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經」和「史」的疑問

最新 07-19

文 / 徐李穎

思想混亂是經史斷裂造成的？

鄭永年教授在7月4日發表於《聯合早報》的文章《「經史」斷裂與中國歷史的未來》提出了一個很有趣的觀點。

他認為中國當今意識形態的混亂，是因為歷史書寫傳統的斷裂，而「經」是寫「史」的「理論」「原則」和「指導思想」，「經」所代表的價值觀念的斷裂，影響到「史」的書寫；反過來，不寫「史」就無法從傳統中尋找到適合中國的意識形態，也就是「經」。

作者舉出的例子就是《清史》和《民國史》至今沒有修成，並認為問題出現在對修史的主導思想上，大家缺乏共識。

細思之後，我對這一觀點產生一些疑問，提出來跟大家探討。

何謂盛世？

中國傳統上確實有盛世修典、盛世修史的慣例。但是何謂盛世？是GDP高居榜首？是軍事實力遙遙領先？是經濟發展呈現兩位數增長？

又或者盛世並沒有絕對標準，更多的是一種主觀感受？當今中國整體生活水平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但是，貧富差距依然很大，階層固化日益嚴重，社會矛盾層出不窮。對某些人來說，這已然是盛世；對另外一部分人來說恐怕距離盛世依然遙遠。

修史就能找到指路燈？

中國人修史，一般是修前朝史，既是為了給當下的執政者尋找法理依據，也是為了知道興衰更替並引以為鑒，從這兩點出發，修《清史》《民國史》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是為了從傳統文化中為中國尋找出路，尋求適當的意識形態，又何必非得清朝和民國。被稱為「軸心時代」的春秋戰國，諸子百家各抒己見，思想井噴，留下取之不竭的精神財富。

東漢之後統治者獨尊儒術，十三經是南宋時才確立的儒家核心經典，二十四史是否都是在這些「經」的指導原則下書寫的，本身就是巨大的疑問。儒家與政治糾纏不清，佛與道卻在政治之外扮演著精神救贖的角色。儒釋道三家共同撐起了中國人的生活、思想、意識和追求。

在漫長的歷史中，中國文化雖然泥沙俱下，但每個時期都有可以借鑒之處，西漢的黃老之治、唐朝的海納百川、宋代的市民經濟。如果僅靠修《清史》和《民國史》就能夠給中國找到更先進的意識形態、在混亂中找到指路明燈，是不是有點兒過於容易了？

傳統史觀的挑戰

中國雖然有著漫長的書寫歷史的傳統，但這這種傳統史觀在西學東進後受到了巨大的衝擊。縱觀二十四史，基本上是帝王將相史，是重要歷史事件史，是官方主導的單一維度的歷史。

這樣的歷史觀受到了西方史學界「自下而上」歷史觀的衝擊。在中國正史中，作為歷史主體的老百姓被完全忽視，普通民眾生活徹底隱身，這樣的歷史真的能夠反映歷史的真相嗎？

當代史學認為，歷史是個複雜的概念，既包括真實發生過的歷史、記憶和傳說中的歷史，以及重構後的歷史。歷史研究早已上升到歷史哲學的視角來重新審視人類走過的道路。

早在一百多年前，梁啟超就發表了著名的《新史學》，抨擊了以往帝王將相的歷史。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以顧頡剛、胡適、錢玄同為主的「古史辨派」開始採用文字訓詁的方式對傳統經典進行「疑古辨偽」。顧頡剛也把研究的範圍擴大到方言、歌謠、唱本、謎語、諺語、風俗等傳統歷史之外的內容。古史辨雖然有缺陷，但極大地促進了史學思想的解放。

之後，歷史學家開始越來越多地利用考古資料重述上古時，並與社會學、人類學、語言學、經濟學合作，不斷擴大歷史研究和歷史書寫的深度與廣度，史學流派競相爭鳴。隨著社會史學的興起，歷史研究早已不局限於自上而下的正史、官方史。史學的書寫也變得更加多元，層次更加豐富。

官修史書，「公正」史書？？？

回顧過去二三十年中國的社科類圖書，關於清史、民國史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了。

距離當代越近的朝代，資料也越多，除了官方史料、皇帝奏摺，還有文人著作、戲曲小說、賬本族譜、儀式信仰、童蒙課本、書信賬單……挖掘不完的研究資料，討論不完的研究課題。清朝、民國的歷史尚有太多太多的疑問等待解答。

能不能寫出《清史》《民國史》，並不是「經」的問題，而是官修歷史，是否還有必要的問題；即便需要一部統一完整的前代史，恐怕也難有一種萬全的書寫方式讓大部分歷史學家們滿意。

歷史研究和歷史書寫早已變得立體多面、層次豐富。是否存在一部「公正」的史書的觀念也早已經被歷史學界所拋棄。

思想碰撞的時代

狄更斯在《雙城記》開篇說「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這是信仰的時代，這是懷疑的時代」。

用在當今的史學界，西方歷史哲學與中國傳統寫史經驗相互碰撞、交融；新的史學觀念正在打破學科的壁壘，而傳統的研究方法依然是強有力的研究工具。

在這樣一種看似混亂的狀態，卻是最有可能碰撞出新的火花的年代。

這樣的時代，真的還需要用「經」來指導「史」，用「史」來闡述「經」嗎？

——原文刊於《聯合早報》7月17日言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