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啥印度不如中國？他們不懂「把漢中劃給陝西」

由於民族構成、語言文字和宗教信仰嚴重缺乏統一性，加之西式政體和民族理論的影響，印度獨立後的國內政區劃分指導思想深陷誤區，給印度國家統一埋下了深遠的隱患。

這些年，隨著中國經濟增速的放緩，西方一些媒體一直在炒作印度的話題。認為這東方兩個大國正在經歷權力的轉移，中國衰弱，印度崛起。他們把這個話題稱之為「龍象之爭」。

當然，從印度最近幾年的經濟增長來看，的確速度很快，但作為曾經的英國殖民地，印度在獨立後遺留了非常多的問題，有些是基本政治架構性的。比如區域的劃分原則居然是語言和民族，這為印度頻繁的種族衝突埋下了禍根。

當然，這是英國人在離開印度前夕埋下的惡果，也顯示了英國老辣狠毒的政治手段。

以下是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老師的一篇文章，講的就是這事。看過後，你不得不佩服中國老祖宗的政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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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驗：區域制衡

本來，一國要想長久保持統一，其國內行政區劃分應充分考慮區域制衡原則，即：

任何一個一級行政區（省、州、邦）企圖分離叛亂時，中央政府都能從毗鄰地區方便地扼住其咽喉而實施鎮壓；

任何一個一級行政區分離後都會在經濟上蒙受重創，難以獨存。

正如制定法律的基本思路不能是假設人人都是自律的聖人，而必須著眼於使其不能、不敢作惡；一個大國行政區劃設置也必須著眼於使任何一個地區都不能、不敢尋求分裂。

中國是全世界唯一擁有五千年不間斷文明史的國家，也是擁有獨一無二數千年統一傳統的大國，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除了文化傳統和人口優勢之外，關鍵就在於這方面的制度探索與建設，並與文化傳統和人口優勢形成了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

經過上千年思想和實踐探索演變，中國各省省界劃分相當充分地體現了區域制衡之道，典型如漢中劃歸陝西而非四川。

從地形上講，漢中被秦嶺隔絕在渭河谷地南邊，而更加接近四川盆地

無論是地理、氣候，還是人文風物，漢中都更接近四川盆地，而與關中平原差異較大，似乎更應該劃入四川省。

然而，蜀道艱險，雄才大略的魏武帝曹操統軍平定漢中張魯，親身領略了褒斜穀道的艱險之後，幾次評價道：

「南鄭直為天獄，中斜穀道為五百里石穴耳」；

李白更長嘆曰：

「蜀道難，難於上青天」。

如果將漢中和四川盆地劃入同一省份，一旦四川當權者與北方的中央政權分離而割據或對抗，就可以輕易堵塞蜀道，阻擊來自北方的軍隊。自從秦國將巴蜀納為郡縣以來，除蜀漢政權與中原政權分庭抗禮逐鹿天下之外，四川盆地曾多次發生企圖裂土分疆的叛亂，先後建立過成漢、前蜀、後蜀等遊離於中原王朝之外的割據政權，動輒延續數十年。

三國時期局勢圖

正是鑒於蜀地的歷史和現實，李白才發出了深遠的感慨憂慮：

「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匪親，化為狼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

歐陽直公則為此總結出了一條規律：

「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後治」（《蜀警錄》）。

將漢中劃入陝西省之後，一旦四川再度發生叛亂，中央政府平叛軍隊由於已經掌握了漢中，進軍成都平原平叛就會輕易許多。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引用楊洪評價：

「漢中，益州咽喉，若無漢中，是無蜀也」。

同時，這樣的格局又會有效地威懾、遏制掌握四川地方政權者潛在的叛亂割據意圖。正因為如此，自從漢中劃入陝西省後，再未發生過四川地方政府主動挑起叛亂的事情，更不用說形成割據四川數十年的割據政權了。

同樣，襄陽劃歸湖北而非方言習俗更相近的河南；徐州劃歸江蘇而非方言風俗更相似的山東；明朝時的南直隸在清朝拆分為江蘇、安徽兩省，且安徽省界距離江蘇省會南京不遠；……都是基於類似的考慮。

明朝的南直隸

不僅如此，普遍運用區域制衡原則劃分國內政區並長期有效實施，還有利於潛移默化地培育國民高於地方的國家認同，國民內心潛意識首先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然後才是湖北人、湖南人、江蘇人、黑龍江人……，自己有權利也能夠在中國國土之內四海為家，形成維護國家統一的強大心理基礎。

2

印度教訓：語言原則劃省

反觀印度，本來已經從英國殖民者手裡繼承了一套盡量考慮到了區域制衡之道的國內政區劃界方案，獨立後卻因為國內政治鬥爭而徹底犧牲了上述區域制衡之道。

客觀說來，英國人給南亞次大陸帶來了史無前例的政治統一，為了保證自己這份最大殖民地資產江山穩固，經驗豐富、老辣的英國殖民者在劃分印度各省和土邦邊界時不能不盡量考慮制衡之道，典型如寇松決策1905年分割孟加拉省（儘管後來在國大黨和印度社會壓力下取消了這個決定）。

這些做法固然出自英國殖民者自身利益，但客觀上有利於印度國家統一，倘若獨立後的印度聯邦在確定內部各邦設置與邊界劃分時能盡量繼承這份遺產，踐行區域制衡原則，必定有助於鞏固印度的長期統一。

