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坤一與戊戌己亥政局（一）

文史 07-19

劉坤一是晚清時期的重要督撫，他以軍功起家，三督兩江，與晚清政局頗多關係，特別是在戊戌以後的政局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以往學界關注較多的是他與東南互保的關係，對其在戊戌己亥政局中扮演的角色，卻少有關注。

事實上，劉坤一在戊戌政變後的大膽直諫，不僅影響了政局的走向，而且為其贏得了聲譽。而從劉坤一對己亥政局的勉力應對中，我們又依稀可見，政變後一意趨舊之清廷與洋務督撫之間的微妙關係。

一、調和兩宮、維持大局

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戊戌政變發生，慈禧太后宣布訓政，百日維新戛然而止。隨之而來的是清廷追捕康、梁，幽禁光緒帝，株連黨人，停廢新政。在朝局翻轉中，趨新之士人人自危，朝廷重臣幾乎無人敢出面諫阻。在此背景之下，劉坤一的言行迥異群僚。

政變後，慈禧太后欲行廢立，劉坤一「持正論」，保護皇上。據八月二十一日張謇日記記曰：「聞榮祿有密電，事大可駭，新寧持正論雲。」這裡，張謇所說的駭人大事即指「廢立」，但張沒說劉坤一的「正論」為何。而從九月二十一日皮錫瑞日記的記載中，我們似乎可以了解劉坤一「正論」的內容。皮記曰：

夏子新丈來拜，雲長信有廢立之意,故以兵柄盡付榮仲華。榮懼而泣，計無所出。夜得右帥電云：「慈聖訓政，臣民之福。而尊主庇民,全仗中堂主持。萬代瞻仰，在此一舉。」峴帥亦有電云：「君臣之分當尊，夷夏之防當嚴。某之所以報國者在此，所以報公者亦在此!」榮天明以二電面奏,長信懼，乃輟計,而心銜二人。

皮錫瑞的消息來自夏子新，即時署湖南按察使的夏獻銘。此一消息得到了曾為陳寶箴幕僚的歐陽中鵠的佐證，皮錫瑞九月二十五日日記言：「節吾至，言右帥電奏兩次，峴帥奏意更明顯，為稟告榮祿。其奏上所說，與子新丈言合。」可見一個月前劉坤一所奏內容在湖南已有流傳。

結合上述張謇的說法可知，劉電當發自八月二十日或二十一日。查照《劉坤一遺集》，可知八月二十一日，劉坤一確曾致榮祿一電，云：「自我皇太后訓政，於變法各事，應辦者仍辦，停者即停，措置合宜，天下欣然望治。我皇上恭己以聽，仰見兩宮慈孝相孚，始終無間。我公與禮邸、慶邸從中調護，永保安全，外議紛紜，無可借口，是皆社稷之福，始得有此轉機。」

從該電內容來看，劉坤一的目的在於調和兩宮，肯定榮祿在其中的作用，但這非上述皮錫瑞所言之電。這說明，劉坤一為廢立之事很可能曾兩次發電給榮祿，一為外間廣為傳頌的「君臣之分當尊，中外之口難防，某之所以報國者在此，所以報公者亦在此。」這與張謇所說的「新寧持正論」相符；另一電即是《劉坤一遺集》所收的八月二十一日電，意在肯定榮祿在調護兩宮中的作用。

這裡，劉坤一對榮祿在政變之初維持大局中作用的肯定絕非恭維之詞，而是肺腑之言，他曾在不同場合多所表達。九月二十日，劉坤一曾在致朋友的信中談及榮祿與時局，說：「現在兩宮慈孝相孚，誠為宗社蒼生之福。而其樞紐全在榮相，內則設法調停，外則勉力撐持，寧國即以保家，此公解人，當見及矣。」榮祿去世後，劉坤一曾送輓聯，又有「老成謀國中外同孚，大局倚安危，天許忠誠無愧色」之語。

