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的中國為什麼會再三錯失大航海時代？

王直之死

1554年4月，嘉靖皇帝欽點徽州人胡宗憲出任浙江巡按監察御史負責抗倭鬥爭。這位入仕十餘年尚不得志的臣子對嘉靖皇帝這般器重感激涕零，表示「賊一日不除，則臣一日不敢離軍營；海上一日不靖，則臣一日不敢離海上」。

胡宗憲的到任，立即引起了「倭寇」首領王直的警覺，面對這位名不見經傳的官員，王直心裡沒有底，趕緊派人前往浙江打探消息。

其實，胡宗憲是王直的徽州同鄉，1538年中進士以後，先後出任益都、餘姚知縣，宣府、大同御史和湖廣巡按等職。十幾年間，他整軍紀、固邊防、平定苗民起義，不僅取得了顯著的政績，而且積累了豐富的軍事經驗。

此前兩年，明朝政府大舉進剿王直等「倭寇」，不但倭患未平，反而損兵折將，朝中文武皆視抗倭為畏途。此時，胡宗憲還敢高調赴任，足見其才幹與魄力。

胡宗憲絕非等閑，上任之初，他已派人搜羅了王直的情報，做到「知己知彼」。

王直，號五峰，徽州府歙縣人，出身商人家庭。早年經商失敗，得知走私海外貿易可獲暴利，遂於1540年偕同徐惟學、葉宗滿等趁明朝海禁鬆弛之機遠赴廣東沿海打造巨艦，滿載明王朝嚴禁出海的硝磺、絲綿等物品駛抵日本、暹羅等國，牟取暴利。僅僅五六年時間，就獲得了巨額資本，被稱為「五峰船主」。

事實上，王直並不是專事劫掠的海盜，他最主要的事業是海外貿易。當然，這在明朝是被嚴厲禁止的。因此，他們不得不採用武裝走私的方式從事民間貿易。

一開始，王直還能賄賂沿海官員，確保自己的貿易暢通。後來，王直商團的迅速崛起引起了明中央政府的注意，嘉靖皇帝相繼派朱紈等人清剿浙江沿海流民武裝，派兵兩路夾擊王直，迫使王直移師日本，在平戶建立了新的基地，從此也開始和明朝政府進行武裝對抗。

客觀上講，嘉靖皇帝嚴厲的海禁政策，不僅阻斷了走私商人的財路，也造成了沿海居民的大批破產。為了迫使明朝解除海禁、自由通商，王直招募沿海破產農民和部分日本浪人武士對明朝政府發起了武裝進攻。

自1552年開始，王直接連攻擊江蘇、浙江等沿海城鎮，不僅攻殺官兵而且侵擾百姓，成為嘉靖時期最大的海盜。

一開始，胡宗憲並不清楚王直的真實意圖，他決定試探一下倭寇的軍事實力。1555年，胡宗憲率兵4000人，與蘇、松巡撫曹邦輔夾擊屯居柘林的海盜，結果大敗，指揮以下的將官戰死20餘人，兵損千餘。這次戰役的失敗，使胡宗憲認識到單純的軍事進攻是不行的，由此也產生了招撫海盜的想法。

此前不久，胡宗憲的前任王抒和兵部的一些官員已提出過招撫王直的建議，並在朝廷引起討論，然而最後嘉靖皇帝採納了「一意剿賊，賊首不赦」的方針。因此胡宗憲不敢再直接上書嘉靖帝招撫王直。

雖然不敢直言招撫，但倭寇之亂又不能不平，胡宗憲決定以地方政府的名義進行招撫。在了解到王直是一個大孝子後，胡宗憲將此前收監的王直老母妻兒全部釋放，並妥善安排其生活。1555年9月，胡宗憲派蔣洲、陳可願出使日本，與王直接觸。

王直在確證老母妻兒都安在後，對這位徽州同鄉漸漸產生了信任。1556年3月初，在王直義子王滶親率4隻大福船的護送下，陳可願帶回了王直的答覆：「願將松江各處舊賊或擒或剿、或號召還島，惟中國所命，但要通貨、互市。」王直明確表達了自由貿易的要求。但是，胡宗憲心裡明白這是嘉靖皇帝絕難接受的。

知道了王直的目的，胡宗憲決定走一招險棋：先答應王直，再通過王直戴罪立功，肅清海寇，以此說服嘉靖皇帝網開一面，滿足王直的要求。

1557年9月25日，王直率艦隊來到舟山島西面的岑港。經過一番接觸，王直對胡宗憲不再懷疑，隨即上岸被軟禁於杭州。一切都很順利，胡宗憲就等著海盜們紛紛來降了。

但是，接下來的事情完全超出了胡宗憲和王直的想像。海盜們並沒有投降，也沒有四散逃亡，而是繼續劫掠活動。正當胡宗憲準備上奏嘉靖帝赦免王直，准其戴罪立功時，從京城傳來了群臣熱議胡宗憲收受王直重賄的傳言。

此時，胡宗憲才意識到，朝廷中主張禁海的勢力是多麼強大。為求自保，胡宗憲立即改變奏本，請求處死王直。

王直死後，「倭患」仍在繼續，嘉靖帝不得不啟用戚繼光、俞大猷，採取殘酷的鎮壓手段平定倭患。即使如此，福建沿海的走私活動依然屢禁不絕，福建漳州的月港逐漸成為一個新的走私貿易中心。

海禁越嚴，海盜活動越是瘋狂，朝中大臣開始反思二者的關係，逐漸分化成禁海派和開海派，大明王朝「重農抑商」的國策開始鬆動了。

或許是認識到了「嘉靖倭患」的深層原因，抑或迫於沿海走私泛濫的巨大壓力，倭患平定後，新即位的隆慶皇帝（1567-1572年）下令有限制的開放走私貿易中心——福建漳州的月港。

