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官上任三把火：所有戰俘必須服從日本人的指示

作者：[英]海沃斯，季我奴學社譯

在樟宜，許多更為重大的變化的催化劑是1944年3月齋藤（Saito）少將從爪哇調來接替有村少將。就像高橋中尉到來時張牙舞爪那樣，齋藤也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因為齋藤的級別更高，所以他造成了更大的影響。不難料想，他的第一次公開行動為的是強調他的權威地位，對其下屬施加這種權威，因此，在樟宜的所有戰俘不得不為表示尊敬齋藤而接受特別的檢閱。這次集會一如既往，在齋藤最終抵達之前等了很久，拖延無數次，不過他的務實態度從一開始就顯而易見。羅傑斯上尉有這樣的回憶：

他的講話大意是——我是齋藤，接替有村。我將繼續執行有村的政策，但如果我認為有改變的任何必要，我就會加以改變。必須服從日軍和日本人的指示。

由於齋藤的到來而立即進行的改革是帳篷形狀的住所立即被拆除，儘管日本人沒給出這麼做的理由，這種房子在樟宜周圍相當普遍。雖然許多戰俘抗議，高橋中尉說這道命令不可能被取消，它是齋藤果決的表示，但如果發現戰俘營沒有帳篷會影響戰俘生活，過一段日子會研究這種情況。這些最新的住宿調整意味著「依舊在折騰，擁擠不堪」，沒有實際意義，除了證明當日本人想為所欲為時，戰俘必須隨聲附和。

戰俘中的高級軍官舉行會議討論住宿問題，有人提出作為教堂留出的各種建築物恐怕不得不出於住宿目的而使用。在進行這些改變的時候，日軍批准在工場和營地豬舍幹活的人員休息，從而方便住宿的重新安排，進一步表明了「胡蘿蔔加大棒」的方法。

盟軍戰俘

著眼於最大限度使用人力的日本新當局命令在戰俘營園地里再使用300個人，如果有必要，那些健康狀況不佳的人員可以干半天活。作為對戰俘自治機構找到這些人的鞭策，日本人說如果找不到人幹活就關閉菜園和豬舍。因此霍爾姆斯中校認為可以找一些傷病員中最健康的人員。

日本人要求戰俘自治機構提交詳細的住宿報告，標明每幢建築物或每處茅舍的居住人數，「以日軍能夠理解的方式描述」這些建築物，此時他們還不斷重新安排住宿。醫療隊總部區域的更多建築物受到這些行動的影響，「因此許多人失去住所而導致擁擠」。肖恩少校試圖解釋他所理解的由於齋藤上任所造成的主要問題：

齋藤將軍又一次視察戰俘營，下令進行一些相當急劇的改革。你得知道他習慣於高度集中、戒備森嚴的爪哇戰俘營，在樟宜戰俘營內缺乏日本勢力和監管令他驚愕。直接的後果是：1.在致敬時採用日語「口令」辭彙。2.禁止我們拘留人員。3.上交所有旗幟和地圖。4.停吹所有軍號，而更重要的是停止重新分配所有住所——我們不僅失去了老營地總部的房屋，給鬼子的衛戍部隊使用，而且失去了通過營地經由河谷路到老醫院區的那條路東側的6幢房子。

唯一隨著這些變化而來的小好處是日本人至少批准在日軍「土地平整隊」、中央園地和林業隊工作的所有戰俘休整，日本人稱之為「假期」，以便他們能夠在內部活動中幫上忙。日本人把這種休假稱為「假期」也有其意義，因為毫無疑問，它給人的印象是日本人出於親善精神所設想的行動。65日本人的確有此打算，而它本身代表了給予的某種東西，它的真實性顯然遠遠小於「假期」這種說法所暗示的程度。除了「假期」，齋藤將軍還給戰俘營里的每個人70美分作為「復活節禮物」。不管這種禮物的動機是什麼，它當然沒有減少這筆錢對戰俘整體的好處。這筆錢被匯總並花在糖上，再把糖分別發給每個人。

