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黨說你是特務，你為什麼不肯承認呢？

康生和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合影

在劫難逃

信不信由您，王蒙當右派是由周揚拍板定案的。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毛澤東的每場政治運動，幾乎都讓「文藝沙皇」陷入究竟是犧牲別人，還是犧牲自己的兩難選擇之中。「如果1957年我不打那麼多右派，那我第一個就是右派。」周揚對友人說，「抓右派之時主席給我一個名單，名單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彙報『戰果』。我說，有的人鳴放期間不講話，沒有材料，怎麼辦我？主席說，翻延安的老賬！我當時常常說『在劫難逃』，許多人聽不懂。」他嘆息道：「在中宣部，陸定一和我都『左』得不得了。即使沒有主席的這個名單，恐怕也好不了多少！」

這位「二閻王」後來在與美籍人作家趙浩生談話時，不無自謙地說，「我只是毛主席的留聲機」，聯想到文革「四號人物」陳伯達說自己是「劉盆子」，「紅都女皇」江青說自己是「一條狗」，前後27年，那可真是一個「山大王」撒潑打歡，橫行霸道的時代。

事後來看，王蒙必須是右派。因為中國的思想政治工作源於蘇俄，而這種思想工作，利用人們對組織的忠誠，以及私心僥倖，能夠讓他們興高采烈地為自己的棺材板釘上最後一顆釘。

周揚

光榮屬於斯大林

此事源遠流長。14年前的1943年夏天，康生同志將延安搶救運動搞得如火如荼，搶救者與被搶救者典型對話是這樣的：

——你是黨員，難道你不信任黨嗎？

——我怎麼不信任黨？我入了黨，就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給了黨。黨叫我今天去死，我決不會活到明天。

——那黨說你是特務，你為什麼不肯承認呢？

——……。

——你是黨員，要起模範帶頭作用，積極向黨靠攏，黨號召坦白，你怎麼不坦白呢？

——我坦白（大哭），我……我是……我是國民黨特務。

這種思想政治工作看起來可笑，卻能夠創造奇蹟。光榮屬於大麻子的斯大林，屬於英勇的捷爾任斯基，陰險的亞戈達，殘暴的葉若夫，以及兇狠的貝利亞，康生同志不過是從他們那兒學了一點皮毛。

此前，在臭名昭著的蘇維埃法庭上，經過一番耐心細緻的思想政治工作，在決定自己生死的最後陳述中，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季諾維也夫（陳獨秀曾經從此人手中每月討要2250塊「袁大頭」用於中國革命）明確指出：「我先是歪曲布爾什維克主義，後來變成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接著又通過托洛茨基主義走向了法西斯主義。托洛茨基主義是法西斯主義的變種，而我的季諾維也夫主義，則是托洛茨基主義的變種。」

而著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布哈林（此人曾經教誨毛澤東：「中國紅軍應該不斷地游擊，今天在這裡吃雞，明天到那裡吃雞，以免把一個地方的母雞全吃光了。」）當庭承認：「我不僅是反革命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而且還是反革命領導人之一……最兇惡的法西斯……社會主義祖國的叛徒……我不指望得到寬恕。」

連季諾維也夫、布哈林這樣享有世界聲譽的政治超人都扛不住俄式思想政治工作的威力，人們能指望王蒙怎樣呢？

1924年列寧逝世後斯大林、李可、季諾維也夫、布哈林的合影

此人從此不能信用

和王蒙命運相似，只是更悲慘的，還有饒漱石和潘漢年。

沒錯，即使高崗自殺後，毛主席還是打算保留饒漱石黨籍，給他一份養家糊口的工作。1955年3月18日，毛專門講話，向反對把饒留在黨內的代表作了必要的解釋。然而，一片大好形勢下，出於某種忠誠，饒漱石也上綱上線，寫材料寫信拚命往自己頭上扣屎盆子。

當然，更過分是他的重要助手，上海市常務副市長潘漢年（1906—1977年）。潘先生向組織交心，居然主動揭發13年前，自己陪同大叛徒、大特務李士群，跑到南京城裡私下會見汪精衛一事，並於4月1日請即將赴京開會的陳毅市長把有關材料敬呈黨中央。

作為上海臨時中央大特務，潘漢年也是周恩來的重要助手。早年重慶蔣委員長，還有莫斯科王明同志瘋狂攻擊延安毛先生勾結南京汪先生，危害抗戰，看來是無風不起浪，陳毅驚出一身冷汗。毛先生閱後也嚇了一跳，批示「此人從此不能信用」，並進一步作出立即逮捕饒漱石、潘漢年的決定。接下來饒漱石被認定為「饒、潘、揚（帆）反革命集團」首犯，判處14年有期徒刑。

「反革命集團」？作為新四軍政委、華東局書記、中組部部長，竟然撈不上「反黨集團」的名頭？饒後來坐了21年黑牢，1975年逝世；潘漢年15年徒刑，1977年逝世。潘1982年平反。

面對強權，中國讀書人狗苟蠅營，活得太窩囊。事實上，1954年春天，高饒事件剛一露頭，前特務總頭目周恩來即已做出正確判斷：北人高大麻子肯定負隅頑抗，而南人饒漱石的脊梁骨早就斷掉了。

潘漢年

節選自王青作品《風雨神州》第二卷《追擊者的宿命》第四章 胡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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