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金生：近代國人關於新疆的認識

近代以來，由於西力東漸，清王朝傳統的「守中治邊」、「守在四夷」的治邊思想不再適應變化了的新形勢，統治階級內部面臨著嚴重的統治危機，邊疆地區在列強的堅船利炮下亦形勢危急。新疆「無論從遠古到現在，由於其地理形勢重要，民族關係複雜，往往牽一髮而動中原全局，是故漢取三十六國以斷匈奴右臂，唐開安西、北庭以制諸蕃。元時崛起金山，奄取西域，卒滅宋金而有天下，明代控馭弗及，瓦剌數寇，而河套以亡，此皆新疆與本部關係之鞶驗。」歷代王朝對新疆的控制，都與中央王朝或中原王朝的實力息息相關，王朝實力的強弱及其與新疆政治關係的緊密度形成正比。由於近代中央權威失落，中央政府對新疆之控制逐步弱化，致使外國勢力對新疆的滲入加劇，導致了嚴重的西北邊疆危機，引起了國人對新疆的進一步關注。關於這一問題，學界論及尚少，本文即是對此的嘗試。由於近代國人關於新疆的言論極多，筆者不及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一 學術史的簡要追述

《新疆圖志》卷90《藝文》中，所錄有關西域的著作79部，而撰於清朝的就有55部，清朝之前列代有關研究西域的著述僅24部。可見，隨著康熙三征準噶爾，揭開清中央政府統一新疆的序幕，繼而乾隆時代一統天山南北，正式置新疆於清中央的有效管轄之下，新疆與中原的關係更加密切，與中原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日趨頻繁，故研究新疆之著作在清代頗豐。但研究新疆的興起，是與西北史地學的誕生相聯繫的；關於新疆的研究，是西北史地研究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關於西北史地學的興起，著名歷史學家趙儷生先生曾從學術衍變方面進行了考察，指出「西北之學，包括西北歷史地理之學和西北少數民族之學，就是在『鴉片戰爭』的形勢下，沿著清朝第三階段『道、咸之學』的端緒，通過若干學人的鍥而不捨的努力，才形成並發展起來的。」是鴉片戰爭前後，一大批愛國學者看到國勢轉衰，而外敵環伺，感到一些邊徼地區、不發達地區、科研上是一些空白點的地區，一些少數民族，有一種進行過細研究的迫切需要而開闢起來的。這批愛國者，他們對西北史地的研究，很大一部分是關注於新疆。如洪亮吉著《天山客話》（1卷）、《伊犁日記》（1卷），祁韻士著《新疆要略》（4卷）、《西域釋地》（2卷）、《萬里行程記》（1卷），松筠著《伊犁總統事宜》、《欽定新疆識略》（13卷），徐松著《西域水道記》（8卷）等。這些著作中，對清朝前中期經營新疆的的軍事、行政設置及新疆的風土、物產、人情均作了記述，是研究新疆清朝歷史的重要著作。但直至龔自珍提出《西域置行省議》、《御試安邊綏遠疏》時，國人對新疆的關注，仍局限於一批關注西北史地的學者，未能受到統治者應有的重視。

同治時期阿古柏入侵新疆和俄國出兵佔領伊犁，新疆形勢緊張，海防派仍未注意到新疆的重要地位，視其失對中國之元氣無傷。但海防派與塞防派之爭，卻使國人對新疆之重要性認識更深一步，統治者對新疆之關注亦多，並在新疆設省，日益引起了國人對新疆的注意。時至民國，「蘇俄帝國主義之猙獰面目隨沙皇腳步而暴露，更對新疆覬覦迫切，因而邊疆糾紛幾無日無之。尚有大英帝國主義，由於阻俄南侵其殖民地亦積極北犯，新疆形成被兩面夾攻態勢……邊界之糾紛，不僅包括之事項極多，而侵領土地，搶奪草場，佔據水源等等均與國界有關」。俄、英等國利用在政治軍事上的強勢力量迫使中國在有關新疆問題上讓步，不斷對新疆進行政治訛詐、經濟侵略，企圖將新疆納入其勢力範圍，加以楊增新後新疆局勢動蕩，特別是九·一八事變後，外敵之環伺更為激烈，民族危機趨深，國人對邊疆史地的關注陡增，發表了大量關注新疆的文章，國人關於新疆的討論與認識亦在前人的基礎了，進入了一個新的層次。

