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俊：王玖興先生怎麼有了「王久磨」的雅號？

哲學大師王玖興

1984年西方哲學史專業全國能夠招收博士研究生的只有三個單位五位導師，北京的兩家，即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的龐景仁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的賀麟、王玖興、楊一之教授，上海一家即復旦大學的全增嘏教授。現代外國哲學專業只有兩個單位兩名導師，即北京大學的洪謙教授，武漢大學的江天驥教授，但是洪謙先生沒有招生。他們幾位前輩或是解放前在國外學習過、獲得過博士或碩士學位，或者是解放前就已經當上了正教授。

因為龐先生我認識了王先生

要講我和王玖興老師相識的緣起，還得先講龐景仁先生。

我是1977年恢復高考後第一批大學生，1981年考上武漢大學陳修齋、楊祖陶兩位導師的碩士生，1984年畢業前夕來到北京，報考了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龐景仁教授的博士生，龐先生是第一次招收博士生，錄取了我和陳宣良兩位。陳宣良在武漢大學本是我的師兄，他是陳修齋老師的兒子，也是陳修齋和楊祖陶聯合招收的第一屆碩士生。1978年恢復研究生考試製度時，陳修齋是副教授，楊祖陶是講師，他們聯合招收西方哲學史的研究生，第一批五名碩士生中有現武漢大學哲學學院的段德智教授、張傳有教授，有同濟大學哲學系的陳家琪教授和現客居法國的陳宣良；第二批三名碩士生中有現華中科技大學哲學系的鄧曉芒教授；1980年他們停招一年，我是1981年他們招收的第三批研究生，五名碩士生中後來仍然從事外國哲學研究和教學的有我和現北京大學哲學系的趙敦華教授、華中師範大學哲學所的高新民教授。當時武大哲學系與我們同一屆的中國哲學專業的研究生有現武漢大學郭齊勇教授、李維武教授，現代外國哲學專業方向有現武漢大學的朱志方教授。我到中國人民大學讀博士後，陳宣良就從我的師兄變成了我的同學。

龐先生是1932—1936年在北京大學哲學系讀書，那時賀麟先生剛從國外回來不久，在北大哲學系任教，龐先生不僅聽過賀先生的課，還專門登門向賀先生請教過。1936年北大畢業後他就去法國巴黎大學留學了。1942年龐先生以《馬勒伯朗士「神」的觀念與朱熹的「理」的觀念》一文獲得巴黎大學哲學博士學位，並留校任教。不久，龐先生轉到瑞士弗里堡（法語叫弗里堡 Fribourg, 德語叫弗萊堡Freiburg）大學哲學系任教。1945年抗戰勝利後，龐先生輾轉回國，1946年在南開大學任教授。因為他熟練掌握法語、英語、德語，還會一些日語和梵文，解放後龐先生被調到中央軍委做高級翻譯，剛解放時這樣的高級外語人才還是很少的。1953年龐先生向黨交心談心時，提到20世紀30年代他曾是北京大學學生地下黨負責人，其間黨組織兩度被破壞，第一次他跑回東北老家躲避了一段時間，第二次他被國民黨抓進去審了幾天沒問出任何東西就將他放了，回到學校他找不到黨組織，找到一個名叫「馬列主義讀書會」的組織，參加進去活動了三個月，後來發現那是托派，不是真正的共產黨，於是他就退出了，北大畢業後就出國留學了。正巧1952年底「肅托」運動講「托派就是反革命」，要肅清中國的托洛茨基分子。龐先生此時說出了差不多20年前的這段經歷，中央軍委里怎麼能有這樣的人呢？龐先生經送軍事法庭審判，入獄三年。1956年從牢里釋放出來後，他被安排到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外語教研室工作，後在人民大學的大外語教研室的法語教研室工作，到1961年龐先生經多次要求後才回到自己的本行，調到哲學系工作。因為他有歷史問題，哲學系這個政治性很強的系沒有讓他上講台，於是他就從德語翻譯了康德的《未來形而上學導論》，從法語翻譯了伽森狄的《對笛卡爾的詰難》，從英語翻譯了詹姆士的《徹底的經驗主義》，「文化大革命」住幹校時和從幹校回來後一段時間翻譯了笛卡爾的《第一哲學沉思集》，1978年人民大學復校之後他才給研究生上一些選修課，講講康德哲學和法國哲學。但是國務院學科評議組批准他為博士生導師，他成為人大哲學系繼石峻和蕭前之後能招收博士生的導師之一。