而劉坤一致榮祿之電長期以來被認為是阻止太后廢立的重要原因。趙柏岩記曰：「兩江總督劉坤一累電請保全皇上。倉卒政變，海內皇然，有謂上已大行者，志士聚海上而泣。坤一聞之，流涕曰：『上一片熱心，惜無老成主持之，故致蹶敗，此大臣之過也。』因三電政府請保全上，以免天下寒心。」當政變初發、群臣噤若寒蟬之際，劉坤一大膽直言，保全光緒帝，對於維繫清朝統治的合法性具有重要意義。

本來，慈禧發動政變、重新訓政，其統治的合法性已經受到包括康黨在內很多人的質疑，而後，隨著光緒帝被幽閉、新黨被株連、新政被停廢，其統治合法性進一步遭到大批趨新之士的質疑。

光緒帝的存在則給人以希望，這種希望不僅在於通過外國或輿論的施壓，逼迫慈禧歸政，這是康黨一直尋求的解決方案；而且在於慈禧已年屆六旬，光緒帝遲早是可以親政的。光緒帝不被廢黜是政變後人心得以維繫的重要紐帶，這也是劉坤一、陳寶箴等人干涉廢立的原因所在。

在劉坤一等人的諫阻及列強的壓力下，慈禧未能如願以償地速行廢立，但其廢立之念一直沒有終止。

自九月初四日以來，光緒帝的醫案開始公佈於眾。將至尊皇帝的病情公然告諸天下，慈禧太后的目的有二：其一是為證明其訓政的合法性；其二是為進一步行廢立作試探與鋪墊。

對此，中外驚疑卻無人敢言，而劉坤一卻不避嫌疑，致函榮祿，建議收回醫案。九月二十六日，在致榮祿函中，他如是說：「敬再密啟者：天下皆知聖躬康復，而醫案照常通傳，外間轉滋疑議，上海各洋報館恃有護符，騰其筆舌，尤無忌憚，欲禁不能。可否奏請停止此項醫案，明降諭旨，聲明病已痊癒，精神尚未復元，當此時局艱難，仍求太后訓政，似乎正大光明，足以息眾啄而釋群疑。以太后之慈，皇上之孝，歷廿余年始終如一，常變靡渝，固列祖列宗在天之靈，亦莫非公與親賢調護之力也。」

在劉坤一看來，以「時局艱難」為由，太后訓政即「正大光明」，無需以皇上病重加以佐證。進而言之，天下「皆知聖躬康復」，公布醫案，根本無法達到廢黜光緒帝的目的，反而徒增物議。因此，太后想通過證明光緒病重以行廢立的做法是行不通的，明智的辦法是「慈孝相孚」，二者共存。這裡，劉坤一保護皇上、維持大局的態度極其明確。

面對政變後清廷株連不斷擴大的局面，劉坤一同樣沒有沉默，八月二十八日，他電奏總署提出曲赦餘黨，說：「國家不幸，遭此大變。經權之說須慎，中外之口宜防。現在謠諑紛騰，人情危懼，強鄰環視，難免借起兵端。伏願我皇太后，我皇上，慈孝相孚，尊親共戴，護持宗社，維繫民心。並請查照八月十一日、十四日兩次諭旨，曲赦康有為等餘黨，不復追求，以昭大信，俾反側子自安，則時局之幸矣。」當慈禧盛怒之下，劉坤一敢於奏請「曲赦康有為等餘黨」，可謂無所避忌。

該奏為張謇代擬，據張謇《嗇翁自訂年譜》記：「為新寧擬《太后訓政保護聖躬疏》，大意請曲赦康、梁，示宮廷之本無疑貳，此南皮所不能言。劉於疏尾自加二語，曰：『伏願皇太后皇上慈孝相孚，以慰天下臣民尊親共戴之忱。』乃知沈文肅昔論劉好幕才，章奏語到恰好，蓋信。」

劉坤一此奏，用意有二：一是保護光緒帝，加上八月二十一左右致榮祿的兩電，恰好是趙柏岩所說的「三電政府以保全上」；二是希望寬赦餘黨、減少株連。

之所以懇請「曲赦康有為等餘黨」，是因為清廷的株連已經違背了其八月十一日、十四日兩道諭旨作出的「概不株連」的承諾。特別是八月二十一日，清廷將湖南巡撫陳寶箴「革職，永不敘用」，引起了劉坤一的極大不滿。對此，他曾致函歐陽潤生，說：

