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東老師薦書：聽1000場「國學講座」，不如看看這位皇族後裔畢生講學的精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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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給大家介紹三本中信出版社推出的儒學新書，作者是

愛新覺羅·毓鋆。

孟子說：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在介紹這三本書之前，先了解一下作者愛新覺羅·毓鋆這個人。既然姓愛新覺羅，顯然就是滿清皇族之後。事實上，毓老師是滿清禮親王世鐸之孫，和碩禮親王誠厚之子，與滿清末帝溥儀同年，毓鋆這個名字也是出自溥儀的「御賜」。

出身皇家，自幼既得以師從名家，接受系統的傳統文化教育，先後師從自幼受宮廷教育，即長又師事陳寶琛（皇儲之家庭老師、宣統帝之太傅）、鄭孝胥、羅振玉、柯劭忞（蒙古史學者）、王國維、康有為、梁啟超、和葉玉麟等先生，習經史子集之學。

1948年到達台灣後，又自學30餘年，於1971年在台北創設了「天德黌舍」（後改為「奉元書院」）從事私人講學的事業，直至2011年去世。

從其畢生經歷不難看出，所謂皇室的出身，不過其一生當中不期而遇的遭逢而已，

一位學養身後的儒者，才是毓老師真實的身份

。因此，其在講學的過程中，自然要帶有濃濃的傳統儒者的風範。

中信出版社這一次所出的三本書《毓老師說論語》，《毓老師說易傳》和《毓老師說人物誌》，就是在毓老師長期講學的實錄的基礎上整理而成的。

其中的《毓老師說人物誌》，我抽時間看了一下，就以此為例給大家介紹一下這三部書的基本特徵。

毓老師的這三書，對於今時今日的大陸讀者來說，可謂來得正是時候。尤其適合那些有志於學，有求於用的傳統文化愛好者。

原因二：

第一，毓老師所使用的解讀方法，是一種基於經典解讀經典的，非常傳統或曰正統的解讀方法。

其最顯著的特徵就是，在其解讀的過程中，連續的，大量的引用經典，來闡釋其觀點。

比如這一段：

毓老師在闡述「敘詩志，則別風俗雅正之業」一句的時候，

首先引用了《尚書·堯典》來解釋詩與人的基本關係，或曰詩對人的基本價值——「詩言志」，「志者，心之所主也。」

接著又連續引用兩句《論語》進一步講述作為文學作品的《詩》，在人的現實生活中的意義與功用。

不長的文字，環環相扣，層層深入，將為什麼「敘詩志，則別風俗雅正之業」，闡述的有理有據，清清楚楚。

再比如這一段：

在闡述何以平淡能夠「調成五材，變化應節」的時候，綜合引用了儒家——《論語》《荀子》和道家——《莊子》中的章句和觀點，來闡釋做人應當有變有守，平衡適度的基本原則。

與大陸目前流行的「心得」式，或者乾脆就叫他散講式解讀方法相比，這種傳統的階段方法有兩個顯著且又重要的不同之處——

首先是這種解讀方法，需要講經者擁有深厚的學養，由此就屏蔽了那些不學無術的濫竽充數者；

其次是這種解讀方法，必然且自然的將解讀的內容，鎖定在傳統的思想範疇之內，能夠保證其始終保持在正道之上，而不至於走偏，既不至於成為某種偏激思想的媒介，也不至於不小心淪為無聊的心靈雞湯。

因此，當下的大陸讀者，從毓老師的解讀方法中，得到的不僅是豐厚的知識，更有近乎原汁原味的傳統的熏陶，以及鑒別所謂國學課程真假的尺度——凡不是這種基於經典解讀經典的關於傳統文化的講授，多半有問題（或者水平不夠，或者心思不正）。

