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級大國的自我更新：美國是如何實現大炮和黃油二者兼得的？

讓美國具有高額勞動生產率的不是戰爭，不是政府指令，也不是極度的民族緊迫感，而是大規模生產的奇蹟。一旦它得到解放，便可以超越任何障礙和一切困難。正是由於美國的工商業，國家的經濟活力才足以讓同時生產槍炮和黃油的夢想得以實現。

（本文摘選自《拼實業：美國是怎樣贏得二戰的》，阿瑟·赫爾曼著，李永學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經出版社授權刊發。編輯：豆姑娘，文章標題、圖片均為編者所加，圖片源於網路。）

戰爭結束了

里士滿造船廠的一切工作都突然停止了。到處遍布著的工廠，它們曾經生產坦克、登陸艇、橡皮艇、炮彈，現在全都陷入了寂靜。在紐約州貝思佩奇（Bethpage）的格魯曼飛機製造廠里，數千名工人曾同時在4個車間生產海軍戰鬥機和魚雷飛機。曾一度有著瘋狂活動的建築物，如今大量空置，顯得奇特又怪異。「就像是在星期天來上班一樣。」一名工人回憶道。

50萬歡樂的人群擁擠在芝加哥街頭慶祝，一名軍人舉著「芝加哥先驅報」報道的日本投降新聞。

聽到日本投降的消息時，比爾·克努森正在德國。在6月1日辭去陸軍軍職後，克努森回到了底特律，那裡曾為他舉行了一次大遊行，花車、樂隊和美國士兵在伍德沃德大道上行進。馬歇爾將軍和戰爭部副部長羅伯特·帕特森在講演台上向克努森致敬，是他將美國武裝部隊建造成史上最偉大的軍事機器的。底特律市長授予他一把城市鑰匙。輪到克努森講話時，他僅僅說了一句：「晚安，我的朋友們，願上帝保佑你們。」

威廉·克努森（1879-1948）曾任福特公司高管、通用公司總裁。因在流水線生產方面的卓越才能得到羅斯福總統的賞識，成為美國陸軍中將，負責二戰期間的軍工生產，為盟軍取得戰爭勝利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1944年、1945年兩次獲美國戰時傑出服務勳章。

日本投降後，鮑勃·帕特森，戰爭部的頭條硬漢，在他五角大樓新裝空調的辦公室里給克努森寫了一封真心實意的信。「對於我來說，你是偉大的美國人，」他寫道，「你從來沒有為自己做過任何事，你所做的一切都只是為了你的國家。你不遺餘力地奉獻著自己。」

但現在，克努森並未真正賦閑。他回家與家人一起才兩天，阿爾弗雷德·斯隆就要求克努森去歐洲看看，歷經盟軍轟炸機和俄國搶掠者的洗禮後，通用汽車公司被損壞的工廠還剩下些什麼東西。7年里，克努森首次能與丹麥的家人說話，並與丹麥國王共進午餐。克努森上一次去歐洲時，希特勒已經稱霸歐洲，戰火即將吞噬世界，對此，美國還未做好準備。現在，隨著最終勝利的消息傳來，克努森肯定會有片刻時間考慮一下他和他的同事們曾經做過些什麼。

昔日榮光

從1940年7月克努森拉開軍備計劃帷幕那一刻起，直至1945年8月，美國生產了價值1830億美元的軍火。飛機和艦船共占軍火總額的一半。

在這5年內，美國的造船廠送入大洋的共有141艘航空母艦、8艘戰列艦、807艘巡洋艦、驅逐艦和護航驅逐艦、203艘潛艇，以及幾乎5200萬噸商船，後者多虧了亨利·凱澤和他的同事們。美國的工廠生產了88410輛坦克和自行火炮、257000門火炮、240萬輛卡車、260萬挺機槍，以及410億發子彈。

