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情報和保衛部門的鼻祖：「紅色之劍」特科之1

余吉

摘要：中共中央特務科，簡稱特科，是中共在20世紀20至30年代期間，建立的一個情報和保衛部門，就是在當時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負責情報搜集、對中共高層人物進行保衛以及剷除叛徒，儘管特科存在只有短短的七、八年，但後來中央蘇區成立的國家政治保衛局、抗戰時期成立的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中共中央社會部、中共中央調查部以及建國後成立的公安部政治保衛局、國家安全部都是特科一脈相承，所以特科可以說是中共情報和包圍部門的鼻祖。

圖1：影視作品中中共特科人員的形象

周恩來一手創建特科

1927年4月，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使得中共在猝不及防的情況下遭到了嚴重損失。4月下旬，周恩來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5月又出任軍事部長。周恩來執掌軍事部（也就是後來的中央軍委）後，充分吸取了「四一二」的經驗教訓，於10月調整了軍事部的組織，下設參謀長、秘書長、特務科和組織科，其中特務科（當時稱為中央軍委特科）的主要任務就是負責情報搜集和政治保衛，由顧順章負責。說得更直白一些，特科就是為了保護中共中央的安全。

圖2：中共特科是由周恩來一手創建

中央軍委特科成立後，很快就搜集到了大量情報，例如許克祥在5月叛變、汪精衛6月12日與馮玉祥在鄭州秘密會面、馮玉祥6月20日在徐州和蔣介石秘密會面以及汪精衛在7月14日召開秘密會議決定反共等等，及時掌握這些情報，本來可以使中共避免武漢國民政府突然倒戈而引起的損失，但由於中共高層當時還沒有能夠及時調整策略，結果未能及時應對，更失去了反擊的時機。以至於周恩來後來不無感慨地說：「由於整個政治路線的錯誤，雖有情報，還是麻木不仁。主要方面我們都有情報，結果是清清楚楚地看著失敗到來，政治上的幼稚招致如此痛心的結果。」

1927年夏，由於武漢方面的局勢越來越緊張，中共中央不得不由武漢遷至上海。上海是當時中國最大的城市，人口密集、工商業發達、文化教育事業集中，全國產業工人總數近四分之一在上海，經過「五四運動」、「五卅慘案」以及大革命時期的三次上海工人武裝起義，使得上海成為當時中國革命的中心和策源地，中國共產黨就是在上海誕生，並建立起全國規模最大的黨組織。再加上租界這種特殊而複雜的情況，更是給中共開展地下活動帶來了較為有利的條件。租界華洋雜居、政出多門，道路四通八達、容易轉移疏散，人口複雜、魚龍混雜、平時基本不查戶口等各種有利條件，而且租界具有「國中之國」的特殊性，和國民黨當局相當於是「國與國」的關係。國民黨的警察、憲兵和特務不能進入租界執行公務，更不能在租界隨意抓人。租界巡捕房捉到的共產黨人，國民黨當局只能通過法律程序進行引渡，不能隨便提走。這就為中共組織營救提供了種種可能，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安全係數」。因此，對於中共來說，在上海設立機關，展開活動，比中國所有大城市都更為有利，因此，中共中央和中共江蘇省委都選擇上海作為機關所在地。

圖3：30年代的上海對於中共來說是最適合地下活動的大城市

但是在上海，國民黨警察、憲兵和特務機關林立，租界也有數量眾多的巡捕，再加上複雜的幫派勢力，中共中央的處境依然是在高度危險之中，作為中共中央的護衛單位，軍委特科也隨著中共中央遷至上海。

7月12日，中共中央進行了改組，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由於在大革命失敗中負有領導責任而被停職，另外由周恩來、張國燾、張太雷、李立三和李維漢五人組成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11月，中共中央組織結構也進行了調整，在中央常委下不再設部，而是成立了組織局，由羅亦農、周恩來和李維漢三人負責，領導組織、宣傳、軍事、調查、特務、交通、文書和材料等項工作。由於軍事部在這次調整中被取消，原來的軍委特科也就自然取消了。但是周恩來根據前一階段工作的經驗和教訓，深知在眼下如此嚴峻的額局面下，如果沒有切實有效的情報搜集和保衛措施，那麼中共中央隨時都會遭到破壞，安全性根本無法保證。所以他於1927年秋向中共中央建議設立特務科，並提出了成立特務科的指導思想是：必須成立情報搜集和安全保衛的專門機關，以保衛黨的安全。這次成立的特務科由於直接隸屬於中共中央，因此簡稱為中央特科。