承示陳右帥函及釐正學術疏稿，讀竟為之喟然。夫禍患必有由來，君子小人各以其類。乃康有為案中詿誤，內則有翁中堂，外則陳右帥，是皆四海九州所共尊為山斗倚為柱石者，何以賢愚雜糅至此！若為保康有為以致波及，聞翁中堂造膝陳詞，亦是抑揚之語，右帥此疏，更足以自明矣……右帥抉其隱微，斥為異說，傷理害道，甚至比之於言偽而辯行僻而堅兩觀行誅之少正卯，並請將所著書自行銷毀，而猶誣指為康黨也耶！

也正因如此，在陳寶箴革職七天後，劉坤一毅然上奏，呼籲清廷曲赦餘黨，「不復追求」，顯示出其對清廷株連擴大的不滿，也道出了很多維新黨人的心聲。而同一天，劉坤一還上了另外一道奏摺，即奏請起用許應騤。兩奏同上，是劉坤一的政治策略。

對此，他曾致函友人說：「敝處前此電奏，不好措辭，止合渾含勸諫，希冀動聽；同日奏請留許筠菴尚書，亦事理然也。」兩折同上，但卻有輕重之別，前者是主奏，後者是陪襯，這是政治權術中的平衡策略。

劉坤一對清廷株連擴大的不滿，在帝師翁同龢被革後看得更加清晰。十月二十一日，翁同龢被革職，永不敘用。

不久後，鄭孝胥在南京見到劉坤一，談及翁同龢被革一事，劉坤一「嘆曰：『昔宋濂之孫與於胡惟庸之亂，明祖欲治之，馬後諫曰：田舍家尚知尊敬師傅，況帝王乎？宋先生嘗為諸子師，宜免其裔。明祖從之。今國家於兩朝師傅恩薄如此，天下有不寒心者乎？』」較之那些公開的言論，劉、鄭的私下議論更能反映其真實的想法，「天下有不寒心者乎」的反問，說明天下士子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劉坤一（1830－1902）

與此同時，劉坤一對於清廷停廢新政之舉也提出諫阻。政變發生後，清廷雖有繼續新政的承諾，但卻沒有兌現，而是大肆停廢新政。八月十一日，清廷發布上諭，停廢了幾項新政，如復冗官，裁撤《時務官報》，禁止士民上書等。

八月二十四日頒發上諭，恢復八股，停止經濟特科，裁撤農工商總局；八月二十四日再發諭旨，禁止各處報館，嚴拿報館主筆。八月二十六日復頒上諭，嚴禁結會，拿獲入會人等，分別治罪。

在清廷停廢新政的混亂中，禮部甚至有「各省書院，請照舊辦理，停罷學堂等語」的奏片。對此，慈禧懿旨強調了「書院之與學堂，名異實同，本不必定須更改」。

以此為契機，劉坤一上「奏為書院不必改，學堂不必停，兼收並蓄，以廣造就而育真才」折，不僅強調了學堂的重要性，指出學堂自同治以來已經開設，「歷時已久，業有成規成效」，不可盡廢；而且進一步懇請清廷，飭令孫家鼐「趕辦京師大學堂，以為之倡」，並「飭令各省分設中學堂、小學堂，多譯中西政事有用之書，以資誦習；延請中外品學兼優之士，以為師儒，以期漸開風氣」。

劉坤一該奏的內容本不新奇，只是其幾十年來身體力行的洋務事業而已，但如果考慮到政變後清廷一意趨舊、無人敢言新法的背景，我們不免為劉坤一倡辦京師大學堂的勇氣所感動。

不僅如此，劉坤一在該奏之後還附有一片，對清廷嚴禁報館會名問題提出自己的主張。他說：「前奉諭旨，嚴禁報館會名。臣愚以為朝廷之意，特指士大夫言，誠不宜動輒設報、設會，以逞臆說而植黨援。至於農學會、農學報，商學會、商學報，實所以聯絡群情，考求物產，於農務、商務不無裨益，似不在禁止之例。可否仰懇特旨，准其設報設會，或即由臣出示曉諭，以免農商有所疑畏，仍不準其妄議時政，以杜流弊」。劉坤一據理直言得到了清廷的允准，農商會報因此得以保留。

