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屬中部和東部非洲殖民地的城鎮勞動力政策

·亞非史·

英屬中部和東部非洲殖民地的城鎮勞動力政策

李 鵬 濤

內容提要自19世紀末確立對中部和東部非洲殖民地的殖民統治之後，英國殖民者試圖在殖民地城鎮中維持移民勞動制度。按照英國殖民者關於非洲社會的想像，部落是非洲社會基本構成單位，非洲人無法適應現代工業經濟和城鎮生活，而城鎮中的非洲人只不過是暫時逗留的「去部落化」人口。20世紀30年代起，隨著非洲殖民地經濟的發展和非洲工人罷工運動的蓬勃發展，殖民當局被迫接受非洲人在城鎮和現代工業經濟中的存在，轉而實行城鎮勞動力穩定化政策。這一政策的變化表明，英國殖民統治很難有效控制非洲社會變革進程，反映出殖民霸權的脆弱性，這構成非殖民化的重要社會背景。

關鍵詞英國 非洲殖民地 非洲城市史 移民勞動制度 穩定化政策

城鎮化是20世紀非洲大陸最重要、影響最深遠的社會經濟發展趨勢之一。特別是20世紀30年代以來，非洲城鎮化迅速發展，大量非洲人由農村湧入城鎮。迅速的城鎮化打破了殖民政府對於移民勞動力的控制，並且侵蝕了鄉村社會結構，這正是殖民地國家賴以建構的基礎。城鎮勞資衝突和罷工運動席捲非洲大陸，並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呈現愈演愈烈之勢，這對英國殖民統治造成極大衝擊。英國殖民政府經過調查發現，城鎮環境以及隨之而來的擁擠、住房條件差、薪酬低下等問題是導致勞工抗議發生的關鍵因素，而根源在於殖民地經濟賴以存在的移民勞動制度。英國殖民政府開始強調，接受非洲人在城鎮和現代工業經濟中的存在，實行城鎮勞動力「穩定化」（stabilization）政策。移民勞動制度到勞動力穩定化政策的轉變，折射出非洲殖民地劇烈的社會變遷，同時也對殖民地發展產生深遠影響，構成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非殖民化的重要社會背景。

本文涉及非洲勞工史和非洲城市史這兩個相互關聯的研究領域。非洲勞工史研究可以追溯至殖民時代，當時的殖民官員和學者認為，「部落」非洲人無法適應工資勞動和城鎮生活。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在非洲民族國家獨立的背景下，「現代化理論」強調非洲人能夠適應工資勞動和城鎮生活。20世紀70年代，馬克思主義史學關注非洲工人階級的形成與階級意識問題。隨著20世紀80年代非洲社會史研究的興起，非洲勞工史研究關注文化習俗對勞作模式的影響，探討勞動力問題與非殖民化之間的密切聯繫。非洲城市史研究興起於20世紀80年代，近年來相關研究主要關注殖民地國家對於城鎮空間的控制、特定社會群體的興起、城鎮社會問題、城鎮環境與非洲民族主義之間關聯等話題。

本文主要討論英屬中部和東部非洲殖民地（主要包括北羅得西亞、南羅得西亞、坦噶尼喀、肯亞和烏干達）的城鎮勞動力政策。與英屬西非殖民地相比，英屬中非和東非殖民地城鎮大多是殖民時代興起的「新」城鎮，工資勞動力發展程度相對較高，移民勞工數量較多，城鎮勞工問題較為突出。研究英屬中部和東部非洲殖民地勞動力政策的轉變，有助於深入理解殖民時期的非洲社會史，以及非洲社會變遷與非殖民化之間的內在聯繫。

一、 間接統治與移民勞動制度的形成

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英國政府仍不願為非洲殖民地發展投入太多資金，殖民地財政自給自足一直是英國對非洲殖民地的一項基本政策。在財源有限的情況下，殖民政府無力推動殖民地社會經濟全面變革，而更多強調維護非洲社會「傳統」秩序。在這一背景下，英國殖民政府從20世紀20年代起，逐漸將「部落」視作非洲社會基本單位，開始在廣袤的非洲殖民地推行間接統治制度。英國殖民者推行間接統治的基本假設是，他們在非洲所遭遇到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深刻植根於非洲土著文化，倘若對這些制度進行變革，勢必引起劇烈的政治和社會動蕩。假定非洲人本質上屬於部落人口，處在農村酋長的控制之下，構成了間接統治制度的核心理念。這在南非種族隔離制度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從1948年起，南非種族隔離政府規定，所有非洲人都從屬於酋長統治的部落「家園」，政府對於非洲人在土著保留地之外的流動和就業予以嚴格限制。

與此同時，殖民地發展離不開非洲勞動力，尤其是在城鎮和礦區。控制勞動力，成為殖民地國家的基本任務之一。為獲取勞動力，殖民政府採取了包括征繳棚屋稅和人頭稅在內的多項措施，並且利用酋長和專職人員徵召勞動力。非洲人自身也有進入勞動力市場的需求和意願，表現為：非洲農村家長通常鼓勵年輕男性外出務工，並將工資帶回；非洲年輕男性，有時也包括婦女，也願意從事工資勞動，為的是取得相對於家長權威的獨立地位，組建自己的家庭；鄉村生活的種種問題，如結婚彩禮的提高、土地日益稀缺和土壤侵蝕問題，促使非洲人湧入城鎮尋求謀生機會；城鎮文化對農村年輕人具有極大吸引力，電影、流行歌曲、足球比賽、酒吧和新潮服飾激起了非洲農村年輕人對現代城鎮文明的渴望。