至於飛機，自1942年起，美國生產了324750架，平均每天170架。這比蘇聯和英國的產量加起來還要多，儘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提供給這兩位盟友的原材料足夠讓他們的飛機產量分別位居世界第二和第三位。美國不僅武裝了自己的部隊、海軍陸戰隊和水兵，還武裝了自己的盟友：通過《租借法案》，它將價值約500億美元的武裝借給了盟友。當斯大林、羅斯福和丘吉爾於1943年在德黑蘭首次會面時，斯大林舉起酒杯祝酒：「讓我們為美國的生產乾杯。沒有美國生產的武器，我們將輸掉這場戰爭。」這是世界共產主義領導人對美國資本主義力量令人震驚的稱頌。

二戰三巨頭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和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約瑟夫·斯大林坐在雅爾塔會議廳前。

然而，儘管美國做到了所有這一切，它卻一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參戰國中動員程度最低的國家。男性進入武裝部隊的百分比最小。與蘇聯或英國相比，更多的女性待在家裡，而不是去工作，待在家裡的女性超過60%。此外，1944年，在美國全部經濟產出中，轉為備戰工作的只有47%多一點兒。而英國幾乎為60%，德國和蘇聯的更多。與之相比，美國的比例最低，但在產量上超過他國總和，包括日本。

而且，雖然美國在戰爭期間對消費商品實行了限制和配給，但戰時每年的出產量都大於1939年。1945年，與希特勒入侵法國之前相比，美國人吃了更多的肉，買了更多的鞋子和汽油，用了更多的電。正是由於美國的工商業，國家的經濟活力才足以讓同時生產槍炮和黃油的夢想得以實現。

相比之下，超級戰備動員讓歐洲成了一片廢墟，而造成這一切的不僅是盟軍的轟炸。作為納粹的生產大帝，阿爾伯特·施佩爾確實像他曾允諾的那樣，將軍需生產的產量幾乎增加了1倍。但其代價則是僱用了大約170萬非自願的外國工人，包括如奧斯威辛（Auschwitz）和特雷布林卡（Treblinka）集中營的關押人員，將德國及歐洲其他國家的很大一部分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奴隸勞動營。與此同時，將正常的經濟生活吞噬得絲毫不剩。英國的戰爭動員消耗了全國四分之一的財富；若無美國的《租借法案》援助，俄國將不可能實現戰爭動員。正是美國的《租借法案》讓平民和士兵們有了食品和衣物。在戰爭期間，英國人每4頓飯中就有1頓來自《租借法案》的援助。

1945年7月，經歷了盟軍空襲的魯爾區滿目瘡痍，被轟炸過的克虜伯工廠也變成了一片廢墟。克虜伯公司是德國最大的以鋼鐵業為主的重工業公司，二戰前，是全世界最重要的軍火生產商之一。

除了比爾·克努森，任何人都沒有預見到這一點。他從一開始就感覺到，即便歷經了10年的大蕭條，華盛頓政府也不必通過指揮或控制美國經濟來將生產提高到新的高度。政府需要做的只是提出訂單，為工廠擴建提供經費，除此之外不再干預，而是任其發展。情況確實如此，生產量驚人。

美國的經濟生產總額翻了1番，工資上漲了70%。美國工人的生產效率是德國工人的2倍，是日本工人的4倍。後來，批評者們指出，這些數字在戰時與戰前並沒有什麼不同。但這正是關鍵。讓美國具有高額勞動生產率的不是戰爭，不是政府指令，也不是極度的民族緊迫感，而是大規模生產的奇蹟。一旦它得到解放，便可以超越任何障礙和一切困難。這也包括接下來發生的事情。

杜魯門難題：戰後經濟回歸

從1946年開始，近1000萬名參軍的男性和女性將返回家園。他們渴望回歸正常的生活，包括一所房子和一份工作。他們將回歸美國的經濟。但儘管經歷了一年半的再次轉變，這一經濟的重心仍是坦克和飛機生產，而不是有護牆板的房子和冰箱。此外，還有在戰爭時期合作記錄不盡如人意的工會，他們也準備恢復與私營企業管理層的博弈。在汽車行業內，他們要求福特公司和通用汽車公司在戰後的加薪額高達30%。

