，在《大公報·文藝副刊》版盡底下一欄，看到《蠶》和我的名字。那是前不久我寄給沈從文先生請他指教的，當時是準備經他指點以後再說的——倘若可以刊用，也得重抄一遍。如今，就這麼登了出來，我自是喜出望外。儘管那是把五千字的東西硬塞進三四千字的空間里——也就是說，排字工人把鉛條全抽掉，因而行挨行，字挨字，擠成黑壓壓一片。其實，兩年前當熊佛西編《晨報》副刊時，他也登過我的一些短文，記得有一篇是談愛爾蘭小劇院運動的。然而這畢竟是自己的創作第一次變成了鉛字，心裡的滋味和感覺彷彿都很異樣。

然而還有更令我興奮的事等在後面呢！

幾天後，接到沈先生的信（這信連同所有我心愛的一切，一直保存到一九六六年八月），大意是說：一位絕頂聰明的小姐看上了你那篇《蠶》，要請你去她家吃茶。星期六下午你可來我這裡，咱們一道去。

那幾天我喜得真是有些坐立不安，老早就把我那件藍布大褂洗得乾乾淨淨，把一雙舊皮鞋擦了又擦。星期六吃過午飯我蹬上腳踏車，斜穿過大鐘寺進城了。兩小時後，我就羞怯怯地隨著沈先生從達子營跨進了總布衚衕那間有名的「太太的客廳」。那是我第一次見到林徽因。如今回憶起自己那份窘促而又激動的心境和拘謹的神態，仍覺得十分可笑。然而那次茶會就像在剛起步的馬駒子後腿上，親切地抽了那麼一鞭。

在去之前，原聽說這位小姐的肺病已經相當重了，而那時的肺病就像今天的癌症那麼可怕。我以為她一定是穿了睡衣，半躺在床上接見我們呢！可那天她穿的卻是一套騎馬裝，話講得又多又快又興奮。不但沈先生和我不大插嘴，就連在座的梁思成和金岳霖兩位也只是坐在沙發上邊吧嗒著煙斗，邊點頭讚賞。給我留下印象的是，她完全沒提到一個「病」字。她比一個健康人精力還旺盛，還健談。

那以後，我們還常在朱光潛先生家舉行的「讀詩會」上見面。我也跟著大家稱她做「小姐」了，但她可不是那種只會抿嘴嫣然一笑的嬌小姐，而是位學識淵博、思想敏捷，並且語言鋒利的評論家。她十分關心創作。當時南北方也頗有些文藝刊物，她看得很多，而又仔細，並且對文章常有犀利和獨到的見解。對於好惡，她從不模稜兩可。同時，在批了什麼一頓之後，往往又會指出某一點可取之處。一次我記得她當面對梁宗岱的一首詩數落了一通，梁詩人並不是那麼容易服氣的。於是，在「讀詩會」的一角，他們抬起杠來。

一九三五年七月，我去天津《大公報》編刊物了。每個月我都到北平來，在來今雨軒舉行個二三十人的茶會，一半為了組稿，一半也為了聽取《文藝副刊》支持者們的意見。小姐幾乎每次必到，而且席間必有一番宏論。

三六年我調到上海，同時編滬津兩地的《文藝副刊》。那是我一生從事文藝編輯工作最緊張、最興奮，也是最熱鬧的一年。那時，我三天兩頭地利用《答辭》欄同副刊的作者和讀者交談。為了使版面活躍，還不斷開闢各種「專欄」。我幹得尤其起勁的，是從理論到實踐去推廣書評。什麼好作品一問世，無論是《日出》還是《寶馬》，我都先在刊物上組織筆談，然後再請作者寫創作那部作品的經驗——通常一登就是整版。我搞的那些嘗試，徽因都熱烈支持，並且積极參加。

那一年，我借《大公報》創刊十周年紀念的機會，除了舉辦文藝獎金，還想從《文藝副刊》已刊的作品中，編一本《大公報小說選》。誰來編？只有徽因最適當，因為從副刊創辦那天起，她就每一期都逐篇看，看得認真仔細。我寫信去邀請，她馬上慨然答應了，並且很快就把選目寄到上海。她一共選了三十篇小說，有的當時已是全國聞名的作家了，如蹇先艾、沙汀、老舍、李健吾、張天翼、凌叔華，有的如宋翰遲、楊寶琴、程萬孚、雋聞、威深等，當時並不大為人所知。

她還為這本選集寫了一篇「題記」，其中她指責有些作家「撇開自己熟識的生活不寫……因而顯露出創造力的缺乏，或藝術性的不真純」。她號召作家們應「更有個性，更真誠地來刻畫這多方面的錯綜複雜的人生，不拘泥於任何一個角度」。她還強調作品最主要的是誠實，她認為誠實比題材新鮮、結構完整和文字的流麗更為重要。