在這種情況下，殖民政府官員、歐洲企業和人類學家對於非洲勞動力做出了「原始主義」(primitivism)解讀。按照他們對於非洲社會的認知與想像，可解讀如下。首先，在同歐洲人接觸之前，非洲社會是停滯不變的，非洲人沒有實現進步或者改善物質和文化狀況的能力和意願。其次，殖民者認為，非洲男性鄙視體力勞動，通常由非洲婦女從事耕作，而非洲男性從事放牧。歐洲殖民者認為，這一勞動分工有助於將非洲男性解放出來並外出務工。最後，非洲男性外出務工只是暫時的，密切的部落聯繫意味著他們無法在異質的城鎮社會環境中長期生活。長期處在城鎮環境之中，將導致非洲人身份認同喪失，即「去部落化」（detribalization），從而破壞部落權威的根基，導致農村社會失序。殖民官員通常將非洲土著人口的精神疾病和性病的顯著增多歸結於城鎮生活和異質文化的衝擊，並以此證明非洲人無法適應城鎮生活。

殖民政府一方面希望維持「傳統」權威和間接統治制度，另一方面迫切需要非洲人外出務工。在這種情況下，殖民政府把維持移民勞動制度視作可行的解決辦法。英國殖民者設想，通過維持移民勞動制度，能夠確保非洲酋長的傳統權威，而非洲人傳統生活方式也將得以延續。特別是在20世紀30年代經濟蕭條席捲非洲的情況下，非洲移民勞動力返回鄉村家中之後，仍能以較低成本從事農業生產，而不是像白人農場主那樣等待殖民政府的救助。因此，殖民政府認為，移民勞動制度有助於減輕經濟蕭條對於非洲社會穩定的衝擊。一些人類學家提出「目標工人」（target worker）理論，為移民勞動制度提供合法性。這些人類學家強調，非洲人與歐洲人不同，他們只要掙得的錢達到所需目標，就不願繼續工作，而寧願回到農村家中。按照這一邏輯，短期勞動合同符合非洲人的文化傾向。而且，歐洲僱主只需要支付給非洲勞工較低工資，否則非洲工人很快就能完成預定目標，私自中斷勞動合同。

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英屬中非和東非殖民地廣泛實行移民勞動制度。20世紀40年代，非洲男性勞動力到城鎮和礦區務工，已經成為英屬中非和東非殖民地社會經濟的顯著特徵。有些地區80%以上成年男性前往礦山，從事為期一年以上的勞動。各殖民地通過了一系列勞動登記法案和主僕法案（Master and Servants Acts），旨在強化城鎮非洲勞動力的臨時特徵，並維護非洲農村「傳統」權力結構。移民勞動制度的存在，對於殖民地社會經濟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首先，移民勞動制度使得殖民政府和歐洲僱主獲得大量廉價勞動力。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由於移民勞動力居於主導地位，殖民地經濟一直盛行低工資。在城鎮工作的非洲人大多從事短期勞動合同，並且是單身進入城鎮務工，僱主不用支付足以養活非洲工人家庭的工資。按照殖民者設想的間接統治制度，非洲人應當生活在農村「部落」之中，非洲婦女在農村操持家務，這實際上為男性勞動力的社會再生產提供補貼，否則他們工資太低，以至於無法維持家庭生計。殖民官員普遍認為，非洲人的工資只不過是他們的零花錢。「非洲人的錢袋與我們的不同」，北羅得西亞的一位省專員在1935年銅帶罷工之後表示，「對於大多數非洲民眾而言，他們放進錢袋裡的工資是不必要的奢侈物……如果我沒有工資，我就要挨餓。倘若土著民眾沒有工資，他們仍可以返回家鄉繼續幸福地生活」。由於移民工人保持著與農村地區的聯繫，有效降低了勞動力成本。教育、醫療、退休養老以及養育下一代工人，這些均是由非洲農村社會承擔。20世紀30年代，黑利勛爵曾主持對英屬非洲殖民地進行全方位調查並出版《非洲概覽》一書，他在書中寫到，「將土著保留地視作勞動力儲備地，事實上節省了針對勞動力的社會服務開支」。

其次，由於移民勞動制度的存在，殖民政府有借口忽視非洲城鎮人口的利益訴求。自英國殖民統治確立之初，非洲人已經在英屬中非和東非城鎮人口中居於多數。儘管如此，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殖民政府和殖民地歐洲人將城鎮居住權視作自身特權地位象徵，只有與殖民力量密切相關的土著人口才獲准在城鎮居住。自從19世紀末殖民統治確立以後，整個非洲大陸的殖民政府紛紛對城鎮空間進行隔離，並試圖以「秩序」名義實行控制。1911年，英國殖民部醫療顧問委員會稱，「歐洲人與土著的隔離，是保護歐洲人免受土著種族流行疾病的最有效手段」。與西非地區不同，在內羅畢、達累斯薩拉姆等東非城鎮，除土著非洲人、歐洲白人之外，還有勢力強大的印度人群體，這些城鎮空間表現出明顯的三重等級特徵，折射出殖民地社會複雜的種族結構。

