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曾倍受古人尊崇，結果被毀於乾隆等人之手

「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是流行了很長時間的一句話，最早被寫進七大報告中。其實，「言者無罪，聞者足戒」這句話，在春秋戰國時期就被文人和統治者所廣泛認同。《詩經·周南·關雎·序》中已經提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

這句話的內涵也很好理解，指出自己觀點和方法的人不應該承擔什麼責任，而聽的人可以從中吸取有價值的東西．這樣才能發揮出群眾的智慧。提意見的人只要是善意的，即使提的不正確，也是無罪的。聽取意見的人即使沒有對方所提的缺點錯誤，也值得引以為戒。

在這方面，古人做得還不錯，比如宋太祖趙匡胤在建隆三年（公元962年）就立下秘密誓約。誓約里的內容共三條：一是「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二是「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三是「子孫有逾此誓者，天必殛之」。誓約中明確指出宋朝皇帝不得殺大臣和言官，否則必遭天譴。

不殺言官，才能兼聽，兼聽則明嘛。就如同李世民與魏徵，面對老魏這個刺頭，李世民只是一忍再忍，終於忍出了虛心納諫的好名聲。

但是，也有些皇帝卻偏偏不講究，對民間聲音防之又防，甚至不惜製造令人恐怖的文字獄。文字獄在歷朝時有發生，但以清朝最為嚴重，其中又以乾隆年間尤烈。有人做過粗略統計，順治帝施文字獄7次，康熙帝施文字獄20多次，雍正帝施文字獄20多次，乾隆帝施文字獄130多次。

清朝文字獄中，尤以「清風不識字」案廣為人知：翰林院庶吉士徐駿，是康熙朝刑部尚書徐乾學的兒子，也是顧炎武的甥孫。雍正八年(1730年)，徐駿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錯寫成「狴」字，雍正見了，馬上把徐駿革職。後來再派人一查，在徐駿的詩集里找出了如下詩句「清風不識字，何事亂翻書」、「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於是雍正認為這是存心誹謗，照大不敬律斬立決。

自文字獄興，也給了許多小人以挾報復的機會，從而製造出一波又一波冤案。比如發生在康熙年間的「黃培詩案」。黃培是山東即墨人，明末官至錦衣衛都指揮使，明亡後，隱居在家。曾經接濟過於七農民起義軍，所作詩如「一自蕉符紛海上，更無日月照山東」、「殺盡樓蘭未肯歸，還將鐵騎人金徽」、「平沙一望無煙火，惟見哀鴻自北飛」反映出黃培反清的民族思想，他還和一幫同道結為大社。告黃培的人是他家世奴家僕黃寬之孫黃元衡。

黃元衡本姓姜，在他考中進士、當上翰林後，為了歸宗還姓，解除與黃家的主僕名分，就向官府控告黃家私下刻印並收藏有「悖逆」的詩文書籍等。因此黃培等十四人被捕入獄，被處斬。姜元衡還嫌不夠，又夥同惡人上了一道《南北通逆》的稟文，指控顧炎武等「故明廢臣」和對清廷懷有二心之人，南北之間的通信，不是密謀造反，就是誹謗朝廷。在這份居心叵測的稟文中，姜元衡點了約三百人的名字，企圖製造一件大案。此案果然被弄到奉旨辦理的地步，山東總督、巡撫也親自過問。顧炎武為此被囚禁了近七個月，經朱彝尊等人四處營救才出獄。

史學家顧頡剛認為：「清代三百年，文獻不存，文字獄禍尚有可以考見者乎？曰：有之，然其嚴酷莫甚於清初。」

凡事都得有個度，我們也不能因為「言者無罪」就信口開河，胡說八道，沒有任何依據的詆毀他人；也不能因此而置他人的隱私於不顧，四處宣揚。如果攤上的誹謗罪，那可就要吃不了兜著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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