記得一九三六年她向良友公司出版的《短篇佳作集》推薦我的《矮檐》時，曾給我寫過一封長信，談這個「誠實」問題。可惜所有她的信都於一九六六年八月化為灰燼了。這裡我只好借用她在一九三六年五月七日從北平寫給她的美國好友費正清夫人(費慰梅)的一封信：

對，我了解你對工作的態度，我也正是那樣工作，雖然有時和你不盡相同。每當一個作品純粹是我對生活的熱愛的產物時，我就會寫得最好。它必須是從我的心坎里爆發出來的，不論是喜還是悲。必得是由於我迫切需要表現它才寫的，是我所發覺或熟知的，要麼是我經過思考才了解到的，而我又十分認真、誠懇地想把它傳達給旁人的。對我來說，「讀者」並不是「公眾」，而是比戚友更能了解我，和我更具有同感的；他們很渴望聽我的訴說，並且在聽了之後，會喜，會悲。

從八十年代張辛欣的小說看，家務同婦女的事業心之間的矛盾，似乎是永恆的。在同一封信里，三十年代的女作家林徽因也正因此而苦惱著：

每當我做些家務活兒時，我總覺得太可惜了，覺得我是在冷落了一些素昧平生但更有意思、更為重要的人們。於是，我趕快乾完手邊的活兒，以便去同他們「談心」。倘若家務活兒老乾不完，並且一樁樁地不斷添新的，我就會煩躁起來。所以我一向搞不好家務，因為我的心總一半在旁處，並且一路上在咒詛我干著的活兒——然而我又很喜歡干這種家務，有時還幹得格外出色。反之，每當我在認真寫著點什麼或從事這一類工作，同時意識到我在怠慢了家務，我就一點也不感到不安。老實說，我倒挺快活，覺得我很明智，覺得我是在做著一件更有意義的事。只有當孩子們生了病或減輕了體重時，我才難過起來。有時午夜捫心自問，又覺得對他們不公道。

「七·七」事變那天，當日本軍人在盧溝橋全面發動侵略戰爭時，這對夫婦正在山西五台山一座古廟裡工作著哪。徽因談起來非常得意，因為那天是她從一座古寺的罩滿灰塵和蜘網的樑上，發現了迄今保存得最完整的古老木結構的建造年月。

親愛的北平踐踏在侵略者的鐵蹄之下了。思成和徽因當然決不肯留在淪陷區。像當時北平的許許多多教授學者一樣，他們也逃出敵占區。

一九三七年深秋，我們見過一面，在武漢還是長沙，現在記不清了。當時我正在失業，準備隨楊振聲師和沈先生去大西南後方。那時同住在一起的，記得還有丁西林、朱自清和趙太侔三位先輩。後來買到了汽車票，我們就經益陽去了沅陵。

我們去湘西後不久，長沙就開始被炸。那時，徽因同思成正好在那裡。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她在致費正清夫婦的信中寫道：

昨天是長沙第一次遭到空襲，我們住的房子被日本飛機炸了。炸彈就落在離我們住所的大門約十五碼的地方。我們臨時租了三間房。轟炸時，我媽媽、兩個孩子、思成和我都在家，兩個孩子還在床上生著病。我們對於會被炸，毫無準備，事先也完全沒發任何警報。

誰也不知道我們怎麼沒被炸個血肉橫飛的。當我們聽到落在左近的兩顆炸彈的巨響時，我同思成就本能地各抱起一個孩子，趕緊奔向樓梯。隨後，我們住的那幢房子就被炸得粉碎。還沒走到底層，我就隨著彈聲摔下樓梯，懷裡還抱著小弟。居然沒受傷!這時，房子開始坍塌，長沙的大門、板壁、甚至天花板上都嵌有玻璃，碎片向我們身上墜落。我們趕緊衝出旁門——幸而院牆沒倒塌。我們逃到街上。這時四處黑煙瀰漫。

當我們正撲向清華、北大、南開三家大學合挖的臨時防空壕時，空中又投下一顆炸彈。我們停下了腳步，心想，這回准跑不掉了。我們寧願一家人在一起經歷這場悲劇，也不能走單了。這顆炸彈落在我們正跑著的巷子盡頭，但並沒爆炸。我們就從碎玻璃碴里把所有的衣物（如今已剩不下幾件了）刨了出來，目前正東一處西一處地在朋友們家裡借住。

抗戰期間，有個短時期我們曾同住在大後方的昆明。當時，我同楊振聲師、沈從文先生住在北門街，徽因、思成和張奚若等則住在翠湖邊上。她有個弟弟在空軍里。那時，她家裡的常客多是些年輕的飛行員。徽因就像往時談論文學作品時那樣，充滿激情地談論著空軍英雄們的事迹。我也正是在她的鼓勵下，寫了《劉粹剛之死》。