殖民地國家和市鎮政府忽視非洲城鎮人口的基本需求。例如，在內羅畢，儘管非洲人佔大多數，但是他們只是作為必不可少的勞動力而存在。由於移民勞動制度的存在，殖民政府有理由減少城鎮住房和其他城鎮設施方面的公共開支。正如當時一些傳教士所批評的，按照殖民政府的邏輯，倘若非洲工人只是移民勞工，並不需要「真正的城鎮」，那麼簡陋的營房棚舍就足夠了。直至20世紀30年代末，殖民地城鎮住房建設一直主要面向白人移民，而未考慮城鎮非洲人的居住需求。殖民政府只是將非洲人驅趕到遠離「真正」城鎮的偏遠地區，並不關注非洲人居住區的狀況，任由非洲人自行發展，從而導致城鎮貧民區規模不斷擴大。非洲人居住區衛生狀況十分糟糕，道路缺少硬化和路燈，很少有自來水供應，秩序混亂。黑利勛爵注意到，「殖民地官員試圖阻止或者推遲勞工城鎮化或者穩定化，並且不願把政府資金投入到城鎮中的土著人口身上。

最後，由於移民勞動制度的存在，殖民政府沒有集中審視城鎮勞動力問題的必要性。到20世紀20年代，一些原本已經設立勞工部門的殖民地紛紛裁撤這些部門，將其職能轉交殖民地省級政府，並由衛生部門予以協助。坦噶尼喀、烏干達和北羅得西亞殖民政府紛紛裁撤勞工部，而肯亞殖民地一直未曾建立勞工部。這些措施強化了間接統治制度和「部落」意識形態。

總之，非洲殖民地國家從建立之初就面臨著控制與發展的悖論，它試圖通過移民勞動制度來化解這一悖論。在移民勞動制度之下，非洲勞動力需要定期回到鄉村，維持與鄉村的經濟和文化聯繫。殖民地國家希望藉此「保存」農村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從而有效維護殖民地社會穩定。然而，隨著殖民地經濟社會的變遷，尤其是非洲城鎮的迅速發展，移民勞動制度無法解決這一悖論，旨在保存「傳統」鄉村文化的間接統治制度也難以維持。

二、 「第二次殖民佔領」與移民勞動制度的危機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非洲對於英國的重要性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亞洲殖民地紛紛獨立的情況下，英國極為重視非洲殖民地發展潛力，它需要非洲殖民地的礦產和農業資源，從而推動英國本土發展，並且賺取外匯以償還美國債務。英國放棄了長期奉行的殖民地財政自給自足原則，開始為非洲殖民地發展注入大量資金，並積極推動全方位的殖民地經濟社會變革，有非洲史學家稱其為「第二次殖民佔領」。在殖民宗主國和殖民政府的積極推動下，非洲殖民地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加速發展。殖民地交通設施改善也為人口流動提供了便利。例如，在坦噶尼喀，鐵路運送乘客數量從1939年的470，000人次增至十年後的將近2，000，000人次。在這一背景下，英屬非洲殖民地城鎮化加速發展，城鎮人口激增。1936年至1946年，在南羅得西亞的索爾茲伯里和布拉瓦約，非洲勞工數量從43，305人增至94，929人。在肯亞第二大城市蒙巴薩港，1939年至1945年，非洲人口增長約50%，從40，000人增至63，000人。在內羅畢，非洲人口增幅更大，1936年為28，000人，十年後已經超過65，000人。

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速，移民勞動制度的問題日益顯露。例如，在內羅畢，行政管理和市政服務都依靠非洲勞動力，但是殖民政府並未支付足夠薪水來支持非洲人在城鎮長期定居。按照殖民官員設想，單身非洲男性前來為較低報酬而工作，只要有棲身之所即可。一旦合同到期，這些非洲男性必須立即離開。城鎮基礎設施很難適應非洲城鎮人口的快速增長，這突出表現為住房短缺問題。1946年至1957年，內羅畢市政府一共建造了能容納30，000人的住房，但是城鎮非洲人口同期增長了52，000人。南羅得西亞也面臨類似情況。在布拉瓦約工業區，大約4，000名男性僱員以及大量婦女和兒童居住在骯髒不堪的貧民窟。索爾茲伯里的黑人居住區也存在規模極大的貧民窟，這裡的過於擁擠問題同樣十分突出。在南羅得西亞，1931年《土地使用法案》確立了城鎮中的種族隔離，將非洲勞動力在城鎮中的存在視作臨時性的，限制非洲勞動力以家庭為單位在城鎮中居住和生活，造成了嚴重的經濟、道德和社會秩序問題。南羅得西亞政府設立專門委員會調查城鎮非洲人生活狀況。隨著移民勞動制度弊端日漸顯露，殖民政府日益認識到調整城鎮勞動力政策的緊迫性。

第一，非洲勞工罷工運動的興起，暴露出殖民者對於非洲城鎮勞動力的認知存在嚴重問題。20世紀30年代中期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非洲殖民地出口經濟逐漸得以恢復。隨著非洲城鎮的發展和城鎮勞動力隊伍的壯大，罷工運動在整個英屬非洲殖民地範圍內大規模興起。例如，1935年、1940年英屬中非銅礦城鎮罷工，1939年、1942年、1945年和1947年肯亞的蒙巴薩罷工，1945年南羅得西亞鐵路罷工和1948年南羅得西亞總罷工。這些罷工，再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非洲民族主義發展，促使殖民政府意識到干預經濟發展和提供社會服務的重要性。殖民當局意識到，城鎮環境以及相關的擁擠、住房條件較差以及低工資問題，是引發罷工的主要因素。這一罷工浪潮不僅導致產業關係的調整，而且引發殖民統治觀念危機，甚至動搖了殖民政府對於殖民地社會經濟變革的控制。

