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孝通的兩個世界

費孝通的兩個世界

文/陳遠

國人歷來有將「道德」與「文章」相提並論的傳統，「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更是為這以傳統下了絕好的註腳，以黑格爾氏「存在即合理」的名言觀之，這種存在單以在中國的源遠流長，便註定了它的並不合理的合理性。

如果捨棄「文章」層面而單談「道德」，費孝通至少有兩件事會被歷史記住：

第一件事發生於1945年11月25日晚，費孝通、錢端升、伍啟元和潘大逵四位教授在西南聯大的民主草坪一帶參加六千餘人與會的「反內戰講演」，當演講輪到費孝通的時候，槍聲響了。

面對著專制者的殘暴，費孝通沒有退縮，而是發出了比槍聲給為響亮的呼聲：「不但在黑暗中我們要呼籲和平，在槍聲中我們還要呼籲和平！」「我們要用正義的呼聲壓倒槍聲！」

第二件事發生在次年7月，李（公僕）聞（一多）被暗殺後，費孝通面臨的局勢十分危險，在美國領事館的幫助下，費孝通及其家人避到了美國領事館。但是費孝通並沒有因此就放棄了對專制的批判，他在《這是什麼世界》一文中寫到：「一個國家怎能使人人都覺得自己隨時可以被殺！人類全部歷史裡從來就沒有過這種事。我們現在活在什麼樣的世界裡！」（張冠生：《青山踏遍》）

這兩段敘述讓世人感覺到了費孝通作為民主鬥士堅定激進的一面，翻看同一時期費孝通的文章，我說的是費孝通專業以外的隨筆，諸如《悼錫德蘭*韋伯先生》、《與時代俱逝的鮑爾溫》、《雄聖甘地》以及《讀張菊生先生的〈芻蕘之言〉》等等，會發現與其說費孝通是一個民主鬥士，倒不如說他是一個溫和的自由主義者。但是這兩點在費孝通的身上是十分統一的，當時的許多知識分子都很有激進的一面，那就是在對專制不遺餘力的抵制上。在《悼錫德蘭*韋伯先生》一文中，費孝通描述韋伯的生平活動，「他教育和組織人民，領導他們爭取應得的政治和經濟權利」，並且「儘力說服對方，辯論，著作，用事實證明他的看法，要求大家以理智和遠見來求公眾的幸福」。可以說，在這種有點「費邊」的敘述中是暗含了中年費孝通的政治理想的。但是費孝通的理想沒有來得及實現，環境就發生了變化，使費孝通的政治理想再也無從實現了。

把話題回到費孝通的學術上來，費孝通學術地位的奠定以其《江村經濟》的出版為標識，其時是1935年，當時的費孝通年僅25歲。在之後的1947年和1948年又出版了《生育制度》和《鄉土中國》以及《鄉土建設》。按說有這樣的學術起點，以後的歲月中費孝通是應該可以取得更高的學術成就的。但是費的轉變卻讓人感到費解，他的學術水平不是提高了，而是停留在他的原有水平一直沒有變化。

關於費孝通，謝泳曾經有過如下一段評價：他（陳註：指費孝通）的晚年，或者說他的後半生，一直生活在兩個世界裡，一個是政治家（像不出其他更好的稱呼）的世界，這一面為人所知，另一個則是社會學家的世界，前者是公眾的，而後者是個人的，理解晚年費孝通，非走入費孝通的個人世界不可。（謝泳：《晚年費孝通》）

這為我們理解費孝通的兩個世界提供了一把鑰匙。我在讀張冠生先生所著的《青山踏遍》時發現，費孝通兩個世界的形成，恰恰是在其生命力最為旺盛的39歲。附在《青山踏遍》後面的《（費孝通）生平著述年表簡編》中有這樣一段敘述：「（1949年）5月，任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副教務長。9月，參加北京各界人民代表會議。12月，寫《大學改造》和《我這一年》兩書。是年文章明顯減少，多刊於《新建設》。」

《大學的改造》於1950年5月出版，其中觀點自然不乏時代烙印，值得注意的，是費孝通在後記中的一段話：「我們經歷了這一重要的轉變，對於大學的改造報著信心，但是改造一個舊大學困難是有的。首先是政策把握不住，而且自己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也都不穩。」這時費孝通的學術信心已經在強大的體制之下慢慢被打碎了。在學術研究的出發點上，問題的解決已經不再是首先要考慮的因素，而是先要「把握政策」。可以說在這以後，費孝通便開始把自己真實的世界隱藏在他隱秘的內心了。我讀費孝通前後兩個時期的文章，簡直不相信是出於一個人的手筆，因為其間的差距實在時太大了，前者不但文採好，而且內容特別豐富，令人讀後回味無窮。至於後者，不是說不好，但是更以前的文章是沒法比了。

是什麼樣的力量使得一個連死都不畏懼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做出了這樣無奈的選擇？我們在今天可以看的更清楚一些，我們在以「同情的理解」和「溫情的敬意」評價前輩的時候，同時應該想想以前的對當下的借鑒意義，以便中國未來的道路可以走的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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