雖然其目的不過是「於通之之中，寓禁之之法」，並沒有根本改變朱元璋「以農立國」的祖訓，但月港的開放很快就帶給明朝豐厚的回報：到1576年，月港的關稅收入已超過萬兩白銀；1594年則達到29000多兩白銀，一度被視為「天子南庫」。

李旦的努力

月港的開放不過是曇花一現。

1592年，日本關白豐臣秀吉出兵侵略朝鮮，中國海防吃緊，明廷即於次年下令禁海。直到1598年，日本自朝鮮退兵，明朝政府才於次年二月復開市舶。

萬曆末年，明朝海防日益廢弛，海道不靖，隨著葡萄牙人、荷蘭人的先後東來，橫行海上，劫奪船貨，出於海防安全考慮，明朝政府宣布第三次禁海。

此時的中日貿易，非但不因官府的封禁而阻斷，反而使得對日走私者獲利更豐，大約是對呂宋貿易的兩倍。有暴利就有人鋌而走險，大量華人（多為福建人）移居日本平戶和長崎，專事中日走私貿易，其中勢力最大的是泉州人李旦的海商集團。

17世紀初，李旦活躍於東亞海域。此時，明朝政府已經陷入了嚴重的社會危機，暫時無暇顧及海盜走私了。李旦和其他中國海商正是充分利用了這一機會迅速崛起，成為東亞海域重要的海上勢力。

由於對日貿易仍屬非法，李旦的商隊依然被明朝政府視為海盜。和王直一樣，李旦也希望明朝政府開放對日貿易，從而成為合法的海商。

就在李旦埋頭髮展海上貿易的時候，遠道而來的荷蘭殖民者打破了東亞海域的力量均勢。

1622年，荷蘭人佔領澎湖，要求明朝政府開埠通商。

此時，紫禁城中的天啟皇帝整天沉迷於木匠活，東林黨人主掌朝政。一時間朝政清廉，氣象萬千。但是，此時的明朝政府依然未能擺脫嚴重的財政危機，他們既不希望開戰，又不願接受城下之盟。

李旦敏銳地洞察了這一切，並試圖抓住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如果能化解此次危機，就有可能因功獲得明朝政府對中日貿易的承認，從而擺脫現在的海盜身份。

李旦主動要求從中斡旋。為了及時了解荷蘭人的情報，李旦推薦鄭芝龍前往澎湖給荷蘭人擔任通事（翻譯）。驕傲自滿的荷蘭人絲毫沒有妥協的打算，李旦的斡旋最終宣告失敗。

1624年5月，明朝軍隊猛攻澎湖。缺乏戰爭準備的荷蘭人抵擋不住，被迫轉移到台灣大員（今台南安平），侵佔了台灣南部地區，並於18年後擊敗西班牙獨佔了整個台灣。

同年8月12日，斡旋失敗的李旦回到平戶抱憾病逝。身為李旦義子的鄭芝龍趁機侵吞其大部分產業，由十年前的無名小卒一躍成為東亞海域舉足輕重的人物。

鄭成功，鄭芝龍之子

自立門戶後，鄭芝龍離開了急速滑向「鎖國時代」的日本，在另一位華商領袖顏思齊的率領下來到台灣，建立了新的根據地。

這年九月，顏思齊抱病身亡。鄭芝龍被推舉為盟主，不僅建立了一支實力強大的私人海軍，而且效仿明朝在台灣設官建置，形成了初具規模的割據政權。

落日輓歌

1639年，崇禎皇帝終於接受了傳教士畢方濟的建議，再次開放了海禁。

但對於明帝國的最後一位皇帝來說，1639年的日子實在有些不好過：從正月至二月，多爾袞率師過燕京、入山西、下山東，克城四十，俘獲人口二十五萬七千。而前一年剛剛接受招安的張獻忠，又重聚人馬，轉戰四川。李自成也趁機從商洛殺出。

不僅僅是外敵入侵和軍事反叛，就連天公也不作美，浙江北部洪水成災，進而演變成蔓延多個省份的水、旱、蟲交替輪迴的大災荒。

如果說，兵荒和天災猶可忍耐的話，那麼嚴重的經濟危機則讓這位皇帝無計可施，由於缺乏白銀，富庶的東南地區已經面臨嚴重的通貨緊縮，物賤銀貴的形勢到了這一年夏天已經十分嚴峻。而為了應付巨額軍費實行的增稅計劃，在這樣的經濟形勢下，只會導致帝國的崩潰。

此時的崇禎皇帝，終於想到了大海。

也是在這一年，在明帝國遼闊海疆中，一種完全不同內陸形勢的恢弘圖景展現在這位皇帝面前。困擾數代的倭患、海盜已經基本平靖。這一年，日本實行「鎖國政策」，徹底退出了東亞海洋競爭。

而橫行海上多年的荷蘭人不得已與鄭芝龍達成海上航行與貿易協議，規定荷蘭對日貿易，需經鄭芝龍將中國特產運至台灣島，轉手之後，方由荷蘭方面運往日本出售。鄭芝龍遂成為東方海洋世界的唯一強權。

選擇海洋，在1639年這個普通年份，終於成為一名皇帝和一名前海盜的共識。但這一切又來得太晚了。

5年後，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禎帝自縊，大明王朝轟然倒地。7年後，一度扛起反清復明大旗的鄭芝龍舉手投降，惟其子鄭成功據島苦守。數十年的海商夢徹底破滅，中國與大航海時代又一次失之交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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