以北羅得西亞銅帶地區為例。1935年工人罷工是在沒有工會組織情況下發生的，主要通過私人網路、舞蹈協會、宗教組織以及大眾聚會等方式進行組織。北羅得西亞總督胡伯特·楊（Hubert Young）對於罷工感到震驚，他認為「去部落化」和工業化是「北羅得西亞以及非洲其他地區所面臨的最嚴重問題」。英國殖民事務大臣J.H.托馬斯（J.H.Thomas）也認為，「土著礦業人口穩定化」和「一定程度的去部落化」正在發生，「在這些情況下，礦工仍然常常返回故鄉，因此應當儘可能繼續保留部落權威」。這次罷工造成嚴重傷亡，英國殖民部為此派出的委員會經過調查指出，非洲工人居住在沒有酋長和部落組織約束的城鎮中，是滋生罷工的主要原因之一。委員會為北羅得西亞殖民政府提供了兩個選擇：推行城鎮勞工穩定化政策，或者繼續強化間接統治制度。殖民地總督選擇了後者。1940年，非洲礦工再度發動罷工，最終迫使殖民政府轉變態度，開始接受非洲勞工穩定化政策。

在蒙巴薩港，移民勞動制度的局限性表現得尤為明顯。資方根據船隻來往情況決定碼頭工人僱用數量，並且不負擔工人食宿費用。這些臨時勞工每天都需要重新尋找工作機會。1934年至1947年，非洲勞工曾多次發動罷工。在1939年和1947年的兩次罷工中，非洲工人表現出相當程度的團結和紀律，殖民官員和歐洲商人對此感到震驚。1945年，殖民政府設立專門委員會調查蒙巴薩的勞工問題。該委員會認為，工人階級的存在已經是不容忽視的現實問題。由於非洲工人缺少工會組織，因此，殖民政府很難針對非洲工人罷工採取有效措施。殖民統治者認識到，港口、城鎮和鐵路的非洲工人不再是抽象的勞動力，而是具體的社會人，他們的文化、福利、彼此之間以及與僱主之間的關係，是確保秩序和生產效率的重要因素。殖民政府和資方的態度發生轉變，他們開始希望在碼頭培育並維持一支穩定的勞動力隊伍，使其成為社會既得利益群體，從而對他們加以控制。委員會主張，支付給非洲工人足夠工資，讓他們在城鎮中生活和養育子女，在數代人的時間裡形成一支適應現代經濟的工人階級隊伍。到1954年，蒙巴薩港已經出現了穩定的碼頭工人隊伍，每個工人每月至少工作20天。到20世紀50年代末，港口資方徹底廢除了按天僱工制度。

一系列的非洲城鎮工人罷工表明，非洲勞工已經發展壯大為重要的政治力量。在這種情況下，殖民政府必須滿足非洲勞工的生存需求，否則殖民地經濟無法有效運轉。儘管「（城鎮非洲人）階層的發展引發不少擔憂」，但是殖民政府「預見這一階層不斷壯大，最終將完全脫離部落生活」。因此，黑利勛爵建議，實行全新的城鎮勞動力政策，「從而推動一種嶄新社會生活方式的出現，而這是非洲人以往未曾經歷過的」。

第二，當時的人類學家所進行的社會調查研究揭露了移民勞動制度的弊端，並為殖民政策調整提供了理論支撐。按照當時的英國殖民統治理念，非洲人本質上屬於「部落」人口，他們在城鎮中工作和生活不僅影響殖民權威，而且危及農村社會穩定。針對這一觀念，部分殖民官員、礦業企業主以及有影響的學者，如北羅得西亞羅得斯-利文斯頓研究所的人類學家，都提出質疑。這些學者駁斥了非洲人無法適應城鎮生活的說法。他們認為，非洲人可以捨棄農村根基，作為工資勞動者常年生活在城鎮之中。在當時的北羅得西亞銅帶地區，礦業公司積累起巨額資本，它們迫切需要創造一支穩定的勞動力隊伍，因而願意支持這些人類學家進行調查研究。羅得斯-利文斯頓研究所的人類學家致力於研究城鎮非洲居民的生活方式和社會觀念，他們認為，城鎮非洲人不再是殖民官員所設想的「部落民」，必須承認他們的「城鎮」屬性。這些人類學家強調，城鎮非洲人口的出現，標誌著非洲人開始融入現代世界，而城鎮化水平「恰恰反映了傳統的自給自足經濟被現代經濟所取代的程度」。這些人類學家的研究為殖民政府調整城鎮勞動力政策提供重要借鑒。

第三，英國對於非洲殖民地政策的總體轉變，構成城鎮勞動力政策調整的基本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國際社會反殖民統治持續高漲、各殖民地普遍發生罷工的情況下，英國殖民者意識到間接統治制度難以維持。1940年《殖民地福利與發展法案》的頒布，標誌著間接統治制度的終結，英國轉而推行「發展主義」或者「福利」帝國主義。英國殖民政府試圖改造非洲社會，用公民的、階級的身份認同來取代部落認同。勞工問題是這一政策調整的核心，英國殖民部將「穩定化政策」視作非洲現代社會建設的前提條件，試圖塑造一支更有效率、體面的工人階級隊伍，以取代廉價的移民勞動力。這些非洲男性在城鎮地區長期定居，工資收入穩定，並且擺脫傳統制度的束縛。

英屬中非和東非殖民地的城鎮勞動力政策的調整，根本原因在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殖民地資本主義的發展需求。在移民勞動制度之下，非洲工人同時處在兩種不同生產方式之中，部分時間是工資勞動力，部分時間是維持生計的農民，這妨礙了他們徹底實現無產階級化。肯亞殖民政府勞工專員認為，在移民勞動力佔主導地位條件下，「我們很難指望他們按照西方觀念集中而又持續地從事體力勞動。為了向非洲人灌輸工作精神，必須減少他們的經濟和文化背景中的阻礙因素」。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隨著城鎮非洲勞動力隊伍壯大，勞動力短缺問題已經讓位於勞動力過剩問題。在這一情況下，殖民政府不再關注降低非洲勞動力的潛在成本，而是更加關注生產效率問題。

