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攸關的抉擇：斯大林剛愎自用

撰文：伊恩·克肖

翻譯：顧劍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史上，1940年中至1942年末可謂是至關重要的兩年半。在這段時期，英國決定堅持抗擊德國，德國決定在珍珠港事件後向美國宣戰，希特勒決定消滅歐洲大陸上的猶太人，一系列的決策把歐亞大陸上的兩場互相分隔的戰爭，轉變成一場真正全球化的衝突。儘管在1941年底，戰爭仍有三年多的進程，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局在此時就已經註定了。

《命運攸關的抉擇：1940-1941年間改變世界的十個決策》（後浪·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7月出版）用十個章節的篇幅考察了1940年5月至1941年12月間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英國、美國、蘇聯、德國、義大利和日本等六個主要國家做出的十個互相關聯、具有巨大軍事影響的政治決策。這些決策的制定都受到一系列條件的限制。政治體制、決策機制、意識形態、決策者所能掌握的情報信息、國內輿論、國際環境、決策者的理智與情感……無一不影響著「二戰」中這些決策的形成過程。作者伊恩·克肖充分分析了這些因素在這十個決策中的作用與影響，試圖為讀者還原當時戰場之外看不見的硝煙。

以下文字受權摘自該書第六章《莫斯科，1941年春夏 斯大林的剛愎自用》。

「列寧留給我們偉大的遺產，可我們——他的繼承者——卻他媽的搞得一團糟。」斯大林面對他的手下暴跳如雷。此時正是德軍 6 月 22 日入侵蘇聯，打了蘇聯一個措手不及以後的第六天，斯大林和他的一小群親信匆匆結束視察，走出國防人民委員部。蘇聯政府犯了一個可怕的判斷錯誤，結果德軍以令人窒息的高速在 10 天之內長驅直入 300 英里，第一波攻擊就打死或俘獲了大量的蘇軍士兵，擊毀了數千輛坦克、數千架飛機，而斯大林從未公開承認過自己的判斷錯誤，以上這些話，是他最接近承認錯誤的公開表示。當天和斯大林在一起的有以下這些高級領導人：莫洛托夫（強硬的外交人民委員，當其他同志叫他的綽號「石頭人」的時候，他總愛糾正說，斯大林一直叫他「鐵人」）、馬林科夫（蘇聯共產黨錯綜複雜的官僚機構的大總管）、貝利亞（冷酷無情的國家安全機構首腦）和米高揚（外貿事務專家）。3 不知道這些人對斯大林在破口大罵的時候把他們也包括在分擔責任的小團體裡面是不是高興。莫洛托夫至少是很高興為斯大林分擔責任的，他對斯大林像狗一樣忠誠，即便在斯大林死後很久還是始終如一。如果別人持有不同觀點，那最好還是閉嘴，不要指出大家都心照不宣的事實，那就是斯大林一個人做出了給他的國家帶來巨大災難的關鍵性決策。

雖然來自方方面面的預警不計其數，而且對德國進攻計劃的細節言之鑿鑿，甚至連入侵的日期都指出來了，但斯大林依然置若罔聞。就在進攻開始前 5 天，國家安全人民委員梅爾庫羅夫轉呈給斯大林一份來自蘇聯間諜的情「梅爾庫羅夫同志，你去告訴你在德國空軍總部的那個情報員，就說見鬼去吧。這根本不是情報，這是散布謠言。」這是斯大林在自信滿滿而別人向他提 出不同意見的時候，他典型的粗魯回答。正因為他早先智珠在握，當 6 月22 日凌晨德國發動入侵的消息打破了他的穩瓶的時候，斯大林的震驚和憤怒就越發不可遏制。災難發生後 6 天，他無意中以獨特的方式承認錯誤，雖然把責任推到領導集體頭上，而且用的是粗魯的語言，但畢竟還是默認了一點，那就是原本可以採取不同的政策，而蘇聯領導人做出了錯誤的選擇。

現在回顧起來，斯大林事先得到過一切警告，而且這些警告預示著巨大的災難將降臨到他的國家頭上，他仍然如此剛愎自用，選擇置若罔聞，無所作為，這是整個戰爭中最無法理解的決策失誤。就是這麼一個永遠在懷疑別人的妄想狂，居然被希特勒的虛情假意所蒙蔽，這尤其讓人難以理解。如果斯大林做出其他選擇的話，歷史的走向肯定會為之改變。但斯大林有哪些其他的選擇呢？仔細分析起來，其他的選擇在當時來說，也並不那麼顯而易見。斯大林對此所做出的命運攸關的抉擇，不能簡單地歸因於他難以置信的盲目，或者固執己見的愚蠢。我們將對這個故事加以仔細的分析，先從蘇聯政府體系如何做出決策和蘇聯如何進行統治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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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希特勒在 1939 年 9 月 1 日入侵波蘭，拉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帷幕之時，斯大林將要度過他的 60 歲生日，他在蘇聯執政早已超過 10 年了。

希特勒奪取權力的日子非常清楚，他是在 1933 年 1 月份一系列戲劇性的事件之後當上德國總理的。與此相比，很難用某一個時刻或者某一次事件來明確標示斯大林掌權的時間。斯大林的掌權過程是緩慢的，但卻是無情的，他從列寧手下一群布爾什維克政權的領導人之一，按照蘇聯的統治方式逐漸上升為不容挑戰的權威。

希特勒的統治基於這樣一種信條：整個國家要服從於一個永遠正確、不可觸動的「偉大領袖」。但是蘇聯的情況與德國不同，因為這和建立蘇聯所遵循的集體領導原則背道而馳。雖然列寧本人的權威從未遭到過挑戰，但他還是遵循了集體領導原則。黨內經常會對重要的政策問題進行激烈的辯論，列寧在建立政權最初的那些年裡也樂於接受這種爭論。在 1924 年列寧逝世之後，斯大林經過嚴酷的黨內權力鬥爭，才建立起自己的權威。在這個權力鬥爭過程當中，關鍵的因素是他掌握了黨的書記處和行政機構。在 1928 年底開始計劃，1929 年春正式執行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蘇聯強制執行農業集體化和重工業發展；在這些年裡，斯大林的地位只是平等的幾位領袖中的首席。集體領導仍然是國家制度的指導原則。1929 年初，有 3 名政治局領導人指責斯大林專權，有些決定按照慣例應該由黨的中央 「反對把集體領導變 為個人領導。」他們行動得太晚了。斯大林已經掌控了權力機構和所有的實權，他也沒放過那些反對過他的人。

5 年以後，深受愛戴的列寧格勒的黨委書記基洛夫被刺，這成為斯大林集權道路上另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有傳言說斯大林是這次謀殺的幕後黑手，這一點從未證實。他可能和這樁陰謀無關。但是基洛夫被很多人視為黨的領導人的有力競爭者，基洛夫被消滅，斯大林肯定是主要受益者。基洛夫的被刺加劇了斯大林對身邊所有人病態的不信任感，他害怕周圍有人會刺殺自己。這次刺殺標誌著對所有被懷疑為反對斯大林的人的大清洗已經開始。大清洗的確起了作用，後來再也沒有針對斯大林的謀殺企圖，對希特勒的謀殺企圖後來倒是有不止一次。很快，席捲整個蘇聯的恐怖浪潮變得無法遏制。斯大林對別人的懷疑通常沒有任何理由，但卻是無法控制的。這種病態的懷疑引發了規模巨大而殘忍的清洗，不僅除掉了列寧時代的老同志和主要的布爾什維克領導人，而且蔓延到全黨的各個階層，更消滅了紅軍的大批高級將領，導致的後果不但嚴重，而且持久。在這個過程中，斯大林本人的權力得到極大加強。