齋藤將軍還指示日本人對戰俘勞動隊或倉庫提出的所有要求在未來會有書面命令。即使日軍官兵沒有遵循正確的手續索取東西，他的要求也要被服從，但戰俘可以向日本監管處（Supervising Office）報告。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減少日本人再對戰俘胡作非為，它也是對戰俘確實具有他們理應得到的些許權利的輕微承認。

樟宜

齋藤著手在戰俘與日本人之間的關係中引入某種形式和體制，這是此前在樟宜基本上沒有的東西。雖然這的確賦予戰俘一些好處，但在現實中它是通過侵蝕戰俘對集體的強烈認同感並降低其獨立程度為代價的，而且在某種程度上破壞了在樟宜的戰俘群體的自主權。在致敬和日常點名列隊時使用日語的新指示充分表明了這一點，鑒於日本軍隊在戰爭初期指示其部隊使用這樣的方法，在樟宜的日本人決定從現在開始這麼做意義重大。68日本人的這些決定並非特別微妙。羅傑斯上尉也意識到日本人態度的明顯變化：

日軍在普遍嚴加管制。所有命令以日語下達，敬禮的問題被強調。我認為機場與正在進行的限制運動關係重大，而且我知道事情有可能變得更加嚴重。據說音樂會被削減為一個星期舉行一次，那對我們打擊很大，因為這些演出無疑極大地減輕了我們的精神壓力，使我們擺脫眼下的煩惱。但我想我們真的不能抱怨太多，因為這些限制措施有可能在我們成為戰俘的這兩年里一直實施。

日本人在樟宜很重視抓紀律和軍人行為，他們尤其注重「隨隨便便敬禮」的問題。《基本訓練手冊》有一條告誡強調「不戴帽子不得敬禮」；在戰俘營流傳的指示還有「除非參加運動……在任何時候所有軍人都必須佩帶相應的軍銜標識」。日本人還規定從1944年4月起戰俘不得服從由戰俘軍官決定的禁閉處罰，而是交由日本人懲罰。為了規避這些難以接受的指令，戰俘自治機構開始停發戰俘的勞動薪酬作為替代懲罰。這裡顯然存在矛盾，因為雙方（日本人和戰俘自治機構）都採取行動以確保紀律的崇高地位，都以為在俘獲者和被俘者之間正在進行的鬥爭中會獲得勝利。雖然日本人開始意識到戰俘的抵抗企圖意義不大，但他們看來訓練有素是戰俘服從命令聽從指揮的前提，這似乎與他們自己談到的有關其俘虜不再是軍人的言論相悖。

盟軍戰俘

加萊甘認為戰俘應儘可能像正規軍那樣行動，在這層意義上很重要，與他們的處境無關。與霍爾姆斯一樣，他認為「戰俘營紀律嚴明的氛圍有助於保持高昂的士氣，可以避免成為一群俘虜組成的烏合之眾。」而「高標準的紀律對防止部隊自制力和責任心（例如衛生）的下滑很必要，否則很可能喪失生命」。對紀律的這種遵守挫敗了日本人，因為這意味著日本人能施加的影響是微弱的，也是次要的。日本人原以為在新加坡戰敗會造成戰俘更順從，結果讓他們很失望。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因為在戰俘面前失去應有的權威，他們選擇的對抗之道是把戰俘不當作戰俘對待，而是像軍人一樣要求他們的舉止言行。

除了這些更為明顯的控制戰俘的企圖，日本人還試圖取消助長戰俘的獨立性和能促進他們積極交往的活動。其中的一個例子是威脅在不遠的將來把服裝和靴子的任何修補放在新加坡進行，所有縫紉機器和工具從戰俘營撤出。這是霍爾姆斯中校又一次強烈抗議的主題，顯然抗議取得了理想的效果。日本人後來表揚營地的修鞋工場，宣稱它「活幹得好」，令人啼笑皆非。

編輯：桂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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