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方銀：國家戰略互動過程中的爭霸策略選擇

摘錄

朝貢體系總體上具有低成本的特點，有助於減少中國面臨的邊境戰爭，使周邊國家獲得比較穩定的安全預期。王道和霸道都是手段，沒有哪一個絕對比另一個好。大國在爭奪霸權過程中，要以「無為」心態保持戰略定力，避免戰略上的冒進，同時以「有為」心態，改善行為的技巧，維持對戰略目標的追求和耐心。

中國歷史上有豐富的戰略傳統

中國歷史上有非常豐富的戰略傳統，比如春秋五霸的爭霸過程，就為人們提供了鬆散等級體系下諸侯爭霸的豐富案例。戰國時期，魏國、齊國、秦國都進行了比較大的爭霸努力，合縱與連橫更成為主要大國都捲入其中的體系性的聯盟與反聯盟行動，某種程度上這跟一戰前後的歐洲體系比較像。

秦國在爭霸過程中，先通過秦孝公時期的商鞅變法，快速積累實力，然後經歷了幾十年的「韜光養晦」，終於在公元前316年兼并巴蜀，即先儘可能地佔領外圍地區，改善自己的戰略態勢。在正式爭霸過程中，秦國有一個持續時間非常長的「奮發有為」階段，但這個「奮發有為」非常聰明。在大國爭霸過程中「奮發有為」非常困難，最難的一點是，你的「奮發有為」會激起其他大國非常激烈的反彈，導致大家聯合起來對付你。

商鞅變法後，秦國實力大增

但秦國在這個過程中比較成功，總體上比較成功地轉移了其他國家的注意力，對反秦國聯盟進行了有效的分化瓦解，包括秦孝公時以尊魏為王的方式麻痹、孤立魏國，秦惠文王用張儀之計分化齊、楚聯盟，秦昭襄王與諸國聯合伐齊，成功地對魏國、趙國、楚國、齊國各個擊破。秦國從商鞅變法到秦始皇統一天下，經歷了138年時間，經歷了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秦孝文王、秦莊襄王、秦始皇。在這個過程中，秦國成功地避免了魏國、齊國在戰國時期那樣暫時成為霸主卻迅速滑落下來局面的出現。這樣一個長達百年的成功案例，是分析大國爭霸戰略特別難得的樣本。從某種程度上講，這比拿破崙戰爭、希特勒戰爭更有意義，因為其中的內涵更加豐富。

中國歷史上有很多「韜光養晦」的例子，也有不少「奮發有為」的例子。每一個朝代都至少有一個「奮發有為」的經歷，因為不經過這樣的努力，它也無法成為一個朝代。春秋戰國時期的諸侯爭霸很大程度上類似於歐洲多極體系下的爭霸，不過春秋、戰國時期各有不同的特點。後來漢朝與匈奴的關係，宋朝跟遼、金的戰爭與對峙，則更加類似於兩極體系下大國的爭霸行為。剩下一類案例，是大一統時期中原王朝與不少周邊國家的關係，它們提供了比較豐富的案例，諸如霸主如何處理與體系內中小國家之間的不對稱關係，以及如何在體系內進行有效治理等。可以說，中國歷史上的戰略傳統特別豐富。

傳統戰略思維的現代解讀

當前，技術手段、國際制度、國際規範，還有國家本身的建構發生了很大變化。但從戰略分析的角度看，仍然有很多根本性的因素沒有發生變化。歷史經驗對當前仍然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以下，我想對歷史上的戰略思維進行一個簡略的現代意義上的解讀。

▌朝貢體製作為制度安排所具有的戰略上的特點

這裡我要講的，跟宋偉教授講的不完全一致。從戰略投入與戰略產出關係的角度來看，戰略一般存在四種基本的模式：第一種是高投入高收益，第二種是高投入低收益，第三種是低投入高收益，第四種是低投入低收益。理想狀態是低投入高收益，但是這種情況很少見，本身也很難持續。比較常見的是高投入高收益，或者低投入低收益。需要避免的是高投入低收益的情況。冷戰時期，美國在越南、蘇聯在阿富汗進行的多年戰爭努力，以及美國後來的反恐戰爭，是這方面比較典型的例子。