1948年夏，王玖興先生公費赴歐留學，入瑞士弗里堡大學哲學系博士研究生班，攻讀德國古典哲學，兼修心理學課程。1955年，他完成《特拉邁爾書目測驗研究》論文後，留在瑞士弗里堡大學東方學院擔任中國哲學和漢語的教學工作。王先生去瑞士弗里堡大學學習可能是由龐先生推薦的，因為龐先生在弗里堡大學哲學系任教多年並剛回國不久。龐先生解放前回國時將一個女兒留在了瑞士，交給一個神父撫養，可能王玖興先生在瑞士學習時也偶爾去看望這位不會說漢語的女兒。龐先生臨回國時還有很多書沒有帶回，王先生在弗里堡大學讀書時是否用過這些書，我無法求證了，但是直到20世紀80年代復旦大學的張慶熊教授在瑞士弗里堡學習時，在一個閣樓上還發現了龐先生留下來的幾箱子書。

龐先生的大兒子從小是在法國和瑞士長大，法語很好，「文革」後期他和妻子一起經考試，成為了在瑞士的聯合國歐洲總部的法語同聲傳譯譯員，因為有從小生活在瑞士的經歷，很快就辦了移居瑞士的手續。龐先生一直患高血壓，據說「文革」期間血壓的高壓一般都在160—200，後來心臟也不好了。大約在1984年初他在瑞士的大兒子安排他去瑞士定居治病，當他得知組織上要重用他，讓他帶博士生，這是當時人大哲學系大多數老師都沒有的機會和待遇，打倒「四人幫」後一直要求恢復黨籍或重新入黨的他，覺得實現他人生價值的時候到了，此時他怎麼願意離開呢？他在北京安裝了心臟起搏器，並很快就投入到工作中去，為博士生制訂學習計劃，列出長長的書單，他覺得，凡是讓博士生看的書他自己必須先看，所以他開始跑北京圖書館（現為國家圖書館）借書、看書、還書，從張自忠路3號往返文津街。我們是1985年2月入學，他給我和陳宣良分別制訂了教學計劃，多次談話交流，他家住城裡，來學校西郊校區不便，就寫信給我們指導讀書和考慮博士論文的選題。不到幾個月先生他就病倒了，住進了醫院。在醫院裡還給我們寫了一封信，讓我們怎麼看書，回答教學安排的一些問題，可信還未發出先生就心臟病發作，突然離世了。先生這麼快就走了，我們感到十分震驚和悲痛。

龐先生逝世後，我們這兩個入學不到一學期的博士生該怎麼辦？當時人民大學哲學系外國哲學教研室苗力田教授博士生導師資格還沒有批下來，人大沒有合適的導師接著帶我們，這時就想到北京另一家有培養外國哲學博士生力量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估計是苗力田、鍾宇人兩位老師的建議，讓人大哲學系聯繫王玖興先生，理由可能有三點: 一是王先生法語好，熟悉法國哲學，因為弗里堡是法語為主的地區，弗里堡大學是法、德雙語教學，王先生研究過存在主義和雅斯貝爾斯哲學；二是王玖興老師和龐景仁先生有這樣一種特殊的關係，龐先生留下來的學生王先生不能不管；三是社科院哲學所的三個導師，相對於賀麟先生和楊一之先生他最年輕，他更有精力承擔更多的工作。當時人大哲學系主任羅國傑教授出面找邢賁思所長和李惠國副所長尋求幫助，很快得到他們的同意，李惠國副所長還是人大哲學系系友，他親自去找王先生商量此事，王先生很爽快地答應了此事。

武漢大學校友的身份讓我們特別親

我記得第一次帶我們去見王玖興先生的是人民大學哲學系副系主任楊彥鈞老師，他把我們送去，算是代表人民大學將我們託付給王先生了，第一次也算是組織對組織的見面，王老師還是比較客套。從此之後，我們就自己經常去阜外大街6號樓2門206號王先生家裡去，每次一聊就是很長時間，他常常讓我們留下來吃飯，范師母也非常客氣，我就記得他們家做的餅很好吃。每一次離開王先生家他都將我們送到樓下的小院中再告別。

王先生之所以願意和我們海闊天空地聊天，其中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都是武漢大學的校友，哲學系的系友。王先生本來是1936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學心理系，一年後，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開始，他因經濟窘迫未能隨校西遷，遂應考黃炎培等人在上海集資創辦的「膺白清寒學生獎學金」，他從1937年秋季起，由基金會資助進武漢大學學習，就讀於哲學教育系，直至畢業。其實王先生在武漢大學武昌珞珈山校區只學習了半年，因為抗戰上海戰役失利，武漢大學先是停課，1938年春，王先生隨武大西遷四川樂山，當時武大哲學系有張頤、朱光潛、黃方剛、萬卓恆諸哲學大師，給他們講授西方近現代各家哲學，開啟和激發了王先生的哲學興趣。

王先生給我們講過多次的是，他在武大求學時武大校長王星拱先生是參加過「科學與玄學大論戰」的著名化學家。每學期轉發膺白獎學金時，王校長都親自接見王玖興，並勉勵他側重研讀哲學。老校長認為，一切科學，深入研究起來，都離不開哲學問題。校長的多次親自接見和鼓勵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對他後來為人治學產生了深遠影響。