三、 穩定化政策的實施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帝國開始對殖民地經濟賴以存在的移民勞動制度進行改革。英國殖民官員認為，城鎮非洲勞動力日漸增多，不僅對於原本已經緊張的城鎮基礎設施造成壓力，而且導致一系列社會問題，如流浪漢、失業和犯罪等。很多調查委員會得出結論稱，要解決這些問題，就必須實行城鎮非洲勞動力的「穩定化」。穩定化政策內容主要包括：允許非洲工人組建工會；設定較高的最低工資標準；解決工人的營養不良和衛生狀況糟糕問題；為城鎮工人及其家庭提供充足的住房和社會服務。殖民地國家試圖培育一支穩定的、「去部落化」的城鎮工人階級隊伍，「與落後的非洲農村區別開來，為他們提供工作和升遷機會，並逐漸將其塑造成富有效率的、行為可預測的群體」。1955年出版的東非皇家委員會報告寫到，「很有必要消除非洲人完全融入城鎮生活的障礙」。1958年，烏干達、肯亞、坦噶尼喀、桑給巴爾和中非聯邦政府一致強調，應當鼓勵非洲勞動力在城鎮地區永久定居，穩定化「是非洲人實現進步的基本條件，我們應當予以積極鼓勵」。

第一，殖民政府開始關注勞工及其家庭生存狀況，允許非洲工人組建工會。經過罷工浪潮之後，英屬中非和東非殖民政府對於非洲城鎮工人的態度，由原本的傲慢無知，轉變為對於他們社會狀況的關注。殖民政府開始關注穩定化、生產效率、福利和產業關係等問題，試圖藉此重新確立對於勞資關係的控制。從20世紀30年代中期開始，英國殖民部要求各殖民地成立非洲勞工部，制定保護工人權益的法規，並推進工會組織發展。1938年，殖民部任命了首位勞工事務顧問，並負責在剛剛發生罷工的銅帶地區進行非洲勞工調查。1939年罷工後，肯亞政府成立專門委員會，負責調查非洲勞工生活水平，如飲食習慣和家庭開支狀況，而不再像往常那樣只是關注勞動力短缺和企業招工困難問題。關於非洲城鎮勞工生存狀況的多項調查報告都得出結論稱，「廉價的」移民勞動力導致非洲勞工生產效率極為低下，因而實際成本並不低。例如，在南羅得西亞，政府設立的多個調查委員會均主張，為非洲城鎮工人設定最低工資標準。事實上，一些行業領域已經逐步提高工人工資，並僱用較為熟練的非洲勞動力。例如，1949年至1955年，北羅得西亞銅帶地區的物價水平上漲了28%，而非洲工人平均工資同期增幅為116%。

針對非洲人組建工會問題，到20世紀50年代，英屬中非和東非殖民政府普遍認為，非洲工人是與英國本土工人相似的現代產業工人，應當允許他們仿照英國本土工人組建工會。冷戰初期，英帝國政府尤其擔心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對非洲殖民地造成嚴重衝擊，因此，希望殖民地組建政治中立的工會。例如，在肯亞殖民地，勞工部門鼓勵非洲工人組建工會，推動僱主聯盟、工會和政府簽訂三方合同。茅茅運動爆發後，肯亞政府極力推行非洲勞動力穩定化，希望以此遏制茅茅運動對於城鎮地區的衝擊。1954年，肯亞非洲人工資委員會向殖民政府提交報告，建議向城鎮非洲工人發放家庭工資，以取代流行的「單身工人最低工資」。

第二，殖民政府開始接受非洲工人及其家庭在城鎮中定居。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英國殖民者儘管將自己的性別觀念灌輸給非洲精英和宗教皈依者，卻並不認為「家庭」對於非洲工人階級的再生產而言是合適或者必要的，不希望非洲工人模仿歐洲人家庭生活方式。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城鎮非洲人口日益增長，大蕭條時代的勞動力短缺問題逐漸消失。在城鎮騷亂和罷工頻頻發生情況下，殖民政府被迫關注城鎮非洲人口的惡劣生活狀況。殖民地國家試圖接受城鎮勞動力「穩定化」，允許這些勞動力及其「核心型家庭」在城鎮中生活，學習現代營養、教育和衛生知識，並免受農村文化習俗的影響。

在北羅得西亞銅帶地區，直至20世紀30年代初，大多數非洲男性勞動力只在礦山工作數月時間，只要賺取的工資足以支付政府稅收併購買家庭必需品，他們就會返回農村。由於非洲勞工工作時間較短，礦業公司很難對他們進行培訓，從而使其熟悉基本的產業勞動紀律。礦業公司發現，已婚工人工作持續時間要長於未婚工人。例如，1931年的一項調查表明，羅恩（Roan）礦區已婚男性工人平均工作時間為20.5個月，而單身男性為9.79個月；在恩卡納（Nkana）礦區，已婚和未婚勞工的工作時間分別為12.9個月和8.6個月。礦業公司的醫生強調，如果允許礦工與家人一起生活，礦山周圍就不會有那麼多妓女，染上性病的礦工就會大大減少。這些礦業公司經過權衡之後決定，允許礦工將家人帶到礦區，希望藉此提升礦工勞動積極性和工作效率。而且，礦工家屬的勞動能夠間接減少公司工資支出，從而使得非洲男性願意在較低工資條件下工作。礦業公司甚至打算用這些熟練的非洲勞動力來取代工資成本高昂的白人勞工。銅礦公司允許礦工家屬進入礦區城鎮生活，也是因為擔心南非和比屬剛果境內礦山企業搶奪北羅得西亞的非洲勞動力。礦業公司明確意識到，非洲婦女所提供的家庭服務，是非洲男性勞動力願意到銅帶務工的重要條件，儘管這裡的工資要低得多。一位礦業公司經理曾在1940年寫到，「相比於（南非的）蘭德礦區，我們的一項競爭優勢在於，我們允許已婚土著僱員將妻兒帶到礦區」。礦業公司希望培育一支穩定的非洲勞工隊伍。1953年中非聯邦成立後，礦業公司開始為非洲礦工和他們的妻子提供更多的社會服務，強調婚姻穩定、忠誠和節儉的重要性，譴責嫖娼和通姦行為，要求礦工妻子們「行為恰當」，尊重她們的丈夫，使得「丈夫成為身體健康、對生活滿足的工人」。