美國的反恐戰爭被看作是一場「輸掉美國未來」的戰爭

朝貢體系，我個人認為這是一種比較聰明的戰略。從中國對外政策的角度來說，作為歷史上存在時間非常長的東亞地區秩序安排，它總體上具有低成本的特點，但不同的人對其收益高低有不同的判斷。總體來講，在這種朝貢體系下，中原王朝對其他國家的事務一般不進行深度干預，而常常滿足於名義上的領導地位。這樣的好處是，它不僅降低了中原王朝的成本，也降低了其他國家在體系內的成本。朝貢體系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可以容納不同類型、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以鬆散的、較為和平的方式共存於東亞國際體系中。中國通過政治上的冊封、經濟上的讓利以及提供一定程度的、總體上比較少的安全保護，換取周邊國家名義上的「臣服」。這樣做客觀上的收益是什麼？它有助於減少中國面臨的邊境戰爭，使周邊國家獲得比較穩定的安全預期。這樣就減少了他們之間的相互猜忌，從而為中國以及整個東亞地區創造了相對穩定的國際環境。

與西方殖民體系同名的中華朝貢體系，不只是「好面子」

從國際層面來講，朝貢體系具有節約戰略資源的特點。在中國歷史上的大部分時期，中原王朝與朝貢國維持了較為和平的局面，使大一統的中原王朝可以把絕大部分精力用於處理內部事務，而不是從事對外戰爭和不停地應對邊患。反過來想，如果沒有朝貢體制，我覺得古代中國面臨的周邊戰爭在數量上會明顯上升，而其成本絕對不是「厚往薄來」的賞賜之物可以比擬的，甚至一兩場戰爭的成本跟幾十年的賞賜也不是一個量級的。

▌春秋時期的「尊王攘夷」爭霸策略

春秋時期，五霸的「尊王」和「攘夷」代表了爭霸過程中兩個方面的不同努力。「尊王」是試圖通過周王室對自身的肯定，提升自身霸權地位的合法性；「攘夷」則是為體系中其他諸侯提供安全產品，以換取中原諸侯對自身的支持和順從。

但春秋五霸的爭霸過程中，隨著時間推移，爭霸諸侯「尊王」的意願明顯在下降。核心原因在於，周王室在諸侯中的威信呈不斷下降的趨勢，從而使其政治上的肯定對諸侯霸權的支持作用逐漸降低。在為其他諸侯提供安全公共產品方面，也是齊桓公做得更好，後面的爭霸者做得越來越差，到吳、越的時候基本沒有。核心原因在於，通過「攘夷」為體系內諸侯提供安全公共產品，成本很高，但效果呈下降趨勢，並不能換來諸侯穩定的、時間較長的支持。

聯合國的建立有賴於美國的推動，但美國並非任何時候都對聯合國持支持態度。當聯合國有悖其國家利益時，它便減少對聯合國的支持與參與。

大國爭霸過程中，王道和霸道哪個更好，也可以做一個簡單的討論。討論的基點在於，我們不能脫離戰略目標來討論手段的價值。王道和霸道都是手段，沒有哪一個絕對比另一個好。一個環境下（如春秋早期），可能是王道好；在另一個環境下（如戰國時代），可能是霸道好。如果一種政策在實踐中無助於獲取霸權，那麼它既不是王道也不是霸道，而是自娛自樂。一般來說，國際環境越險惡，王道成功的可能性越低。在國際環境特別好的情況下，王道和霸道都有成功的可能性，但其帶來的國際結果不同。王道在其實現過程中和實現後，都有助於維護良好的國際體系環境，而霸道的成功則可能帶來國際環境的大幅度惡化。

▌「無為」和「有為」的關係

在中國古代的戰略思維中，一方面強調「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有為思想；另一方面，「以柔克剛」，「無為勝有為」的道家思想也有很大的影響力。但是，道家的思想並沒有具體地說明，「無為」怎麼能夠產生「無不為」的效果。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把它理解為試圖對「過分作為」傾向的一種大力矯正。