第二，毓老師在解讀的過程中，不僅有對經典的大量引用，而且也有對所解讀，所引用的經典內容的深刻解讀，其中不乏精彩之處。

比如這一段對「致中和」的解釋：

僅僅「致，是主動力。」一句，就可謂揭示了人生修養的最關鍵之本質——必須心有所向，必須有一個主動上進的意願，才能有後續的努力與堅忍。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論語·為政》）以「志於學」作為其人生的起點。

後面「中與和不是相對的，此時宇宙是一大天地，人是一小天地……」更深刻，因為他告訴我們，人本來就應當是與天地一體而成和的，只不過由於脫離了「中」的狀態，也就是失去了與天地成「和」的可能。但是，因為作為物質存在的我們，始終保持著與天地一體的屬性，因此也就始終保有著回到「中」的狀態，重構與天地「和」的關係的可能性。

所以，孟子說：學問之道，在求其放心而已矣。（放，丟失，遺失意。）

讀者在讀這樣的書的時候，得到的不是一個單調的，一維的知識，而是一個立體的多維的體系。

知識和體系的不同在於，知識不過是一些獨立的構建，基本沒有，即使有也僅僅是一些簡單的實用功能。體系則不同，體系就如同一部成型的機器，即使簡陋，也能切實的解決某些現實的問題。

事實上，毓老師在講解的過程中，涉及了大量的現實應用問題，於有意無意之間，起到了引導讀者藉助由傳統文化構建起來的思想體系，去思考，應對，解決現實中的種種問題，從人生大小事，到事業明暗局。

比如這一段：

就從選人的標準，用人的原理開始，很快的轉向了關於讀書對人的價值問題。也就是從如何用人，轉向了如何提升個人的修養境界，變成一個可用之人的問題。

雖然，用人是一個大問題，但是畢竟用人者寡，被用者眾，而且在事實上，即使身居要職，也基本上無法完全擺脫為人所用，甚至是爭取能夠為人所用的境遇。

如何用人，固然是在講用的問題；如何能夠為人所用，則可謂是體用結合了。

因此，我說這是一部非常適合於既有志於學，又有求於用的讀者來閱讀的書——完全無志於學的人，根本無法忍受其中大量的引用，因此不會讀，也不必讀；對於完全立志於學問，而無心於應用的人，這幾本書略顯簡易，也不必讀。

對於這個全民普及讀書的時代來說，至少對於絕大多數而言，學與用是並重的，這也是為什麼大陸的國學課程往往被冠以「某某的智慧」等名目的原因。

只不過，一旦失去了像毓老師這樣對經典的依託與秉持，所謂的「某某的智慧」，不過是另一些某某的小聰明，甚至是胡思亂想罷了。

最後，還要說一下中信出版社此次選題的精妙之處。

這一系列的毓老師說，選擇了《人物誌》，《論語》和《易傳》三部。

其中《人物誌》是由三國魏劉劭所作的一部，系統品鑒人物才性的玄學著作，對後世中國的政治家的人才觀具有重大的影響，顯然是一部實用性很強的，在個人修養與品鑒人物兩個方面，都極具指導意義的書籍。

按照中國傳統的說法，這是一部講「用」的書。

《論語》和《易傳》不僅是毓老師在講學過程中最常引用的內容，而且也在傳統文化中有著重要的地位——《論語》是儒家的源頭和基礎，熟讀《論語》就能基本掌握儒家，乃至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大部；

《易傳》是對《周易》中所蘊含的哲學思想的系統闡述。人們在讀《易經》的時候往往沉醉於卦象繫辭，殊不知《易傳》才是核心所在，沒有讀懂《易傳》就相當於沒有讀《易經》；

反之，一旦真正讀懂了《易傳》，至少對於絕大多非專業人士而言，讀不讀卦象繫辭，其實並不重要。因為，此時你已經掌握了《易經》的綱領。

——按照中國傳統的說法，這兩部書是講「體」的書。

因此，這三部書其實是一個體用相成，讓讀者學有所得，用有所據的整體。中信的編輯將這三本書一併出版，也可謂用心良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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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毓老師說論語》《

毓老師說易傳》

《毓老師說人物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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