美國將如何負擔得起呢？現在已習慣於對發生的一切做出預測並為之買單的華府又開始憂心忡忡了。紐約州參議員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公布了一項報告，預言在戰後一段時期內將出現大量失業和嚴重的通貨膨脹，因為美國作戰人員將回歸空蕩蕩的工廠，面對商店中空空如也的貨架。戰爭動員和恢復辦公室（Office of War Mobilizationand Reconversion）的新負責人約翰·斯奈德（John Snyder）提醒杜魯門總統，不要對美國人民「閃爍其詞，要告訴他們真實的情況」。戰爭生產的結束意味著繁榮的終結，並將在1946年春季致使800萬人失業。

美國前總統杜魯門

經濟學家利奧·徹恩（Leo Cherne）認為，這個數字實在過於樂觀。他斷言，失業人數將更接近1900萬。此外，後來成為美國經濟學泰斗的保羅·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教授警告說，除非政府即刻採取行動，否則「將會迎來最長的失業期和任何經濟都將面臨的產業脫節」——這將是一個可以與大蕭條相比的時期。

但其他人卻不這麼肯定。其中一個就是克努森的舊日老闆阿爾弗雷德·斯隆。早在1944年6月，斯隆就在新澤西告訴美國製造商協會（American Manufacturing Association），他預測，戰後世界將不會充斥著失業者們沮喪的樣子和皺著的臉孔，而是煥然一新的美國經濟增長大爆炸，因為工人們昔日將工資存了下來，現在要用它買東西了。

「出於我所說的這種情況，出於這一購買力的龐大凝聚，出於對商品的龐大需求」，斯隆預測了一個非常不同的未來。「如果美國工業向前邁進，並大膽地以無畏精神制訂計劃、擴大業務、提高產能、滿足戰後的需求」，其結果將是國民收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飆升，其程度將遠遠超過任何美國人曾經經歷過的水平。他與克努森在1939年的世界博覽會上提出的對未來的夢想，將在他有生之年實現。

最令人敬畏的經濟增長 & 超級大國

斯隆是對的，災難預言者們錯了。1945年後半年和1946年初，發展只遭遇了短暫挫折，國民總產值有所下降，失業率上升至3.9%。由於取消了對物價的控制，通貨膨脹率增加了20%。

隨後局面就得到了控制。私人資本投資曾在戰時趨於平穩甚至有所下降，但現在從1945年的106億美元增加到了1946年的306億美元，增幅高達2倍，而且再也不曾回落。公司開始轉向資本和債券市場，為他們的戰後風險投資籌集資金。股票價格飆升，到1947年，股份增值92%。正如一位經濟學家所言：「隨著戰爭的結束，幾乎一夜之間，真正的繁榮就回來了。」

事實還證明，每位退役軍人將有3份工作在等著他。絕大多數在飛機製造工廠和鋼廠工作的女性放下了手中的焊接工具，拋卻了工會會員的身份，回歸家庭。通貨膨脹得到緩解，戰時工作的工廠開始學習如何快速轉回民用生產。如冰箱攬勝公司、阿利斯-查默斯以及沃爾特·基德爾（Walter Kidde）一類公司迅速在新的消費者驅動市場上重新立足。4年後，當首批福特汽車、道奇汽車和雪佛蘭汽車從底特律的裝配流水線下線時，顧客排著隊購買。