二 關於新疆戰略地位的認識

道咸之際，近代西北邊疆史地研究的代表人物龔自珍先後撰文，闡述其對新疆的認識。龔氏認為當時內地人口增多，應將內地之人西徙新疆，開墾屯田，減少新疆對內地協餉的依靠，並設行省管轄，奪伯克之權，加強天山北路軍事訓練，則二十年國運可盛、國基可固。當時龔氏尚未認識到到新疆重要的地緣戰略地位，但是通過以上論述，駁斥了當時清廷內部存在視新疆為無用的「耗中事邊」之議，其新疆設省之論更顯示出他的前瞻性。與龔同時期的另一西北史地學者沈垚針對當時新疆參贊大臣武隆阿提出的「西四城（指喀什噶爾、葉爾羌、英潔沙爾、和闐）各塞環逼外夷，處處受敵，地不足守，人不足臣」，「與其糜兵餉於無用之地，不若歸併東四城」，實則為放棄西四城的「捐西守東」之議提出批評。沈氏認為不守遠則必守近，所費亦多，而「自古制戎狄之道，無不以通西域為事」，堅決反對棄守之說，若棄西四城，則西無門戶，進而危及整個新疆乃至甘肅一帶。隱約道出了對新疆戰略地位的一些認識。但直至晚清海防與塞防之爭起，國人對新疆戰略地位之認識才逐步明晰化，但仍僅限於朝野的部分人士，朝廷中仍存放棄新疆之論。

為收復被阿古柏侵佔的新疆，左宗棠上書清王朝，指出新疆對於國家戰略地位的重要性：自古以來「中國邊患，西北恆劇於東南」，而「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西北臂指相聯，形勢完整，自無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則蒙部不安，匪特陝、甘、山西各邊時虞侵軼，防不勝防。即直北關山，亦將無晏眠之日。而況今之與昔事勢攸殊，俄人拓境日廣，由西而東萬餘里，與我北境相連，僅中段有蒙部為之遮閡。徙薪宜遠，曲突宜先，尤不可不預為綢繆者也。」左奏指明新疆對於維護清朝統治和防止沙俄侵略的重要性，基本道出了新疆對於中國國防戰略的重要，其言也成為近代國人關注新疆形勢時常引用之語。而由於歷代統治者對新疆認識不足，認為新疆地處極邊，當以左氏為首的一部分士人認為新疆極為重要之時，仍有另外一部分認為其地位無足輕重，如李鴻章就曾認為「新疆不復，於肢體之元氣無傷」。可見，當時國人對新疆重要戰略地位的認識尚存差異。不過，新疆「東扞長城，北蔽蒙古，南連衛藏，西倚蔥嶺，居神州大陸之脊，勢若高屋之建瓴。得之則足以屏衛中國，鞏我籓籬；不得則晉隴蒙古之地均失其險，一舉足而中原為之動搖」， 及為「亞歐二洲交通之樞軸」的重要戰略地位，使得晚清對新疆的重視逾於前期。在左宗棠、劉錦棠等積極倡導下，清廷在新疆實行行省制度，與內地在政治制度上基本統一。而李鴻章最終亦認識到新疆的重要性，在《黑龍江述略》一書中對龔自珍提出的建省之議，給予了高度評價：「龔氏自珍議西域置行省議於道光朝，而卒大設施於今日。蓋先生經世之學，此尤其犖犖大者。」透過對龔氏的稱讚，則間接也表明他也認識到新疆的重要性。

