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蕭條，誰的艱難時代

1929年10月24日（星期四）美國華爾街股市的突然暴跌，經濟危機由此開始，持續數年。這一天被稱為黑色星期四（Black Thursday）。

圖為 黑色星期四的華爾街

大蕭條，誰的艱難時代

文 | 徐瑾

（青年學者）

1932年，歐美經濟一片哀鴻。據說有人寫信給經濟學大師凱恩斯，詢問歷史上有過類似大蕭條這樣的事情沒？凱恩斯勛爵用一貫的俏皮方式回復，「有的，那叫黑暗時代，前後一共400年。」

關於大蕭條如何改變歐美歷史甚至「二戰」等大事件走向，我們已經聽說太多，經濟學家也為大蕭條列舉了能夠想到的無數種原因——雖然迄今仍沒有完整共識，但這並不妨礙精英們認為大蕭條已成過去時。且慢，我們是否遺漏了什麼？經濟、政治、政府以及英雄之外，我們是否遺忘了大蕭條中的普通人？

大蕭條這一黑暗時代，較中世紀的數百年而言短暫，似乎不過是歷史中的短短几頁，卻是無數人一天天咬牙熬下來的苦日子。美國作家及廣播主持斯特茲·特克爾（Studs Terkel）的《艱難時代》（Hard Times:An Oral History of the Great Depression）因此值得一讀，此書以數百位人物的口述史為本，從個體觀察以及生命體驗出發，記錄了美國大蕭條不同橫截面。

失業的人們

閱讀這些記錄很容易發現，大蕭條往事並不過時，當失業、倒閉、財富蒸發等發生時，並不因文化與時代有太大差異。一方面，整個社會充滿恥感又毫無頭緒，「大蕭條讓人覺得尷尬。那是對國家體系的羞辱：美國模式看起來是那麼成功。突然之間，問題出現，一切都不靈了。」另一方面，衝擊帶來的後遺症是大家羞於談錢又分外重視金錢，「從三十年代開始，大蕭條就決定著我們的生活質量、習慣和氛圍：金錢萬能。你的立場是什麼？大部分人——包括年輕人在內——都會選擇美元」。

作者特克爾，也是大蕭條的經歷者。泰坦尼克出事那一年，1912年，他出生於紐約，後來隨家庭搬到芝加哥，讀了久負盛名的芝大法學院。如果不是大蕭條，特克爾的人生大概會有所不同，但大蕭條的到來，使他幾乎沒做過一天律師。從各種兼職開始起步，陰差陽錯進入廣播業，他以自身的特有風格，成為芝加哥媒體圈一代名人。

特克爾工作到90多歲才退休，一生出版了18本著作，以口述史形式展示美國社會的方方面面。他的工作方式比較傳統，依賴磁帶錄音，畢生都沒學會開車。他逝世於2008年，生前得過普利策獎、國家人文科學獎章，加入了美國藝術文學院。他的著作，已經成為美國社會的重要記錄。

《艱難時代》

斯特茲·特克爾 著 王小娥 譯

中信出版社

2016年12月

他採訪過不少名流，從音樂明星到民權人士，但他最為人記住的一點，是他自下而上的平民主義色彩。在他的節目及書中，普通人尤其是中下層人群的觀點永遠佔據重要位置，無論其收入、膚色、階層與性別如何。因此，他被認為以一己之力構建了美國平民史。

與《光榮與夢想》等經典相比，《艱難時代》敘事風格不同。二者都談到大蕭條，但前者以時代為主角，小人物即使出現，也不過是大人物不起眼的鋪墊，讀後也許大家只記住羅斯福如何英明神武地拯救了美國人民；《艱難時代》則以平民為主角，更關注普通人的磨難，或許稱之為「恥辱與失落」也不為過。

例如，可以對比看看二者對於退伍老兵的記錄。1932年夏天，兩萬多名絕望的「一戰」退伍軍人自稱「補償金遠征軍」，在華盛頓特區聚集。因普遍的生計困難，他們期待能夠提前領取原定1945年下發的補償金，折算下來大概每人500美元。不過國會不受理他們的請願，總統胡佛也沒空見他們，最終「補償金遠征軍」和陸軍發生了衝突，爆發了著名的「華盛頓慘案」。

這一記錄在《光榮與夢想》中作為序曲展開，立場中立，敘述平和，具體結果如何卻語焉不詳。而在《艱難時代》中，一位「補償金遠征軍」參與者吉姆·謝里登（Jim Sheridan）從他的視角回憶了發生的一切，「我永遠忘不了那幅畫面??麥克阿瑟沿著賓夕法尼亞大道過來了。女士們，先生們，我絕對沒有瞎說，他騎在一匹白馬上。他後面跟著坦克，正規軍的部隊。」

政府將老兵行為被視為暴動，年輕的正規軍用刺刀、步槍槍托和催淚瓦斯來對付他們。「他們比征討大軍年輕，這就像是兒子在攻擊爸爸。」胡佛總統對此反應是，「謝天謝地，我們的政府還知道如何對付暴民。

