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人猿到社會人的心智進化之路

最新 07-19

人類理智的產生離不開合作。

—Jean Piaget《社會學研究》

「思維」（thinking）活動是個體獨自的狂歡嗎？對於很多動物來說，答案是肯定的，但對於人類來說，思維過程不僅僅牽涉到個體自身，反而更像是一個爵士演奏者的即興表演：他使用的樂器由他人製造，表演曲目的編排有前人留下的固定套路，能夠登上舞台也經過了其他演奏者的反覆指導。所以說他的表演不僅僅是自己的表演，更是融入了周圍他人「存在」的表演。我們的思維活動亦是如此，它的發生往往嵌套在一定的社會文化背景之中，而非與世隔絕的空中樓閣式思維。

人類思維如何產生

有研究者指出，人類文化及相應的人工產物在其間扮演了重要作用。例如，Hegel（1807）認為，人類特定歷史文化背景下的社會實踐、制度、意識形態等因素塑造了個體思維的基本框架（參見Collingwood, 1946）；Peire（1931-1935）則更進一步指出，諸如數學、邏輯等幾乎所有人類比較複雜的思維形式的產生，背後都浮現著人造符號的身影（數字、邏輯規則）。此外，Vygotsky（1978）則強調，人類兒童的成長過程往往亦是被所處文化中的工具、符號等一系列人造物所浸染的過程，這些文化產物，尤其是語言符號，往往在兒童來到這個世界之初就為他們確定了這個世界的組織形式，兒童成長過程中要做的就是內化這些符號的使用，進而通過類似「內部對話」（人類思維框架原型）的形式了解和建構這個世界（參見Bakhtin, 1981）。

另有一派研究者則認為，對文化和語言產生具有重要作用的社會協調過程在人類思維發展中起首要作用。Mead（1934）指出，在人類互動過程中，我們往往可以站在對方的角度思考，並依據這種思考調整自己的想法或行為。Piaget（1928）則主張，這種角色採擇和觀點採擇能力，連同個體的合作傾向，不僅使人類文化和語言的產生成為可能，亦使個體對群體規範的遵從性思維發展成為可能。實際上，經過漫長的社會實踐和經驗判斷過程，人類會形成一套關於語言習俗和文化規則使用的模板，只有那些符合模板的使用才不會顯得另類，進而產生人際價值，Wittgenstein（1955）則具體闡述了其中幾種不同的適宜使用方式。對於上述研究者，我們可以把他們稱為「社會基底理論家」(social infrastructure theorist)，因為他們都認為，語言和文化不是人類與外界產生超社會性（ultrasocial）認知連接的充分條件，僅僅是對後者的錦上添花。

當「我」變成「我們」，人類思維大不同

總的來看，上述研究者的觀點很有啟發性，然而，近幾年理論和實證研究中的一些新發現對上述解釋構成了挑戰。已有實證研究，尤其是過去十年來的研究，發現在一些非人靈長類動物身上亦存在複雜的認知能力（Tomasello & Call, 1997; Call & Tomasello, 2008）。進一步說，人類的近親大猿已經能夠通過類似人類的方式理解物理和社交世界的許多方面，例如對因果關係及意圖的理解。這也意味著，人類思維的很多重要方面可能並非起源於人類特有的社會性、文化、語言等組織形式，而是源於近似大猿問題解決能力的相關機制。

另有一些實證研究證據來自於還沒有被文化和語言全面浸染，尚處於前語言階段的人類嬰兒被試。雖然沒有太多同外界互動的經驗，但他們已經可以完成一些大猿不能完成的認知加工操作，進而有能力進行後者在某種程度上尚無法完成的社會性互動，如共同注意、合作性溝通（Tomasello et al., 2005）。人類嬰兒——這種尚處於前文化和前語言階段的生物體，具有的認知獨特性似乎佐證了社會基底理論家們的假設：人類思維的重要方面並非起源於文化和語言，而是立足於人類社會性參與（social engagement）過程中涉及到的某些更深和更為基礎的形式。

理論層面，行動哲學（philosophy of action）的最新研究進展為我們思考人類獨有的社會參與性的深層和基礎形式提供了強有力的方法。少數行動哲學家探究了人類如何在需要共享意圖或「我們」（we）意圖參與的行為中同他人協同思考（Bratman, 1992; Searle, 1995; Gilbert, 1989; Tuomela, 2007）。具體來說，當個體參與群體性活動時，他們會形成共同目標和聯合注意，之後各自在群體中的角色和立場逐漸確立，形成初步的行為協調規範（Moll & Tomasello, 2007）。此外，群體活動中的共同目標、聯合注意，乃至更為抽象的文化實踐及產物（如文化制度）之間都是一脈相承，非彼此孤立的，而他們之間聯繫的基礎則起源於社會習俗及社會規範的共同建構（Tomasello, 2009）。總的來看，人類與其它靈長類動物不同，他們懂得彼此協調，進而使一個個「我」變成「我們」，形成諸如合作性狩獵群體及文化制度等複雜的群體組織形式，不斷的創造出新的人類文明。