民國時期，國人對新疆戰略地位的認識更為明確與深刻，但亦是逐步發展的。民國時期有論者指出，新疆「在吾國常人視之，以為邊疆，無足輕重」。表明了當時仍有相當部分的中國人對新疆了解不多，對新疆之戰略地位認識不深。而隨著晚清以來西北邊疆危機日甚一日，一部分知識分子對新疆之認識已由較為寬泛的地理、人文、風俗等方面的感性描述轉而思考新疆的重要性，尤其是其戰略地位。這時隨著邊疆危機的加重及對西方學理了解的更多，國人對新疆戰略地位重要性的認識更深，對新疆戰略地位探討的言論更多。可以說，近代尤其是民國時期國人對新疆之關注，首要是在於其戰略地理位置。

民國時期，有論者對新疆與西域的概念進行了考察。認為西域在歷史上有著遠近廣狹不同的範疇，廣義上大體包括天山南北路、中亞細亞、印度、伊蘭高原以至阿拉伯及小亞細亞、歐洲東部及中部。但中國曆朝之西域基本之地主要是狹義上的天山南北路，即今之新疆省，是最重要之區域，是中國之城垣。

西域「以亞洲全局觀之，實為中樞」，欲統治亞洲，西域、蒙古為兵事必爭之地；歐亞強國，欲爭霸亞洲，西域、蒙古必為最要之地。「而欲控制全亞，與其他各國用兵，必以西域為最要地」。而「吾國新疆，為西域最要區域，吾國得之，足以保障中原，控制蒙古」。這裡的西域用的是廣義上的概念，新疆是這一範圍下的最重要區域。新疆之所以有這樣重要的戰略地位，是因為新疆處於戰略要衝地帶，「西界蘇聯的中亞細亞，西南界阿富汗及英屬印度，東為青海、甘肅，東北為蒙古地方」，正在帕米爾高原之東，安西之西，阿爾泰山之南，昆崙山之北，「西域全圖所謂利矢猛炮，其力足以戰，重岡疊嶂，其險足以守，此天地之奧區」，是歐亞陸空交通中心。而帕米爾雖地處荒遠，但地居蔥嶺之背，形勢扼要，南接英領印度，東經葉爾羌可至新疆西藏，北越阿賴嶺，可窺俄屬中亞，實為中英俄三國出入之門戶，得之可居高臨下，不得則必致失險受逼。國人將其與伊犁問題、回民問題並列為當時新疆的三大問題。

由於新疆戰略地位的重要，列強虎視眈眈，引起了國人之憂慮。沙俄不斷侵佔中國領土，早在晚清已引起有識之士的擔憂，林則徐至晚年仍堅持「終為中國患者，其俄羅斯乎」之論。時至民初，國人明確曰：「獨俄羅斯抱其披（彼）得主義，以侵略東亞為任務，且皆向於勢力薄弱之地……設使進窺東亞，則新疆之地，首當其衝。」其他帝國主義對新疆的覬覦亦引起了國人的關註：英國為了遏制俄國，已由「印度阿木利昂里築鐵路至克什米爾……以與新疆西南部之疏勒疏附一帶銜接」，還修築了一條經西藏可達和闐、于闐一帶的鐵路，英國圖新之野心暴露無遺；日本素抱大亞細亞主義，以蒙新為日俄角逐之假想目標，其陰謀昭然而明。