據王先生回憶，1941年他從武大畢業後赴陝西城固，在西北師範學院當助教。一年後轉返四川在白沙女子師範學院教課。這期間，課餘時力多用於研讀我國歷代先哲的重要典籍。1944年秋，他與范祖珠師母結婚後，同赴昆明，入西南聯大清華研究院哲學部，讀研究生。當時西南聯大學術空氣十分濃厚，哲學系更是大師雲集，金岳霖、湯用彤、馮友蘭、賀麟、陳康、鄭昕、沈有鼎諸先生分壇設教，各抒己見，異彩紛呈，蔚為大觀。抗戰勝利一年後，西南聯大解散，北大、清華、南開各自複員北上，王先生也到北京，應清華大學聘請，在哲學系任教。可以說，在王先生出國前，對他影響最大的一是武漢大學，一是西南聯大期間的清華研究院。

王先生在西南聯大讀研究生期間，陳修齋是在西南聯大旁聽賀麟、馮友蘭的課，同時在賀麟手下的西洋名著編譯會從事一些翻譯工作，楊祖陶是哲學系的本科生，西南聯大解散後，他們都回到北大，陳先生在北大做青年教師，楊祖陶接著讀研究生，讀完之後也當老師，1956年武漢大學成立哲學系，李達校長到北大三顧茅廬，請老師去支援武大，陳修齋和楊祖陶是第一批去武大的，很快江天驥也從北大去了武大。估計王先生在西南聯大時和陳先生也熟識，所以對我們這兩位陳、楊二師的學生覺得又多了一層親密關係。

促使王先生1957年回國有兩個因素，一個因素是馮友蘭先生起了重要作用，1956年夏馮友蘭先生與任華先生到日內瓦開會。他們會後專程到弗里堡看望王玖興先生夫婦及全家，並勸其回國服務。另一個因素也是和武漢大學有關的。他在武漢大學求學時有一個最好的同學叫劉滌源，後來留在武漢大學任教，王先生出國後一直和他保持密切的通信來往。1956年劉滌源給王先生寫信，說國內形勢一片大好，國家發展走上正軌，事業欣欣向榮、蒸蒸日上，正是需要用人的時候，如果回國一定大有作為。他最信任的同學的真情實感，打動和感染了他，於是他下定決心回國，回國的決定也得到政府的支持和周恩來總理的親切關懷，他取道蘇聯，1957年夏天回到闊別十年的中國。他被安排到中國科學院哲學所工作，安頓好工作和住處後，他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武漢大學看望鼓勵他回國的老同學劉滌源，可是當他找到武漢大學時，被告知劉滌源被打成「右派」隔離審查了，沒見上。他到哲學所上班後的第一件事也是正在打「右派」。王先生講的這件事讓我們印象深刻的原因之一，就是在80年代初我們在武漢大學讀研究生時，劉滌源是武大經濟系的知名教授，就住在我們的導師陳修齋教授家（也是陳宣良家）對門，我們還經常見到他，沒想到他和王先生還有這個緣分。

和我們差不多同時轉到王玖興先生門下的還有復旦大學的陳奎德、謝遐齡、張汝倫和黃勇，因為他們的導師全增嘏先生也去世了，我們都成了王先生的弟子，但是我們幾乎沒有同時在王先生家裡見過面。見面較多的還是王先生在社科院哲學所指導的一些學生，如他指導的碩士生程志民，比我稍晚一些的博士生有謝維和。我們和王先生見面時也有很多的時間是他和我們講其他這些同學在研究什麼課題，他怎麼看這些問題的。1987年底我博士畢業後留人民大學任教，每年還經常去看王先生，幾年後他和我講他在社科院哲學所招了個學生叫尚傑，在復旦招了個學生叫汪堂家，他們都研究法國哲學，但是我當時都沒見過他們，見到他們是好多年之後的事了。

除了聊學問，王先生喜歡聊他的家鄉，當時我並不知道是江蘇的哪個縣，只是記得他多次提到徐福東渡日本就是從他家鄉出發的，可以看出他對家鄉深深的眷戀。現在我再查閱他的回憶錄才知道他的家鄉是現在江蘇省連雲港市的贛榆縣。