可見，政變後清廷的一系列復舊、株連舉措與廢立圖謀，引起了劉坤一的不滿，他大膽諫阻，意在維持大局，沒有絲毫的個人恩怨。

與此同時，他對康黨極端宣傳的抵制，同樣也是為了維持大局。九月初五日，康有為在上海《新聞報》刊出了一封「公開信」與兩道密諭。這對身陷囹圄的光緒帝無疑是雪上加霜。而劉坤一圍繞此一事件展開的各種交涉，及其親自撰文、抵制康黨的宣傳，都顯示出他忠於皇上、維持大局的大臣風範。在「公開信」中，康有為詆毀慈禧太后不遺餘力，稱：

天禍中國，降此奇變，呂、武臨朝，八月初五日遂有幽廢之事。天地反覆，日月失明，天下人民，同心共憤。皇上英明神武，奮發自強，一切新法，次第舉行。凡我臣庶，額手歡躍。偽臨朝貪淫昏亂,忌皇上之明斷，彼將不得肆其昏淫，而一二守舊奸臣復環跪泣訴，請其復出（以革懷塔布之故，此事皆榮與懷贊成之者）。天地晦冥，竟致幽廢。偽詔征醫，勢將下毒,今實存亡未卜。此誠人神之所公憤，天地之所不容者也。偽臨朝毒我顯後，鴆我毅後，憂憤而死我穆宗，今又幽廢我皇上，罪大惡極，莫過於此。

仆與林、楊、譚、劉四君同受衣帶之詔,無徐敬業之力，祇能效申包胥之哭。今將密詔寫出呈上，乞登之報中，布告天下。中文報不能登，則西文報亦可。皇上上繼文宗，帝者之義，以嫡母為母，不以庶母為母。偽臨朝在同治則為生母，在皇上則先帝之遺妾耳。《春秋》之意，文姜淫亂，不與庄公之念母。生母尚不與念，況以昏亂之宮妾而廢神明之天子哉！

此中，康有為公然將母儀天下的太后說成是毒後幽上、罪大惡極的貪淫之徒，令人觸目驚心。隨信登出了兩道密諭分別為：

「初一日交楊銳帶出硃筆密諭：朕惟時局艱難，非變法不能救中國，非去守舊衰謬之大臣不能變法。而太后不以為然，朕屢次幾諫，太后更怒。今朕位幾不保。汝可與楊銳、劉光第、譚嗣同、林旭諸同志妥速密籌,設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勝企望之至。特諭！初二日交林旭帶來硃筆密諭：朕今命汝督辦官報，實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速出外，不可遲延。汝一片忠愛熱腸，朕所深悉。期愛惜身體，善自調攝，將來更效馳驅。朕有厚望焉。特諭。」

後人的研究證明，康有為的這兩道密諭都經過改篡，「而篡入的語句，關鍵在『奉詔求救』」。用篡改後的密諭來為自己的流亡活動正名，全然不顧光緒帝的處境、安危，這體現出康有為的自私之處。對此，劉坤一一面派人與英領事交涉，一面親自撰文批駁康有為。

在得到消息後，劉坤一即飭令上海道蔡鈞照會英領事「嚴行查禁」，設法更正。他曾致函林稺眉談及此事，說：「頃奉惠書並《新聞報》一紙，具見關懷大局，義正詞嚴。此報早經寓目，當飭蔡道照會英領事嚴行查禁，並將前報更正；該領事亦以為然，可見公道自在人心。該犯用心至毒，為計至愚，此等污衊之辭，徒自彰其背叛之罪，不啻自畫供招也。西報每謂康黨止圖變法，並無逆謀；今有此書，正成確證。若因《新聞報》妄綴議論，遂與中報一律查禁銷售，轉不足以釋外人之疑，非徒慮滋紛紜也。天地之大，何所不容，梟叫狐鳴，無關禍福，聽之可耳。」這裡，劉坤一指出康有為公布密詔用心雖至毒，但為計卻至愚，其結果恰恰是證成其叛逆之罪。