由於俄、英、日加強對新疆的滲透，國人言道：新疆若「俄國得之，可以東取中國，南略印度」；若英國得之，可以囊括中亞細亞，縱斷西伯利亞。兩國爭奪激烈，「今後俄國苟欲伸其勢力於新疆，以鞏固漠北蒙古，屏藩西伯利亞；則日本必由內蒙西進，北以控制外蒙，發展其軍事之優勢，南以屏蔽中國，保持其財政之外府。」現今新疆形勢岌岌可危，今日之第一急務，「宜能確保新疆，杜外力之侵入，則察綏危機可緩」。「西域者，不特吾國安危所系，亞洲全部之安危，亦將系之」。「今日欲救國，必宜傾注全力於西北，一切建設，必由此方向進」。新疆是中國的西北屏藩，是中國的前門，與中國、遠東及世界和平息息相關，對於「最近的將來之國際情勢關係太大了」。可見，國人認為新疆關係國家存亡命運的關鍵，將其視為西北，乃至中國、亞洲安危所之所系。

三 關於新疆民族與宗教的認識

龔自珍在《在御試安邊綏遠疏中》中言：「天山北路者，杜爾伯特、土爾扈特、綽羅斯、厄魯特、和碩特、輝特之故地……天山南路，則兩和卓木之故地，其遺民統以伯克……回民之信服吾將帥也，未必如其信服伯克也。」對新疆民族之情形已有一定認識，並認識到搞好民族關係對於新疆十分重要。在《上鎮守吐魯番領隊大臣寶公文》中，龔氏道「今之守回城者何如？曰：令回人安益安，信益信而已矣。信，生信；不信，生不信……回人皆內地人也，皆世仆也」，駐守官吏如能善待當地群眾，則有利於當地穩定：「吐魯番安，而四大城皆安；四大城安，而天山南路舉安；天山南路安，而非回之天山北路安；天山北路安，而安西南路北路舉安。伊利將軍無內顧之憂，蘭州總督無外顧之憂，如此則回部之紅銅常貢於法局，回部之大頭羊常充於天廚」。當然，龔氏雖然主張善待新疆當地民族，「回人皆內地人也」，不過仍持夷夏觀念，在文中多次用「准夷」等歧視之詞，善待也是為讓其永為朝廷之世仆，表現了其認識的歷史局限性。與龔氏同期的沈垚亦指出新疆干戈屢動的極為重要原因是新疆官員不知體恤維民，不能尊重維民的民族習慣和宗教信仰，反而與當地維族上層勾結，「恣為貪酷，侵奪其財貨，虜辱其婦女」，是故引起兵端，提醒駐新官吏應「仰體皇上安邊柔遠之心」，意在提醒好與當地民族的關係。道咸時的兩位著名西北邊地學者已注意到新疆民族問題的重要性，但還未能突破傳統窠臼，從根本上擺華夷觀念的束縛。

晚清時期，時人認為清廷在新疆「始則以其種族之人治其種族，繼則改行省設官吏而郡縣之以養、以教」，然而宗教、服飾、言語、文字未嘗驟易而強之同，通過齊之以政刑，化之以禮樂，數百年後可以夏變夷。新疆人類紛龐，「其種曰蒙古，曰纏，曰布魯特，曰哈薩克，曰甘回」，而綜覆其教，回教與佛教而已。而纏回宗教信仰濃厚，無一事不聽阿訇之言，往往有因宗教之不同而誓言仇殺者，只能廢教主而罷其教，專設阿訇主經典，掌其禮俗而後多立學堂，漸以仁義化之。但亦有論者指出，「今強鄰環伺，纏處沃土而不才……必啟其知識，使知今日各國待異種之苛，乃曉然於自處高天厚地。必受以技能，漸能為工、為商，方免他日之貧困，而籌款亦有資。至所謂化其禮俗，變其宗教，猶非今日之急務也。」認為先要增強維族民眾的經濟能力，其後才是化其禮俗。由於沙俄對新疆的步步侵逼，中俄交涉增多，故駐新官員亦認識到跨境民族的存在：「新疆緣邊數千里，處處與俄疆毗接，蒙、回、纏、哈種類萬殊，而俄纏、俄哈又復錯雜其間，隨牧移徙，向背靡常」，常引交涉，應多加註意。總體看來，隨著近代與西方接觸增加，晚清國人對新疆民族與宗教的認識較之龔沈時期有了進步，但對新疆民族仍有歧視，視其為狉榛之民，並認為不能開通其智識，否則「外交之相乘或轉有益於西方民族未可知也」。此時國人對新疆民族與宗教的認識較龔、沈具體，但亦未突破龔、沈華夷論的高度，未能正確認識到解決新疆民族問題的根本途徑在於國家強大，經濟發展，而各民族間應相互尊重，並平等友好相處。