三八年夏天我去香港繼續編《文藝副刊》，她仍然遙遙地給我指點和支持。三九年，我去英國了，這一別就是七年。

一九四七年我從上海飛到北平。事先她寫信來說，一定得留一個整天給她。於是，我去清華園探望她了。

當年清華管總務的可真細心，真愛護讀書人。老遠就看到梁思成住宅前豎了塊一人高的木牌，上面大致寫的是：這裡住著一位病人，遵醫囑她需要靜養，過往行人，請勿喧嘩。然而這位「病人」卻經常在家裡接待賓客，一開講就滔滔不絕。

徽因早年在英國讀過書，對那裡的一切她都熟稔，關切。我們真地足足聊了一個整天。

徽因是極重友情的。關於我在東方學院教的什麼，在劍橋學的什麼，在西歐戰場上的經歷，她都一一問到了，而她也把別後八年她們一家人的經歷，不厭其詳地講給我聽。

最令她傷心的一件事是：一九三七年她們全家南下逃難時，把多年來辛辛苦苦踏訪各地拍下的古建築底片，全部存在天津一家銀行里。那是思成和她用汗水換來的珍貴無比的學術成果。她告訴我，再也沒有想到，天津發大水時，它們統統被泡壞了。

關於友情，這裡我想再引徽因在勝利後返北平之前，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從昆明寫給費慰梅的信：

我終於又來到了昆明！我來這裡是為了三件事，至少有一樁總算徹底實現了。你知道，我是為了把病治好而來的，其次，是來看看這個天朗氣清、熏風和暢、遍地鮮花、五光十色的城市。最後但並非最不關緊要的，是同我的老友們相聚，好好聊聊。前兩個目的還未實現，因為我的病情並未好轉，甚至比在重慶時更厲害了——一到昆明我就卧床不起。但最後一樁我享受到的遠遠超過我的預想。幾天來我所過的是真正舒暢而愉快的日子，是我獨自住在李庄時所不敢奢望的。

我花了十一天的工夫才充分了解到處於特殊境遇的朋友們在昆明是怎樣生活的，……加深了我們久別後相互之間的了解。沒用多少時間，彼此之間的感情就重建起來並加深了。我們用兩天時間交談了各人的生活狀況、情操和思想。也暢敘了各自對國家大事的看法，還談了個人家庭經濟以及前後方個人和社會的狀況。儘管談得漫無邊際，我們幾個人（張奚若、錢端升、老金和我）之間也總有著一股相互信任和關切的暖流。更不用說，忽然能重聚的難忘時刻所給予我們每個人的喜悅和激奮。

對於勝利後國民黨發動內戰，徽因是深惡痛絕的。寫這封信之前不久，她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從重慶寫給費正清的一封信里，談到自己當時的悲憤之情。

正因為中國是我的祖國，長期以來我看到它遭受這樣那樣的罹難，心如刀割。我也在同它一道受難。這些年來，我忍受了深重的苦難。一個人畢生經歷了一場接一場的革命，一點也不輕鬆。正因為如此，每當我察覺有人把涉及千百萬人生死存亡的事等閑視之時，就無論如何也不能饒恕他……我作為一個「戰爭中受傷的人」，行動不能自如，心情有時很躁。我卧床等了四年，一心盼著這個「勝利日」。接下去是什麼樣，我可沒去想。我不敢多想。如今，勝利果然到來了，卻又要打內戰，一場曠日持久的消耗戰。我很可能活不到和平的那一天了（也可以說，我依稀間一直在盼望著它的到來）。我在疾病的折磨中就這麼焦躁煩躁地死去，真是太慘了。

從這段話不難推想出，一九四九年徽因看到了民族的翻身，人民的解放，是怎樣地喜出望外。

開國前夕，我從香港趕到北平。當時思成和徽因正在投入國徽的設計。他們住在清華園，每天都得進城來開會。幸而思成當時有輛小型轎車。他的殘疾就是在去美國留學前遇上車禍造成的，但他並沒有因而害怕開車。兩個人就這樣滿懷激情，在為著革命大業而發揮著他們的才智。

我同徽因最後一次見面，是在二次文代會上。有一天在會場上，她老遠向我招手。我坐到她身邊，握握她的手，叫了她一聲：「小姐。」她不勝感慨地說：「哎呀，還小姐哪，都老成什麼樣子啦。」語調怪傷感的。我安慰她說：「精神不老，就永遠也不會老。」