對於林稺眉提出的「與中報一律查禁銷售」之方，劉坤一表示否定，認為這樣做不但「不足以釋外人之疑」，反而更滋議論紛紜。顯然，劉坤一是希望《新聞報》能夠自我認錯，設法更正。英國領事亦以為然，這給了劉坤一解決此問題的信心。

不僅如此，劉坤一還挺身而出，親自撰寫《息邪說論》，對康有為進行駁斥。該文刊載於九月二十四日的《申報》《中外日報》等多家報刊。

文章開門見山，指出其批駁的對象即是康有為之「逆書」：「本月初五日，《新聞報》載康有為逆書，騰其邪說，冀欲離間我兩宮，並欲啟釁於外人，以亂我中國。其用心至毒，其為計至愚，徒自彰其背叛之罪而已。」「冀欲離間我兩宮」一語道出了劉坤一對康有為密詔及公開信的真正擔憂所在，這也是他公然要與康黨對抗的原因所在。

隨後，文章回顧了慈禧太后垂簾聽政以來的無數功德，贊其「功德之隆，超邁千古」，並重點分析了變法、政變及康有為的「逆信」，指出：

此次變法自強，事體極為重大，深宮商酌可否，所以慎始圖終。乃狂悖如康有為、譚嗣同等，敢懷猜忌之私，竟為劫制之計，變生肘腋，禍起蕭牆……康有為漏網餘生,竟敢肆其誣衊，登之日報,意在造謠惑眾，以圖死灰復燃，不知是非好惡之公，人所同具。無論中國官紳士庶，見此報者,莫不切齒裂皆，即各外洋文明之邦，皆知尊親大義，亦詎信此亂臣賊子之說？

我皇太后訓政以來，於變法諸事,如各處軍營改練洋操，各省添設中西學堂，以及農工商務，莫不勤勤懇懇,飭令認真舉行，其於保護教堂教士,優待洋官洋人，不啻三令五申，是皆欽奉懿旨，班班可考者。而康有為無端毀謗，實屬自畫供招，其仇視我皇太后，無非仇視我大清……

身為兩江總督，面對上海《新聞報》公然刊發的康有為「逆書」，劉坤一不僅飭令下屬進行交涉，而且親自撰寫文章加以駁斥，可見其對此事的重視。據劉坤一說，他在將文章交給各報館時，並未署名。《中外日報》在刊出時署「南京來稿照登」。

但是，《蘇報》館卻因蔡鈞的原因明示為江督所作。對此，劉坤一曾致函朋友說：「手教領悉。區區何足以言著作，亦非以此邀名。實因康有為逆書傳到上海，各報館議論風生，或以為豪傑之才，或以為忠義之士，一唱百和，誠恐內生離間，外啟釁端，亟著此論登之報章，欲以破其奸而解其惑。論末未注姓名，不料蔡道竟行揭出，亦祇蘇報館，余則未也。此等文字，似未足以附《翼教叢編》，致為方家所笑。」

「為方家所笑」，顯然是劉坤一的自謙之辭。其實，對於自己的大作，劉本人還是很看重的，九月二十九日，他曾致函總署，推薦該文，說：「查閱上海《新聞報》於九月初五日所載康有為逆書，情詞極為狂悖。當飭上海道照會英領事，嚴飭該館更正，以後不許妄登，英領事等均以為然。第前報已傳播中外，幸廣東人梁鼎芬著論痛駁，大快人心。茲有江南人著《息邪說論》一篇，尤為真切，登之各報館，即外洋人亦以為語有本原，可申公憤。謹檢兩處報紙，寄呈鈞覽。」劉坤一雖肯定了梁鼎芬的駁論「大快人心」，但卻認為自己的駁文「尤為真切」。