民國時期，隨著對新疆戰略地位認識的深化，國人亦不斷撰文論述新疆的其他方面，對民族與宗教的關注即為其一。其認識在晚清的基礎上有了提高，主要表現為：一是由於民族觀念在民國時期進一步明確，國人對新疆民族與宗教的識別較之晚清時期更具體化；二是對新疆民族問題的影響作了深入闡述；三是對新疆民族問題產生的原因作了分析，突破了夷夏之防，強調應從根本上解決新疆民族與宗教問題，才能維護邊疆穩定。

民國時人指出新疆大約有十四種民族，主要為「漢、滿、蒙、回、維吾爾、哈薩克、阿爾吉孜、錫伯、索倫、歸化、塔塔爾、塔蘭其、塔吉克、烏孜別克等」，並由於「黃、白、棕各色人種，如英、俄、德、瑞士、挪威、土爾其、阿富汗、波斯、印度、猶太、波蘭等族，亦參處其間，故有東方人種博覽會之稱」。新疆除民族複雜外，還宗教氣氛濃厚，其中佔全省人口大部分的纏回（維吾爾）、甘回（回族）等大都信仰伊斯蘭教，且分布廣泛，而北疆的土爾扈特、和碩特、綽羅斯、杜爾伯特之四衛拉特等均信仰佛教。對新疆民族與宗教的識別更具體，且隨著國際交往的增多，民族、宗教稱謂已逐步規範化，較之晚清有了提高。同時，國人亦對新疆民族與宗教的影響作了深入分析。

新疆民族複雜，為西北各省之最，使得「談西北問題的人，或是研究西北的人，對於這個問題都在深切的注意」。當時論者認為，「新疆僻處西陲，孤懸塞外，內部則民族複雜，文化落後。復以各其特殊之宗教與習尚，每易為人煽惑，事變紛起，造成民間仇恨及殘殺之慘劇」，加以外則強鄰環伺，英俄兩國在新疆角逐外，土爾其、阿富汗等回教國以宗教種族相同為口實，宣揚「大土耳其主義」、「汛回教主義」、「宗教大聯盟」等，煽惑新疆之回民脫離中國，積極進行其侵略政策。危機迫切，民族前途，實難設想。新疆民族問題如此複雜，甚至於引起了國際學者的注意，1921年美國政治地理學家鮑曼就曾言：「倘使中國政局常此不靖，新疆之人民將與其在西亞同種族同語言同宗教之民族聯合，而脫離中國。」故「欲維持今日之新疆，在收拾各種族之人心」，「須將各種族人民揉成一團，不使生心外向」。

民族問題對新疆影響如此之大，可謂「新疆問題的核心是民族問題」。新疆各民族由於歷史、地理、文化、經濟生活、宗教諸方面的原因，形成新疆各民族國籍不明與國家意識淡薄的現象。加上中國數千年對新疆民族實行高壓政策，導致了民族仇恨。由於以上原因，「在新疆，這個民族複雜的地方，不論談教育，文化，政治，經濟，都離不開民族問題」，新疆的一切問題都應採取民族形式，「民族問題就是政治問題」。

新疆特殊的地緣戰略環境，使得民族問題與國際關係交織在一起。前已述及，新疆存在著眾多跨境同源民族，在語言習俗上易受外國勢力之影響。跨境同源民族「易引起國際之糾紛」，「境內民族之爭，在表面上係為內政問題，若不及早解決，一旦亂事擴大，新疆之各民族與其在中亞之同種同文之民族聯合而要求自決，則新疆不可收拾矣。」