圖4：位於上海武定路930弄弄口的中共特科機關舊址紀念銘牌

圖5：上海武定路940弄14號（原修德坊6號），一幢不起眼的石庫門就是當年中共特科機關舊址

在中央特科成立前，軍委特科實際上已經開始承擔很多保衛中共中央的工作，比如將中央領導從武漢護送到上海以及重要文件的轉移、在上海中共中央新機關的設置等，中央特科成立後大部分人員也是來自原來的軍委特科，所以可以認為中央特科是軍委特科的延續。

無論是軍委特科還是中央特科，都是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創立，對於特科的組織結構和紀律也是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建立起來，特別需要說明的是，特科的組織紀律極其嚴格，所有人員都是單線聯繫，對自己的任務和活動必須嚴格保密，對自己最親近的家屬都不允許有絲毫泄露。以1928年4月到1935年9月都在特科工作的陳養山，是參加特科工作時間最長的成員，但是就連這樣一個元老級的特科人員一直都是單線聯繫，只知道自己的工作內容，竟然連自己工作的部門名稱叫中央特科都不知道，一直到1936年他到西安之後才知道。而如此嚴格的組織紀律就是周恩來親自製定，並經常進行檢查的，所以說特科是周恩來一手創建的也毫不為過。

1928年11月，根據特科成立一年多來的運作，中共中央認識到了特科的巨大作用，因此由向忠發、周恩來和顧順章三人組成特別委員會，專門負責領導特科的工作，在這三人中，周恩來仍是特科的實際領導人，特科的很多具體工作，依然都是由周來親自布置和領導。

組織嚴密的特科

最早的軍委特科成立時下設四個股：情報股、保衛股、特務股和匪運股。情報股負責搜集情報，保衛股負責中央主要領導人的安全保衛，特務股就是「紅隊」，也叫「打狗隊」，負責懲處叛徒，而匪運股就是負責土匪運動，也就是爭取和改造被稱為「土匪」的形形色色的民間武裝。 到了中央特科成立時，首先成立了第一科和第三科，第一科就是總務科，由原來為中央機關服務的「總部」改編而來；第三科就是行動科，由原來軍委特科的特務股和上海工人武裝糾察隊的「紅隊」組成。接著成立了第二科，也就是情報科。最後成立了第四科，最早叫交通科，後來改稱無線電通訊科，簡稱電訊科，負責無線電通信。

第一科成立最早，成立之時恰逢中共中央從武漢遷到上海，第一科就擔負起了總管的職責，大到安排中央各機關、領導人的住房，小到各處房屋裡的傢具和布置，都是由第一科負責操辦的。這些事情瑣碎繁雜，但是只要稍有疏忽，就會導致災難性的結果，容不得半點馬虎。

設立機關是第一科的首要任務，有的是作為開會的會場，有的是辦公的地方，有的是接頭的聯絡點，有的是保存重要文件和器材的倉庫，有的用來設置電台，還有的是人員的住所，用途不同，所需要的房屋也不同。

圖6：特科第一科設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舊址「福興字庄」，今天雲南中路171號

其中，會場的設置是最困難的。如果參加會議人數少，通常會組成一個臨時家庭來作為掩護，例如1930年5月上旬的中華蘇維埃區域大會預備會議。要是參加會議人數眾多，會議時間又比較長的，第一科就會更加巧妙地進行掩護。比如1930年5月下旬召開的中華蘇維埃區域大會會議，特科居然開辦了一家醫院來作為會場，一樓是門診，正常對外營業，二樓、三樓是病房，作為參加會議人員的宿舍和會場，而醫院裡的每一位醫生、護士、職員和勤雜工，都是特科人員，負責進行掩護和安全警衛，而參加會議人員則全部裝扮成病人，住進醫院。這樣數十名與會者，籍貫不同口音不同，衣著打扮也是各有差異，以這種形式匯聚到這裡，自然不會引起外人的注意，這樣的安排實在巧妙。