同上述理論相對應，研究者關注的另一個重要內容是合作性溝通。作為人類合作活動和共享意圖的一種重要表現形式，合作性溝通涉及到一系列特殊的意向思維和推理過程，這些過程最先由Grice（1957, 1975）提出，之後則被其他研究者不斷擴充和修正（Sperber & Wilson, 1996; Clark, 1996; Levinson, 2000; Tomasello, 2008）。在合作性溝通過程中，溝通主體會通過外部溝通工具對溝通場景及指向事物進行概念化操作，以便傳遞給溝通對象，收到信息後，溝通對象則會嘗試確定為什麼溝通主體認為所傳遞信息會與自己有關。這種類似「對話」的過程不僅需要支撐共享意圖的相關技能和動機的參與，亦離不開人際意圖判斷涉及到的一系列複雜推理（遞歸推理）過程。總的來看，人類對語言的嫻熟運用，以及前語言階段嬰兒對肢體語言的運用，彰顯出人類溝通的獨特性。而此類溝通背後常存在著一些預先假定，例如，溝通參與者之間存在著一個共享的概念框架系統、溝通過程中參與者能夠理解彼此的意圖和觀點。

顯而易見，同其它物種相比，我們可以說，只有人類能夠對同一實體或情景進行不同、甚至相互衝突的表徵（最終使得人類的「客觀」感成為可能）；只有人類能夠對自己或他人的意圖進行社會遞歸和自我反思性推理；只有人類能夠從他人或社會規範（標準）的角度進行自我監控和評估。這些基本的社會性差異讓我們得以標定人類的不同思維方式，為簡略起見，我們把其稱為「客觀-反思-規範性思維」（objective-reflective-normative thinking）。

我們將嘗試重新建構人類「客觀-反思-規範性思維」的演化起源，這裡我們提出「共享意圖假設」（shared intentionality hypothesis），用以解釋人類思維具有的獨特性表徵、推理及自我監控機制。依據該假設，我們認為，人類的獨特性思維是為解決社會協調問題，尤其是處理個體嘗試同他人合作和溝通過程中所帶來的壓力這些適應的產物。儘管人類的祖先大猿是社會性動物，它們卻常常獨自生活，同時個體之間更多的是競爭關係，所以它們的思維更多的圍繞個體目標的達成。相比而言，早期人類生存的生態環境已經迫使人類轉向合作的生活方式，這使得他們的思維更多的服務於如何同他人合作，以便達到共同或群體目標，而恰恰是這種變化，造就了人類的不同。

促使人類思維進化的「兩步走」

人類思維的演化有兩個關鍵步驟，第一步對應了諸如Mead和Wittgenstein這類社會基底理論家們的觀點，主要涉及到人類狩獵過程中小範圍合作的出現。個體在這種合作性狩獵過程中建立起共同目標和聯合注意，使得群體生活過程中個體角色和視角的確立成為可能。為了更好的協調這些被賦予的新角色和思考問題時的視角，人類演化出指示和手勢語（pantomiming）這類新的合作交流形式。在這種交流中，個體首先發出同合作任務相關的注意或意向性想像信號，接收到該信號後，他的夥伴則會推論信號所包含的社會性意圖。作為對這個過程的自我監控，信息發出者必須提前模擬發出信息可能觸發信息接收者何種推理反應。源於這個層面上的合作和溝通發生於事後個體之間，也就是說它是從第二人的視角評估「我」和「你」之間的社會參與，我們可以把這整個過程稱為「聯合意圖性」（joint intentionality），具體到思維過程中，則涉及到觀點與符號表徵、社會遞歸性推理以及「第二人」視角下的自我監控。

演化的第二步對應了Vygotsky和Bakhtin這類文化理論家們的關注焦點，它伴隨人類規模擴充及個體間競爭的加劇而產生。競爭意味著人類群體生活中需要合作的活動增多，逐漸形成規模更大同時更為持久的共享世界，也就是說，「文化」開始出現。隨之而來的文化群體內部成員群體性思維的壓力則需要人類發展出一種新能力，以便利用文化約定、文化規範、文化制度等內容建構共同的文化基礎。作為這個過程的一部分，合作性溝通更多的轉向習俗化語言溝通形式進行。在群體決策過程中的合作化溝通階段，個體可以在群體規範框架內通過約定性語言解釋並論證自己的觀點，這意味著，這時的個體已經可以從群體的角度進行「客觀」推理，由於這時的合作和溝通已經開始變得約定化、習慣化和規範化，我們把其稱為「集體意圖性」（colletive intentionality）,具體到思維過程中，它不僅包含符號和視角性表徵，亦包括習俗性表徵和「客觀性」表徵；不僅包含遞歸性思維，亦包括自我反思性推理和理性推理；不僅包含從「第二人」的角度進行自我監控，亦包括基於文化規範的自我管理。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上面提到人類思維進化史上的兩個重要階段，但並不意味著今天的我們思維已經固化、是不能改變的。即便現在的兒童，如果在孤島上長大，他也不會自己自動的發展出完整的人類思維過程。相反，兒童生來便具有對合作、溝通、以某種特定方式（演化僅選擇那些有適應價值的行為）向他人學習的適應性。但只有在成長過程中，兒童通過與其它個體不斷的互動練習才能發展出新的表徵模式，同時像Vygotskian認為的那樣通過內化同他人協調性互動經驗而發展出新的推理可能性。這樣，與大猿通過合作和集群創造新技能有著本質不同，一類新的合作性認知和合作性思維得以形成。

本文選自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7月出版的《人類思維的自然史》，作者邁克爾.托馬塞洛（Michael Tomasello）,當代心理學思想大家，德國馬克普朗克進化人類學研究院聯合院長，德國萊比錫大學心理學系榮譽教授，美國杜克大學名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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