雷鳥是福特公司第一款私人豪華轎車，1955年首次投入商業化生產。雷鳥很快就成為年輕人的新寵，雷鳥推向市場後，十天內的訂單就超過3,500份。

1947年，美國國內生產毛值達到2310億美元，約與1945年持平。1948年，這一總值增至2580億美元。1949年的數額不變，但隨後，則從1950年的2850億增至1955年的3980億美元。在1948年後的20年內，國民生產總值的年均增長率為4%。正如歷史學家邁克爾·巴龍（Michael Barone）評價的那樣，這是「人類歷史所見證的最令人敬畏的經濟增長」。

這一經濟增長得益於政府債務遠低於應有的水平。這是由於在戰爭期間，人們的收入上漲，連帶國家的稅收增加。聯邦稅收收入在1940年還為50億美元，但到廣島年1則一躍增至490億美元。緊隨其後，1946年，共和黨人和保守派民主黨人聯合提出減稅，國會通過了他們的提案，總統勉強答應。減稅吸引了更多的民間投資，促進了經濟復甦。增長到來得如此之快，以至於美國經濟能夠承受1950年在朝鮮發動戰爭的支出，而沒有因此停頓，並在整個冷戰期間維持了五角大樓的龐大預算。大炮和黃油二者得兼。

雖然美國工業在戰時構築的美國新軍事機構守護著自由世界，但美國戰後的新經濟並沒有限制它的發展。到1960年，美國在全球經濟和戰略方面的主導地位超過了任何國家，無論在以前還是從那時起到現在。耶魯大學的一名政治科學家威廉·T.R.福克斯（William T.R.Fox）杜撰了一個詞來形容美國：「超級大國」。而造成這一切的人卻沒有活著看到這一幕。

歷史遺忘症與凱恩斯理論「奇蹟」

從歐洲回來後，比爾·克努森已經筋疲力盡，但仍願意承擔通用汽車公司的新職責，不過被阿爾弗雷德·斯隆拒絕了。「不，比爾，我很抱歉，」斯隆說，「你知道公司的退休政策。」高管們到65歲自動下崗。退休後，克努森回到巴爾莫勒爾大道（Balmoral Drive）1501號的家中。克努森與一位汽車作家諾曼·比斯利（Norman Beasley）一起撰寫回憶錄，並於1947年出版了這本稍微有點兒雜亂的傳記。

由於他在戰爭期間的無私奉獻，克努森的健康已經受損。克努森的孫女記得，去探望他時，看到的是祖父虛弱的身影，已不是她的家人們在戰前熟悉的那個高大且精力充沛的形象。1947年，美國退伍軍人協會（American Legion）為他主辦了一次晚宴，但他因身體過於虛弱而未能參加。1948年4月27日，世人得知，人稱大個子比爾·克努森的那個人因腦溢血在底特律的家中去世。此時距離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看到法國潰敗的新聞頭條並拿起電話7年零11個月。

「我們所有人，」克努森生前寫道，「在這個世界上都有一項需要履行的義務。」克努森履行了他的義務，成就斐然。但由於他的逝去，人們也遺忘了他曾經做過的事情，其狀況正如一座被酸雨腐蝕的青銅紀念碑。

第二次世界大戰，全世界都遭受戰火的蹂躪，而美國卻出現了戰時的繁榮，這一現象令美國人自己也感到困惑不解。

在戰爭期間，新政派人士和其他一些人被排除在戰時經濟的重大決定之外，他們對此感到失望，於是通過攫取歷史信息的控制權展開報復。他們說：工商業界與戰爭生產的奇蹟毫無關係——事實上根本就沒有什麼奇蹟；所謂奇蹟只不過是整個戰爭期間聯邦政府的巨大資源和廣泛的控制範圍。《美國傳統》（American Heritage）雜誌的編輯布魯斯·卡頓（Bruce Catton）在戰爭歲月中擔任戰時生產委員會的公關官員。他在自己有關這些年代的回憶錄中寫道，在那幾年中，大企業一直要求對他們所作的貢獻給予豐富的報酬，並拒絕接受一份集合了政府、企業和勞工的新的社會契約，即美國版本的社會主義。在這樣的社會主義中，「美國大工業的勞工將上升為大企業所有者的合伙人」，而政府卻偏向「其在危機時刻絲毫不考慮財產權……的權利和義務」。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