為了確保安全，第一科還租下了緊挨著醫院的一幢樓房的頂樓，一旦出現緊急情況，只要在兩幢樓的天台之間架上木板，就可以迅速撤到旁邊一幢樓。同時第三科「紅隊」也幾乎是全員出動，在醫院附近以小攤販為掩護布置了多處警戒哨，還有騎自行車來回巡邏的遊動哨，以保證萬無一失。在這樣的精心安排下，這次在上海白色恐怖籠罩下舉行的會議，會議形式還非常正式，根據參加會議的著名左翼作家柔石後來在《一個偉大的印象》的描述，當時會場上還掛了鐮刀斧頭旗幟和馬克思、列寧像，唱了國際歌。

儘管當時上海出租的空房子不少，但是都需要鋪保，也就是要店鋪具保。第一科除了通過關係找店鋪作保，還自己開設了傢具店，一方面可以為設立機關租房子作保，另一方面也可以為設立各種機關和交通站採購所需要的傢具，還可以為退租房子時沒法帶走的傢具進行寄賣，一舉數得。

第一科另外一項重要任務就是營救被捕同志。中共暗中支持成立了由宋慶齡擔任主席的「中國互濟總會」，利用互濟總會這個平台通過法律程序公開營救被捕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員任弼時和關嚮應被捕後，都由特科通過互濟總會收買巡捕房營救成功。除了互濟總會之外，還通過其他合法途徑保釋被捕但未暴露身份的中共黨員。

此外，第一科還要負責收養犧牲同志留下的遺孤、處理犧牲同志收殮、下葬等善後事宜以及中共中央的各種雜務，堪稱是中共中央的大管家。第一科歷任科長為洪揚生、歐陽欽。

圖7：特科第一科首任科長洪揚生

拉出來和打進去

第二科是情報科，1928年4月設立，專門負責搜集情報，要在白色恐怖籠罩下的上海立足生存，情報的重要性自然毋庸置疑。為了能夠獲取情報，特科採取了「拉出來」和「打進去」兩種策略，所謂「拉出來」就是策反國民黨要害部門和租界巡捕房的人員，作為眼線提供情報。這其中第一個「拉出來」的眼線就是楊登瀛，他原名鮑君甫，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和國民黨CC派骨幹人物楊劍虹、張道藩關係極為密切，因此當1928年2月陳立夫籌建黨務調查科，也就是日後中統的前身時，由楊劍虹、張道藩推薦，擔任黨務調查科在上海分部的負責人。楊登瀛和不少中共人員也往來密切，在政治上同情共產黨，當時特科成員陳養山就住在楊登瀛家裡。所以楊登瀛考慮再三之後把這一情況全部告訴了陳養山，並表示願意將掌握的情報提供給中共。陳養山立即向周恩來做了彙報，周恩來隨即決定建立這個關係，並命令陳養山切斷和其他方面的來往，專門負責楊登瀛這一條線，然後和特科首任第二科科長陳賡單線聯繫，及時傳遞情報。

圖8：特科發展的第一個重要內線楊登瀛

1929年10月，楊登瀛成為國民黨中央調查科駐滬辦事處負責人，特科還安排了安娥去當他的秘書，名正言順地整理相關情報，然後將其中有價值的及時抄送給陳賡。楊登瀛成為特科的內線後，作用極大，1930年以後中共中央在上海基本沒有遭到過大的破壞，就是澎拜、楊殷等人被捕，楊登瀛也事先送出了情報，只是由於通知太晚才沒能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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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登瀛還為特科提供了白鑫、陳慰年、戴冰石、黃第洪等對中共造成重大破壞的大叛徒的情報，使得特科的「紅隊」能夠迅速剷除了這些叛徒。為了幫助楊登瀛在黨務調查科中進一步穩固地位，特科還給他提供一些中共的內部刊物《紅旗》、《布爾什維克》以及價值並不大的機密文件，讓他「查獲」。直到1931年4月，因為顧順章被捕叛變，楊登瀛的身份隨即暴露，靠著陳立夫、楊劍虹等人的庇護才未受追究，但從此退出了情報系統，也和中共失去了聯繫。到解放前夕，生活已經非常潦倒，在南京靠擺香煙攤糊口。50年代，得到陳賡和陳養山的證明以後，人民政府每月給楊登瀛發放100元生活補助費，於1960年去世。1976年1月，周恩來在彌留之際特意將總理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調查部負責人羅青長叫到床邊，提到了一些鮮為人知的名字，其中就有楊登瀛，周恩來說：「對這些在我們黨最危難時期幫助過我們的人，千萬不要忘記了……」