這場清洗被恰如其分地稱為「大恐怖」，是自上而下開始的。在 1937年至 1938 年間，斯大林本人批准了 383 份清洗名單，總共涉及黨和政府、軍隊、情報機關以及其他政府機構的44000 名被害者。這僅僅是在大清洗中遭受迫害的所有犧牲品中的滄海一粟而已。因為斯大林要為他對政權的唯一繼承權掃除其他競爭者，黨內領導層曾追隨列寧的老資格成員是第一批被清洗的對象。有報道說，斯大林說過，現在是「清除我們的敵人的時候了，他們滲透進了軍隊，進了機關，甚至進了克里姆林宮」。同時，大清洗也意味著在全黨和全國範圍內的各個級別上，產生全新的領導幹部隊伍。所以大清洗絕對不缺乏幫凶，無論是出於個人野心，還是出於意識形態上的認同，還是兩者兼有，全黨的各級黨員都會有人樂於誣陷老同志，甚至是朋友和家人，把他們出賣給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的秘密警察任意處置。

內務人民委員部是斯大林控制蘇聯政權的主要機構，擁有特殊地位。它的首腦只對斯大林個人負責。這個機構的工作和它對領袖的忠誠受到慷慨的物質獎勵，但是當它組織內部蔓延的腐敗和犯罪活動被揭露出來的時候，也會受到嚴厲的懲罰。1937 年 7 月，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向政治局提出清洗計劃，並要求巨額預算。這個計劃要處決 75000 人，把 22 萬 5000人送進勞改營。政治局批准了這個計劃，可它只是為大清洗提供了最低限度的框架而已。大清洗一旦開始，就獲得了自己的動能，無法停止。黨內所有的那些小人全都獲得了把「國家敵人」清除掉的許可，他們瘋狂迫害自己所能迫害的一切人，而內務人民委員部的特工也忙於達到迫害指標。在 1937 年至 1938 年間，將近 70 萬人被處決，150 多萬人被逮捕。

黨的幹部隊伍很快完全換了一批新人，這批人全都是斯大林份子。但是，大清洗對紅軍造成的災難影響更為深遠。軍內清洗的目的和全國大清洗是一樣的，旨在消滅所有真正的或者想像中的反對者，把軍隊變成對政治領導唯命是從的工具。黨的新幹部隊伍雖然比較容易訓練，但軍隊所需要的軍事素質和技術能力卻不是一夜之間就能被替代得了的。這些領域的損失極為慘重。在 1937 年至 1938 年間被逮捕或者開除軍籍的 34301名軍官當中，大約 30% 在1940 年以前都官復原職了。但是有 22705 名軍官被槍決或者失蹤。 在對紅軍的「斬首行動」中，高級軍官的損失尤其慘重。 在 101 名最高級將領當中，91 人被逮捕，80 人被槍決，其中有5 位 蘇聯元帥中的 3 位（蘇聯的最高軍銜），4 位一級集團軍級將領中的 3 位， 所有的軍區司令員，幾乎所有的師級將領，所有的空軍司令員和兩位海軍 上將。16大多數人的罪名都是空穴來風，是莫須有的反蘇聯活動。

斯大林沒有忘記自己掌權過程中經過的權力鬥爭，也很清楚他的個人統治違反了集體領導的原則，因此在整個 30 年代，斯大林實際上一直都和其他領導人一起簽署法令（而且經常不簽在第一位），堅持認為「是黨和相應的黨的機關，尤其是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在進行政策的制定與執行」。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以上說法早就是天方夜譚了。 黨的權力機構中央委員會多年前就名存實亡了。列寧時代的中央委員會有46 名正式委員和候補委員。自那時以來，中央委員會的人數大大增加，而開會次數卻越來越少。它實際上已經完全被斯大林控制，成為執行他的意志的工具，為他的權力披上一層合法的外衣。在大清洗達到高潮的 1937 年，中央委員們甚至隨時準備在中央全會上公開出賣同僚，以博取斯大林的青睞。

最著名的受害者是米哈依爾·圖哈切夫斯基元帥。他是蘇聯最傑出的軍事戰略家，倡導並組織建立起一支現代化、經過高度訓練、齊裝滿員、擁有先進技術的軍隊。對他的迫害是最典型的事例，說明軍隊的大清洗到了何種自我毀滅的程度。斯大林超群的記憶力絕不會忘記，在 1920 年波蘭佔領基輔以後，斯大林作為西南方面軍政委沒有能向方面軍司令員圖哈 切夫斯基提供所需的騎兵部隊，由此導致了災難性的後果。直率的圖哈切夫斯基在 30 年代就對一支職業化軍隊應該受多大程度的政治控制問題又和斯大林發生過一場爭論。他在1936 年至 1937 年間短期擔任副國防人民委員，和斯大林的死忠親信、無能的國防人民委員伏羅希洛夫元帥關係極為惡劣。181937 年 5 月，圖哈切夫斯基被捕，經嚴刑拷打供認參與了推翻蘇維埃國家的陰謀活動，並被處決。斯大林指責他是德國間諜，「把我們的作戰計劃，最神聖的機密中的機密出賣給德國國防軍」。斯大林命令把他的妻子、女兒和其他家庭成員要麼處決，要麼發配去勞改營。

要想從這麼一場精心策劃、嚴密組織的對軍隊領導層的大清洗當中恢復過來，絕不可能是一時半刻的事情。在 1938 年到 1939 年歐洲戰雲密 布的時候，有人聽到斯大林詢問掌管國防事務的伏羅希洛夫，還有沒有剩下勝任指揮哪怕是一個師的軍官。前一年秋天，蘇聯制訂過一份軍隊重組的計劃，預期直到 1942 年底蘇軍都不可能做好作戰準備。1939 年到 1940 年蘇聯和芬蘭之間的「冬季戰爭」是令蘇軍蒙受羞辱的戰爭，它充分揭露了軍隊的弱點。在 1941 年夏天德國發動「巴巴羅薩」行動的時候，蘇軍 75% 的戰場指揮官和 70% 的政委在當時的崗位上還沒待滿一年。在各級指揮崗位上的人員缺乏經驗的現象是大清洗的直接後果。

黨內外無數的蘇聯公民支持並積极參与了大清洗，相信這是清除「內部敵人」的必要手段。大清洗不但沒有削弱斯大林的統治基礎，反而加強了它，雖然大多數蘇聯人不是發自內心地支持斯大林，而是出於對偉大領袖的恐懼和害怕。如果說在德國，群眾的支持是希特勒權力的主要支柱的話，那麼在蘇聯，恐懼對每一個個人都是潛在的威脅，無論這個人的地位有多高，他都遭受到這種朝不保夕的恐懼的折磨。

政治局在名義上是中央委員會的下屬機構，在理論上是黨的決策核心，大約有 15 名成員。它在 20 年代每周都開會，到 30 年代末，開會的頻率逐漸降低，雖然政治局委員的人數基本上還是維持不變。1930 年到1934 年間政治局開過153 次會，1934 年到 1939 年間只開過 69 次會，以後3 年總共只開了三十幾次政治局會議。政治局的某些功能交給了相應的下屬委員會或者人民委員部。在 1937 年大清洗之前，斯大林就已經開始 削弱政治局主要成員的權力，把他們派往遠離莫斯科的地區工作，進一步把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政治局的權力日益萎縮。斯大林更多地倚靠按照自己的意志在政治局成員當中臨時組建的小集團來行使權力。在 30 年代後期，政治局正式會議召開的次數益愈減少，1938 年只開過 6 次正式會議，1939 年和1940 年分別開過 2 次。 這個時期政治局成員的非正式會議常常是在斯大林和不同的委員之間，在斯大林的別墅吃飯酗酒的時候召開的。到開戰的時候，基本上所有斯大林想要和他最信任的親信討論的事務——他們稱為「具體事務」——尤其是當時最急迫最緊要的外交政策事務，基本上都由 5 名政治局委員會商決定，他們是斯大林、莫洛托夫、馬林科夫、貝利亞和米高揚。29 在這 5 個人里，誰的意見能夠一錘定音是 顯而易見的。