新疆民族與宗教的重要性引起了國人的關注，他們對歷代的治新民族政策進行了反思，以分析產生今日困境的原因。新疆地方官員「多自萬里而來，其來既難，歸亦不易。一旦得官即以回纏為魚肉，橫徵暴斂為全國所無……新疆知事在任者多搜括民財，卸任者多虧空公款，人人有日暮途窮之思想，無非孳孳為利，飽則思飈」，「不知聯絡百姓。」過去的新疆統治者，政治上對人民實行專制，輕視邊疆民族的心理；經濟上侵害人民生命財產，不能提高人民生活質量；文化上只知尊重漢族的文化，而忽略少數民族文化，引起民族反感。 中國統治者「自有史以來，對邊荒地帶的政策，每以中樞強大的武力，統制鎮壓於一時，一旦政治失其常軌，無暇他顧時，邊防旋即廢弛，邊疆民族亦變亂迭起」，新疆的民族及其糾紛，「不在於民族的外離，不在於異國的侵略，主要還是在我中樞的本身」。可見國人已經認識到應該平等對待新疆各民族。

民族與宗教問題是新疆問題的根本，「故吾人經營新疆應分治標與治本兩途。目前治標救急的辦法，平定亂事，安輯地方；治本之道，對於新疆的民族與宗教問題，應求一個根本的解決。庶幾新疆可保，否則縱不為東北之續，前途邊患，正方興未艾也。」

民國時期的國家民族危機，新疆以其獨特的地緣戰略環境引起了國人的大力關注，民族與宗教問題作為新疆的首要社會政治問題，故國人除從以上現實角度強調民族與宗教問題的重要性外，還撰寫了大量文章，對新疆古代歷史上的民族人口、民族關係、民族分布、民族語系和族源、民族宗教等方面進行了討論，限於篇幅，此處就不再作詳細介紹。

四 關於開發新疆的認識

歷朝在經營邊疆地區時，多次大規模的用兵均較多發生在西北地區，中原王朝對西北的游牧民族一般都保持著較強的警惕性。歷代統治者為紓西顧之憂，大都通過移民實邊和屯田的方式開發西北，新疆是移民和屯田的重要區域。清朝中前期，移民實邊與屯田開發仍是中央政府開發新疆最主要的方式，這一狀況時至近代才逐步改變。

龔氏在《西域置行省議》中所持開發新疆之議，仍為傳統的移民開墾，官給種、犁，緩收賦稅等。沈垚亦極力主張在新疆實行屯田，並認為言屯田必講水利，對新疆水道進行了頗為精確的考據。林則徐被貶新疆後，在南疆開墾，試圖推行在北疆已實行的民屯制度。他們開發新疆的具體建議及措施，仍舊是傳統的移民或屯墾觀點。

左宗棠在收復新疆過程中，陳述了對新疆善後事宜的見解。認為新疆善後，宜以修浚河渠，廣興屯墾，清丈地畝，釐正賦稅，更定貨幣數大端為最重要之事。在設省後，劉錦棠採取了一些措施恢復生產，對舊的屯田制加以改革，招募流民，安置遣犯，分授屯地牛具種籽。新疆設省前後，當時開發新疆的具體規劃未超越傳統範疇。

但新疆建省後，隨著國人對新疆戰略地位重要性認識的加深，對如何開發新疆，提出了較多見解。而在西方科技與文化知識不斷傳入中國的背景下，國人的思想觀念也隨之發生了變化。對如何發展新疆的認識不再僅限於屯田與移民等傳統經營方式，開始從長遠的規劃來關注新疆，注意新疆物產，思振興實業，發展新疆，而謀固國安邦。