在對華盛頓戰爭年代的描述中，卡頓將大企業塑造為蓄意阻撓進步的大反派。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贊同卡頓的描述，同樣發表了自己的論說。他們認為，新政時期的政府干預遠非人們所說的那樣未能復興美國經濟，而戰爭動員所證明的恰恰與此相反。他們聲稱，羅斯福在30年代只不過是花費得不夠而已。3000億美元的戰爭赤字支出完成了新政時期500億美元的未竟之功。此中含義深遠。

凱恩斯主義者宣稱，不論戰爭時期還是和平時期，要實現經濟的增長就得擴大需求，這可通過增加聯邦預算或政府赤字運行，或者以雙管齊下的方式進行。1940-1945年間，工商業只不過是聯邦政府慷慨捐贈的幸運受益人而已。在和平時期，窮人、弱勢群體和老人將成為下一批大筆政府赤字開支的受惠者。曾預測戰爭結束時會出現經濟蕭條的另一位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寫道：「在我們的混合經濟面前將會有著偉大的未來。」

上世紀40年代的美國，一位婦女悠然地走在大街上。

克努森曾迫使華盛頓放棄動員日（M-Day）的幻想，即只要政府按動一處財政開關就能毫不費力地動員戰爭經濟的幻想。如今幻想再次出現，這一次它偽裝成了凱恩斯理論的奇蹟，而不是大規模生產的奇蹟。甚至在戰爭結束之前，凱恩斯的弟子們便在物價局（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商務部（Commerce Department）、預算局（Bureau of the Budget）和財政部（Treasury）佔據要職。當凱恩斯於1944年出席在布雷頓森林（Bretton Woods）舉行的國際經濟會議時，代表們高歌「因為他是個大好人」（「For he』s a jolly good fellow」）來讚頌他。克努森和那些曾使生產成為可能的企業經營者們現已被人遺忘。薩繆爾森在其暢銷書《經濟學》（Economics）一書中用凱恩斯主義理論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做了解釋，將這種遺忘症發展的十分徹底。

英雄落幕

然後，克努森最早招募進行戰備工作的那些人，那些曾捲起袖子白手起家建立自己的公司，用畢生的經歷學習如何更多、更好、更便宜地製造產品的人也隨之消失了。亨利·福特在1947年4月逝世，比丹麥人大個子還要早一年。比爾·傑弗斯，那位從無到有地建立了合成橡膠公司的前鐵路公司職員也在1953年走向了眾生的必然歸宿。登陸艇奇才安德魯·傑克遜·希金斯在此前一年溘然長逝。在克努森需要有人製造勞斯萊斯-梅林發動機時及時作出回應的、那位帕卡德公司的所有者阿爾萬·麥考利，也在同年撒手西歸。

1950年代，反映美國風情的插畫

克努森在1940年夏還曾請考夫曼·T.凱勒幫忙；他在1950年辭去了克萊斯勒公司總裁的職務。就在那一年，在杜魯門總統的注視下，工會與汽車和鋼鐵的大製造商們採取了行動，最後達成協議，允許工人工資和附加福利一年年逐步增長；作為交換，工會將不再組織工人隨機罷工，於是那些公司能知道他們的人工成本的大體狀況。1943年，國會通過法案，人們花在醫療和養老金上的錢將享受聯邦的稅收優惠。凱勒一直留在公司的董事會中，直到1956年。10年後，凱勒也告別人寰。

湯姆·格德勒，凱澤的鍊鋼導師，曾使聯合飛機公司成為大規模生產的巨頭，在1965年與世長辭。1958年的一次心臟病發作讓費利克斯·卡恩在華盛頓的肖漢姆酒店長眠不醒；這裡正是他在六大公司的舊日夥伴設在華盛頓的凱澤備戰工作的總部。