在戰前的幾年當中，和革命剛剛勝利在列寧領導下的時期相比，黨的 組織機構日益完善，越來越多地干預政府機構的運作。列寧最重要的權力基礎是他擔任了人民委員會主席的職務，基本上相當於政府總理。斯大林從 1929 年起就已經是蘇聯最高領導人，但是他直到 1941 年才出任這一職務（1941 年以後的戰爭歲月里，國家政府的職能大大加強了）。從 1930 年到 1941 年，莫洛托夫是人民委員會主席。無論他自己還是別人都把他看作是斯大林的附庸，因此，誰是權力的真正擁有者自然不言而喻。黨和政府的機構在各個層面上都錯綜複雜、盤根錯節，但兩者的關係基本上是黨控制了政府。黨、政府、軍隊和安全機構等組織全都高度中央集權化，而斯大林控制了黨，就把權力都握在自己的手中。

因為斯大林的權力一再擴張，他所有部屬的權位甚至生命都依賴斯大林個人的賞識和恩典。因此即便在黨和政府的最高層也存在著對他個人阿諛奉承、溜須拍馬的現象，並最終必然發展到個人崇拜的程度，這種個人崇拜在戰時和戰後的幾年發展到頂峰。在戰爭爆發的時候，已經普遍存在著把斯大林描繪成一個超人的現象。那些軍隊官僚和黨員幹部——那些 各省的「小斯大林」與黨內寄生蟲們——如果拒絕執行「偉大領袖、偉大導師、偉大戰友斯大林同志」的個人意志，將面臨可怕的後果。出於恐懼，也出於對領袖表忠心的獎賞，加入個人崇拜大合唱的幹部自然越來越多。在政權的最高層也是一樣。恐懼和依賴導致了服從和恭順。斯大林對權力異常敏感，精於算計，無論對敵人還是身邊的人，都經常試探他們性格當中的弱點和堅韌性，喜歡讓這些人互相內鬥，喜歡利用他們性格上的弱點或者政治上的污點。雖然斯大林本人疑心極重，但其實 1937 年的大清洗 保證了斯大林的地位不可動搖，權威無法挑戰。大清洗也極大地降低了軍 隊總參謀部和政治領導人打交道時的地位，尤其是削弱了軍方挑戰斯大林權威的能力。除此之外，大清洗的另一個重災區在外交人民委員部。1939年 5 月初，莫洛托夫取代李維諾夫出任外交人民委員之後 ，在外交人民委員部的工作人員中進行了大清洗，不僅損失了大量有經驗的外交人員，而且在這樣一個歷史關鍵時刻，正需要謀略來謀劃蘇聯的對外政策的時候，外交人員的職業判斷被唯命是從所取代。對領袖的個人崇拜同時也意味著恐懼和順從，這不可能形成一個好的政府管理機制。斯大林謹慎、多疑且冷血無情，他的戰戰兢兢的下屬們也就不斷地告訴他那些他們認為他想要 聽到的話，這是導致 1941 年 6 月的災難的重要原因。

所以，在德軍發動「巴巴羅薩行動」之前關鍵的幾個月當中，蘇聯所有重要的決定都出自斯大林一人之手。他有時候和自己小圈子內部不同的人進行討論，這些討論一般都是非正式的，有時候還很冗長。但是那些經常能夠面見斯大林的人互相之間把對方看作競爭對手，所以他們之間不是一條心。他們非常清楚自己的地位不穩，完全依賴斯大林本人的信任，所以他們對斯大林也是無限忠心。這樣根本不可能在他們和斯大林之間形成真正的意見交流。即便是斯大林長期以來最信任的戰友（如果斯大林真的能夠信任什麼人的話）在發表意見的時候也都小心翼翼，生怕自己的意見被斯大林當成批評。斯大林本人在會議上通常都等別人說完了才發表自己的意見。這種做法只能讓那些被迫先發表意見的人更加恐懼。所以斯大林的觀點一定會被其他人所附和。當外來入侵即將發生的時候，這是決策機制的一個弱點，絕非優點。

在 30 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裡，蘇聯領導層一直都專註於斯大林主義革 命和處理革命對內帶來的後果。但外交事務從來沒有被遺忘得太久，尤其在希特勒於 1933 年 1 月被任命為德國總理以後。外交事務持續地對國內建設發揮著重要但是間接的影響。蘇聯共產黨的核心信仰之一就是要讓工人階級的政黨準備好未來和資本主義的決戰，而斯大林和他的同僚們預期這場決戰將在不久的將來來臨。在 1938 年，正當斯大林起勁地消滅他自己軍隊的整個領導層的時候，戰爭突然之間變得近在咫尺了。斯大林比誰都清楚，蘇聯沒有準備好開戰，尤其是人才枯竭的武裝部隊更沒有準備好。但是現在外交事務成了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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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考慮到斯大林極端多疑的個性，那麼 1941 年 6 月蘇聯對德 國的進攻毫無準備這件事就更加難以理解。還有一點，自從 20 年代以來，蘇聯外交政策的核心目標就是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這是俄羅斯傳統的外交思想，只不過在 20 年代以後被披上了一層意識形態的外衣。任何憤世嫉俗的謀略與機會主義的弄權行徑都可以找到意識形態上的借口。有鑒於此，蘇聯就更不應該對德國的進攻毫無防備。

從 1921 年俄國內戰結束以後，蘇共就放棄了原來「輸出布爾什維克 革命，推翻世界資本主義」的目標。從那以後，托洛茨基所主張的革命外交政策逐漸被傳統的外交思想所取代，托洛茨基本人的影響力也在減弱。 在 20 年代中期，蘇聯對外關係的指導思想有兩大主題。一是帝國主義在為爭奪全世界的資源而互相鬥爭，因此戰爭不可避免。戰爭將在帝國主義國家之間進行，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戰那樣，因此對蘇聯的利益和社會主義革命事業是有益無害的。但是帝國主義野心家也肯定會對蘇聯賊心不死，戰爭會直接威脅蘇聯。因此，第二點指導思想就是，社會主義必須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在蘇聯國內建成，而不是期待世界革命（因此 1924年國家名 稱里有「社會主義國家」的字樣），而蘇聯將逐漸強大起來，在帝國主義不斷增長的敵意和貪婪面前變得不可戰勝。

當然，黨沒有完全放棄向其他國家輸出共產主義革命的信仰。建立 於 1919 年的第三國際—也就是共產國際的整個工作就是要利用資本主 義制度的內在危機，為將來的世界共產主義革命做好一切準備。但是這項工作是一個緩慢長期的任務（不過早在 1925 年，斯大林就預言歐洲將在 未來某個時間爆髮長期的大戰，這將會加速世界革命勝利的到來）。32 與此同時，共產國際在其他國家的工作重點一直是為蘇聯的國家利益服務的， 因為蘇聯是唯一的社會主義革命已經獲得了勝利，並為未來的社會創造出一個新的框架的國家。在可以預見的將來，蘇聯和帝國主義大國相比，在軍事上和經濟上仍然是虛弱的。認識到這一點，就要求蘇聯必須迅速增強其軍事和經濟實力，同時在國際關係方面採取務實靈活的方針政策。蘇聯和資本主義國家無論在意識形態方面有多麼實質的分歧，都必須在「和平共處」的基礎上在很長的一段時期內進行合作。這樣蘇聯才能和資本主義國家之間進行最大限度的貿易和經濟往來，儘管兩者在政治上還是互相敵對的。

以上思想具體落實到外交政策上，就是蘇聯必須打破自從 1917 年布 爾什維克革命以來所處的孤立狀態。蘇聯在這個問題上做得非常成功。僅僅在 1924 年至 1925 年間，蘇聯就與 13 個國家正式建交。蘇聯和很多其他 國家，尤其是它的鄰國建立了友好關係。到 20 年代末，在列強裡面，只有美國還拒絕承認蘇聯。資本主義世界並沒有出現針對蘇聯組建攻守同盟 的跡象。同時，蘇聯和主要歐洲國家簽訂了很多雙邊貿易協議。