但僅僅過了一年，噩耗就傳來了。

這位出身書香門第，天資稟賦非凡，又受到高深教育的一代才女，生在多災多難的歲月里，一輩子病魔纏身，戰爭期間顛沛流離，全國解放後只過了短短六年就溘然離去人間，怎能不令人心酸！我立即給思成去了一封弔唁信。思成的回信我原以為早已燒毀於一九六六年八月那場火災，但據文潔若說，十一年前它曾奇蹟般地重新出現過一次。

一九七三年，文物局發還了一些十年動亂期間查抄的書物。當時我們全家人擠在東直門內一條小巷的一間八米斗室里，文潔若只得「以社為家」，住在辦公室，還把家中堆不下的書也放在一隻破柜子里。一天，她偶然發現一本書中夾著這封信，她還重讀了一遍。信一共有兩頁，是用蠅頭小楷直書的，字跡非常工整。思成首先感謝我對他的慰問，並說他一直在害病，所以拖了這麼久才寫回信。徽因與世長辭時，他自己也正住在同仁醫院，躺在她隔壁的病房裡。信中以無限哀思回憶了他們共同生活和工作過來的幾十年，是一位丈夫對亡妻真誠而感人的讚頌。可惜這次動手寫此文時，怎麼也沒找到這封珍貴的信。

八三年我第三次訪美之際，除了在聖迭戈承卓以玉送來徽因年輕時的照片兩幀，又蒙費正清贈我一本他的自傳《五十年回憶錄》，其中有一段描繪抗戰期間他去李庄訪問思成和徽因的情景。

徽因瘦極了，但依舊那麼充滿活力，並且在操持著家務，因為什麼事她都比旁人先想到。飯菜一樣樣端上。然後，我們就聊起來。主要是聽徽因一個人談。傍晚五點半，就得靠一枝蠟燭或者一盞油燈來生活了。八點半就只好上床去睡覺。沒有電話，只有一架留聲機和幾張貝多芬、莫扎特的唱片。有熱水瓶，可沒有咖啡。毛衣也不少，就是沒有一件合身的。有被單，但缺少洗滌的肥皂。有筆，可沒有紙。有報紙，可都是幾天以前的。

最後，費正清慨嘆道：

住了一個星期，大部分時間我都在患重感冒，只好躺在床上。我深深被我這兩位朋友的堅毅精神所感動。在那樣艱苦的條件下，他們仍繼續做學問。倘若是美國人，我相信他們早已丟開書本，把精力放在改善生活境遇上去了。然而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中國人卻能完全安於過這種農民的原始生活，堅持從事他們的工作。

這個集子里所收的作品，從數量上來說，同徽因從事文藝寫作的漫長歲月確實是很不相稱的。一方面，這是由於她一生花了不少時間去當啦啦隊，鼓勵旁人寫，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她的興趣廣泛，文藝不過是其中之一。她在英美都學過建築，在耶魯大學還從名師貝克爾教授攻過舞台設計。我在她家裡曾見過她畫的水彩，一九三五年秋天曹禺在天津主演莫里哀的《慳吝人》時，是她擔任的設計。

我不懂建築學，但我隱約覺得徽因更大的貢獻，也許是在這一方面，而且她是位真正的無名英雄!試想以她那樣老早就被醫生宣布患有絕症的瘦弱女子，卻不顧自己的健康狀況，陪伴思成在當時極為落後的窮鄉僻壤四處奔走，坐騾車，住雞毛小店，根據地方縣誌的記載去尋訪早已被人們遺忘了的荒寺古廟。一個患有殘疾，一個身染重痼，這對熱愛祖國文化遺產的夫婦就在那些年久失修、罩滿積年塵埃的廟宇里，爬上爬下(樑柱多已腐朽，到處飛著蝙蝠)去丈量、測繪、探索我國古代建築的營造法式。費慰梅在她的《梁思成小傳》中曾引用梁思成於一九四一年所寫而從未發表過的小結說：截至一九四一年，梁思成所主持的營造學社已經踏訪了十五個省份里的兩百個縣，實地精細地研究了兩千座古建築，其中很大一部分林徽因大概都參加了的。

徽因的這些作品，有一部分是我經手發表的，如《模影零篇》。我不懂詩，但我十分愛讀她的詩。她的小說，半個世紀前讀的，至今仍留有深刻印象。這裡，我再一次表示遺憾：她寫得太少、太少了。每逢我聆聽她對文學、對藝術、對社會生活的細膩觀察和精闢見解時，我心裡就常想：倘若這位述而不作的小姐能像十八世紀英國的約翰遜博士那樣，身邊也有一位博斯韋爾，把她那些充滿機智、饒有風趣的話一一記載下來，那該是多麼精彩的一部書啊!

一九八四年七月三日

來源：蕭乾《林徽因文集》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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