新疆「廣袤二萬餘里，天時地利與腹地無大差異。膏腴之田遍天山南北，材木老山谷，馬、駝、牛、羊翳原野，旃裘齒革屯都市，金、銀、玉石、銅、鐵、炱、煤、石油、丹砂之藏，孕育環瑋，亘古未嘗試宣洩。而齊桑、羅卜諸淖爾以畋、以漁、物產之豐甲於天下。然綜一歲財賦所入，不足當東南一大郡。」「而朝廷乃眷焉西顧，重視新疆。思所以經營而擴張之，此誠實業振興之機」。當時國人對振興新疆實業十分重視，突破了傳統的移民屯墾觀點，並付之實踐。

清末新政中，伊犁將軍長庚認為：「新疆應辦事宜：一練兵，二蕃牧，三商務，四工藝，五興學」。同時新疆巡撫也在全疆興辦新政，在新疆各地先後設立了工藝廠、勸工所、織造局等，開始興辦了一些近代意義的工廠。

在對新疆興辦實業重要性的認識過程中，國人開始注意到交通是開發新疆利源的重要問題。早在光緒十四年（1888）胡景桂提出新疆應辦理礦務時，當時新疆巡撫陶模就認識到新疆交通不便，礦務難興，只能在新疆興辦鐵路，新疆礦務才可辦理，軍務亦宜。次年，為便於移民墾荒和充實邊防，黃彭年亦提出修一條由陝甘至新疆的鐵路。這一時期，論者已認識到新疆之物產豐富，發展新疆之實業大有裨益。然新疆迭更喪亂，工藝不興，土出之物多以原料通商，外人購造後以重價售我，市利十倍，「新疆者，謂之富於物產則可也，謂之富於實業則不可。此其故由於無工無商，實由於無人，而其歸實由於無鐵路。故欲興實業，當自鐵路始。」一語道出於建設鐵路對於發展新疆實業的重要性。

而鐵路不僅對於發展新疆實業具有積極意義，同時也對於中國國防具有重要意義，一些愛國之士為抵禦列強對新疆的侵略，積極提倡修建通往新疆的鐵路。最後一任新疆巡撫袁大化曾就籌建新疆鐵路專門上書朝廷，從邊疆局勢及興鐵路對發展實業、鞏固國防的角度提出了新疆修建鐵路的緊迫性。袁大化指出，應「修陝甘新三省鐵路，直接俄路於布捍」，這樣「環球既以此路為樞紐，人貨自無不出於其途」，「我之經營甘、新、青、藏四省，朝發夕至，遷民實塞，籌款練兵，自皆操縱裕如。」認為在新疆修築鐵路是為今日保全中國領土、轉弱為強的關鍵。袁大化修築陝甘新鐵路的路線規劃，具體為自潼關、長安沿渭河而上至渭源、狄道（今臨洮），過山至蘭州，由蘭州渡黃順溝出北山至古浪境。再至吐魯番或迪化（今烏魯木齊），可分兩道，或由迪化分支，西至伊犁，南通喀什；或由吐魯番分途，一出迪化、伊犁，一由焉耆、疏勒以接俄路。袁大化此議如能實現，對於促進新疆實業發展，鞏固中國邊防，確有益處。但當時清政府根本無力圖此大業，而袁大化對新疆鐵路建設之議，亦限於紙上談兵。他主張從新政中騰出巨款或從美國借款修路，根本未能看清列強的真實面目，還天真的以為「美國僻遠，勢隔情通，重在商和，素敦交誼」。雖然懷有愛國之心，似宜另當別論，但其對時勢之大局識斷不清，所計劃的修路之議自戰略層面考慮居多，而技術層面甚少，加以時局變幻，其修路之議自不可成，但亦不能忽視其建議的積極性。