德國在蘇聯戰後對外關係當中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因為 1922 年的《拉帕羅條約》修補了俄國革命之後兩國關係的裂痕，為兩國進行經濟合作與秘密的軍事合作打下良好的基礎，這種合作一直持續到 11 年之後希 特勒上台為止。布爾什維克政權經過了嚴酷的國內戰爭才最終建立起來，而德國的自由民主黨政權在建立之初也不得不度過好幾次危機，它們之間在意識形態上原本不是天然的盟友。但是世界局勢迫使德俄結盟，這樣對 雙方都有利。蘇聯想要打破在國際上的孤立狀態，而德國想對嚴厲催促自己繳納戰爭賠款的英法等西方列強顯示，自己還有在東方找到新的盟國這樣一個選擇。從蘇聯這方面，和德國結盟可以防止西方列強像在國內戰爭 中那樣結盟干預蘇聯政局，不過這在實際上早已不可能了。而從德國的觀 點來看，與蘇聯結盟可以防止英法和蘇聯再次結成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那樣的軍事同盟，雖然這種同盟比西方聯手干預蘇聯更加不可能。《拉帕羅 條約》在政治上的象徵意義大於它的實際意義。這個條約在軍事和經濟上的意義更加重要。蘇德兩國都認識到雙邊貿易關係的好處，到 20 年代末， 德國成為蘇聯最重要的貿易夥伴。在軍事方面，《拉帕羅條約》簽訂之後蘇德雙方簽署了秘密軍事協定，使得雙方都能夠繞過戰後國際秩序為兩 國所設的限制。在蘇聯一方，這種限制是指蘇聯的孤立狀態 ；而在德國一 方，是指《凡爾賽和約》加諸德國軍隊的種種限制。有些軍事協定後來一直沒有付諸實施，比如德國容克飛機公司要在蘇聯設立飛機製造廠，還有

雙方合資製造毒氣。但是雙方在互相觀摩軍事演習、化學戰試驗和情報交 流方面的合作進行得非常順利。

到 20 年代末，《拉帕羅條約》逐漸喪失了它的政治意義。雖然德國和蘇聯在 1926 年 4 月於柏林簽署了中立條約，但是在此之前 5 個月簽署的《洛迦諾公約》標誌著德國與英法等西方民主國家的關係有了改善。德國於1926 年加入國聯，標誌著德國徹底走出了戰後的孤立狀態，這大大降低了 4 年前和蘇聯所建立的關係的重要性。但是雙方繼續進行軍事合作。在經濟上，此時蘇聯進入農業大規模集體化的階段，而德國正在經歷最終導致了民主制度死亡與希特勒上台的一系列政治危機，雙方的經濟紐帶反而增強了。1932 年來自德國的進口佔據蘇聯進口總量的一半。

但是在當時，雙方的關係已經開始籠罩上了烏雲。蘇聯國土的兩翼 同時出現了新的威脅。在遠東，1931 年的「九一八事變」之後，蘇聯越來越常聽到宿敵日本國內的軍國主義叫囂。同時在德國，極端仇視布爾 什維克主義的希特勒，已經快要上台了。

納粹掌握德國政權這件事徹底改變了蘇聯外交關係的格局。對戰爭的擔憂成了蘇聯外交政策的主要基調。到 1933 年底，在希特勒的直接干預下，兩國的外交關係趨於冷淡，這反映了德國新政府的反蘇意識形態。

《拉帕羅條約》已死。德國在 1934 年 1 月和波蘭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這 個事件再清楚不過地表現出德國外交政策的重大改變和對蘇聯的新態度。 在德國，無論是保守黨還是共產黨都有很多人認為，希特勒只不過是個夸夸其談的政客，很快就會走下政治舞台，或者至少會向務實的方向調整 自己的政策。共產國際的官方理論一直堅持，希特勒代表了垂死的資本主 義最後的絕望反撲。但是蘇聯領導人以非常嚴肅的態度對待希特勒的威脅。早在 1933 年 3 月，蘇聯政府的官方喉舌《消息報》就評論道：「（德國的）民族社會主義黨制定了反對蘇維埃國家的外交政策。」 一個月以後，蘇聯駐柏林大使館政治參贊謝爾蓋·亞歷山德羅夫斯基從柏林發回報告稱，希特勒未來的外交政策意味著「軍事冒險主義，並將導致反蘇戰爭和干預」。蘇聯的領導人們清楚希特勒在 20 年代中期的著作《我的奮鬥》里寫了些什麼，他們不會輕易就把希特勒的言論當成政治上頭腦發熱的狂言囈語。在 1934 年 1 月 31 日召開的蘇共十七大上，布哈林提到法西斯德 國或者日本帝國主義有可能對蘇聯發動反革命進攻。布哈林本人後來成為斯大林大清洗的受害者之一。布哈林在蘇共十七大的講話中從《我的 奮鬥》一書里摘錄了希特勒大量從蘇聯手中奪取土地，為德國獲得生存 空間的言論作為佐證。布哈林得出結論：「因此，希特勒公然叫囂要毀 滅我們的國家。他公開宣稱，德國人民必須拿起武器，從蘇聯手中奪取 他自稱必需的東方土地。」布哈林認為，這樣一個敵人「將會是我們歷史 上最為兇殘的敵人」。

蘇聯的外交政策顯然需要做出重大調整。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主 張和英法等西方民主國家合作，在歐洲建立起共同安全體系。李維諾夫的外長職務在 1939 年被莫洛托夫所取代。1933 年 11 月美國也承認了蘇聯， 1934 年蘇聯加入國聯，並強烈地支持建立一個「國際和平統一戰線」，以對抗來自德國、義大利和日本的侵略威脅。在 1935 年 5 月蘇聯和法國簽 訂互助條約，稍後不久又和捷克斯洛伐克簽訂了類似條約（不過只有在法國首先行動的條件下，蘇聯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互助條約才能生效，而 法國在先前已經和捷克斯洛伐克簽訂了互助條約）。在 1936 年西班牙內戰爆發以後，蘇聯向西班牙共和政府軍提供武器，並且是制裁墨索里尼 的最強支持者 ；1937 年日本全面侵華，蘇聯立即向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提供了援助。

在蘇聯的邏輯中，共同安全體系只能推遲但不能避免帝國主義戰爭。 帝國主義戰爭的爆發肯定會直接或者間接地把蘇聯卷進來。蘇聯認為，未來戰爭很可能是一場世界大戰，由帝國主義國家結盟從東西兩個方向向蘇 聯發動進攻。蘇聯人總是掩藏不住地懷疑西方國家的某些勢力想要通過綏靖政策禍水東引，甚至和納粹德國聯起手來，發動針對蘇維埃國家的反動「東征」。因此，支持共同安全體系只不過是爭取寶貴時間的一種手段。但是，西方列強每一次想要和希特勒達成協議的努力失敗和國聯的共同安 全體系每一次失敗都加深了蘇聯對西方國家的疑慮。當西方在1938 年向 希特勒的擴張主義屈膝投降的時候，蘇聯在國際上的孤立地位又一次明顯地暴露了出來。李維諾夫本人在當年 10 月份公開承認，「國聯和共同安全體系已經死亡。國際關係進入到了一個新的強權主義、野蠻和暴力至上的時代」。

當西方民主國家的弱點暴露無遺的時候，蘇聯對被迫捲入一場毫無准 備卻不可避免的戰爭的恐懼也被無限放大了。在 1938 年夏季發生蘇台德危機的時候，蘇聯進行了國內部分動員，聲明準備為保衛捷克斯洛伐克免 受侵略而戰。這種自告奮勇在實際上肯定不會被接受，因為蘇聯要進行軍事干預，必須先讓部隊通過波蘭和羅馬尼亞領土，而波蘭肯定不會答應， 羅馬尼亞拖到很晚才給予有保留的批准並附加了嚴苛的限制條件。無論如 何，如前所述，紅軍在前一年的大清洗當中傷筋動骨，它在 1938 年無論 如何不可能做好準備參與一場大戰，這也是很重要的一個因素。紅軍本身的計劃機構估計，要到 1942 年至 1943 年間軍隊才能做好戰鬥準備。而且斯大林非常清楚，只有在法國準備履行它對捷克斯洛伐克的條約義務的前提下，蘇聯才有可能對捷克斯洛伐克的形勢進行軍事干預。在整個夏季， 法國和英國綁在一起，而張伯倫使盡渾身解數想和希特勒達成妥協，因此蘇聯不可能讓紅軍真的投入戰鬥。再加上西方對蘇聯一直極其厭惡，也不 可能讓紅軍卷進來。最終，英法向希特勒的勒索屈膝投降，和德國合謀在 1938 年 9 月 29 日至 30 日召開的慕尼黑會議上肢解了捷克斯洛伐克。以上 這一切在蘇聯眼裡只有一個含義 ：戰爭正在臨近，而蘇聯不可能從西方得 到任何幫助。