至於克努森的老對手查理·索倫森，他一如既往地頑固和暴躁。1943年12月，亨利·福特二世在接手父親的公司後沒有給索倫森提供任何部門的高級管理職務，鑄鐵查理斷然辭職，轉而前往吉普車製造商威利斯-奧弗蘭公司，負責管理該公司在和平時期的轉產工作，包括對這一最著名的第二次世界大戰陸軍用車進行變形改造，生產更多的版本的工作。

索倫森不止一次與威利斯的董事會發生衝突，但他還是堅持在那裡工作到了1950年。隨後，索倫森退休前往加勒比。他在那裡駕駛著自己心愛的遊艇白雲號（White Cloud）出海，這讓他撫平了自己的許多怨恨。三年後，威利斯公司被賣給了戰爭年代的另一位巨頭：亨利·凱澤。

落日餘暉：舊式企業的自我更新

亨利·凱澤（1882-1967），美國傳奇實業家，被譽為現代美國造船之父。他建立的凱澤造船廠在二戰期間建造了1000多艘「自由輪」和50多艘航空母艦。他創建了凱澤鋁業公司和凱澤鋼鐵公司等，是一百多家公司的創始人。

凱澤是舊日企業家中的最後一批人之一，也是最複雜難懂的一位。

凱澤曾提前4年預測到了戰後的繁榮。凱澤曾在1942年9月這樣告訴一批聽眾：「對於未來的狀況，我們僅能在一瞥間得到某種線索，但久經幽閉的消費需求將得到釋放，讓人們在一切我們知曉如何製作的精巧物件和裝置中尋求自己的滿足。」這些話語恰恰與阿爾弗雷德·斯隆3年前在世界博覽會上的預言遙相呼應。

戰爭結束後，凱澤的一切全方位暴降。凱澤努力為繼續開辦里士滿和波特蘭的造船廠而苦苦掙扎。1946年8月，里士滿3號造船廠仍雇有3500名工人。但10月份，海事委員會正式結束了兩家碼頭的業務。淚流滿面的凱澤告訴他的工人和經理們，他不得不關閉這兩家戰時最為著名的船塢，對此，他「深為痛惜」。但在凱澤的心靈深處已經有了新的打算。

他擴大了鋼和鎂的業務，並在1946年開辦了凱澤鋁業公司（Kaiser Aluminum），該公司第一年的業務便獲利500萬美元。凱澤有為造船廠的工人建造房屋的經歷，這讓他考慮到了戰後參與房屋建設的可能性。凱澤延攬了設計師諾曼·貝爾·格迪斯，創建了價值僅1300美元的預裝配三居室鋼架房屋。格迪斯正是在1939年世界博覽會上為通用汽車公司設計「明日世界」展品的設計師。凱澤創辦了凱澤社區住宅公司，在加利福尼亞州的帕諾拉馬城（Panorama City）等地建造了連綿數英里的龐大郊區住宅。這是成片開發住宅的始祖。

在戰後的光輝閃耀中，人們很容易忘記凱澤帝國曾經的不足。畢竟其中出現過休斯的潰敗，自由輪的裂縫，無處不在但製作低廉、裝甲不足的嬰兒航母——駕駛這些航母的水手稱其為「凱澤棺材」和「單發魚雷艦」。然而，最終讓公眾幡然驚醒的是他進軍底特律汽車工業的災難性風險投資。

正像他曾讓大型鋼廠和大型鋁廠自慚形穢一樣，亨利·凱澤認為，他也可以在製造汽車方面指導福特公司、通用汽車公司和克萊斯勒公司。他掌握了凱澤成功公式中的所有元素。他與威利斯-奧弗蘭見多識廣的老闆約瑟夫·弗雷澤（Joseph Frazer）達成了合作；他與汽車工人聯合會達成了蜜月協議，包括為所有工人提供保健福利金；他還耗資1200萬美元從福特公司買下了一家他可自誇為世界上最大的工廠，這正是查理·索倫森建立的威樓巒工廠；此外，他還有公關機器，《時代周刊》和《生活》雜誌在顯著位置刊登著對他的溢美之詞；他的汽車設計「亨利·J.」低價轎車也備受讚譽。