征討大軍最終並沒有拿到補償金，至於吉姆·謝里登本人，在參加完在補償金征討事件之後，一路流浪到紐約，因為不是常住居民而沒法得到救濟，淪為職業乞丐。他打趣自己有好幾個穩定的主顧，其中一個經常無奈感嘆，「老天，難道在這個城市裡除了我你就不認識別人了嗎？」這種含著心酸的幽默，恰恰是普通美國人心靈的最寶貴閃光點，也是正規歷史書上難以讀到的一頁。

《光榮與夢想》在上世紀80年代進入中國之後，其寫作模式及文字風格甚為契合當時偏好宏大敘事的趣味，影響了幾代新聞業從業者。但是回頭來看，關於中國故事的講述，也許「光榮與夢想」式的華麗篇章已經太多了，而「艱難時代」這一路關注普通人的作品，則顯得太少。如果有心人願意去嘗試，當下變化不居的時代中，應該不缺乏有價值的中國故事。

《光榮與夢想》

威廉·曼徹斯特 (William Manchester) 著

四川外國語大學翻譯學院翻譯組 譯

中信出版社

2015年3月

《艱難時代》由不同立場的敘述者講述，難免有集腋成裘之感，這是其特點，也可能是被人詬病的缺點。譬如不少讀者批評《艱難時代》信息太瑣碎，都是零章斷片，五六百頁的全書缺乏主線。這也難怪，人們閱讀書籍或閱讀歷史之際，往往帶著「獲得」的想法去讀，因此每每也需要一個結論，否則難免有茫然甚至寶山空回的惆悵——這在知識販賣時代尤其需要，潮流弄潮兒往往會悉心撫慰這種集體焦慮，畢竟不少知識經濟產品已經細化到「此處可作ppt」「此處可作為談資」之類的指導。

退一步審視，歷史或者記憶，其意義何在呢？恐怕不是一句美麗的口號可以簡單代替的。真相往往複雜而模糊，背後是由幾代人生命的努力、探索、失敗與成功的無序碰撞而成。大蕭條這樣戲劇化的歷史場景，更是如此。也正因此，這本書不是一本大蕭條的簡明須知手冊，沒有明確地告訴大家誰於此受損，誰於此得益，羅斯福新政有沒有用之類的大結論，而是通過獨立的人生故事，展示當時社會的諸多側面。

歷史之中的宏大敘事，往往會隨著時間變成集體記憶的一部分，成為結論鮮明的邏輯主線。這可能是真實的，也可能是人造的，其主體無關升斗小民。對比之下，個體記憶更凌亂、更細微、更瑣碎，因此也更具有差異性，更具有真實的生命力，猶如時代的多重變奏。這是大歷史中最為寶貴但也最容易被遺忘的一部分。

現時代中，人們習慣於追逐觀點，但是惟有有穿透力的觀點才能形成觀念，流傳後世。一般而言，簡單直白的事實或者不加評價的記錄，在多數情況下對後代更具價值——這也是《艱難時代》價值所在。全書有著典型的特克爾風格，問題不帶評判，傾聽充滿同情，多數是原汁原味的採訪記錄，甚至可以說非常原始，也沒有明確的統一體系和最終結論，但卻可以由此衍生出不同結論。

在美國，有一句俗話打趣，「大蕭條還不壞，如果你有工作的話」。反過來說，大蕭條帶來什麼感覺，其答案更多不取決於誰在回答。幸好，特克爾拒絕簡單，給了我們足夠豐富也足夠複雜的答案。

一個曾經歷過鍍金時代與爵士時代的紙醉金迷的國家，可以淪落到什麼程度？有人感嘆，「在三十年代，每個人都是罪犯，真是該死！你總得活下去。從晾衣繩上偷衣服，從後門廊偷牛奶，偷麵包??你從別人那裡搶東西，你不得不這麼干。」

在這樣的環境中，也有人大膽投機，甚至依賴內幕消息成為贏家。比如前記者阿瑟·羅伯遜（Arthur A Robertson）就專門買下那些因破產而被銀行接手的企業，24歲就成了百萬富翁；也有人看到股市下挫開始做空，「狠狠推它一把」，就此賺了很多錢，不得不向心理醫生傾訴負疚感，「我一直覺得自己好像在從那些孤兒寡母的手裡搶錢。」

大蕭條對於有形世界的塑造，大家已經討論了很多，但是大蕭條如何塑造人們的心靈，這一話題始終未引起同等重視。《艱難時代》指出，大蕭條使得人們擁抱金錢、害怕貧窮。比如有個公務員，只要手頭存夠了錢，就會去買一塊土地，理由是，「如果再來一次大蕭條，我還可以靠它們過活。」她始終忘記不了自己以香蕉充饑的味道。為此，有人感嘆大蕭條就是病，一種心理疾病。

問題在於，大蕭條真的結束了嗎？歐美經濟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雖然避免了大蕭條式經濟崩潰，但普通民眾尤其中產階級收入增長面臨停滯甚至縮水，這是一種更為緩慢更為溫柔的大蕭條。其影響我們已經看到，例如特朗普式民粹主義的興起，也是一種新革命。

時代變遷，無論大蕭條還是革命，其形貌都有所轉變，從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的美國，到泡沫經濟破碎之後的日本，都沒有簡單重複大蕭條形態，但其實質或許沒有真正的不同。

刊於《財新周刊》2017年第2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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