中共中央機關主要都設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所以租界的巡捕房對中共中央的安全也是很大的威脅，因此第二科對巡捕房的情報工作也是非常重視，通過楊登瀛的關係和公共租界的英國籍政治部探長蘭普森、幫辦譚紹良建立起了關係，主要通過重金收買情報。同時對巡捕房的華籍探長也採用賄賂、情報交換等手段建立起了關係，對於巡捕房搜捕共產黨員和營救被捕人員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而「打進去」就是指派出自己的人員滲透打入國民黨的要害部門和租界巡捕房，從而直接獲取情報。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被譽為「龍潭前三傑」的錢壯飛、李克農和胡底。

錢壯飛，和1929年12月擔任黨務調查科科長的徐恩曾是浙江湖州同鄉，還是南洋公學的同班同學，所以很得徐恩曾信任。憑藉這層關係，徐恩曾出任黨務調查科科長後，就邀請錢壯飛擔任機要秘書，錢壯飛把這一情況立即向中共中央彙報，當時中共中央還有過爭議，有的認為應該抓住這個機會打入黨務調查科，有的則反對打入，最後是周恩來一錘定音：「你們把它拿過來！」

就這樣錢壯飛成了徐恩曾的機要秘書，從而能接觸到大量的機密情報。在錢壯飛的安排下，李克農進入了上海無線電管理局，胡底成為黨務調查科在北平和天津的負責人，根據周恩來的指示，這三人組成了一個特別黨小組，由李克農任組長，成為中共潛伏在黨務調查科的鐵三角。

圖9：「龍潭前三傑」之一的錢壯飛

錢壯飛最大的功績就是及時送出了1931年4月特科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叛變的情報，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後堅持一定要到南京面見了蔣介石之後才會交代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全部情況，他知道錢壯飛的身份所以要求武漢方面不要發電報向南京彙報，但是當時黨務調查科在武漢的負責人蔡孟堅根本不相信顧順章的話，還是接連向南京的徐恩曾發出三封十萬火急的電報，當天是星期六，徐恩曾已經到上海度周末了，只有錢壯飛在值班。儘管這三封都是標明由徐恩曾親譯的最高級別密電，但是錢壯飛早就複製了徐恩曾親譯的密碼本，立即就知道了顧順章叛變，他知道顧順章是特科負責人，中共中央在上海所有的重要機關和主要領導人的住址都是顧順章安排的，他的叛變對中共中央而言不啻是一場滅頂之災。所以他一面讓女婿劉杞夫連夜趕到上海通知李克農，一面用事先約定的暗語通知天津的胡底撤離。李克農接到報告後也不禁大吃一驚，立即設法通知了陳賡，再由陳賡通知了周恩來，周恩來立即展開布置，緊急安排中共中央撤離，才使得中共中央在千鈞一髮之際逃過了一劫。如果不是錢壯飛，恐怕整個中共中央都會被一網打盡，中國現代史都會為之改寫。

圖10：「龍潭前三傑」之一的李克農

除了「龍潭三傑」之外，第二科還安排了宋再生打入淞滬警備司令部擔任第四號政治密查員以及陳彭年打入法租界巡捕房當了包探，這兩人也都獲得了大量有價值的情報。第二科的情報網還遍及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上海警察局、南京衛戍司令部、江蘇省政府以及上海的幫派，能夠上至國民黨的黨政軍要害機關、租界巡捕房，下到社會最底層的地痞流氓，獲取政治、軍事、經濟甚至國際等各方面的情報，從而成為中共中央最可靠的情報來源。

第二科歷任科長陳賡、潘漢年、王世英，從這個歷任科長的人選上就能夠看出情報科在特科中的地位了。

圖11：特科第二科首任科長陳賡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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