唯一缺少的是政府的豐厚資金。凱澤知道，讓美國公眾買賬要比讓聯邦政府買賬更艱難。凱澤不得不轉而依賴私人投資者和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並很快發現自己資本不足是個致命的缺陷。凱澤計劃以不到400美元的成本製造亨利·J.，但他在汽車行業的盟友告訴他，這是不可能的。沒有人會買他的汽車。於是，凱澤在阿根廷和巴西開辦了工廠，希望能吸引到拉美的買家。最後，孤注一擲的凱澤再次將威樓巒工廠轉變為飛機製造廠，生產跨洋貨運飛機，復活了老休斯的夢想。

但什麼都沒有成功。心灰意冷的亨利·凱澤不得不在1958年賣掉了他的汽車企業的全部業務。這是一次引人注目的大災難。雖然凱澤在加利福尼亞和他新的第二故鄉夏威夷再次開辦了成功的建築公司，而且凱澤鋁廠仍舊是強大的工業企業，但他作為美國商業奇才的聲譽已經永遠蒙上了污點。

《拼實業：美國是怎樣贏得二戰的》，阿瑟·赫爾曼著，李永學譯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7年出版。

然而，這位年逾六旬的建築大師仍舊一如既往的堅韌不拔、不知疲倦。據凱澤的同事蒂姆·伊（Tim Yee）回憶，他曾與這位老人一起在檀香山工作了一整天，隨即登上一架夜行班機趕回大陸，這就是說，他們在通宵討論業務後還要回到辦公室照常工作。克萊·貝德福德的兄弟蒂姆還記得他們前往巴西的一次旋風之旅。這是為了替凱澤-弗雷澤公司尋找投資人。他們從奧克蘭啟程，經過通宵飛行，清晨在里約熱內盧潮濕悶熱的天氣中走下飛機。蒂姆和凱澤連換衣服或暫住酒店的時間都沒有，而是要去與巴西的顯要人物進行一系列會面，與他們共進午餐、飲酒或抽雪茄。會面直至下午晚些時候方才結束。凱澤認為，貝德福德需要檢查那天上午他們拿出的一些數字，還堅持要他陪他和巴西人去里約的幾家夜總會遊樂。

午夜過後，貝德福德回到酒店重新核算這些數字。早上5點，他一頭撲到床上。兩小時後，電話鈴響了，是凱澤，他整晚都在與東道主聚會。「數字在哪裡？」凱澤想知道。他和貝德福德邊吃早飯邊瀏覽這些數字，然後又同巴西人舉行第二輪會面。亨利·凱澤本人對產品進行了介紹。「他的介紹非同凡響，」蒂姆·貝德福德不得不承認，「他真是讓人難以置信。」

1966年，通常在早晨4點30分起床並給世界各地的同事們打電話的凱澤終於疲倦了。在檀香山島上建築夏威夷·凱（Hawaii Kai）是他最後一項大型建築計劃。在他的第二任妻子阿萊（Ale）的堅持下，凱澤為他84歲的生日瘦身至225磅。但他昔日的幹勁也消失了。他白天躺在床上的時間越來越多。能讓他恢復精神的是他戰爭年代的戰友們的探訪，如他的兒子埃德加和克萊·貝德福德。意識到這一點後，忠誠的阿索隆·奧德韋於1967年2月6日給凱澤去了一封信。