在肯亞殖民地，1939年內羅畢和蒙巴薩罷工促使肯亞殖民官員反思移民勞動制度的弊端。殖民官員認為，倘若非洲工人和妻子一道在內羅畢「體面地」生活，將給城鎮帶來「責任感和集體榮譽感」。英國殖民者認為，非洲男性勞工混在一起將會滋生犯罪和混亂，而攜家帶口的非洲勞工比較容易自我滿足。20世紀30年代末，內羅畢市政府公共衛生委員會主席呼籲，接受城鎮非洲人的存在。他們認為，非洲婦女「墮落」、犯罪以及其他相關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過家庭生活來解決。1939年底，肯亞總督布魯克·波帕姆（Brooke-Popham）在卸任前夕告誡繼任者，應當為非洲婦女提供更多教育機會，包括讀書識字、烹飪和嬰幼看護，這些有助於實現非洲工人家庭穩定。1941年，內羅畢土著事務官員寫到，移民勞動制度導致「臨時而又骯髒」的臨時夫妻大量出現，滋生嚴重犯罪問題。另外，由於非洲兒童親眼看見「罪惡的家庭生活」，因而嚴重影響到非洲兒童教育。非洲女性在內羅畢人口中所佔比例不斷提高，從1939年的11%，增至1948年的22%，1962年達到34%。殖民統治者認識到，倘若要實現男性勞動力穩定化，必須將婦女培養成英國式家庭主婦。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南羅得西亞政府認識到，以家庭為單位的非洲城鎮社會，相比於單身的男性移民勞動力更能維護殖民地社會穩定。索爾茲伯里政府專門針對已婚非洲夫婦推出住房計劃。1948年，土著勞工專員強調，應當通過具有較強滿足感、溫和的「家庭」來解決移民勞動體系所引發的「娼妓和酗酒」問題，殖民政府「首要任務，應當是培育一支自我滿足的勞工隊伍，其中最重要的是體面的居住和工作條件。我們尤其應當重視城鎮非洲人住房問題，使他們能夠和家人在一起生活，從而實現勞動力穩定」。

第三，殖民政府試圖在新興的城鎮非洲人中灌輸公民責任，塑造與非洲城鎮相適應的公民文化。穩定化政策對英屬非洲殖民地城鎮管理產生了深遠影響。在達累斯薩拉姆、內羅畢等地，殖民政府在賦予部分非洲工人以城鎮居住權的同時，對於非洲人城鎮化心態極為複雜。它們一方面意識到這些城鎮非洲勞工是非洲城鎮未來所在，另一方面則認為城鎮非洲人缺少「公民意識」，還沒有為城鎮生活做好準備。因此，殖民政府在向非洲人開放政治和社會空間的同時，也試圖影響非洲人對這一空間的利用，意圖塑造「體面的」非洲城鎮階層。殖民政府為此實施城鎮福利和社會發展計劃，鼓勵非洲人積极參与市鎮政府管理。1941年，內羅畢公共衛生官員呼籲，「接受這樣一個基本事實，即土著能夠作為城鎮人口而存在」，並且「教育他接受作為公民的權利和責任」。殖民當局鼓勵非洲人模仿英國工人階級生活方式，「一份工作，一套房子，一個妻子，不用再干農活」。

城鎮住房建設構成了穩定化政策的重要內容，因為倘若接受工人在城鎮中永久居住，就需要為他們提供「家庭住房」，以及必要的基礎設施和便利條件。在殖民地國家更直接介入殖民地社會和經濟領域情況下，它將在非洲工人住房提供方面扮演更重要角色。1952年，烏干達殖民政府設立社會發展部（Department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主要關注住房和城鎮規劃的「社會層面」，「改善城鎮地區的家庭和社會生活。對於在傳統農村中長大的非洲人來說，倘若沒有扶持和指導，他們很難適應城鎮生活」。烏干達政府社會服務部秘書認為，政府住房政策目標是「在主要城鎮中心培育一支穩定的勞動力隊伍……為實現這一目標，我們不僅要為非洲工人提供住房，而且要為他們創造令人滿意的社會生活」。肯亞勞工專員強調，城鎮住房計劃要儘可能體現鄰里觀念。在北羅得西亞銅帶地區，殖民政府鼓勵非洲工人在城鎮中紮根。1948年至1951年，與家人一起生活的銅帶礦工數量增加了一半，殖民政府為此推出非洲礦工家庭住房計劃。不到十年時間，非洲勞工營地基本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嶄新房屋，有著水泥地面和鐵皮房頂。