他對學問的認真使他有了「王久磨」的雅號

我的博士論文的開題和寫作是在王先生的指導下完成的，他讓我們沿著龐先生定的方向「17世紀法國哲學」做下去，不要因為轉到他門下就換研究方向，各自看書還是按龐先生定的書單。於是我的論文研究笛卡爾，陳宣良研究馬勒伯朗士就這麼定下來了。龐先生翻譯的笛卡爾《第一哲學沉思集》書稿在商務印書館壓了很多年，記得我們還去責任編輯陳兆福先生前門外的住處催看過清樣，在高崧副主編的關心下，1986年該書出版了，也為我們研究提供了方便。王先生指導我們是因材施教，因勢利導。每一個學生的基礎不一樣，看的書、感興趣的問題不一樣，讓他們沿著自己感興趣的問題做研究、寫論文，導師不把自己的興趣和問題強加給學生。我們跟他學習的那段時間他正在翻譯盧卡奇的《理性的毀滅》，感興趣的是德國哲學的問題，但他仍然指導我們研究17世紀法國哲學。多年以後，我自己當上了博士生導師，指導博士生時就是沿用從王先生那裡學到的這個方法，給學生很大的自由空間。

我的博士論文初稿寫出來後，王先生看了一遍，沒有提出太多的修改意見。這時人民大學苗力田教授的博士導師資格也被國務院學位辦批准下來了，人民大學就讓苗力田教授和王玖興教授聯合指導我們，這樣苗力田教授就成為我們上博士生的第三位導師。王玖興老師讓我們把博士論文的初稿讓苗先生再看一遍，幫我們提提意見，苗先生看得很認真，也提出不少意見和建議。1987年是我們博士畢業的年份，也是苗先生自己正式招收博士的第一年，我是在苗先生手上畢業的第一個博士，李秋零是他自己正式招收的第一個博士生。我博士論文答辯王玖興老師請來了王太慶、朱德生、鍾宇人、李毓章等老師，加上他和苗力田兩位導師，答辯還是很順利的。答辯結束後的餐敘中，王先生說他如釋重負，算是完成了龐先生留下來的任務，也算是對苗先生有個交代了。苗先生喝酒比王先生厲害，王先生抽煙比苗先生勇猛，好不快哉！

到了20世紀90年代以後，大學和知識界做事都講錢，作個報告、指導個學生都得付講課費、導師酬金，後來我回想起來，王先生指導我們似乎沒有拿人民大學什麼酬金，最多就是到年底給他送個掛曆，那時也不流行送果籃，起碼是我不記得有。老師指導我們純粹是為了學術的傳承、朋友間的友誼、師生間的情誼。

王老師對學術精益求精，一件作品不經反覆斟酌打磨是不輕易出手的。我記得不準了，他「王久磨」這個雅號似乎是王樹人老師告訴我的。王玖興、王太慶、葉秀山、王樹人、錢廣華、陳嘉明合譯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似乎一直沒有出來，他可能不經十次二十次的修改是不輕易出手的。我後來一直沒有見到《純批》的這個翻譯版本，也覺得十分遺憾。其實，「久磨」可能是他們這一代人的共同特點，他們沒有我們這一代學人的浮躁和急於求成的心理。我記得有一年暑假前我和陳宣良一起去北大看望王太慶老師，陳說起他在看的馬勒伯朗士的一本小冊子不長，回去一個暑假就可以翻譯出來，當時王太慶先生馬上就很生氣地說，你爸是這麼教你的嗎？一個東西沒有十年二十年的打磨，算是翻譯好了嗎？其實，王太慶先生也是「久磨」，20世紀80年代他出版的很多譯著是他40年代就開始翻譯的。苗力田教授也常常教導我們，你們50歲之前不要寫文章，首先要學好三門活語言即英語、德語、法語，再學好兩門死語言即古希臘語、拉丁語，文章寫得再好都超過不了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康德、黑格爾，不如把他們的著作翻譯過來給大家看。可見「久磨」不是王玖興先生一個人的雅號，而是他們這一代人的學風、學品，可能是王先生的名字中有一個「玖（久）」字，叫起來更加有趣。這樣想來，我們都是先生不合格的學生，不僅沒有學會五門外語，而且沒有忍住在50歲之前就發了文章、寫了書。文章和書都沒有「久磨」，「蘿蔔快了不洗泥」的現象是普遍存在的。可能是我們這個時代變得太實際、太功利，我們都不能免俗，不發文章、不出書就當不上教授，漲不了工資，分不上房。而今天這種現象可能愈演愈烈，有過之而無不及。

我在中國人民大學做了副校長以後忙起來就很少去看王先生了，但是在校園裡常常看到王玖興先生的女兒、商學院的王以華教授，見到她就問問她父親王先生的近況。2002年底的一天我接到北京師範大學原副校長、時任首都師範大學校長謝維和的電話，他告訴我王先生得了白血病住進了協和醫院，在病床上他想起了他的學生們，其中包括我們這兩位在北京做了大學校領導的學生。我接到謝維和校長的電話後很快就去協和醫院的病房裡看望了王先生，交談甚歡。沒想到此次見面竟成永訣，大約一個月不到，王先生就於2003年1月4日駕鶴西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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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清華西方哲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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