1939 年 8 月蘇德簽訂了令全世界震驚的臭名昭著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以上這些考慮就是蘇聯方面簽訂這個條約背後的基本邏輯。在 1939年 3 月 10 日，斯大林在黨的十八大上做的報告指出，當英法拒絕對希特勒採取共同的直接敵對行動以後，集體安全體系已經宣告破產，「新的帝國主義戰爭」成為越來越嚴重的危險。斯大林在報告的結尾聲稱，戰爭販子們慣於讓他人為他們火中取栗，而蘇聯絕不會被捲入這樣一場衝突之中。斯大林的講話指出，蘇聯對西方民主國家不敢和希特勒鬥爭的失 望和蘇聯對西方國家動機的懷疑相輔相成。克里姆林宮總是懷疑西方國家 希望蘇聯和德國打一仗，甚至會支持德國進攻蘇聯。

斯大林講話之後 5 天，希特勒佔領了捷克斯洛伐克剩餘的國土。這個事件最終引發了英法的行動，他們對波蘭以及之後的希臘和羅馬尼亞的領土完整做出了保證。但是蘇聯拒絕英法提出的結盟條約，這個條約要求在 英法主動進攻德國的時候蘇聯出兵協助，在此之後英法才能向蘇聯提供 援助。蘇聯則向英法提出了完全不同的建議 ：三國簽訂攻守同盟，無 論德國進攻三國中任何一個國家，其他國家都應給予全力援助。但是 英法對此並不積極。反蘇情緒和對蘇聯軍事能力的輕蔑，仍在英法兩國 佔主導地位。另一方面，西方拖拖拉拉的答覆證實了他們一貫的「禍水 東引」政策。所以，用戰爭以外的手段制止希特勒的最後一線希望也破 滅了。西方民主國家一直拖延到1939 年 8 月 23 日，《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簽署把國際外交界震驚得目瞪口呆。

其實，這個條約已經秘密醞釀了好幾個月了。兩國之間的談判始於經濟方面的接觸。在希特勒掌權以後，儘管兩國的外交關係惡化，納粹領導人又不斷高調發出反蘇言論，但是兩國的經濟關係並未中斷。蘇聯在 1935 年至 1936 年間主動提出改善蘇德經濟聯繫的倡議，並以經濟為依託， 和德國保持某種政治上的接觸。但是德國沒有回應。德國拒絕了蘇聯通過新的信貸安排從德國購買武器的申請。有人曾經希望納粹政府的高層有人對蘇聯的敵意輕一些，或許可能減輕希特勒強烈的反蘇政策。這個希望也 很快就破滅了。到 1937 年初，蘇德關係降到了歷史最低點，並一直持續 到 1939 年春季。此時經濟接觸又一次成了試圖建立政治關係的基礎，而這一次的嘗試獲得了令人驚訝的成功。

因為這次不僅蘇聯，就連德國也想改善雙方關係。而且隨著夏天的 消逝，德國方面的興趣變得越來越明顯和急切，因為德國認識到這次進攻波蘭的計劃很可能導致和西方民主國家之間爆發全面戰爭。和蘇聯結盟可 以一舉數得，既防止產生一個反對德國的「大同盟」（1914 年戰局的重現）， 還能威懾英國讓它不敢幹涉波蘭戰局 ；這樣，波蘭就任憑強大的德軍宰割了。德國外長里賓特洛甫長期以來就熱心於此舉，而希特勒一開始有所猶 豫。從蘇聯的角度來說，如果能和德國改善關係，至少能使蘇聯獲得經濟 上的好處，而國家的工業化進程，尤其是軍工企業非常需要德國的產品。從德國進口的工業品從 1932 年佔據蘇聯進口總量的 46% 驟降到 1938 年的4.7%。斯大林本人對蘇德貿易能給軍備帶來的好處也有極大的興趣。 但是蘇聯想和德國改善關係的動機遠遠不止於獲得經濟利益這麼簡單。 蘇聯領導人們（不止斯大林一個人）完全清楚共同安全體系已經瓦解了，他們對西方列強的政治目的充滿懷疑，對來自東方的日本威脅憂心忡忡， 而且堅信在未來的某個時間，德國終將對蘇聯直接發動進攻，因此亟須 爭取備戰的時間。出於以上種種理由，蘇聯和納粹德國達成政治諒解越來越有利。斯大林和希特勒一樣，經過長時間猶豫，最終在 8 月份邁出了 決定性的一步。

在春天的貿易談判中，雙方互相懷疑，談判的基調很不友好；而到了秋天，它變成了通向政治諒解的積極步伐，這種政治諒解還伴隨著兩國對於對方領土要求的互相理解。英法兩國在春夏兩季對蘇聯所提出的共同 防禦條約的建議一直拖延著不答覆，這令莫洛托夫更加相信，他是在和「騙 子」打交道 ，這也給斯大林本來的多疑性格火上澆油。巴黎和倫敦都沒 有派出身居高位的部長或大臣，沒有賦予談判代表全權，而是派出了規格很低的代表團，他們每一步都閃爍其詞，也無權做出任何有效的承諾，這 被蘇聯視為對談判不認真，缺乏嚴肅的態度。8 月中旬，波蘭危機已經發展到了最緊要的關頭，蘇聯認識到希特勒隨時可能出兵進攻波蘭 ，很明顯蘇聯不可能從西方那裡得到任何幫助，因此必須採取備用方案。

在蘇聯中止和英國代表的談判的時候，斯大林已經告訴希特勒他准 備好儘快與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了。574 天以後的 8 月 23 日，里賓特洛甫抵達莫斯科，一次歷史上最為臭名昭著的外交行動很快就完成了。它對雙方都有利。希特勒在伯希特斯加登附近的阿爾卑斯山別墅里聽到外交上的最新進展，高興得一拍大腿。在莫斯科郊外別墅里的斯大林同樣興高采烈。但是他對德國並不抱有任何幻想。時任政治局委員和烏克蘭黨委書 記的赫魯曉夫後來回憶，斯大林那天晚上在餐桌上對和他一起共進晚餐的政治局委員們說 ：「這當然是個遊戲，就看誰能騙得過誰了。我看得穿希 特勒在玩什麼把戲，他以為他能騙過我。實際上是我耍了他。因為這個條約，戰爭會晚一些降臨到我們頭上，我們可以保持中立，保存實力。」