老子與《道德經》

從投入產出的角度看，「無為」是一種在中短期內以較低成本獲取較低收益的做法，而「有為」則可能會在中短期內獲得不小的收益，但需要付出不小的成本。人們要避免執行超出自身資源支撐的「有為」戰略，因為這種戰略的實施，經過一定時期的消耗後，會面臨事與願違的效果。也就是說，過於積極的「有為」可能會走向反面，甚至不如一開始就「無為」。與轟轟烈烈的「有為」相比，「無為」的價值由此得到彰顯。

《孫子兵法》告誡不隨意用兵，暗合了道家的無為思想。圖為銀雀山漢墓出土的《孫子兵法》竹簡。

大國在爭奪霸權過程中，如果做出連續的政策努力，不管是否能夠達到預期效果，都毫無疑問會在體系內樹立很多對手，有時還會面對非常強大的對手。在很多時候，對手一旦樹立，就很難消除。有時，「有為」過程中所激化的矛盾還會自我循環。從這個角度看，大國崛起過程中需要避免過於積極的「有為」或者戰略上的冒進，即在實力和環境不具備時，採取簡單粗暴的戰略進取，有可能會導致適得其反的效果。

冷戰時期，與美國的軍備競賽給蘇聯帶來了沉重的經濟負擔

所以要以「無為」心態保持戰略定力，避免戰略上的冒進，同時以「有為」心態，改善行為的技巧，維持對戰略目標的追求和耐心。需要注意的是，有時候的「無為」是什麼都不幹，這種戰略上的自我放棄需要規避。「無為」是一種不疾不徐的平和心態，在保持這種心態的同時還要培養和積累實力，讓自身能量消耗的速度慢於潛在對手。特別有利的一種情況是，在自身「無為」的時候，其他國家紛紛追求「有為」，陷入相互紛爭。這是美國自華盛頓總統時期一直到一戰以前面臨的情況。

▌「厚往薄來」與經濟誘導

從理論上說，中國古代的外交思想可以有兩種思路：一種是強制性的外交政策，當有軍事上的優勢時，確實可以採取強制性外交有優勢。另一種是誘導性的外交政策。這兩種政策都需要付出一定成本，但強制性外交的成本無疑會更大，而且會產生更多外交上的負面後果，包括激化體系內一些國家的長期不滿情緒。「厚往薄來」表面上是一種虧損的經濟政策，但實際上是一種成本頗為節約的外交政策，其目標是形成和平、穩定、有序的雙邊關係，維護相對穩定的周邊環境。從這個角度看，「厚往薄來」的外交政策是成功的，這跟今天很多國家推行的經濟援助政策有相似性。

中國和周邊各國實行朝貢體系，以此來維持中國周邊的和平

值得注意的是，古代中國在執行「厚往薄來」的政策時，一再地對朝貢國的朝貢次數提出限制性要求。比如明太祖明確提出朝鮮三年一貢或兩年一貢就夠了。明朝末年，更是令琉球十年一貢、五年一貢。這樣的要求在執行過程中沒有完全做到，他們實際來的次數要比這多一些。不過，我們可以從中清楚地看出明朝政府的戰略思路，就是用儘可能低的成本來維護良好的外交關係和體系的穩定。而且「厚往薄來」有它的好處，它明確規定多長時間來一次進貢，每次貢物多少，以及我反饋給你多少。它有一套明確的實施規則，使得從經濟方面總量高度可控，從而降低維護體系穩定的成本。

從國際範圍來看，公共產品的提供者都希望減少和避免別人搭便車，因為只有這樣，公共產品的提供才是可持續的，成本才是可控制的，成本收益和責任義務才能更加明確。曾經較為慷慨地在過去幾十年為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的美國，現在也產生了比較大的不滿，特朗普抱怨盟國的搭便車行為搞垮了美國。在為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時，成本控制意識很重要。從資源投入與政策目標的角度來說，很多時候，用30%的成本實現80%的目標，要遠好於付出大得多的成本，使目標實現到90%的水平。在目標實現程度難以有效提高的情況下，及時降低在某一個目標國或目標領域的投入，也是一種比較明智的做法。

（本文系周方銀教授在「戰略圓桌」第一期活動上的發言。編輯：一行，圖片為編者所加，圖片源於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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