殖民政府還試圖對城鎮非洲人的娛樂休閑活動加以控制和引導，以塑造城鎮公民文化。例如，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各殖民政府紛紛頒布法令，控制殖民地城鎮穀物啤酒生產和銷售。英國殖民政府雖然仍允許農村地區私人的、非商業性的啤酒釀造，卻禁止城鎮地區非洲人釀造啤酒。市鎮當局通常效仿20世紀初南非德班的模式，壟斷城鎮地區的穀物啤酒釀造和銷售權，並將啤酒銷售收入用於維持嚴格的城鎮種族隔離制度。

第四，殖民政府繼續對從農村向城鎮的非洲人口流動加以控制。隨著農村人口大量湧入礦區、港口或者是鐵路沿線城鎮，這些城鎮大量出現貧民窟，犯罪、娼妓、酗酒以及其他社會問題隨之滋生，對於殖民者所設想的城鎮秩序造成嚴重衝擊。殖民政府試圖將這些非洲人口趕出城鎮，同時對非洲人口流動加強控制。殖民政府對於非洲城鎮人口的接納是有限度的，黑利勛爵強調，需要杜絕「不切實際的城鎮化」，「非洲城鎮的未來，尤其是中部和東部非洲的土著居住區，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政府將那些無法在城鎮生活中發揮正常功能的群體排除在外」，「除非通過頒發許可證方式對城鎮人口加以控制，否則無法為非洲人提供體面的居住條件，也無法推動非洲人積极參与城鎮政府管理」。

控制城鎮與殖民地白人群體態度密切相關，尤其是在白人勢力較大的殖民地，如南羅得西亞和肯亞。這些白人群體認為，城鎮只屬於白人，而成千上萬湧入城鎮的非洲人對於白人安全和福祉構成嚴重威脅。1940年，烏干達政府頒布《流浪漢法案》（Vagrancy Bill），規定政府有權將「無業的貧窮土著人口」遣返回農村。1944年，肯亞政府頒布法令，限制非洲勞動力在城鎮中的逗留時間，其中規定「任何沒有正式工作的非洲人，在城鎮中的逗留時間不得超過48小時」。1944年5月至當年12月，內羅畢一共有2，968名非洲人因違反這一規定而遭到逮捕。1946年，南羅得西亞政府頒布《城鎮地區土著居住與登記法案》（Native Urban Areas Accommodation and Registration Act），該法案將居住權與就業掛鉤，允許市鎮當局將無業的非洲人趕出城鎮。該法案有著雙重意圖，一方面為城鎮地區的歐洲人提供充足的廉價勞動力，另一方面儘可能控制城鎮非洲人口規模。

在廣大的英屬中非和東非殖民地，殖民政府試圖對非洲婦女的空間流動加以控制。殖民官員通常希望非洲婦女留在農村，處於父親、丈夫或者其他男性「監護人」控制之下。殖民地政治經濟的正常運轉有賴於此。很多非洲婦女不滿於自身在經濟和社會地位方面的依附地位，由農村地區來到城鎮。這反映出殖民政府勞動力政策的悖論：一方面，殖民政府推動非洲男性轉變為移民勞動力，並且支持這些男性針對非洲婦女的權力；另一方面，殖民政府默許婦女到城鎮尋找工作機會，因為城鎮非洲男性的基本生活需求需要由這些非洲婦女提供。很多非洲婦女通過釀酒、出售生活用品和食物、為非洲男性洗衣做飯，甚至從事性交易等方式謀生。在這一情況下，殖民政府試圖對於非洲婦女空間流動加以控制。例如，南羅得西亞的《城鎮地區土著居住與登記法案》規定，居住在城鎮中的非洲婦女必須證明她們同城鎮中的男性監護人（父親、丈夫或者農村男性親屬所認可的監護人）之間的合法關係，從而對城鎮中的非洲婦女施加限制。

四、 穩定化政策的效果

穩定化政策遠未達到預想效果。以城鎮住房問題為例，各殖民政府宣稱，接納非洲工人及其家庭在城鎮地區居住。然而，這一政策遭遇到重重困難，其中包括殖民政府沒有資金建造足夠住房、殖民地白人的激烈反對以及這一模式本身不切實際等。即便是在城鎮化水平相對較高的北羅得西亞銅帶地區，到1966年，在39，492處住房中，至少9，385處住房「並未達到一間卧室和一間廚房的最低標準，大多數房屋沒有窗戶、廁所和洗漱設施」，另有12，940處礦工住房只有兩間卧室，而且沒有室內廁所。急遽的城鎮化進程對殖民政府造成極大壓力。在內羅畢，在1950年總罷工以及茅茅運動爆發的背景下，殖民政府試圖將基庫尤人、恩布人和梅魯人清除出城鎮。即便如此，殖民政府仍無法實現對人口流動的有效控制，內羅畢的非洲人口數量從1948年的64，397人增至十年後的115，000人。1960年緊急狀態解除後，更多非洲人湧入城鎮。