蘇聯和德國政府代表了意識形態上的兩極，斯大林粗魯地形容為「一直起勁地互相往對方頭上扣屎盆子」，這次兩國通過互不侵犯條約聯繫 到了一起。條約的秘密條款把波羅的海劃分為蘇聯的勢力範圍，在波蘭領 土正中央划了一條分界線，分界線以西歸德國。克里姆林宮唯一考慮的就是蘇聯的利益和安全，這是一以貫之的。這次的交易雖然無恥，現在看來 卻在可以預見的將來為蘇聯提供了安全保障。斯大林知道他將在波羅的海 地區獲得安全的邊界。最重要的是，他使蘇聯避開了來自德國迫在眉睫的威脅，爭取到了寶貴的時間。他必須利用這寶貴的時間讓紅軍備戰。在和 希特勒簽署條約之前，斯大林曾經讀過《我的奮鬥》的片段。他在德國需 要從蘇聯那裡獲得東方的新生存空間的那些段落下面划了重點線。他知道未來等著他的是什麼。但是他認為蘇聯至少還有 3 年時間為此做準備。 到1942 年底，紅軍應該準備好了和德國攤牌。在這段中間時間裡，蘇聯將在物質上和領土上從這個以前的終極敵人那裡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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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領導人有理由對他們國家和納粹德國之間建立新友誼的最初那幾個月的成果感到滿意。在兩國條約簽訂的前夕，1939 年 8 月 19 日蘇德還簽署了雙邊貿易協定，根據這個協定，蘇德之間的雙邊貿易迅速從 30 年代末的最低點，恢復到希特勒上台之前的水平。這個協定在 1940 年 2 月進行了補充，並在1941 年 1 月進行過重新談判以制定新的交貨時間表。德國從蘇聯得到了數百萬噸的穀物、木材和石油產品，還有數萬噸稀有元素錳和鉻。蘇聯得到了機械、建築設備、化工產品和其他製造業產品。德國從經濟交流中得到的好處更多。蘇聯基本上按時交貨，而德國方面在交付製造業產品的時候經常有延誤現象。而且德國仍然基本上不提供蘇聯所要求購買的軍火武器。不過對蘇聯來說，貿易在雙邊協定里只是次要的部分，主要的收穫是安全。在這方面，蘇德合作的第一階段碩果累累。莫洛托夫在 1940 年 3 月底向最高蘇維埃做的報告里宣稱 ：「我們在保衛國家安 全方面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蘇德條約，特別是它的秘密條款，除了讓蘇聯得以置身於歐洲戰事之外，對蘇聯的另一個主要好處是打開了領土擴張之門。蘇聯領土擴張的主要目的是保衛國家安全，這一點和納粹德國不同，當然被蘇聯佔領的土 地上的人民所遭受的苦難和被德國佔領的土地上的人們是一樣的。蘇聯在 1939 年 9 月中旬佔領了波蘭東部，這是蘇聯所採取的在西部邊境建立緩衝地帶的一系列步驟中的第一步。在月底之前，里賓特洛甫就再次來到莫斯 科，和蘇聯簽署了《蘇德邊界與友好條約》，同意把立陶宛劃入蘇聯勢力 範圍，以換取蘇聯佔領的波蘭中部。除了立陶宛以外，以後的數周內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共和國也被迫向蘇聯屈服，接受蘇聯在他們的領土上駐 軍。但是芬蘭沒有向蘇聯屈服。秋天蘇聯向芬蘭人施加壓力，想迫使芬 蘭割讓土地，以加強蘇聯的北部邊境防禦。這些壓力沒有使芬蘭人退縮，反而引起了反抗，到 11 月底演變成了全面的戰爭。兩國在嚴冬打的這場 殘酷的戰爭確保了芬蘭的獨立。到 1940 年 3 月份芬蘭人求和的時候，20 萬蘇軍士兵陣亡。紅軍在戰爭中出動了百萬大軍，卻被小小的芬蘭軍隊所 羞辱。「冬季戰爭」的後果之一是德國和世界上許多國家都嚴重低估了蘇 軍的戰鬥潛力。

在歐洲戰爭的這個最初階段，斯大林希望納粹德國和西方民主國家 進入僵持階段，打得兩敗俱傷。他擔心雙方在某個階段會握手言和，聯手對付蘇聯。64 這個希望在 1940 年五六月份被德軍進攻的神速打破了。同時，這也增加了斯大林的擔心。

法國的迅速崩潰讓蘇聯領導層完全措手不及。所有的計劃都被迫相應改變。整個西歐除了英國以外全都匍匐在希特勒腳下。（英國在被德國征服之前又能堅持多久？或者，英國會像蘇聯長期以來所預料的那樣，向德國投降並加入德國一邊對蘇聯作戰？）蘇聯的處境比從前任何時候都危險。斯大林立即就認清了整個形勢。當法國被打敗的消息傳來的時候，赫魯曉夫正和斯大林在一起。他後來回憶斯大林的反應，說：「他明顯對於我軍抵抗德國人的能力完全失去了信心。在希特勒粉碎了法軍的抵抗佔領巴黎之後，他好像是絕望地舉手投降了……他說了一連串俄羅斯國罵，聲 稱希特勒肯定會把我們打得屁滾尿流。」

芬蘭戰爭非常明顯地暴露了紅軍完全沒有準備好應對戰爭的威脅。在冬季戰爭的災難結束以後，蘇聯採取了步驟儘可能適應新的形勢，大大加快了擴張軍備的步伐。工人比以前更常加班加點工作，以增加武器產量。武裝部隊進行了重組，一些以前被清洗掉的軍官又被召回。下一代的年輕指揮官走上了關鍵的崗位，他們中的一些人在後來的戰爭中嶄露頭角。同時，蘇聯毫不遲疑地終結了波羅的海諸國搖搖欲墜的獨立狀態。 6 月，蘇聯以莫須有的反蘇活動為借口吞併了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和立陶宛三國。這三國被正式合併進蘇聯，以改善蘇聯北部邊境的防禦狀況。 在 1940 年 9 月，蘇聯甚至還制訂了對芬蘭再次發動戰爭的計劃，但是後來 並未得以實施。

蘇聯在歐洲南部也加強了外交活動，主要是在巴爾幹地區。在法國被 打敗以後，蘇聯領導人認為英國可能很快也會被迫跟德國和談。蘇聯必須在德國主宰整個西歐和中歐的形勢下，強大到足以保衛自己國家利益。蘇 聯在傳統上從沙皇俄國時代就對巴爾幹半島、黑海和土耳其海峽有領土野心，他們認為德國對這個重要的地區也有同樣的野心，因此必須加強蘇聯對這個地區的影響力，以防止來自南方的入侵。而且英國在這個地區也有戰略利益，一旦英國和德國在和平談判中達成某種默契，就會對蘇聯造成 極大的威脅。蘇聯迫切需要在多瑙河盆地跟巴爾幹半島地區擴張它的控制範圍，這表現在蘇聯於 7 月吞併了比薩拉比亞和北布科維納地區。比薩拉 比亞在革命之前曾經是俄國領土，1919 年割讓給了羅馬尼亞，而北布科 維納在歷史上一直是羅馬尼亞領土，從未屬於俄羅斯。1940年夏季，蘇 聯甚至一度希望通過義大利居間調停，把巴爾幹半島拆分為各國的勢力范 圍。這對德國當然是不可接受的，因為德國急於把蘇聯排除在這個戰略上 至關重要的地區之外，尤其是德國特別想控制羅馬尼亞——對德國武裝部 隊來說不可或缺的普洛耶什蒂油田就在羅馬尼亞境內。

德國和義大利在 8 月底對羅馬尼亞和匈牙利的邊界爭端進行了仲裁， 這一行動沒有蘇聯人參與，並把羅馬尼亞直接拉入了德國的勢力範圍。從蘇聯的角度來看，這次仲裁有明顯的反蘇動機，蘇聯宣稱它違反了前一年簽訂的蘇德條約當中，在事關雙方共同利益的事務方面蘇德應該共同協商的條款。德國自然無視蘇聯的抗議，而蘇聯對多瑙河盆地和巴爾幹半島的覬覦也就終結了。在 9 月份，德國軍事「使團」「應邀」進入羅馬尼亞， 當月晚些時候又進入芬蘭，蘇聯的利益明顯受到了威脅。

以上牽涉到蘇德之間利益衝突的領土問題不可避免地在夏秋兩季加 劇了兩國之間的緊張狀態。9月 27 日，德意日三國簽署了同盟條約，雖然 這個條約主要針對的是美國而不是蘇聯，但因為日本是蘇聯在東部最危險的敵人，這個條約進一步加劇了蘇德之間的緊張態勢。10 月底，墨索里 尼發動了對希臘的入侵。它雖然以義大利的災難結尾，但卻引爆了巴爾幹火藥桶，導致英國干預，之後肯定會導致德國直接捲入這個敏感的地區，而德國的干涉肯定會為之前幾周在蘇德之間劍拔弩張的緊張關係火上澆 油。這就是 11 月 12 日莫洛托夫應里賓特洛甫之邀訪問柏林，和帝國外交 部長及希特勒本人進行會談的國際背景。