儘管後來《新聞報》館並沒有同意劉坤一等人提出的更正認錯，卻作出了很大的讓步，此一交涉甚至一度影響了該報後來的報道策略。

九月十八日，該報刊登《讀〈勸善歌〉書後》，頌揚太后聖德；九月二十四日，該報又刊發劉坤一的《息邪說論》，末附「本館附志」，指出，本月初五日所登康有為一函，「系自香港寄來，不易一字，其間忠奸之別自在人心。本報並未贅議。茲所登《息邪說論》一篇，其文為華人寄來，尊崇國家及皇太后處，語語倶有本原，故亦不易一字，照錄如右，以見中外一家，本報亦深願為太后頌揚厚澤也」。此後，《新聞報》呼籲新政的立場雖未改變，但其對清廷的批評已大為遜色。

對於劉坤一寫作此文的因由，皮錫瑞曾評論說：「見報，刻峴帥《息邪說論》，打官話，固應如此，似亦不無恩怨之私。且見右帥罷官，自危，不得不如此也。」

皮錫瑞從三個角度分析了劉坤一《息邪說論》的由來：「官腔」「私怨」與「自危」。

作為兩江總督，劉坤一面對自己轄區內發生如此事件，出面干涉、抵制，自有私心在內，但其與陳寶箴似不可同日而語。百日維新中，陳寶箴曾積極倡導變法，且與康黨多所往還，而劉坤一卻是百日維新中被光緒帝點名批評不熱心變法的督撫之一，因此政變後，劉坤一根本無需「自危」。而且，劉坤一也與康黨沒有交集，更談不上「恩怨」。

在我看來，劉坤一作此一文，除了考慮到該報在自己的轄區內不得不管外，最主要還是擔憂光緒帝的處境。

事實上，此前此後，康黨詆毀慈禧太后的宣傳不一而足，劉坤一都保持沉默，唯獨對其公布密諭大加抵制，正是因為康黨公布密諭之舉「冀欲離間我兩宮」，對本已處境不利的光緒帝，無異於落井下石、火上澆油。因此，劉坤一挺身而出，親自撰文，抵制康黨的極端宣傳，其保護光緒帝的用意赫然可見。

綜上所述可見，政變後，劉坤一深以光緒帝的安危為慮，多次維持正論，為公而非為私。對於清廷擴大株連，劉坤一表示了極大的不滿，不僅在私下議論中表達了此種不滿，而且公然上奏清廷，主張「曲赦餘黨」，這在政變後朝廷重臣噤若寒蟬的朝局中，劉坤一的正論無疑令人肅然起敬。

在他的諫阻下，慈禧太后的廢立圖謀得以中止，這對維繫清朝的統治具有深遠意義。也正因此，政變後的劉坤一成為時論中的君子，而與張之洞顯成對照。

文廷式在《芸閣偶記》中記曰：「戊戌八月，劉坤一電致榮仲華云：『君臣之義至重，中外之口難防。坤一所以報國者在此，坤（一）之所以報公者亦在此。』先是，都中有一電，不列人名，專致劉坤一、張之洞。劉複電如此；約之洞同列銜，之洞不敢。」

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當劉坤一七十一歲壽辰之際，《中外日報》刊出《兩江總督劉制軍賜壽記》，也對戊戌年八月劉諫阻廢立之事稱頌不已：「去秋八月時，聞制軍曾電致政府，力持大義，尤為眾所稱道。雖事秘莫能詳，而中外流傳，凡有血氣者，上自士大夫，下至兒童走卒，莫不譽制軍，頌制軍，蓋儼然有倚若長城之概也。」而制軍之「嶽嶽不可奪之節」足以「弭隱患而系人心」，「曾子曰君子人歟？君子人也，殆可謂制軍誦也」。

從上述各人的記述與稱頌中，可見時人對劉坤一諫阻廢立的敬意。而劉坤一因此贏得的君子口碑確也名副其實。

未完待續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原文載《史學月刊》第6期，注釋從略。

關於《史學月刊》網站的公開聲明

史學月刊∣一個有深度的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