國人開發新疆的建議，是西北開發建議的一個部分。從清代中葉至民國時期，交通建設一直是百餘年來各家開發西北建議中最強調者。在新疆建設鐵路到民國仍是國人開發新疆的重要建議之一。孫中山在其《實業計劃》中的交通開發方面，詳訂了「西北鐵路系統」，主要路線是北方大港至迪化，再到伊犁；從迪化至喀什，于闐。認為此為國民第一需要之鐵路，為必要而刻不容緩之事。還提議建築多條鐵路線以擴張西北鐵路系統，涉及新疆的主要有綏遠烏里雅蘇台科布多線、肅州科布多線、迪化烏蘭固穆線、鎮西庫倫線、焉耆伊犁線、伊犁和闐線、鎮西喀值噶爾線等。孫中山先生的西北開發計劃全面，除鐵路交通外，還主張發展新疆灌溉事業，使用近代機器，開採新疆油田、玉礦，涉及交通、墾殖、資源開發與工業建設方面，內容詳備可考，是近代國人關於開發新疆計劃中最具全局性與長遠性的藍圖。20世紀30年代到40年代的國民政府統治時期的西北開發，即是孫中山的開發西北設想由認識層面逐步轉到實踐層面的推進。謝彬於民國五年（1916）受財政部委託，調查時新疆省、阿爾泰特別區財政，曾專文撰寫《開發新疆計劃書》，涉及農牧商等問題，強調「苟能籌措巨資，興築鐵道，便利交通，組織公司，……新疆富力，必埒全國」，十分重視鐵路建設。

國人認為「欲新省國防臻於安全，首宜發展交通」，而新疆交通除公路建設外，其根本在於鐵路建設，應先以延長隴海鐵路為宜，然後再修築公路以為補助，則對新疆政局和國際形勢均為有益。顧頡剛亦表示新疆若交通便捷，實為利國富邊的有效途徑。

九·一八事變之後，中華民族危機空前嚴峻，國人關於新疆開發的建議伴隨著開發西北的呼聲，不絕於口，主要包括：開闢交通、移民殖邊、開邊實業、興辦教育等方面。這些建議，較之道咸或清末時期的開發新疆建議，其思想構建均更具近代因素，更具有許多參考作用。

近代國人對如何建設新疆，從整頓吏治、興修水利、移民屯墾、修鐵路、振實業等多方面多角度提出了多種建議。這些既有傳統的又有現代化的開發新疆建議，總體上是國人在認識到新疆戰略地位重要，新疆之發展關係到中國未來命運的基礎上而提出來的。雖然限於時代的局限，未能從根本上加以實踐，但其中許多建議具有真知灼見，時至今日，仍有借鑒意義。

五 結 語

近代以來，隨著邊疆危機的加深，國人圍繞新疆的戰略地位，民族與宗教問題的重要性，如何開發新疆等問題展開了多層面的討論。通過這些論爭，新疆「地扼中外咽喉，勢居建瓴」的重要戰略地位，民族與宗教問題複雜，開發新疆對於邊疆穩定、國家繁榮具有長遠意義等層面的問題逐步成為了國人普遍的認識。

以上認識，是與近代中國社會變遷息息相聯的。近代中國處於一個在西方列強的衝擊下而進行的自我圖存、圖強的社會轉型時期，在這一曲折複雜的過程中，關心國是的愛國前驅們或在朝或在野，為國家的興旺發展各抒己見。近代國人對新疆問題的論爭即是這些見解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亦是近代救亡圖存歷史主題的一個體現。

近代國人關於新疆認識的幾個層面，戰略地位的重要性是根本，新疆民族與宗教關係和如何開發新疆等的認識，根源於新疆對國家甚至國際戰略地位的重要性。處理好新疆民族與宗教關係，才能穩定新疆社會，避免新疆外向；開發好新疆，亦是這樣的原因。近代愛國前驅們或從歷史的角度，或從地理位置、民族關係等角度，對新疆的地緣戰略環境、民族與宗教關係、新疆實業發展等層面進行了探索，是民族先驅自強不息的重要體現，是我們今天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點擊展開全文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