會談進行得非常糟糕。里賓特洛甫想要說服蘇聯加入三國軸心同盟， 成為他所謂「歐亞板塊」的一部分，在德國、義大利、日本和蘇聯之間劃 分全世界的勢力範圍。他鼓勵莫洛托夫讓蘇聯向波斯灣、中東和印度方向 擴張。希特勒最想做的是試探蘇聯的真實戰略目的。但是莫洛托夫對細節問題的堅持使他看上去像個迂腐的小學校長，希特勒對此越來越不耐煩。 雙方的會談只是加強了希特勒對蘇聯的負面看法，也許希特勒本來就是在下意識地為這種負面看法尋找依據而已。

莫洛托夫和斯大林詳細討論了德國之行的議程。此行的目的非常具體 和直接，就是想要解決在最近幾個月里導致蘇德關係緊張的一系列問題。芬蘭、羅馬尼亞和巴爾幹半島都是特別敏感的區域；在這些問題上，蘇聯 感到自己有抱怨的理由。但是雙方沒有找到任何解決方案。互相的不信任 和潛藏的敵意讓談判擱淺。希特勒認為，蘇德直接的利益衝突永遠不可能 和平解決。雙方的衝突不可避免。希特勒把莫洛托夫的來訪看作是又一個發動從 7 月就在計劃之中的對蘇聯的進攻已刻不容緩的理由。我們已經看到，希特勒在 12 月中旬發布了軍事指令，把入侵日期定在來年春天。 從蘇聯這一方的觀點來看，這次會談既沒有任何成果，也沒有改變任何事情，沒有任何重要的意義。

莫洛托夫回到莫斯科的時候當然會為一無所成而感到失望。蘇聯的首腦們尤其對德國在羅馬尼亞和芬蘭的行動感 到憤怒，他們認為德國嚴重違反了蘇德協定。他們在巴爾幹半島——尤 其是在羅馬尼亞被德國人欺騙了。從 7 月份開始，甚至在希特勒向手下將領披露明年入侵蘇聯的目標之前，蘇聯高效的情報機關就已經給莫斯科陸 續送來報告，指出德國正在準備進行對蘇戰爭，德軍正向蘇德邊境的東普 魯士大規模集結。 但是無論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對德國的長期目標抱有什麼樣的懷疑，這兩個決定蘇聯對外政策的關鍵人物都沒有想到在最近的將 來會爆發戰爭。他們現在比以往更加急於爭取時間，因此主要的目標是維 持 1939 年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他們在這個問題上別無選擇，這部分 是由於德國在歐洲大部分地區建立霸權的速度太快了，蘇聯來不及做出反應。另一部分原因是蘇聯咎由自取：紅軍在兩年之內都無法準備好進行一 場大規模戰爭，紅軍的可悲狀態限制了蘇聯政府的選擇餘地。斯大林本人 應對此負主要責任，因為他 3 年前對紅軍發動的大清洗清除了大量有經驗 有能力的紅軍將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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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 1 月 1 日，蘇聯武裝力量有 1605520 人，其中陸軍佔四分之三

弱。這和斯大林計划到 1942 年底軍隊完成全面備戰時的目標人數相差不遠。但是歐洲戰事一開，形勢的迅速變化使得這個計劃很快過時了。蘇 聯佔領波蘭東部後，尤其是蘇芬戰爭期間，蘇聯動員了大量後備役人員入 伍，把軍隊員額擴充至接近 200 萬人。但是難以理解的是，蘇芬戰爭結束 之後，大約 70 萬後備役軍人退伍，因為政治局下令大多數部隊轉入和平編製。德國在法國取得勝利後，蘇聯才停止了複員行動，重新開始全力擴 充軍隊數量。

但是大清洗之後軍事指揮方面所缺乏的經驗和技能卻很難迅速得到 補充。在大清洗時期被逮捕的大約 4000 名軍官被釋放，重新走上各級領 導崗位。但是在德國進攻開始之前，那些新上任的數以千計的高級軍官根本沒有時間來獲得必不可少的軍事經驗。 蘇軍在軍隊組織結構上也有弱 點，而且在芬蘭戰爭中，這些弱點暴露無遺。武裝部隊各個軍種的現代化武器裝備嚴重不足。儘管當年夏天希特勒在西方勝利以後，蘇聯開足馬力 生產武器裝備，但是軍事工業仍然難以滿足軍備需求。當希特勒發動進攻 的時候，蘇軍仍然存在嚴重的武器短缺問題。斯大林的領導和蘇聯政權的特點是造成以上問題的部分原因。

不管斯大林在言談和外表上如何粗魯，他其實和希特勒一樣，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他卓越的記憶力能讓他對很多事情的細節瞭若指掌。他對軍事事務的理解僅僅處於消息靈通的外行的水平。他缺乏職業軍人的訓練和專業知識。這導致他一方面喜歡憑直覺干預很多細節的事務，比如某一種大炮的型號 ；另一方面，他時常不得不依賴於他手下親信的判斷 力，而他的親信圈子為數寥寥。無論哪種行為都不利於蘇聯的軍備工作。 從 1940 年夏天紅軍開始大規模擴充和重建以後，他經常深夜在他的別墅里聽取紅軍將領的彙報。這些將領也定期向他提交關於軍隊狀況的書面報告。斯大林通過秘密警察首腦貝利亞和其他一些人來監視紅軍將領。但是，既然他很少離開克里姆林宮和他的郊區別墅去視察部隊的真實狀況，他只能聽信別人告訴他的信息。

伏羅希洛夫元帥是斯大林在重要軍事問題上的主要耳目，這一直持續 到 1940 年 5 月，他因為紅軍在芬蘭戰爭中的糟糕表現而被解除了國防人民 委員職務為止。但是斯大林錯誤地信任了伏羅希洛夫。在擴充軍隊的各個急迫的問題上，伏羅希洛夫都是玩忽職守、尸位素餐且完全不稱職的。鐵 木辛哥元帥接替伏羅希洛夫的職務之後，事情有了很大的轉機。但是即便 在那時，斯大林依然傾向於聽信梅赫利斯之流的軍事建議，梅赫利斯曾是黨報《真理報》的總編，在 1940 年擔任紅軍總政治部主任。赫魯曉夫認為梅赫利斯是一個「小人」，對他在軍事問題上對斯大林擁有如此大的影響感到震驚。

如果斯大林在芬蘭戰爭的災難之後還對紅軍的素質存有哪怕一點點 幻想的話，這種幻想很快也被鐵木辛哥在 1940 年 12 月提交的絕密報告打 破了。這份令人絕望的報告指出了蘇聯武裝部隊的嚴重不足。鐵木辛哥在5 月份接掌國防人民委員部之後，對軍隊的現狀進行了全面評估。在此基 礎上提出的這份報告不可能讓斯大林在閱讀的時候產生任何愉悅。這份報告指出，部隊的整個行政和後勤支援體系是不足的，在很多方面是落後於時代的。軍隊的中央行政管理機構如此低能，以至於在鐵木辛哥上任的時候，根本不存在對紅軍員額數量的確切統計數字。同樣令人震驚的事實是， 「當國防 人民委員交接工作的時候，根本沒有可用的戰爭劃；整體的作戰計劃或者部分的作戰計劃全都不存在。」不管是伏羅希洛夫還是總參謀部都沒有制訂針對高級指揮和參謀人員的培訓計劃，也從來不檢查各軍區的作戰訓練情況。在關鍵的幾個軍區，空軍機場嚴重不足。甚至連地圖都不能滿足需要。蘇軍在軍事運輸和通訊方面存在很多缺點。軍隊沒有最新的動員計劃，對 300 萬準備不足的後備役人員也沒有適當的訓練計劃。