殖民統治力量內部對於城鎮勞動力政策存在著巨大分歧，很難推行連貫一致的政策。第一，在殖民政府與白人之間，存在較大分歧。尤其是在白人力量較強大的殖民地，穩定化政策常常遭到殖民地白人群體激烈反抗，因為這對殖民地城鎮中的種族隔離造成挑戰。南羅得西亞白人群體認為，倘若接受非洲勞工及其家屬在城鎮中生活，將導致非洲勞動力成本飆升，並且打破以往在貨幣經濟領域之外的非洲勞動力再生產。1943年至1945年，代表白人群體利益的索爾茲伯里市市長強調，「倘若允許土著僱工將妻兒老小帶到城鎮，並由白人僱主負責提供住房，這對於白人種族而言無異於自殺。我們堅決反對實行這一政策」。即便是在白人移民規模較小的北羅得西亞，白人也批評殖民政府將過多的資源花在城鎮非洲人身上，他們鼓吹黑白種族「均衡的穩定化」（balanced stabilization），希望維持自身的種族優勢地位。第二，帝國本土政府和殖民政府之間也存在明顯分歧。英國殖民統治體系與法國不同，不能像法國那樣在整個殖民帝國範圍內頒布《法國勞動法典》（French Code du Travail），而只能是單個殖民地及其總督頒布立法。帝國本土對於殖民地官員的控制較為有限，殖民部通常只能是敦促殖民地總督制定相關政策。從20世紀40年代末開始，英國殖民部更是嘗試著將權力下放給各殖民地。而且，英帝國本土和殖民政府的統治理念時常表現出明顯差異。例如，英國殖民部希望培育「體面」的非洲中產階級，而坦噶尼喀殖民地官員更希望維持酋長和首領的政治合法性。第三，不同殖民地之間也存在較大差異，尤其是在財政資源方面。例如，相比於肯亞、南羅得西亞和北羅得西亞，坦噶尼喀經濟發展較為落後，它所面對的移民勞動力問題遠沒有周邊殖民地緊迫，可用於控制非洲人口流動的資源要少得多。

勞動力穩定化政策加劇了非洲社會內部的劇烈分化。由於殖民地資本主義關係的發展，農村酋長、年長者與年輕人之間關係已經較為緊張，而城鎮化政策更是加劇了這一緊張關係。在農村地區，男性酋長和首領推動殖民政府實現「習慣法」法典化，意在塑造「習俗」，重新確立對於婦女和年輕男性的權威。勞動力穩定化政策同時也加劇了非洲社會內部性別關係的緊張。在城鎮地區，雖然殖民政府將非洲婦女視作創建「模範家庭」的關鍵，卻對城鎮非洲婦女施加限制。大量的非洲婦女在非正規經濟領域謀生，她們為了爭取城鎮中的生存權，試圖與非洲城鎮男性主導的新興政治組織合作。然而，這些男性政治領袖更感興趣的是自身「體面」地位，更關注捍衛男性利益不受這些非洲婦女挑戰，因而很少顧及城鎮婦女的訴求。

結語

殖民時期見證了非洲城鎮的普遍興起，這一城鎮化進程產生了深刻的社會文化、經濟和政治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在非洲人城鎮化問題上，南非和英屬中非、東非殖民地雖然在20世紀上半葉實行相似的移民勞動制度，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卻逐漸走上不同道路。1948年上台的南非國民黨政府，繼續將城鎮非洲人視作農村人口加以管理，試圖通過嚴厲的種族隔離和通行證控制來遏制非洲人的城鎮化；而英屬中非、東非殖民地紛紛放棄移民勞動制度，轉而實行城鎮勞工穩定化政策，並在一定程度上承認新興的非洲城鎮階層的社會地位與訴求。由於農村人口大量湧入，城鎮抗議頻仍，以及非洲人工會組織的興起，城鎮成為殖民地發展計劃的關鍵。在城鎮化急遽發展背景下，同時也由於殖民地經濟生產方式和國際局勢的重要轉變，英屬中非和東非殖民政府開始實行勞動力穩定化政策。殖民地國家試圖推動非洲勞工在薪酬和職業提升等方面更加分化，將潛在的「無序」流動人口轉變為真正的工人階級，從而推動殖民臣屬轉變為生產效率較高、融入現代社會的公民，並為帝國統治提供全新的合法性。

然而，就英屬中非和東非殖民地勞動力政策演變而言，在這一過程中起決定作用的並不是殖民地國家的計劃，而是非洲社會變革以及非洲勞工訴求。殖民地國家很難有效控制殖民地變革進程，而更多的是根據殖民地社會經濟發展實際對殖民政策做出調適，這充分暴露出殖民霸權脆弱性。殖民霸權脆弱性反映了殖民地國家之中所蘊含的「積累與控制的悖論」，它一方面需要獲取非洲勞動力，另一方面需要充當社會秩序維護者。這一悖論貫穿於殖民地城鎮勞動力政策演變的整個過程之中。

城鎮勞動力穩定化政策擴大了城鎮非洲人的政治和社會活動空間，但未能起到穩定殖民地社會的目的，反而激起城鎮工人要求更大程度的社會和政治權利。這些新興的工會組織要求黑人和白人工人實現「同工同酬」，隨著勞工領袖轉變為民族主義領袖，勞工問題與民族主義掛鉤，從而為非洲民族主義興起和非殖民化創造了重要條件。正因為如此，一種奇特現象出現了。達累斯薩拉姆、內羅畢等非洲城鎮，作為殖民地國家轉變和改造非洲社會表現最為明顯的地方，同時也成為非洲人逃避和質疑殖民統治，並最終成功挑戰殖民統治的地方。正如非洲史學家約翰·伊利夫所說，「正是在城鎮里，歐洲人最早丟掉了對於非洲的控制。在殖民者不允許殖民地發展政治組織的情況下，這些非洲工會成為民族獨立運動重要支持力量，大批非洲民族主義領導人正是從領導勞工運動起家。英屬中非和東非殖民地城鎮勞動力政策變化表明，殖民地社會變遷塑造著殖民者對殖民地的認知與政策，構成了非殖民化的重要背景。

本文作者李鵬濤，浙江師範大學非洲研究院副研究員。

關注世界歷史編輯部官方微信公眾號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