然而，還在英國統治時期的1920年，國大黨就將「按語言原則劃省」作為一項重要目標寫入自己的綱領。儘管印度聯邦獨立初期曾經力圖保持英治時期的國內政區劃分，但國內政治運動和動亂不久就改變了這一切，今天的印度國內一級政區基本上是按照語言原則劃分的，使用同一語言的居民區劃入同一個邦，導致印度版圖內邦的數量從獨立時的16個增加到了28個，另有7個中央直轄區。

即使不考慮這一原則對國內跨地區貿易發展和勞動力流動的阻礙，不考慮其打亂原有產業布局的經濟後果，這樣的國內一級政區劃分在平時就不利於潛移默化地培育國民高於地方的國家認同，國民內心潛意識首先認為自己是泰米爾納德人、西孟加拉人、旁遮普人、馬哈拉施特拉人，然後才是印度人。

一旦國家有事，更會給地方分離主義者提供極大的便利。而這樣的局面，在平時也會激勵政客們的分離主義動機。

與此同時，印度某些邦體量太大，實際上具備了獨立建國的條件，如北方邦人口接近2億，進一步加劇了上述潛在問題。

印度獨立至今尚未出現分疆裂土的大動亂，但不等於這個國家以後就不會出現嚴重的政治動蕩，更不等於它的行政體制經受得起政治大動亂的考驗而有效維護國家統一。

實際上，早在1980年代，南印度四邦建立「達羅毗荼聯邦」、 旁遮普獨立建立「卡利斯坦國」之類分離主義主張就曾在印度政界登堂入室。雖然英迪拉·甘地在1980年大選中選擇代表安得拉邦的席位，而不是在傳統根據地北方邦的席位。她當上總理後毅然出動槍杆子鎮壓了錫克人，再賠上自己的生命，平息了這一輪分離主義浪潮，但一批地方政黨仍在這一輪風潮中脫穎而出，國大黨多年一統天下的局面被徹底打破。

英迪拉·甘地，印度第一位女總理

對印度而言，令人悲哀的是，即使印度統治集團內部眼光遠大且滿懷國家責任感的精英們認識到了上述風險，民族構成、語言文字和宗教信仰嚴重缺乏統一性的現實也使得他們無法實施治本之道。

在這種環境下，按語言原則劃分政區天然比貫徹地區制衡原則更能有效動員群眾開展政治鬥爭和競爭選票。

當初，印度按語言劃分邦界是從安得拉邦打開突破口的，此先例一開，印度政府就再也無法遏制按語言原則劃分邦界的壓力，相關暴力衝突和爭端此起彼伏：

1949年，老國大黨人波提·斯利馬穆盧（Potti Sriramal）在馬德拉斯泰盧固語地區掀起運動，要求建立泰盧固語安得拉邦。1952年，斯利馬穆盧絕食58天後餓死，在泰盧固語地區引發大規模騷亂，尼赫魯在斯利馬穆盧死後第四天被迫宣布設立泰盧固語的安得拉邦。

波提·斯利馬穆盧

1956年1月，由於孟買邦內操馬拉地語的馬哈拉施特拉居民不滿與古吉拉特語地區繼續在一個邦內，孟買市爆發騷亂，騷亂民眾與前來鎮壓的軍警發生流血衝突，80人被打死，450人受傷，但騷亂仍未平息。3月，政府被迫讓步，決定將孟買邦分割為古吉拉特、馬哈拉施特拉兩個語言邦，隨後又在馬哈拉施特拉居民壓力下決定將原計劃作為中央直轄區、5年後再定歸屬的孟買市劃為馬哈拉施特拉邦首府，結果又在古吉拉特邦引起騷亂。

即便如此，爭奪孟買市的「贏家」馬哈拉施特拉邦與邁索爾之間也仍然為列爾高姆縣歸屬你爭我奪。

1956年至1960年的孟買邦（紅線範圍內）

按語言劃分邦界的最大風險在於，一旦容許較大民族按語言劃分邦界形成他們主導的邦，就無法阻止這些邦內較小民族要求援引同一原則從該邦分立出來形成新的邦，甚至獨立建國，不管其人口、經濟實力是否足以支持單獨設邦或建國的龐大上層建築。如此反覆，一個多民族國家的國土劃分必將支離破碎，難乎為繼。

在印度的實踐中，這一連鎖反應的風險就暴露無遺。

馬哈拉施特拉邦設立後，其內部存在的那格-維達爾巴（Nag-Vidarbha）分離主義運動就備受激勵；安得拉邦設立後，要求分割該邦新設特侖甘納邦的運動和暴力衝突隨之興起，其領導人在2009年效仿斯利馬穆盧絕食逼迫聯邦政府同意正式啟動分邦程序；北方、比哈爾等邦內部要求設立新邦的分離主義運動也水漲船高……

一批要求設立新邦的分離主義運動已經修成正果，11.48萬平方公里、3500萬人口的特侖甘納邦已於2014年6月從安得拉邦分割設立，但這些主張、要求中不乏完全違背客觀經濟規律者。按語言劃分邦界運動蔓延及其衝擊一度動搖了尼赫魯那自認統治印度天命在身的自信，他1958年主動請辭，部分原因就在於此。

馬哈拉施特拉邦的那格-維達爾巴（Nag-Vidarbha）分離主義運動的支持者

在上述事件中，斯利馬穆盧之輩未嘗不是懷著一種自認為「崇高」的目標，表現出了熾烈的獻身精神，問題是這類做法恰恰暴露出他們潛意識中地區認同高於印度國家認同。

而且，經過這樣的政治鬥爭，印度政治精英中不會再有多少人願意觸動這個問題而押上自己的政治命運，對印度國家統一的上述隱患也就會一直保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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