鐵木辛哥還對軍事院校不能訓練足夠人數的指揮人才提出批評，這一不足在步兵兵種當中尤其突出。部隊的實戰訓練存在嚴重的缺陷，武器裝備老化過時，無法滿足現代戰爭的需要。和其他國家相比，蘇聯空軍所裝備的飛機尤其老舊，而且特別缺乏訓練有素的人員。摩托化部隊和炮兵在現代武器裝備方面也存在著類似問題。這份報告強調，蘇軍最嚴重的問題之一是缺乏對其他國家軍隊現狀的有組織的系統的情報工作。空防能力無法有效地抵禦來自空中的攻擊。前線的地面防禦準備非常糟糕。總體來說，蘇軍很難說準備好了進行一場大的戰爭，也無法在敵人入侵的時候有效地保衛祖國，更別說發動任何攻勢作戰了。

鐵木辛哥有可能對軍隊的缺點誇大其詞，因為這樣他就把責任推卸給了前任，一定程度上為自己開脫了一部分未來軍隊建設方面所要負的重大責任。即便如此，這份報告也是對武裝部隊現狀的震撼性的描述。這些缺點都不是短時間之內能夠彌補的。要讓紅軍準備好進行大規模戰爭，需要很長的時間。這個事實很大程度上在未來的幾個月內決定性地限制了斯大林做出政治軍事選擇的自由，捆住了他的手腳。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一致認為，唯一的選擇就是盡一切努力，以最快的速度讓武裝部隊為未來不可避免的攤牌做好準備，與此同時，必須盡量避免刺激希特勒，不給他任何發動進攻的借口。

以上兩點考慮基本上就決定了蘇聯在德國發動「巴巴羅薩」攻勢之 前幾個月的政策。在這段時間裡，蘇聯的軍備 的 確 有 了 大幅 度 的 改 善。 1940 年的軍事工業產量比 1939 年高出三分之一。到 1941年，武裝部隊員額大幅度增長到 540 萬人，而 1938 年初整個蘇軍只有 160 萬人。蘇軍主力部署在西部邊境，裝備也有了大幅改善。但是軍隊的士氣和紀律性仍然很差。最新型號的坦克和飛機只佔很少的比例，在生產線上的問題還需要花費很多時間來解決。由於大清洗，軍隊已經在技術和組織方面退步了太多，不是短期能夠彌補的。蘇軍需要更多的準備時間。斯大林認為他還可以爭取到時間。他相信希特勒不會在西方的戰爭徹底結束之前在東線發動攻勢。斯大林認為，當德國人發動入侵的時候，蘇聯紅軍應該已經準備好了迎擊來犯之敵，而莫洛托夫和政治局及軍方的其他高級領導人也和斯大林持有相同的觀點。而在蘇軍完全準備好之前，必須非常謹慎地對待德國，必要的話，還不得不取悅德國。贏得時間是最關鍵的問題，而且是壓倒一切的問題。

德軍巴巴羅薩計劃的進攻路線

在這種極端壓力之下，蘇聯必須重新制定其軍事戰略。圖哈切夫斯基在 20 年代和 30 年代奠定了蘇聯軍事戰略理論的基礎。蘇聯的軍事戰略 致力於建立一支擁有先進武器的現代化陸軍，能夠在防禦中抗擊敵人的首次進攻，然後把防禦迅速轉化為進攻，以「大縱深行動」把戰爭轉移到敵人的國土上去。蘇軍在戰略上並不想打一場持久的防禦戰，而把重點放在擊退敵軍在戰爭初期的進攻之後，立即從空中和地面發動強大的全面攻勢，並由大量裝甲摩托化部隊支持這樣的進攻。這一理論建立在戰爭將如何開始的假設之上：敵方將會有最後通牒，正式宣戰，然後雙方進行很多天甚至好幾周的全面動員（就像 1914 年那樣），之後將進行沿著邊界的前線戰鬥，這樣，「大縱深攻勢」才能得以實施。德軍在西方所進行的閃擊戰——那種突然襲擊、優越的戰術和迅雷不及掩耳的進軍速度——都為蘇軍傳統的戰略理論的可行性蒙上了一層陰影。但是蘇軍總參謀部在 1940 年和 1941 年所進行的戰略計劃只是對圖哈切夫斯基的大縱深理論進行了調整，而不是從根本上進行修正。即使在後來的戰爭英雄朱可夫大將在1941 年 1 月接任總參謀長的時候，蘇軍總參謀部仍然認為蘇軍有能力制止敵人的初期攻勢，然後把防禦轉化為決定性的反攻作戰。總參謀部的整 個戰略計劃就建立在以上理論的基礎之上。

我們知道，在 1940 年 5 月接替伏羅希洛夫的時候，鐵木辛哥對缺乏作戰計劃的現象進行過嚴厲的批評。實際上 1938 年總參謀部在時任總參謀長沙波什尼科夫元帥的領導下制訂了作戰計劃，但是後來歐洲戰爭大大改變了整個形勢，以前的計劃完全過時了。雖然鐵木辛哥對以前的作戰計劃持批評態度，但是後續的作戰計劃基本上延續了沙波什尼科夫的指導思想。

沙波什尼科夫預見到對蘇聯的戰略威脅不僅來自於東方的日本，而 且更大的威脅來自西方的德國和波蘭，還有義大利和波羅的海國家。沙波什尼科夫從抗擊敵方侵略，然後轉入反攻所需要的戰略縱深防禦理論出發，假設敵人在西線有兩種對蘇聯發動進攻的可能性。未來的進攻要麼來自普里皮亞特沼澤地以北的波蘭北部方向，朝著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和明斯克總方向發展，要麼來自普里皮亞特沼澤地以南的波蘭南部，進攻總方向是基輔。沙波什尼科夫仍然死抱著戰前進行國家動員的觀念不放，而這種觀念很快就將被證明完全過時了。他認為敵人從西北方向進攻的可能性 高於西南方向，因為在西北方向，敵人可能在動員開始後第 20天發動進攻，而在西南方向要花費 28 天到 30 天。而他預見蘇聯在總動員之後的第 10 天左右就能很明顯地判斷出敵人的主攻方向，並相應地調動兵力，把防禦重點放在北或南其中一個方向上。

到 1940 年 8 月沙波什尼科夫的總參謀長職務被梅列茨科夫大將接替的時候，他的戰爭計劃需要進行重大修改。波蘭已不復存在，波羅的海的 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和立陶宛三國已經是蘇聯的一部分，芬蘭加入了德國陣營，而德國進一步控制了多瑙河盆地，因此在未來的戰爭中，羅馬尼亞和匈牙利可以被視為德國的盟友。而且義大利已經參戰，軸心國在地中海和巴爾幹半島的力量大大增強了。鐵木辛哥和梅列茨科夫修改了沙波什尼科夫對西北方向更加可能遭受進攻的判斷。他們重新估計了形勢，並在10 月 5 日向斯大林進行彙報。他們預料德國的主攻將來自西南方向。斯大林林同意他們的判斷，他說：「我認為，對德國人來說最重要的東西是得到 烏克蘭的糧食和頓巴斯的煤礦。」當月中旬，總參謀部採納了修改後的作戰計劃，新的計劃預料德軍將從普里皮亞特沼澤地以南發動主要攻勢。而在這種情況下，巴爾幹半島在蘇聯的戰略計劃當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按照修改後的新計劃，紅軍將要「在布列斯特—李托夫斯克以南投入戰鬥，並在戰爭的第一階段就向盧布林和克拉科夫方向，進而向布雷斯勞方向進行有力地打擊，以求在這個階段就切斷德國與巴爾幹國家的聯繫，剝奪敵人最重要的經濟基地，並決定性地影響巴爾幹各國參戰的決策」。對總體戰略形勢的這一新的估計成為蘇聯作戰計劃的指導思想，其地位直到「巴巴羅薩」行動之前從未改變過。

1940年底，在鐵木辛哥關於武裝部隊現狀的令人沮喪的報告之後，斯大林召開軍隊高級將領會議。鐵木辛哥在閉幕式上做了一次講話。鐵木辛哥說 ：「雖然與德國的鬥爭將會是漫長而艱苦的，但是我國擁有奪取最終勝利的一切有利條件。」也許鐵木辛哥認為以上樂觀估計是斯大林想聽到的話。實際上，他的話讓蘇聯獨裁者夜不能寐。而1941年1月上旬進行的兩次圖上作戰演習的結果更加無法使他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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