這封信寫到了他們剛剛開始大探險是一起跳下火車那天。

你可能還記得，那是46年前的這個月，當你和我走進雷丁公路處總辦公室的那一天……現在，他們的總部位於議會大廈對面的一座相當大的多層大樓內，佔地約一個街區。可能你還記得，我們第一次到訪時的那位前台接待（她也是接線員）告訴我們，她的腳很冷，於是我們出去給她買了電暖器，當然我們在後來的生意中賺的錢是電暖器的許多倍……

我希望能在你方便的那天去拜訪你幾個小時，這樣我就可以看看你的萌寵計劃，並和你一起嗅嗅泥土的芬芳。此外，我還打算在那裡待上一整天……

奧德韋再也沒有機會拜訪凱澤了。1967年8月下旬，越來越離不開床鋪的亨利·凱澤陷入昏迷，並於8月24日與世長辭。奧德韋是凱澤葬禮上的抬棺人之一。

民主兵工廠的衰落

作為美國工業繁榮時代的標誌，民主兵工廠的光輝日益暗淡。由於20年來不斷向工會讓步，凱澤的鋼鐵公司和鋁業公司也即將遭遇其他美國工業的相同問題：高成本、低產出，外加殘酷的海外競爭。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海外競爭正是來自從日本到德國的地區，凱澤的工程師們戰後曾到那裡去幫助他們安裝新的高效率鍊鋼和造船設施。底特律——民主兵工廠的中心地帶——也即將面臨同樣的命運。從豐塔納到匹茲堡，美國的製造業在走向衰落。「煙囪工業」（smokestack industry）這個詞將很快變成嘲笑甚至是中傷；因為它讓人想起污染、單調的公司宿舍，以及沒有前途的藍領工作。

然而，沒有任何人曾像亨利·凱澤那樣試圖為他的員工做那麼多事情，也沒有哪個公司能像凱澤的永久造船公司那樣，為工人們將來享受的由私人贊助的衛生服務留下了更重要的遺產。這位戴著眼鏡的光頭男子總是露齒微笑；在推動美國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的人中，沒有誰有比他更燦爛、更樂觀的臉龐。

這也是生氣勃勃的比爾·克努森同樣具有的樂觀主義精神：正是因為有著這種精神，美國才能永遠攜帶著它自我創新的種子，具有克服失敗和災難並勇往直前的能力。根據凱澤的孫子亨利·F.凱澤（Henry F.Kaiser）回憶，甚至在彌留之際，凱澤談論的也總是未來，而不是過去。

（本文摘選自《拼實業：美國是怎樣贏得二戰的》，阿瑟·赫爾曼著，李永學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經出版社授權刊發。編輯：豆姑娘，文章標題、圖片均為編者所加，圖片源於網路。）

作者簡介

作者：〔美〕阿瑟·赫爾曼（Arthur Herman），美國著名歷史學家、歷史作家，他的著作風靡歐美，在傳統精英社會有廣泛的影響。很多在政界、軍界、實業界舉足輕重的人物是他忠實的讀者，輿論認為他的著作對美國國策有相當的影響。主要作品有《蘇格蘭：現代世界文明的起點》、《甘地與丘吉爾》（入圍普利策獎）、《麥克阿瑟傳》等。啟蒙編譯所已獲得以上作品的授權，將陸續付梓，敬請關注。

譯者：李永學，啟蒙編譯所簽約譯者，利物浦大學博士，科學家、翻譯家。已出版譯著《旅程：布萊爾回憶錄》《無言的宇宙》《大霧霾：中世紀以來的倫敦空氣污染史》《民主的勝利：西班牙政治變革的進程》等。

出版社介紹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成立於1982年9月，為社會科學類綜合性出版社。本社以出版「嚴肅的思想，典雅的學術」為己任，致力於為廣大讀者提供優良的精神產品。在長期的出版實踐中，我社形成了高端學術著作、歷史文化、心理學、方誌年鑒、教育理論、魔幻文學等出版特色，並多次榮獲國家和上海市的各類圖書獎項，在學術界有較高的聲譽，在圖書市場也有一定的品牌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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